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来的阮小姐》speren

4、未名湖畔 顺个打火机

　　涮羊肉之后的那个星期二，下午没课。

　　阮声从住处出来，想去未名湖走走。

　　北京的秋天到了下午就有一种懒洋洋的光，不刺眼，把一切都照得软绵绵的。

　　她沿着胡同往北大西门走，走到门口的时候，看到一个人靠在门边的石柱上。

　　陈绯。

　　他穿着那件黑色薄毛衣，外面套了件深蓝色的外套，手里没拿书，也没拿水，就插着口袋站在那里，像在等人。

　　看到她，他从石柱上直起身，说了句：“巧。”

　　阮声停下来，看着他。

　　他脸上没什么表情，但也没有要走的意思。

　　“你等人？”

　　“不等了。”

　　他走到她旁边，跟她的步子并排。

　　“去哪？”

　　“未名湖。”

　　“一起。”

　　不是问句，阮声没说不，也没说好，只是继续往前走。

　　他跟上来，两个人的步调不太一致，他走得慢，她走得快，走了十几步，她放慢了，他走快了，然后就同步了。

　　未名湖边人不多，几个游客在拍照，一个老头在钓鱼，两个女生坐在石头上吃冰棍。

　　阮声沿着湖边的石板路走，陈绯走在她左边。

　　风吹过来，湖面上起了皱，倒影碎了又合。

　　走到一处没人的长椅，阮声停下来，坐下了。

　　陈绯也坐下，两个人之间隔了一个人的距离。

　　她从包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低头找打火机。

　　打火机在包底，她翻了半天，手指在包里搅来搅去，摸到钥匙、润唇膏、笔，就是摸不到打火机。

　　一只手伸过来，手指夹着一个打火机，银色的，上面刻了一个字。

　　她没看清是什么字，因为他的手指挡住了。

　　她接过打火机，点了烟，还给他。

　　他接过去，也给自己点了一根。

　　两个人并排坐着抽烟，烟雾在秋天的光线里飘散，很淡，不呛。

　　“你抽烟多久了？”陈绯问。

　　“大学开始的。写稿的时候抽。”

　　“我也是。看书的时候抽。”

　　阮声侧头看了他一眼。

　　他抽烟的姿势跟她不一样，她吸得急，吐得快；他吸得慢，在嘴里含一下才吐出来，像在尝什么味道。

　　“你那篇《七楼》，”他忽然说，“不是编的吧。”

　　阮声弹了弹烟灰，没说话。

　　“七楼那个老太太，烧纸那个，”他说，“你写她烧纸的时候，眼睛被烟熏得流泪，但她说‘我冇喊’——你用粤语写的。那个细节，编不出来。”

　　阮声看着他，说：“你到底想说什么？”

　　陈绯把烟叼在嘴里，空出两只手，从外套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

　　折叠的，方方正正，边角磨得起毛了。

　　他把那东西展开，是一张A4纸，折了四折，折痕已经发白了，有的地方快裂开了。

　　纸上印满了字，字号很小，行距很密。

　　阮声凑近看了一眼，认出那是《字花》第八期的排版样式。

　　她的《七楼》，从头到尾，一页不落。

　　她抬起头，看着陈绯。

　　“你真看过？”她问。

　　“我跟你说过了。”

　　“我以为你说的看过是在书店翻了几页。”

　　“翻几页不会去复印。”

　　阮声接过那张纸，手指摸着纸边。

　　纸很软，被翻了很多遍，有些地方有手指蹭过的痕迹，字旁边有一两道浅色的铅笔线。

　　有人在某些句子下面画了线，但画得很轻，像是怕弄脏了页面。

　　她看到第二段，开头那句“四楼住着一个卖鱼的女人，每天凌晨四点出门，身上的腥味渗进墙壁里，几年了都不散。”

　　下面有一条铅笔线。

　　她把纸翻过来，背面没有字，只有折痕。

　　“你什么时候复印的？”她问。

　　“九月。”

　　“九月？你去香港是什么时候？”

　　“八月。”

　　阮声算了一下，八月他去香港，在诚品买了杂志，回来复印了一份，九月开学，在教室认出她。

　　她想起第一次撞到他那天晚上，他说的第一句话是“香港来的？”

　　不是因为口音，是因为他早就看过她的照片？

　　还是因为杂志上的作者简介写了“阮声，香港”？

　　“你怎么认出我的？”她问。

　　“作者简介里有一张照片。”

　　阮声愣了一下。

　　《字花》的作者简介确实有照片，但她放的那张是证件照，大一拍的，头发扎起来，没化妆，跟现在不太像。

　　“那照片不好看。”

　　“看得出来是你。”

　　他顿了一下，又说：“你那天穿白衬衫，跟照片里一样。”

　　阮声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她弹了弹烟灰，把那张复印件折好，递还给他。

　　“留着吧。”他说，“我还有一份。”

　　“你复印了两份？”

　　“嗯。”

　　阮声看着他，他还是那副懒洋洋的表情，好像复印一份小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好像他经常这样做。

　　但她的耳朵开始发烫。

　　她低下头，把烟掐灭在长椅的木扶手上，留了一个黑色的小圆点。

　　“你写小说，是因为想写，还是因为稿费？”陈绯问。

　　“都有。”

　　“哪个多？”

　　阮声想了想，她父亲去世的时候她十一岁，母亲开始在茶餐厅端盘子，每天站十几个小时，回家还要洗衣服做饭。

　　她上中学的时候开始投稿，第一篇发表了，拿了两百块稿费，给母亲买了一双鞋。

　　母亲穿上，说太小了，拿去换了大一码的，还是小，因为母亲的脚常年站着，肿了。

　　“写稿费比端盘子挣得多。”

　　说完看了陈绯一眼，他的表情没有变化，没有同情，没有心疼，没有那种你好可怜的皱眉。

　　就是“嗯”了一声，像听到了一个信息，记下了。

　　“你呢？”阮声问，“你写东西吗？”

　　“写。”

　　“写什么？”

　　“日记。”

　　“什么样的日记？”

　　“记事的。今天做了什么，见了谁。”

　　“见了谁也写？”

　　“写。”

　　阮声看了他一眼，“写我了？”

　　陈绯没有回避她的目光，说：“写了。”

　　他的语气很平，阮声反而不知道怎么接了。

　　她把目光移开，看向湖面。

　　湖面上有一只鸭子，白的，在游，身后留下一道水痕。

　　“你见过我几次？”她问。

　　“三次。胡同一次，教室一次，走廊一次。”

　　“三次就写？”

　　“三次够了。”

　　风又吹过来，把湖面吹皱了，鸭子的水痕断了。

　　阮声把脚边的烟头捡起来，用纸巾包了，握在手里。

　　她站起来，说：“走走吧。”

　　两个人沿着湖边走，速度不快不慢。

　　经过一棵银杏树的时候，阮声伸手够了一下最低的那根树枝，指尖碰到了叶子，叶子没掉，晃了晃。

　　陈绯看到了，说：“再过一个礼拜就黄了。”

　　“你怎么知道？”

　　“去年这时候也差不多。”

　　阮声想起他是北京人，在北京长大的。她问：“你从小在北京？”

　　“嗯。”

　　“没去过别的地方？”

　　“去过法国住了两年。”

　　“做什么？”

　　“读书。我爸让我去的。”

　　语气跟刚才不一样，多了一点东西，像是无奈，又像是懒得解释。

　　阮声没追问。

　　走到湖的另一边，遇到那两个吃冰棍的女生，冰棍已经吃完了，在自拍。

　　阮声绕了一下，从她们身后走过去。陈绯跟在后面，脚步很轻。

　　“你平时除了上课还做什么？”她问。

　　“看书。偶尔喝酒。”

　　“在哪喝？”

　　“后海那边有一家酒吧，清吧，人少。”

　　“你一个人？”

　　“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跟朋友。”

　　阮声想了想，说：“后海我还没去过。”

　　“下次带你去。”

　　又是下次。

　　阮声已经听他说了好几个下次了，下次多穿点，下次带你去。

　　这些“下次”像一个个空袋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装满。

　　又走了一段，阮声停下来。她说：“我该回去了，晚上要写稿”。

　　陈绯说“我送你”。

　　“不用，很近。”

　　“我知道很近。”

　　阮声没再拒绝，两个人从北大西门出来，拐进那条胡同。

　　胡同里有人在遛狗，一只黄色的土狗，绳子没牵，跑过来闻了闻阮声的脚，又跑了。

　　陈绯说：“它喜欢你。”

　　“狗都喜欢我。”

　　“猫呢？”

　　“猫不喜欢我。”

　　“糯米喜欢你。”他说。

　　阮声想起那只叫糯米的折耳猫，灰色的，死了。

　　“你怎么知道它喜欢我？”

　　“因为它跟我一样。”

　　阮声没接话。

　　到了楼下，陈绯停下来，抬头看了看这栋楼。

　　六层，红砖外墙上爬着藤蔓，有的窗户开着，有的关着。

　　他没有问哪一扇是她的。

　　“上去了。”阮声说。

　　“嗯。”

　　她走进楼道，走了三级台阶，听到他在外面说。

　　“阮声”。

　　她回过头，看到他还站在那里。

　　“你那篇《七楼》，”他说，“最好的是结尾。”

　　阮声等着他说下去。

　　“老太太烧完纸，回屋，门关上了。走廊里只剩纸灰。”他停了一下，“纸灰还会飞，但已经凉了。”

　　阮声站在楼梯上，手里攥着包带。

　　她想起自己写那个结尾的时候，是凌晨两点，深水埗的窗外有人在吵架，她写完最后一个字，发现自己的手是凉的。

　　她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只见过几次的人，会挑出这个结尾来说。

　　“晚安。”她说。

　　“晚安。”

　　她转身上楼，走到二楼拐角，她透过楼梯间的窗户往下看了一眼。

　　陈绯还站在楼下，低着头，正在点一根烟。

　　打火机的火光在暮色里闪了一下，灭了，烟头亮起来。

　　她看了一秒，转身上了三楼。

　　进屋，开灯，坐在书桌前。

　　她把包里的东西倒出来，一包烟，两个打火机，钥匙，润唇膏，一支笔。

　　打火机一个不是她的。

　　银色的，郑重的，上面刻了一个字。她凑近看——是一个“绯”字。

　　她用他的打火机点过烟，然后顺手给塞包里了……

　　而他，随身带了两个打火机吗？

　　她把这个打火机放在桌上，跟台灯并排。

　　灯光照在银色表面上，反出一小块亮斑。她盯着那个“绯”字看了很久，然后打开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

　　她写了一行字：“他复印了我的小说，看了很多遍。”

　　停了一下，又写：“他说纸灰凉了。”

　　再停了一下，合上笔记本。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楼下已经没有人了，只有路灯亮着，橘黄色的，照着空荡荡的胡同口。

　　一个外卖仔骑着电动车经过，车灯扫过墙壁，又暗了。

　　她把打火机拿起来，揣进口袋。

　　不是想还给他，是想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