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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40问询 猫在壁炉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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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员是个中年男人，姓科罗廖夫，肩章表明他是治安署下属分区的低级文官。他坐在会客厅的沙发上，帽子放在膝盖上，茶一口没动。
我坐在他对面。
“夫人，感谢您抽出时间。只是几个例行问题。”
“请说。”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翻开。纸张在安静中发出脆响。他看文件的姿势很用力，像在给自己壮胆。
“根据猎场看守的陈述，舍甫佐夫先生出事那天天气晴朗，能见度很好。他认为这个时候发生狩猎事故——不太寻常。”
我没说话。
“看守提到，舍甫佐夫先生当时离开了大队，独自前往林区深处。通常这种狩猎活动，参与者不会单独行动。”
“德米特里喜欢独自狩猎，”我说，“这不是他第一次。”
“您提醒过他这样危险吗？”
“提醒过。”
“他怎么回应？”
“他说我不懂狩猎。”
科罗廖夫在纸上记了几笔。他记的东西很短，可能只是几个关键词。
“夫人，恕我冒昧——您和舍甫佐夫先生的婚姻，是否算得上和睦？”
我看着他的脸。他尽力让自己显得公事公办，但额角有一点细密的汗。
“治安署现在也管夫妻关系了？”
“只是——”他清了一下嗓子，“我们想了解全部的背景。”
“我们的婚姻很平静。他做他的生意，我管家里的账。三年里没有争吵，没有分居，没有发生过任何可以写进治安报告的事。”
“有人提到您在葬礼上——没有哭。”
“哭不哭是个人表达。贵署觉得哭和死亡有必然联系？”
“不，当然不。我只是——”
“您问完了吗。”
他张了张嘴，把那份文件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好像在找更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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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后找到的问题只有一个。
“夫人，舍甫佐夫先生生前和愚人众有生意往来。他去世之后，这些合作是否仍在继续？”
“在。合同在他去世前签的是家族名义，不会因为个人死亡而终止。现在由我代管。”
“也就是说——您现在是舍甫佐夫家产业的实际管理者？”
“暂时。”
“会有愚人众的专人与您对接吗？”
“目前是愚人众总部统一对接，没有指定专人。”
他在纸上记了一笔。然后他合上文件，站起来，膝盖碰了一下茶几，杯里的茶晃了晃。他没有喝。
“感谢您的配合，夫人。如果有需要，我们可能还会再来。”
“随时。”
我站起来送他到玄关。管家在门口伺候着，帮他穿上大衣。科罗廖夫套袖子的时候慌了一下，穿反了一只。
管家替他翻过来。动作很稳，眼神很淡。
门关上之后，管家转过身看我。
“夫人，需要备车吗？”
“不用。”
“是。”
他没有问别的。干了许多年，老管家的眼睛，懂得什么都看到了，什么都不说。他欠身退下。
我在玄关站了一会儿。会客厅里的座钟敲了三下，下午三点。窗外还在下雪，街道上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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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罗廖夫没有再来。
三天后我在书房处理账目的时候，管家进来送茶。他把茶杯放在我手边，说：“治安署的调查结束了。”
我抬起头。
“怎么结束的？”
“说是愚人众那边送了一份文件过去，什么内容不清楚。调查当晚就撤了。”
“谁送的？”
“送文件的是总部的一个书记官。”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刚泡的，烫舌尖。
管家退出去。我翻了一页账本，心想斯卡拉姆齐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大概比我还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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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他来的时候，没有走窗户。
我从书房出来，走廊里壁灯只亮了一半。他站在楼梯口，斗篷上落着雪，正在脱下来，看见我之后停住了。
“你站在暗处吓人。”我说。
“你走路没声音，好意思说我？”
“你怎么进来的。”
“正门。”他把手套脱下来，塞进斗篷口袋里，“管家开的门。他看了我三秒，然后说「执行官大人」，让到一边去了。你的管家很懂规矩。”
“你在炫耀。”
“我在陈述事实。”
他走到我面前。走廊很窄，他挡住了一半的灯光，影子落在我身上。他刚从外面进来，睫毛上沾着霜，融了一半，在眼尾挂了一滴很小的水珠。
“治安署的事，”他说，“你谢我了吗。”
“没有。”
“现在谢。”
“你做了什么？”
“什么都没做，送了一份无关的文件，盖了一个章。他们自己会看。”
“那个章是什么意思？”
他歪了一下头，“意思是这桩案子归愚人众管了。”
“你有这个权限。”
“我有很多权限，”他说，“你要不要每条都看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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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拉姆齐跟我进了书房。
壁炉里的火烧到一半，我往里添了一块松木，火星溅起来。他站在书架前面，手指划过一排书脊，抽出一本翻了两页，又塞回去。
“你丈夫的书真无聊。”
“那是他父亲的书。他没有看书的习惯。”
他转过身靠在书架上，双手交抱。
“那个调查员，科罗廖夫，”他说，“他问了你什么问题。”
“你看了问询记录。”
“治安署的报告写得简略。只写了你回答的内容，没标注问题。”
“你怎么知道是我回答的内容？”
“措辞，「夫人表示婚姻平静，未发生可记入治安报告之事件」。你的句式。”他复述得一字不差，“你的表情一定很真诚。”
“还行。”
“还行。”他笑了一声。
然后他安静了几秒，看着我。
“你应该告诉我他们要来。”
“我知道你会知道。”
“那不一样。”
我没说什么。壁炉里的松木裂开一道缝，发出噼啪一声。他走过来，伸手按住书桌边缘，把我圈在椅子和桌面之间。
“下次有人来查你，”他说，“你先告诉我。”
“为什么。”
“因为你是舍甫佐夫夫人。遗孀。你名下有一整个家族的产业和一群盯着你遗产的人。你被调查的事传出去，那些人就会像闻到血气的豺狼一样围上来。”
“你觉得我应付不了。”
“我觉得你应付得了，但不需要你应付。”
他低下脸，离我很近。灯光从他的侧脸打过来，在鼻梁另一侧投下一道很窄的阴影。
“因为我有权限，”他把“权限”这两个字咬得很慢，“不用也是浪费。”
我说：“你送那份文件，不只是为了帮我对付治安署。”
他没有否认。
“你在对外说，舍甫佐夫家的案子归你管。”
他弯起嘴角。没有笑出声，只有眼睛在灯下闪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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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丈夫死了，你一个人撑着这个家。”他直起身，不再圈着我，而是退了一步，靠在书桌对面，“需要有人替你在前面挡一点东西。愚人众是最好的挡箭牌。”
“而你是愚人众的执行官。”
“对。”
“所以你把自己送到我面前，做我的挡箭牌。”
“对。”
“别人会怎么想。”
“别人会想——舍甫佐夫家攀上了愚人众。这对你的生意有好处。”
“对你不一定有好处。”
他看着我，然后反问：“你怎么知道我没好处？”
这句说得很轻，收尾的方式介于陈述和反问之间。他又拿起桌上那支笔在指间转，转了三四圈，啪嗒掉在桌面上。
“而且，”他捡起笔，“我说过了。”
“说过什么。”
他没回答，但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他说过，有人会来查。而你会被卷进这件事。你自己不一定记得保护自己，但我记得。
那是葬礼后一段时间的事。那时候管家还没找我谈话，值夜仆役还没在厨房喝醉，闲话还没在走廊里流通。那时候他已经在查德米特里的货单。
“你从一开始就在做准备。”我说。
“不然呢。”他说，“你以为我翻你的窗户只是图你床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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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两个字听进去了。
他把笔放下，抬起眼睛。蓝紫色的瞳孔在壁炉的暖光下变得很深。
“你在调查员面前说，你的婚姻很平静。”他说。
“那是应付说辞。”
“我知道。”他说，“但你说的是「我们的婚姻」。你和他的。”
“那是为了不让他继续问。”
“我知道。”
他把“我知道”说了两遍，然后他站起来，绕过书桌，走到我面前。我没有站起来，抬头看他。壁炉的光在他背后，把他描成一个深色的轮廓，表情隐在阴影里。
“你说你的婚姻很平静，”他说，“没有争吵，没有分居，没有什么能写进治安报告。”
“你连这个都背下来了。”
“你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背。”
沉默了一阵。然后他伸手，把我桌上的账本合上。合上之后，他没有移开手，掌心压在那本厚厚的皮面账本上，指尖微微泛白。
“你那时候问我，为什么不直接问你。”他说。
“嗯。”
“我现在在问。”
他抿了一下嘴唇。在斗篷和制服包裹之下他从头到脚都不可一世，这个姿态极其少见。
“我会回答的，”我说，“但你先坐下，你站着太高了。”
他顿了一下，然后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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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下了，不出声，等我先开口。
我说：“我和德米特里的婚姻，确实很平静。没有争吵，没有分居。但也没有别的。”
“别的指什么。”
“书里写的那些。”
他沉默了一会儿。
“你在那个宅子里，”他说，“很安静地过了三年没有书里那种东西的日子。”
“你概括得很好。”
“你为什么不离开。”
“离开去哪？他在娶我的时候就写好了条款。如果我先提出离婚，我什么也拿不到。我做了三年的账，他的产业现金流我很清楚，靠我自己的钱走不远。”
“你可以来找我。”
“那时候我不认识你。”
他垂下眼皮看着自己交叠的十指。然后他把手松开，向我的方向摊开掌心，把那只空无一物的无名指朝向我的方向。那上面没有戒指，但他曾在教堂边上戴过我的。
“现在你认识我了。”
壁炉里的松木烧到最后一块。裂开的木纤维在火里卷起一圈亮橙色。我坐在书桌前，膝盖离他很近，没有挪远。
“现在，但现在我是寡妇。”
“寡妇也可以再嫁。”
他在说这话的时候不动声色，和他送文件的时候一样。
“你在问我。”
“没在问，摆事实。”
“你刚才问我了。”
“我还没问完，”他说，“你回答得太慢了。”
他把他摊开的掌心向上放在自己膝上，离我很近，一根手指几乎碰到我的裙摆，没有合拢。
然后他问我第二个问题。
“你刚才说——不用那种方式。可以直接问。”
“嗯。”
“那我问你，”他说，“你替我拦下管家的闲言碎语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在想那是我的事。”
“还有呢。”
“在想——我不想让你插手。因为一旦你插手，这件事就不再是我能控制的了。”
“你怕失控。”
“我不怕。”
“那你在怕什么？”
我看了他一会儿。壁炉里最后一块松木坍塌下去，灰烬被气流托起来，又在半途落下。风在窗外走过，把霜从窗棂上剥落。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最好不要被卷进来。”
他点了下头。
我继续说：“那天你在葬礼上问我会不会介意，我说无所谓。后来你在教堂边上戴我的戒指，我说他活着还是死了对我没区别。再后来你在调查员面前帮我挡掉嫌疑。管家知道你在来，但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只知道雇主的秘密烂在肚子里。这宅子的仆人里还有多少张嘴，值夜仆役看到的那只猫或者狐狸有没有变成别的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唯一能控制的是我自己怎么做。”
我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在一一排查风险。”
他又点了一下头。
“而你翻我的窗户做我的挡箭牌拿你自己去填所有的风险。然后你问我怕什么，我怕你。”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从始至终都很敏锐的东西里面闪过一丝不确定。
“我怕的不是你做了什么，”我说，“我怕的是你在往里填的时候忘了问我愿不愿意。”
他又沉默了，比刚才更长。壁炉里焦黑的木块闪着最后一点点红光，照在他侧脸上，照在他摊开的掌心。
然后他站起来。
他没有再说话。只是伸手把我从椅子里拉起来，一只手握住我的手腕，另一只手绕过我的后背，把我按进怀里。动作不快，但很紧。他的斗篷还没脱，凉意从衣料渗进来，但他在底下制服的心口位置是温热的。
他把脸埋进我的颈窝，鼻尖抵着锁骨上方那一小块皮肤。呼吸从轻缓的试探变成缓慢的、带着重量的压覆。
“……不要把我关在外面。”声音闷在颈侧，传进耳底和血管。那是一个被挤出来的陈述，克制了很久。
我感觉到他的手指在我后背攥紧，攥的是我上衣的料子，力道很重。
“你在撒娇。”我说。
他停了一息，“……你说是就是。”
箍在后腰的手臂收紧了一点，像被人踩了尾巴之后把脑袋往饲主怀里又拱了半寸的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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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的第一周，至冬下了今年的第三场雪。
治安署没有再登门，德米特里生前的那些生意伙伴也安静下来——不知道是愚人众的章起了作用，还是他们自己在观望。管家照常管理宅子，仆人们照常做事，关于窗外影子的闲话没有再起。
斯卡拉姆齐还是经常来。有时候他在书房待到后半夜，我看账本，他看文件，两个人隔着书桌各做各的事。有时候他什么都没带，来了就坐在壁炉前面烤火，让我给他倒一杯热茶。
我问他你最近没事做。
他说，有事。
什么事。
监督你。
这是他的原话。
我没有反驳。因为事实是他确实在盯着我——盯着我有没有按时吃饭，盯着我翻账本翻到半夜几点，盯着我在和那些生意人见面时有没有被刁难。
我说，这些都不在你的权限之内。
他说，你对我的权限有误解。
今晚他走之前站在玄关，斗篷已经披好了，手套戴了一只，另一只拿在手里。他低头看我，像在想什么。
“明天有事，”他说，“晚一天来。”
“你不用每次都报备。”
“我报备的不是你，是我自己。”
他推开正门。冷风灌进来，把门廊下新落的雪吹进玄关。他在风里站了片刻，侧过头最后看了我一眼。
“锁好门。”
“你什么时候关心起门了。”
“从你开始走正门之后。”
他走下台阶，靴子踩在雪地上，一路往街道那头走去。斗篷在他的背影上铺开，被路灯染成暖黄色。雪还在下，落在他肩章上，落在他的头发上，他没有回头。
管家从走廊那头过来，手里端着一盏烛台，准备锁门。他看了一眼门外雪地上渐远的脚印，又看了看我。
他的表情和任何一天一样庄重，但他多问了一句话。
“夫人，需要多备一双拖鞋吗？”
“不需要，”我说，“他不穿。”
管家把大门锁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