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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九九一   元旦过 ...

  •   元旦过后,上海又下了一场雪。
      这场雪比恪园那晚的细雪大得多,从腊月十四傍晚开始落,到腊月十五凌晨还没停。苏州河沿岸的棚户区压垮了几间老房子,市政的人天不亮就到场拉警戒线,照片登在当天《新民晚报》的第三版。陆止衡在静安老宅的天井里扫雪,扫到一半停下来,看着井沿上那盆腊梅出神。雪积在花瓣上,蜡黄色的瓣尖托着一小撮白,像谁用指尖蘸了糖霜点在花心上。
      他忽然想起恪园门口那场细雪,想起那个人肩章线上停过的六角形雪花,想起那个人在饭桌上说“蟹壳黄太油”时漫不经心的语气。他把扫帚靠在井沿上,回屋拨了个电话。
      电话是打给秦昭的。
      “帮我查个人。”
      “谁?”
      “江氏集团,明州投资有限公司,江屿白。”
      秦昭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这不是陆止衡第一次让他查人——做地产的,尽调是基本功。但这是第一次在合作意向书还没签之前,让他“查个人”,不是“查公司”。
      “查什么方向?”
      “什么都查。”陆止衡说,“不是尽调。”
      不是尽调。这四个字让秦昭沉默了片刻。他在止衡做了三年合伙人,从没在陆止衡嘴里听到过这句话。
      不是尽调——意思是,我查他不是为了项目。
      是想知道他是谁。
      “行。”秦昭说,“给我几天。”
      几天后秦昭把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放在陆止衡办公桌上。档案袋不厚,但比常规的尽调报告要重得多——不是重量,是分量。秦昭坐下来的动作有点沉,像是肚子里揣了什么不好开口的话。
      “江氏的资料不难查,”秦昭说,“但这个人——你确定你要看?”
      陆止衡拆开档案袋。
      第一页是江屿白的简历: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毕业,进江氏三年,在江氏子公司明州管过两个项目,都没亏。
      第二页是江氏集团的股权结构,复杂得像一张蛛网,大房二房三房的持股比例犬牙交错,江屿白的名字在最底下一行,持股百分之一点二。
      第三页是一份旧报纸的复印件——1980年,苏州警方破获一起特大文物走私案。报道最后一行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据知情人士透露,此屏风系江氏主母之陪嫁,被府中某妾室窃出变卖。”
      陆止衡的目光停在“某妾室”三个字上。
      他继续往下翻。第四页是江屿白母亲的资料,薄薄几行字,像一个潦草的脚注。
      沈吟秋,苏州评弹艺人
      一九七五年被江世昌纳为第四房姨太太
      一九七六年生下一子,取名江屿白。
      一九八〇年被逐出江家,此后再没踏入苏州半步。
      在上海虹口区一家服装厂做女工,住在厂后面的棚户区,一间十平米的房子里。一九九三年冬天因肺结核去世,终年四十岁。
      后面附了一份死亡证明的复印件。死亡地点是上海市虹口区中心医院,家属签字栏是空白的。没有人替她签那个字。
      “他妈妈死的时候,他十七岁。”秦昭的声音忽然压得很低,像这间办公室里有什么东西不该被惊动,“江家的人没去。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没人接。后来是一个邻居小姑娘替他签的字。”
      陆止衡没说话。他把那份死亡证明翻了面,背面是一张旧照片。四寸大小,边角已经泛黄,但保存得很平整,显然被人反复拿出来看过。照片上是一群穿着校服的少年站在领奖台上,横幅上写着“1991年全国高中生物理竞赛颁奖仪式”。两个少年并排站在最前面,一人手里举着一张奖状。
      左边的少年穿白衬衫,笑得灿烂。是十七岁的他自己。
      右边的少年穿着洗到发白的蓝布外套,低着头,看不见脸,只看得到一个安静的、沉默的轮廓。裤腿短了一截,露出一小段脚踝,脚上穿的是一双洗得发灰的回力鞋。
      他记得这张照片。他记得颁奖那天,记得那个少年。
      不是记得那张脸,也不是记得名字——那张脸当时埋得太低,他一直没看清。他记得的是那个人的答题卷。
      那年物理竞赛的最后一道大题,是一道力学综合题,涉及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的复杂联立。
      满分二十分,全国只有两个人拿了满分。
      一个是陆止衡——他的解法干净利落,六个步骤,每个步骤都踩在得分点上。
      另一个是并列第一的江屿白——他用了另一种解法,从一道陆止衡没想过的辅助线切入,绕开了最复杂的积分运算,用最少的步骤抵达了同一个答案。
      竞赛组委会把两份满分答卷贴出来做示范。陆止衡站在公告栏前,把自己的卷子扫了一眼就移开了,然后盯着旁边那张卷子看了很久。那个人的字迹清瘦,笔画收得很紧,每一道辅助线都画得极细极直,像用刀尖在纸上划出来的。最后一步的答句写得最短,只有一行公式和四个字:“由此可证。”
      没有多写一个字,没有“综上所述”,没有“因此可得”。就是“由此可证”——像在说,我证明完了,你爱看不看。
      陆止衡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这个人是谁。他想认识他。他想跟这个人坐下来聊一聊,问他那道辅助线是怎么想出来的,问他为什么最后一句写得那么短,问他穿多大码的鞋——因为他注意到照片上那个人的鞋,回力,洗到发灰,鞋尖有一小片磨破了。
      但颁奖仪式结束之后,他穿过人群去找那个穿蓝布外套的少年,人已经不见了。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不认识。
      那个年代的竞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散场之后各自跟着带队老师走,像一把沙子撒进大海。
      他在北京多待了两天,跟着校领导吃了顿烤鸭,回来之后父亲在静安老宅门口放了一挂鞭炮。
      然后这件事就过去了——不是忘了,是被时间压到了抽屉的最底层。他以为那只是一个偶遇。一个他在十七岁那年遇到的、别人家的天才。
      他以为那个人后来会和他一样——上最好的大学,进最好的公司,在某次行业会议或者土地拍卖会上,两个人重新碰面,握个手,交换名片,聊起当年那道力学题。
      他没有想过那个人会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出现在他面前。他也没想过,这十年的另一头,不是北大清华的阶梯教室,不是陆家嘴的写字楼,是虹口的棚户区、江家老宅最偏僻的西厢房、还有一张家属签字栏空白的死亡证明。
      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极小的钢笔字,字迹清瘦,和他十年前在公告栏上看到的那张答卷一模一样:“1991年,北京。”
      他认得这笔迹。他在恪园的合作意向书上看到过同一个人的签名,只是比当年更硬了。少年时写“由此可证”的那个人,现在写的是“雪是好雪,酒不是”。
      他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秦昭坐在对面,手指在椅子上轻轻敲着,等他说话。
      这个人,”陆止衡终于开口,声音很平稳,“我见过。”
      “我知道你见过,照片上有你——”
      “不是照片上。”陆止衡打断他,“是他这个人。十年前,物理竞赛。他那张卷子贴在我旁边,最后一道大题他用了一种我没想到的辅助线,省了六个步骤。
      我当时想,这个人我得认识一下。我找了他两天。”他把照片翻过来,指了指背面那行字,“这个字,就是当年的字。他没变。
      秦昭愣住了。他认识陆止衡十年,从北大光华到现在,他听过陆止衡评价过无数人——这个人有潜力,这个人靠不住,这个人可以做长期合伙——但他从没听陆止衡评价过一个人的解题思路。那是十七岁才会在意的事。而陆止衡说这些话的时候,像是在说昨天的事。
      “你记了十年?”秦昭问。
      “不是记,”陆止衡把照片放在桌上,手指在边缘轻轻压了一下,“是一直没找到。”
      秦昭沉默了一会儿。他想说“你找他不是因为那道题”——但他没说。他知道陆止衡对人才和对手的嗅觉有多灵敏,但他也知道,陆止衡的抽屉里从没放过任何一张别人的成绩单。那张照片,是这个抽屉里唯一的例外。
      “还有一件事。”秦昭从公文包里又抽出一份文件,薄薄的几页,“这是江氏最近三年的董事会记录,我从侧面的渠道拿到的。江屿白现在在江氏的日子不好过。他大哥江屿东拉了几个外部股东,想在今年春节前的董事会上把他踢出地产板块。他二姐江屿秋在跟董事会闹改选,想把控制权抓到自己手里。他手里只有百分之一点二的股份,跟大房那边不是一个量级的。”
      “他在忍。”陆止衡说。
      “你怎么确定是在忍?”秦昭说,“也可能是在等死。”
      “他不是等死的人。”陆止衡的语气很淡,像是在陈述一个已经被时间验证过的事实,“十年前那道力学题,全国只有两个人拿了满分。他用一种别人想不到的方式,从另一条路走过去。那种人,遇到围堵,不会等死。他会等别人先亮底牌。”
      秦昭看着他。他从陆止衡的语气里听出了一种很陌生的东西——不是投资人对标的的判断,不是合作方对伙伴的评估,而是更深的、更个人的某种确信。像是在说一个他认识了很久的人。
      “这件事,”陆止衡把照片放回档案袋,声音压低了几分,“还有多少人知道。”
      “没多少。江家把他的档案封得很干净,这份是托了政法的关系才调出来的。”
      “别传出去。”
      秦昭看了他一眼,想问你跟这个人到底什么关系——恪园那顿饭你就提了三次,现在又让我翻他老底,翻完了又不让人说。但他认识陆止衡十年,知道什么时候能问,什么时候不该问。
      “知道了。”他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原位。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没回头。“陆总,你当年找他,是为了那道题。这次呢?”
      陆止衡没有回答。
      秦昭没再追问,推门出去了。门合上的声音很轻,像合上一本还没写完的账本。
      办公室里只剩下陆止衡一个人。他把那张照片从档案袋里抽出来,看了很久。然后他拉开右手边最下面那个抽屉,把照片放进去。这个抽屉里只放了三样东西:爷爷陆广生留下的一副老花镜、父亲陆德厚写给他的一封家书、还有一张他和母亲的合影。现在多了一样——一张泛黄的、边角卷起的旧照片,上面有一个低着头的人,和他自己。
      他合上抽屉,拿起电话,拨了江屿白的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
      “江总,我是陆止衡。”
      “陆总。”声音很低,背景有翻纸页的声响,像是在加班。
      “上次在恪园,我说改天请你,”陆止衡靠在椅背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上那只青瓷茶杯的杯沿,“今天兑现。
      茂名南路有一家老馆子,本帮菜,比恪园的点心好。”
      电话那头停了一拍。很短,但陆止衡捕捉到了——那个沉默不是犹豫,是在快速翻什么。
      日程表?心理预期?还是十年前那张公告栏上的满分答卷?
      “好,”江屿白说,“什么时间?”
      “今晚七点。”
      “今晚?”
      “你不方便?”
      “方便。”
      “那七点,茂名南路见。地址我让司机发给你。”
      挂了电话,陆止衡发现自己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了四下——这是他谈成大生意时的习惯性动作。但今天没有大生意,今天只是一顿便饭。他收回手指,拿起外套,在镜子里看了自己一眼。衬衫领子没歪,袖扣是新的,颜色比平时深了一号。他对着镜子停了一秒,然后抬手,把袖扣换回平时用惯的那对白色贝母。不是不重视,是不能太明显。那个人什么都在看。
      他走出办公室的时候,窗外又飘起了细雪。落在延安高架的车流上,落在静安寺的金顶上,落在苏州河的波光里。像十年前落在北京那张公告栏上的灰,也像那一年他穿过人群去找一个人,找了很久,没有找到。
      他不急。他已经等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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