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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写字的人 提笔写尽半 ...


  •   开始写东西以后,我像是换了一个人。

      白天在兔舍里忙,喂料、清扫、检查母兔有没有产仔,手上沾的都是兔毛和饲料渣。可脑子没闲着,一直在转。那些年的人和事,一个接一个地往外冒,像水缸里的气泡,压都压不住。

      我把一张旧桌子搬到堂屋靠窗的位置,桌上搁了一盏十块钱的台灯,灯罩是塑料的,烤久了发出一股焦糊味。每天晚上忙完,我就坐在那儿,拿笔在本子上写。我的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好多字忘了怎么写,得用拼音代替,写完了再去手机上查。

      隔壁老三有天路过我家门口,从窗户里瞅见我在写东西,扯着嗓子喊:“潮生,你写啥呢?情书?”

      “写着玩。”

      他嘿嘿一笑,没当回事,扛着锄头走了。

      村里没人当回事。在他们的印象里,陈潮生就是个念书不行、打工不行、养兔子凑合的人,写东西?那是文化人干的事。

      可我不在乎。我不是写给谁看的。我是写给自己的。那些堵在胸口十几年的事,不写出来,我怕哪天把自己憋死。

      我写了火车上被偷的两万块钱。那钱是怎么没的,我在火车上醒过来,一摸口袋发现一道长口子,心凉到脚底的感觉。列车员摇头的样子,旁边乘客躲闪的眼神,我蹲在车厢连接处哭不出来的滋味。

      我写了桥洞底下那个半拉馒头。那个塑料袋系得有多紧,我解开的时候手指冻僵了,解了三回才解开。馒头硬了,咬一口掉渣,我嚼着嚼着眼泪就下来了。头顶的立交桥轰隆隆响,车一辆接一辆,像从我心口碾过去。

      我写了黑中介那个板寸头。他叼着烟的嘴脸,他甩我行李袋的样子,他身边那三个打手的冷笑。我写在河堤下面趴着录音的那些日子,泥水渗进裤子里,蚊子咬得我满腿是包,我把手机攥在手里,像攥着一把刀。

      我写了老鬼。老鬼的大胡子,老鬼在台风夜里拍我后脑勺的那一下,老鬼递给我的那根皱巴巴的烟,还有他塞进我兜里的五百块钱。那个一辈子待在海上的人,他替我留了退路,他自己没有。

      我写了小雅。小雅说对不起的样子,她蹲在地上拉行李箱拉链的那个背影,我塞进她口袋里的五百块钱。还有她那句话:我试过陪你吃苦,但真的吃够了。

      我写了周胖子。写他甩在案板上的那沓钱,他那句“你就是个干苦力的命”,写我解下围裙扔在案板上的时候面粉溅起来落在他花衬衫上。写他往后退了那一步。

      我写我爸。他蹲在门槛上抽烟的样子,他在电话里说“我儿别累着”的声音,他看我从南方回来饿脱了相时那哆嗦的嘴唇。我写了那台长虹彩电,写了他摸着彩电的包装箱手抖得停不下来。

      我写我妈。她站在村口老槐树底下等我的身影,她摸我脸的那双粗糙的手,她炖的鸡汤,她往我手里塞煮鸡蛋时说“趁热吃凉了就腥了”。我还写了那个金镯子,那个传了三代的金镯子,被她卖掉给我填窟窿,我从来没见过她不戴金镯子的样子。

      写着写着,我发现自己不恨了。

      不恨偷我钱的人,不恨黑中介,不恨那个嫌弃我没钱的女人,不恨周胖子。甚至不恨老天爷。那些事已经过去了,我把它们写下来,它们就真的过去了。像是从自己身上卸下了一块块石头,每写完一件事,肩膀上就轻一点。

      有一天晚上我写到凌晨两点多,写的是老鬼。我写他在台风夜里守在我舱门外,怕我这个第一次出海的小子被吓疯掉。写到最后一句——他在海上三十二年,替所有没上成岸的弟兄,给我留了退路——我心里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疼,但是暖。

      我放下笔,趴在桌上缓了好一会儿。

      窗外有虫叫,远处有狗叫,月亮挂在柿子树上面,不圆,但是亮。兔舍那边传来兔子蹬笼子的声音,闷闷的。

      我的眼眶湿了。不是难过,是什么东西终于被说出来了。

      写完《平凡渡》那篇文章,是初夏的一个晚上。

      那天白天我去镇上卖了一批兔子,回来给爸妈买了件新棉袄。我妈摸着棉袄的料子,说软和,问我花了多少钱。我说不贵。她把棉袄试了一下,笑了一下,又叠好放进了柜子里,说要留着过年穿。

      晚上我坐在书桌前,翻开本子,看到前几天写的那些片段。桥洞、黑中介、仲裁庭、老鬼、小雅、周胖子、兔子瘟病……这些事串在一起,像一根绳子,从头拉到尾。

      我重新拿了一张纸,在第一行写下三个字:《平凡渡》。

      我不知道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可能就是觉得,自己这十几年,什么都没干成,但也没退过。被人打趴下了,在地上趴一会儿,又爬起来了。没有多英勇,就是不退。

      那个晚上,我写到了天亮。

      写完之后,我看着那篇文章,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读到最后一行字的时候,我哭了。

      不是委屈,不是难过。

      是痛快。

      我找了一个写作网站,注册一个账号。头像选的是我家兔子的照片,名字叫“潮生”。我把那篇《平凡渡》一个字一个字地敲进手机里,敲了三个小时。手指头粗,老是敲错,删了又打,打了又删。发出去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

      发完我就睡了。没想会有人看。

      第二天早上,手机快炸了。一万多条转发,评论区全是不认识的人的留言。有人说,兄弟,我爸也是农民工,我代表他谢谢你。有人说,看哭了,我在北京地下室住着,你这篇文章是写给我的。也有人说,我们都在往前走,不求赢,只求不退。

      我坐在兔舍旁边,一条一条地看。兔舍里的兔子在吃草,咯吱咯吱的声音细细碎碎。柿子树的叶子落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在蓝天下,院墙根的几只鸡在刨虫子,阳光照下来,暖和。

      手机屏幕湿了擦,擦了又湿。我这个被生活揍趴下过无数回的人,大白天哭得像个傻子。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被人懂了。

      那之后,日子还是照旧。喂兔子,照顾爹妈,晚上写东西。不一样的是心态变了。

      我不再想那栋三层小楼了。或许还会盖,或许不会。这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找到了另一件事。这件事不需要本钱,不怕疫情,不会被合伙人骗,也不需要任何的学历门槛。这件事,就是用我这双干过工地、切过鱼片、搬过家具、杀过兔子、捡过带鱼的手,把我和我身边这些凡人的故事,一笔一笔写出来。

      我爸还是沉默寡言,但他逢人就拿手机给别人看。“我儿子写的书,出版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腰杆挺得笔直,声音也大了。我等了一辈子,没等到那栋三层小楼让他挺直腰杆。可这篇文章,让他挺直了。

      有一天傍晚,我坐在院子里写东西。夕阳斜着从西边照进来,把院子染成金黄色的。我爸在边上修一把旧椅子,锤子敲在钉子上的声音,一下一下的,我妈在门口择菜,偶尔骂我爸两句,说老东西手脚不利索。

      远处有人在放鞭炮,大概是哪家办喜事。

      我怕鞭炮惊到兔子,起身想去看看兔舍。

      这时候,我爸忽然开口了。没头没尾的一句:“潮生。”

      “嗯?”

      “你那文章,我让隔壁老三念了两页。”

      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他。

      “老三说,你把我写进去了。”他低着头,继续修那把椅子,不看我。

      “写了。”

      “你把你妈也写进去了。”

      “写了。”

      他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走过去拿茶杯。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就这一下,什么也没说。

      但我全懂了。

      远处的鞭炮声还在响,兔舍里传来一阵窸窣的响动,可能是兔子被惊着了。我站在那儿,看着他走开,发现他的背影再也不像从前那么高大了,只有嘴角的烟还微微亮着。他老了。可能早就老了,是我到现在才真正看见。

      天边的云被风吹散,露出最后一片柔和的光。那光从远处铺过来,铺过院子里的柿子树,铺过兔舍的屋顶,铺过我妈花白的头发,铺过我爸佝偻的脊背,最后落在我面前的稿纸上。

      我没盖成那栋三层小楼。可我爸刚才拍我那一下,给了我所有的答案。

      夜里,我翻开一本新的本子,在第一页写下一句话: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却从来没认输过的普通人。”

      这是我的凡人渡。

      这是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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