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有只勺》神奇的枫树

2、爷爷来了 大院生活，

　　第二章爷爷来了

　　杨毅被送到孤儿院的第二天就发起了高烧，小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呼吸急促。

　　院长赵德厚摸了摸他的额头，二话不说，抱起孩子就往外走。刘阿姨在后面喊“带伞，下雨呢”，赵德厚已经冲进了雨里。

　　到了县医院，院长才知道整个科室的人都认识杨毅。杨毅得了一种怪病，无缘无故的发烧，不用打针吃药，第二天自己就会好，三年来一向如此。

　　但是院长还是不放心，没有离开医院。医院走廊长椅上，赵德厚把杨毅放在自己的外套上，自己坐在旁边守着。走廊里冷冰冰的，杨毅烧得迷迷糊糊，小身子抖个不停。赵德厚用粗糙的大手轻轻按住他的胸口，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一早，杨毅退了烧，从长椅上坐起来。他还不会说话——母亲是个哑巴，三岁多了，还没学会一个完整的词。但他用黑亮的眼睛看着赵德厚，小手拽了拽他的衣角，又指了指肚子。

　　赵德厚鼻子一酸，抱起他去食堂买了粥和包子……

　　孤儿院有人来领养孩子，赵德厚每次都如实告知杨毅的怪病。来人听后脸色就变了，没有一个家庭愿意要。赵德厚每次看到杨毅又被剩下，心就像被人攥了一把。

　　“不怕，”赵德厚蹲下来，抱着杨毅，声音发哑，“爷爷要你。爷爷一直要你。”

　　杨毅五岁那年，清明刚过，孤儿院门口来了一个穿绿军装的老人。

　　军装洗得发白，膝盖和袖肘打着整齐的补丁，裤腿上沾满干透的黄泥。他头发花白，但腰板挺得像松柏一样。

　　他叫杨红军，原名杨二娃，出生在燕省平安县杨家洼村，是杨毅的亲爷爷。

　　1941年，杨二娃十七岁，杨家洼村成为一片废墟。杨二娃以为自己的父母和怀孕的妻子都死了，便参加了红军，改名杨红军，打了一辈子仗。他一生未娶，把一辈子献给了革命事业。

　　今年，杨红军六十四岁了。清明节那天祭拜父母，遇到了杨家洼村的发小——杨大牛。从杨大牛口中得知，当年杨红军的媳妇刘翠翠没有死，而是逃难去了陕西清水镇，而且为他生了一个儿子——杨天佑。

　　杨天佑生了一个儿子叫杨毅，杨毅正在清水县孤儿院生活。于是杨红军马不停蹄，从燕省平安县赶到关中省清水县。

　　杨红军站在孤儿院大门口，看见了院子里那个穿红毛衣的男孩。男孩很瘦，毛衣很大，领口歪到了一边。他正蹲在地上看蚂蚁，看得入神，没注意到门口有人在看他。

　　杨红军的嘴唇哆嗦了好几下，粗糙的双手在裤腿上蹭了又蹭，最后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你……你就是杨毅？……”

　　杨毅抬起头，看着这个陌生的老人。

　　他不认识他，但他看着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军装，看着那双手上厚厚的茧，忽然从地上站了起来，朝老人走过去。

　　杨红军蹲下来，伸出那双粗糙的大手，把杨毅轻轻拉近。他仔细端详着那张小脸，从眉毛到眼睛，从鼻梁到下巴，一点一点地看。

　　“像，”老人的声音在发抖，“像爷爷小时候。”

　　当天，杨红军就办好了手续，把杨毅从孤儿院带走。

　　杨毅和小胖哭着告别。小胖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说“你要回来看我”。杨毅点头，眼泪掉下来。

　　第一次坐火车，杨毅趴在车窗上，看得眼睛都不眨。窗外的风景呼呼地往后退，山、树、房子、电线杆，像一幅永远展不完的画。

　　杨红军不太会跟孩子说话，憋了半天才问出一句“饿不饿”，又从包里摸出一个苹果递给他。杨毅咬了一口，眼睛一下子亮了——那是他从出生以来吃过的最甜的苹果。

　　杨红军是师里的老旅长。退休后他把一切待遇都换成了退休金，只留很少一部分生活，另外大部分寄给战场上下来的伤残老部下及烈士遗孀。他还住在军属大院，同时给军属大院看大门。

　　他带回来一个亲孙子，整个师都轰动了。

　　师政委老周跑得最快。他一进门就看见杨红军蹲在地上，笨手笨脚地给杨毅系鞋带——手指太粗，鞋带又细又滑，怎么都系不好。

　　老周蹲下来，帮杨毅系好了，蹲着看了杨红军一眼，那表情比自己找到亲孙子还高兴。

　　杨红军嘴角动了一下，没有说话。

　　杨毅在大院里有了第一个朋友——周玲玲。她比杨毅大五岁，是团部卫生队李医生的女儿，师政委老周的孙女。

　　第一次见面，周玲玲正在吃冰糖葫芦。她把糖葫芦在杨毅面前晃了晃，杨毅咽了口唾沫。她就把手里那根掰成两半，大的一半塞给杨毅。

　　杨毅咬了一颗，酸得皱眉，又甜了。周玲玲看他那表情，笑得前仰后合。

　　从那以后，她走到哪儿都带着杨毅。带他看战士们出操，带他到后山捉蚂蚱，带他去伙房偷馒头。

　　她一个人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杨毅听着，偶尔点一下头；她看到他衣服扣子掉了，就帮他缝上；看到他鞋子破了，就让她妈给买新的。

　　她把杨毅当亲弟弟一样疼。

　　有一天周玲玲带他爬上大院东南角最高的梧桐树。杨毅爬得很慢，腿在发抖，她在上面伸出手拉了他一把。那只小手稳稳当当的，充满安全感。

　　两个人坐在树杈上，周玲玲指着远处的青山说：“那边就是南方。”

　　“南方很远的。”杨毅说。

　　“嗯，很远。我爸说以后我们可能会搬到南方去，那边有大海，冬天都不用穿棉袄。”

　　杨毅没有说话。他只是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看到了很远很远的山。他那时候还不知道，南方不只有大海，还有一份责任和使命等待着他。

　　七年过去了……

　　杨毅十二岁了，长高了许多，瘦但不再单薄。他还是会无缘无故地发高烧，浑身先冷后烫，烧一两天就退。每次发烧，左手掌心那块褐色胎记都会颜色变深，透出一层暗金色的光——像有什么东西在皮肤底下醒着，只是还没有睁开眼睛。

　　刚过端午节，部队接到换防命令，整个师要搬到南方去。杨红军七十多岁了，不想跟部队走，决定留在平安县派出所看大门，杨毅跟他住宿舍、在县城上初中。

　　大院里的孩子们陆续离开。杨毅站在大门口，看着那些绿色的军车一辆接一辆地驶出营区。

　　赵小军趴在车窗上喊了一声什么，引擎声太大，没听清。

　　孙建国坐在卡车后斗里，朝他比了个大拇指。

　　李浩然从吉普车探出半个身子，喊得最大声：“我会给你写信的——”声音被风吹散了。

　　周玲玲走的时候，站在杨毅面前，隔了一拳的距离。

　　“你要好好学习，英语单词要天天背。还有……你不许忘了我。”

　　杨毅看着她的栗色眼睛，看了好久。

　　“不会的。”他坚定地说。

　　她转身跑向小车，挥了挥手，车窗摇上去，车汇入绿色的车队，变成一粒越来越小的绿点，消失在大路尽头。

　　杨毅站在空荡荡的大院门口，翻开左手掌心。那片勺形的胎记在阳光下泛着暗金色的光，隐约有温度从中心扩散开，一圈一圈，从手心传到手腕，从手腕传到手臂，沉入胸口，沉入心脏。

　　他攥紧拳头，把那团温度握在手心，转身朝派出所走去。

　　身后，大院的门缓缓关上。门柱上的红五星闪了一下，然后和整座大院一起沉入了暮色。

　　他不知道的是，六年后，那个叫周玲玲的姐姐会以一种他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出现在他的生命里。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

　　而那把沉睡在他左手心里的汤勺，正在慢慢醒来，迎接他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