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梦》肆乐李

3、第 3 章 沈

　　沈老夫人的寝居在内院正房，推开那扇嵌着螺钿的紫檀木门，一股沉水香的气息便轻轻地笼了过来。

　　房间是前朝的老式格局，开间阔大，进深幽长。临窗一张贵妃榻，铺着秋香色漳绒毯，榻上叠着几床被子——一床是杭灰缎面的薄被，一床是月白色软绫夹被，最上面是一条俄罗斯羊毛毯，花色繁复，是沈岩的姑父从彼得堡带回来的。榻边的红木小几上搁着一盏珐琅托盘，盘里放着青花盖碗和一只银质的水烟袋，水烟袋擦得锃亮，桶身上錾刻着缠枝莲纹，嘴子是白玉的，微微泛着温润的光。

　　靠北墙是一架红木雕花的落地衣橱，橱门半开，露出一角貂皮领子和几件丝绒旗袍的裙摆。衣橱顶上搁着一只英国制造的留声机，铜质喇叭擦得金黄，旁边摞着十几张黑胶唱片，有梅兰芳的《贵妃醉酒》，也有周璇的《天涯歌女》，中西杂陈，随意得很。

　　衣橱对面是一张紫檀木梳妆台，台面镶着大尺寸的英国镜，镜面光洁如初，照得出人影的每一根发丝。梳妆台上的东西摆得整整齐齐——银粉盒、琉璃胭脂瓶、翡翠柄的粉扑、玳瑁梳子，还有一只珐琅小钟，钟摆无声地晃着，指针指向下午四时二十分。台面上散着几件首饰，一只翡翠镯子搁在白瓷碟里，绿得像一汪春水；一对钻石耳坠随意地搭在粉盒盖上，切面在光线下折射出细碎的虹彩。

　　沈老夫人就坐在这张梳妆台前，背对着门，正对着镜子。沈岩从门口望进去，看到她穿着一件藏青色团花缎面旗袍，领口别着一只珍珠领针，头发虽然花白了，但梳得一丝不苟，在脑后挽了一个低髻，用一根碧玉簪子别着。镜子里映出她的脸——五十多岁的人，皮肤却也不算松，眼角虽有几丝细纹，但眉目间的气韵还在，依稀能看出年轻时的美人影子。

　　“岩儿来了。”沈老夫人没有回头，声音从镜子里传过来，带着一种老年人特有的、慢悠悠的从容，“进来坐。”

　　沈岩踏进门，先欠身向祖母行了礼，祖母示意他坐下，吃些刚出的点心。他随着祖母的目光落在桌上。上面果然摆好了几碟小点心和熬得恰到好处不稠不稀的花生芋头汤，一只白瓷小碟里还搁着桂花蜜糖，旁边是银质小叉和汤匙。

　　他坐下，祖母的贴身丫头往他面前的白瓷碟子里夹了一块糯米藕，然后还给他浇上了一勺桂花蜜糖。
　　他接过丫鬟递到他面前的碟子，将那只插在糯米藕上的小叉拔下来，让在碟子旁边，没有动手吃。

　　他的坐姿与花厅里那架钢琴前的背影如出一辙——腰背挺直，肩胛自然下沉，双手搁在膝盖上，左手腕上那块欧米茄表的金属表带在袖口处露出一小截，冷冷的银色，衬着他白到近乎透明的皮肤。

　　沈老夫人看着孙子，嘴角浮起慈爱的笑。

　　她吩咐丫鬟去端花生芋头汤。丫鬟端着托盘进来的时候，沈岩站起来，微微欠身，双手接过托盘，放在桌上，复又坐下。

　　他拿起白瓷勺子，指尖捏在勺柄的中段，不多不少，轻轻吹了一下汤面，吹气的时候嘴唇微抿，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抿了一口之后，他的眉头极快地蹙了一下，又舒展开——那是烫的，但他没有说，只是将勺子搁在碗沿上，等了片刻，才又舀起第二口。

　　他的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整齐干净，没有一丝多余的肉刺。指腹上有薄薄的茧，是在留学期间学射击，格斗时留下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完全消退，像是皮肤对那段时光的一种不肯忘却的记忆。

　　“玉琳那个钢琴老师，你见到了？”沈老夫人的声音飘过来，轻飘飘的，像一片没有重量的羽毛。

　　沈岩手里的勺子顿了一下——只是一顿，几乎看不出来，但碗沿上那声极轻的“叮”，出卖了他。

　　“从花厅路过，听见琴声。”他说。

　　他声音平平的，目光从汤碗上移向窗外，余晖的光透过窗户进来，爬过梳妆台的首饰上，泛着的闪耀的光泽。

　　窗外，院墙外面的世界，正在经历着它自己的动荡。

　　袁世凯死后第二年，北洋政府的总统像走马灯一样地换，从黎元洪到冯国璋，从段祺瑞到徐世昌，你方唱罢我登场。南方的护法军政府和北方的北洋政府对峙着，一会儿打仗一会儿和谈，报纸上的头条一天换一个样，老百姓看不懂，也懒得看。比时局更直观的，是米价——去年一石米还是四块大洋，今年已经涨到了六块五，听说还要涨。

　　法租界和外滩是另一个世界。那里的洋行照常开门，舞厅照常营业，跑马场的比赛一场都没有停过。白俄的贵族们流落到了上海，在霞飞路上开面包房和时装店，把黄油和奶油的味道带进了这座城市的空气里。有钱人家的太太小姐们照样去理查饭店喝下午茶，照样去大光明看电影，照样在周末的晚上穿着最新款的巴黎时装出现在百乐门的舞池里。

　　而一江之隔的浦东，棚户区里的人们正在为一碗粥发愁。黄浦江上的码头工人扛一天麻袋挣两角钱，苏州河边的纺织女工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挣的薪水刚够买几斤糙米。冬天的时候，有人在弄堂口冻死了，第二天一早被巡捕房的板车拉走，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也没有人想知道。

　　贫与富，生与死，奢靡与挣扎，就在这座城市的血管里同时流淌着。

　　沈家站在这一切的顶端。

　　沈鸿远的名字在上海滩就是一顶华盖。不仅仅是钱——沈家的钱当然多得数不清，但比钱更重要的是那张网。这张网从上海铺到南京，从南京铺到北京，从商界铺到政界，从海关铺到铁路。沈家的女婿在北平政府里做参议，沈家的姻亲在交通部握着实权，沈家的钱庄开着票号，沈家的商行做着洋买卖。连租界的工部局都有沈家的人在董事会里坐着，每年预算都要经过他们的手。

　　有了这层底色，沈家的日子才过得如此笃定。

　　外面的时局再乱，法租界的巡捕也不敢在沈家门口多站一秒。米价再涨，沈家的厨房里也不会少一碗花生芋头汤。这个道理，沈岩从懂事起就明白——他生来就是沈家的人，这层身份是恩赐，也是桎梏，是铠甲，也是牢笼。

　　他放下勺子，将空碗放回托盘里，动作轻得没有发出一丝声响。然后他站起来，向祖母欠了欠身，理了理长衫的衣摆——那衣摆上有一道极细的折痕，是他一路从英国回来，坐下时压出来的。他不会让任何人看到这道折痕，包括此刻站在门外的沈福。

　　他走出内院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长廊上的壁灯还没亮，花砖地面蒙着一层灰蓝色的暮光。远处传来海关大楼的钟声，沉闷的，一下一下，一共六下。黄浦江上的汽笛声隐隐约约地飘过来，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叹息。

　　他走到长廊的拐角处，脚步不自觉地慢了下来。

　　因为花厅的灯亮了。

　　灯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出来，一线一线的，落在廊外的青石板上，像被人不小心泼洒的金色颜料。他站在那里，隔着几十步的距离，看着那线光，听着那道从窗缝里漏出来的、细若游丝的翻乐谱的声音。

　　他想起母亲的那架古董钢琴。

　　也想起坐在钢琴前的那个背影。

　　笔直的，纤瘦的，辫子搭在前胸的。

　　他甚至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但他知道，那架钢琴在她的指尖下，重新活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