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梧州纸贵（一） 撤离的信号 ...
-
那年南京的梧桐絮飘的满城都是，飘进了行人的眼睛，飘进了广阔无垠的玄武湖里。那是1946年，抗战胜利的第一个盛夏，那一年，谈判桌前每时每刻都在争吵着，汗水顺着鼻尖滑下来，人们时不时要停下来托一下眼镜，狼狈地擦一下汗水。而北方的荒原上，枪炮声比记者们的快门声还要密集。
吴小姐躬身为西方观察员和和谈的代表们发简报的时候，那位美国将军拦住了她。他严肃而慈悲的脸上此刻覆着一层寒霜，他也闻到了从华北平原一路南下的硝烟味。
“吴，对于如今的局势，你是怎样看的？”
吴小姐惊诧地看着他，接着，她谦恭地微微欠身。她知道马歇尔将军想听什么，他想听到她曾经在范庄、在南京婉转动人的比喻、行云流水的英文。那时候，她说民主和统一就像是要给家里修缮屋顶，总要听一听所有人的意见，她说中央政府和其他党派就像是手足，既然是手足，弟弟怎么能总想着否认哥哥呢，她说所有的各执一词都是民主的小小代价。她的笑容像流水一样，在发放简报的几分钟里，在茶会的间隙，在解释草案中的细节的时候，在她可以发言的每一秒钟，她比谁都更能把政治说的娓娓动听，像在谈论一场温情脉脉的家宴。
“将军，”她微微停顿，生涩地开口，“正如领袖所指示的一样，和平需要诚意。”
这位美国将军沉默了，吴小姐在他的失望中感到无从遁形，她更谦卑地低下头。
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这段对话，而马歇尔将军的沉默更加震耳欲聋。他的眼神在吴小姐穿着深蓝色旗袍的身影上虚虚跟随了一会儿，然后看到了更遥远的虚空中。这位曾经灵动而亲善的年轻秘书显然已经失去了她的声音。当一个外交场合上的润滑剂开始像生锈的电报机只会机械地复读官方辞令时，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过了一会儿，马歇尔将军挥了挥手，示意她可以离开了。所有人看着那抹深蓝色的身影走远，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的长官不再需要她的灵动去粉饰太平了。
她拿着简报走出宁海路，那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她亲手油印的，她拿起来看一下，看起来却很陌生了。梧桐絮永不停止地落满她的肩头，像一场不知为何的葬礼。她比任何时候都渴望回到她逼仄的房间，去确认在宏大故事之外，是否还有一寸土地能容下她不值一提的呼吸。
那天晚上，吴小姐回到家中，看着墙上那幅报纸。那是1945年10月12日的《中央日报》，它被从重庆车马劳顿地带回了南京，那是她亮相的伊始。报纸的头版头条是《风雨同舟：各方代表齐聚陪都共商国是》，右下角是一张大幅照片。照片正中心，范庄门口，各方代表和西方记者的注视下，因长时间为和谈服务而疲惫脱力的年轻秘书，被她同样年轻的情人打横抱起，看不清楚脸。照片的标题是《和平的拥抱》。
勤勉、虔诚，那时她和她的同事总是这样。那时候记者就喜欢写这些，浪漫与和平是一体的，谁也不清楚爱中间有多少是以为未来大有可为的亢奋。而如今，她站在那里，就在无声提醒所有人：和平曾经离我们这么近。照片的另一位主人公正在厨房里拌凉拌西红柿。
在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中，吴小姐站在那幅报纸前很久很久，那张纸上印着的“和平”二字在大半年的油烟浸染下有些晦暗。直到郑克枢来到了她的身边，他如今是她的丈夫了。吴小姐对他说：“克枢，我不能再待在那张谈判桌旁了。”
郑克枢没有问为什么，他总是不问，即便问了，他也永远不能懂吴小姐为何在几秒钟的沉默中看到了撤离的信号。过了一会儿，他问：“我们要去哪里？”吴小姐接过凉拌西红柿，她的眼神也在虚虚看着远方。她说：“我也不知道。”
在逃离南京之前，她最后一次进入了那座官邸。
“妹妹跟了我这么久，如今要走了，真是舍不得你。”她动身去梧州之前，夫人摸了摸她的头发，她在夫人膝前蹲下，裙摆像一朵小小的苔花，“下面人给你找了个好职位，你要多保重。”她飞快地点头，在满脸的笑意中，几滴滚烫的眼泪落了下来。她埋下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确实是一个好职位，经济专员。她除了代管过一些物资，有过一些挪腾倒转的手段，她从来没做过什么经济的事情。但在那时候，许多人也是这样。这是中央派来的人，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临走时，她小心地把那张《中央日报》取了下来，擦了擦灰，像折叠过时的她自己一样，把它放进了行李箱中。
山川在车窗外迅速后退，空气里稀薄的冷香渐渐散去，她看着南京远去，感受着空气中闷热、粘稠的潮气。
“看报，看报！《广西日报》！省政府严令推行二五减租，违者重办！太太，买一份看新规矩吧！”梧州的码头上，西江水被晒得发烫，吴小姐的绢布旗袍紧紧贴在她的脊背上，为了挡风的薄风衣被风吹得像一面旗帜。她两只手都不得闲，一只手拎着装满公文的小皮箱，另一只手捏着被汗浸湿的裙角，生怕那件小格子旗袍在烂泥地里洇了。
“来一份。”她步子没停，只是在报童追过来时侧了侧身，她微微扬起下巴，露出一段被汗水打湿、微微发亮的脖颈，示意身侧的男人：“克枢，帮个忙。钱包在右边口袋里。”
郑克枢伸手探进她风衣的口袋，指尖隔着薄薄的内里触到了她的腰线。吴小姐扑哧一笑，鼻尖上挂满了晶莹的汗珠。她顺势往他怀里歪了歪，郑克枢搂住了她的腰，被她用手肘打开：“热！”
郑克枢也不恼，只是笑着从口袋里摸出一叠崭新的法币。那是他在南京时领到的最后一笔薪水。报童却没接。报童看着他手里的钱，怯生生地问：“先生，港币……港币成吗？”
两人都是一愣。这时，一位穿长衫的商人走过来：“今天的《星岛日报》来了吗？”报童连连鞠躬，说：“有的，有的，先生。法币两百块，港币三仙子。”商人轻飘飘取出一枚亮闪闪的港币硬币，报童眼睛一亮，他卑躬屈膝地接过，忙不迭地低头，在破旧的褡裢里摸索着：“先生给的是硬通货，得找您七个仙子。”
“五……六……”报童窘迫地抬起头，他再也找不出一个亮闪闪的铜币了，他慌乱地从兜里掏出一沓印制尚新的法币，试图凑数。商人大度地挥挥手，像打发叫花子一样走远了。
吴小姐看着那一沓被嫌弃的、甚至不如一张报纸值钱的法币，又低头看了看郑克枢手里那叠代表着“南京威严”的崭新钞票。
江风突然大了起来。那叠钞票最上面的一张，在没人留心的瞬间，被风猛地一揭。
“哎！”她眼睁睁地看着它在浪花里打了个卷，瞬间被泡得发软。在他们周围，是成百上千个面色枯黄的苦力与难民。那些人手里无一例外地死死攥着几张发皱的法币。那是他们劳作了一整天换来的，或者是变卖家产剩下的。
她手中的公文小皮箱里面装着印制精美的委任状、夫人的私函、叠得整整齐齐的训示。此刻她心头的惆怅突然被一种从未有过的寒意取代了。她发现，她从南京带出来的，或许只是一箱精美的废纸。
作者有话说
第3章 梧州纸贵（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