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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2 章   翠屏回 ...

  •   翠屏回到家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了。

      说是“家”,其实就是村尾一间漏风的土坯房,门板关不严,灶台塌了半边,屋顶的茅草被风吹得东一撮西一撮,像她那撮刚从泥里捞出来的绿毛。她推开门,灰尘扑簌簌往下掉,一只老鼠从灶台的破洞里探出头来,和她对视了半秒,又缩了回去。

      “好家伙,”宋小樱站在这间可以称得上“废墟”的屋子里,由衷地感叹了一句,“翠屏的日子过得比我还惨。”

      那撮绿毛在她耳朵上方抖了抖,有气无力地说了句什么。她侧耳听了半天,才听清楚——青芽在念一首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打油诗:“茅屋为秋风所破,寡妇为穷困所迫……”

      “闭嘴。”

      “好的姐姐。”

      她开始翻箱倒柜。这是字面意义上的翻箱倒柜——一个缺了腿的木箱子,用砖头垫着勉强立住;一个歪歪扭扭的碗柜,里面放着两只豁了口的粗瓷碗和一双筷子。她把所有能翻的地方都翻了一遍,最后在枕头底下翻出一个蓝布缝的小荷包,瘪得像一片晒干的树叶。

      她把荷包倒过来,摇了摇。

      一枚铜板滚出来,在地上转了两圈,正面朝上,刻着一个模糊的“通”字。

      宋小樱盯着那枚铜板看了五秒钟,然后把它捡起来,吹了吹上面的灰,小心翼翼地塞回荷包里。一枚也是钱。她不能因为只有一枚就不把它当钱,那样对钱不公平,对她自己更不公平。

      灶台边上有半缸米,她掀开木盖看了看,米大约还有两碗的量,但米缸里漂浮着几只米虫,正在米粒之间悠闲地散步。缸边靠墙堆着几捆柴,够烧三天的。菜地倒是有,在屋子后面,半人高的杂草比菜长得还精神,只有几蔸蔫巴巴的小白菜在草丛里顽强地绿着。她把那几根小白菜拔了,在水盆里洗了洗——泥多,洗了三盆水才见着绿。

      煮了一锅稀粥,配着清炒小白菜,蹲在门槛上吃完了。粥很稀,稀到能照见天上的月亮——虽然月亮还没出来。她吃了两碗,肚子里有东西垫着了,脑子也开始转了起来。

      “青芽,”她放下碗,“没有钱了。”

      那撮毛动了动。

      “我需要赚钱。不赚钱就买不了米,买不了米就吃不了饭,吃不了饭就活不下去,活不下去就找不到沈渡。”她掰着手指头一项一项地说,逻辑链条清晰得让人心碎。

      青芽用她那气若游丝的声音问:“姐姐……打算……怎么……赚钱?”

      宋小樱沉默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她现在是一个寡妇,一个在村里人口中“脑子不大灵光”的寡妇,一个耳朵上方长了一撮绿毛的寡妇。她没有任何本钱,没有任何手艺,没有任何人脉,甚至连一张完整的脸都没有——不是因为她丑,而是因为那撮毛实在太扎眼了,走在路上所有人都先看毛后看人。

      她蹲在门槛上想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今天在镇上找沈渡的时候,看见街头贴着一张皱巴巴的告示。

      告示上画了一个花旦的脸,红红绿绿的颜料糊了一脸,旁边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大字:“同乐戏班,招人!会唱会跳会逗乐的都来!”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写着“管饭,给钱,当日结”。

      她当时急着找沈渡,没细看。现在回想起来,那张告示上的花旦画得虽然丑,但嘴角是往上翘的——逗乐的。会逗乐的。她在筑梦局的时候,陈渡教过她一句话:“如果你要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最快的融入方式不是模仿,是让人笑。笑是最低门槛的通行证。”

      她现在没有莲花,没有灵力,没有身份,没有任何在这个世界里可以依仗的东西。但她有一张嘴,一张会说人话的嘴。她还可以有一副嗓子,一副在筑梦局被纪舟吐槽过无数次“你唱歌怎么跟念经似的”的嗓子。

      话说回来,她唱歌真的很像念经。纪舟当年听完她唱《茉莉花》之后,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你把这首歌唱出了超度的感觉。”

      ——但逗乐和唱歌是两回事。

      搞笑不需要好嗓子。

      她站起来,走向屋里那面缺了一角的铜镜。铜镜模糊,映出一个人影——翠屏的脸,算不上好看,五官周正但被日头晒得黝黑,颧骨有点高,嘴唇有点厚,眼睛倒是亮的,亮得不像是这个破屋里该有的眼神。她对着镜子咧了咧嘴,露出两排还算整齐的牙齿。

      “我唱歌不行,”她自言自语,“但我可以卖别的。”

      那撮毛小心地问:“卖……什么?”

      宋小樱冲着镜子里的自己眨了眨眼,嘴角翘起一个弧度。那个弧度里有三分狡黠,三分无奈,还有四分是一个筑梦者对未知世界的、几乎是本能的好奇与挑衅。

      “卖惨卖傻,”她说,“惨到极致,傻到极致就好笑了。”

      第二天一大早,翠屏换了身干净衣裳——说是干净,其实是浆洗得发白、补丁摞补丁,但胜在整洁。她把头发仔细地梳好,用水抿了抿鬓角,那撮绿毛她用一块小布头包住了,看起来像个不伦不类的小发髻,远看像头顶长了一个包。她对着铜镜左看右看,觉得这比露着绿毛强不了多少,但至少不用一露面就被追问“你耳朵上那是什么玩意儿”。

      她把那枚唯一的铜板揣进怀里,锁了门——其实锁不锁都一样,这屋里最值钱的就是那两只豁口碗,贼来了都得哭着走。

      镇子不大,从翠屏住的村子走过去约莫半个时辰。宋小樱在筑梦局学过快速适应新环境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记住路”。她一边走一边把路边的标记记在心里——第三棵树上有鸟窝,第五块石头长得像乌龟,第十步的时候路面上有个坑,她昨天差点崴了脚。

      同乐戏班在镇东头的一座旧戏台子里。说是戏台,其实就是个用木板搭起来的高台,顶上扯着一块褪了色的红布当遮阳棚,台子四面八方漏风。台下摆了几十条长板凳,有些坐得住人,有些坐不住——坐不住的那些已经在板凳腿底下塞了瓦片,勉强找平。

      她到的时候戏班正在排戏。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站在台上,手里拿着根竹条,指着一个扮丑角的小姑娘训话:“笑要笑得开!嘴角给我咧到耳朵根!你那是笑吗?你那是在哭!”

      小姑娘被他训得快哭了,嘴角往下撇着,越着急越笑不出来。胖男人急得直跺脚,竹条在空中甩得呼呼响,底下几个戏班的人面无表情地看着,像是早就习惯了这种场面。

      翠屏在台下站了一会儿,等胖男人训完了、小姑娘哭着跑下台了,才走上前去。

      “请问,”她清清嗓子,“你们这里还招人吗?”

      胖男人转过身来,上下打量了她一眼。他穿着一件半旧的绸衫,肚子大得要把纽扣崩开,脸上油光光的,一双小眼睛精明地转着。他叫金满堂,是同乐戏班的班主,人称“金算盘”——不是因为他算盘打得好,而是因为他什么都算,一粒米掉地上都要捡起来吹三吹。

      “你?”金满堂的目光从翠屏黝黑的脸一路扫到补丁摞补丁的衣裳,最后落在她脑袋上那个用布包着的鼓包上,“你这头上怎么了?”

      “胎里带的,”翠屏面不改色地说,“不长头发,长了个包。”

      “不影响唱戏?”

      “不影响。”

      金满堂又上下打量了她几遍,像是在掂量一个物件值不值得入手。最后他伸出三根手指:“给你三天试试,管饭,没有工钱。三天后再看。”

      “我要当日结钱。”翠屏说。

      金满堂的眉毛一竖,刚要发火,翠屏不紧不慢地补了一句:“我不要多,够买米就行。活儿不好你随时撵我走,钱我不退。”

      她没说的是——她也没钱可退,因为她兜里一共就一文钱,退无可退。

      金满堂盯着她看了几秒钟,大概是觉得“够买米就行”的工钱约等于没有成本,于是大手一挥:“行,那你今天下午就试试。丑角缺人,你不会别的,先学逗乐。”

      “我不学。”

      金满堂眉毛又竖起来了。

      “我不用学,”翠屏说,“你直接让我上台。不合适你撵我走,耽误你一盏茶的功夫。”

      戏班里的人全围过来了。一个穿着花旦戏服的中年女人歪着头看她,眼神里写满了“这女人怕不是疯了”。拉胡琴的老头从老花镜上方瞟了她一眼,又低下头继续调弦。几个年轻小徒弟叽叽喳喳地交头接耳,捂着嘴笑。

      金满堂大概是被她这股子“不按常理出牌”的劲儿勾起了好奇心——反正耽误一盏茶的功夫也亏不了什么。他把手中的竹条一收,往台边上的太师椅一坐,翘起二郎腿:“行,就一盏茶。你上台。”

      翠屏走上了戏台。

      木板在她脚下发出吱呀的声响,台下那些歪歪扭扭的长板凳空空的,只有戏班的人散落在各处看着她。她站在台中央,阳光从破红布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她身上投下斑斑驳驳的光点。那撮绿毛在布包底下不安分地动了动,她伸手按了按,示意青芽别出声。

      她没有开腔。

      她先做了一件事——她蹲下来,从地上捡起了一片不知道谁掉的瓜子壳,认真地、仔细地、郑重其事地把它放进了袖子里。

      整个戏台安静了一瞬。

      然后她从袖子里把那片瓜子壳又拿了出来,吹了吹,对着那片瓜子壳鞠了个躬,说了一句:“娘,您坐好,女儿给您唱一曲。”

      满堂哄笑。

      金满堂手里的茶碗差点没端住,茶水洒了一手。拉胡琴的老头笑得眼镜从鼻梁上滑了下来。花旦女把脸别过去,肩膀一耸一耸的。

      翠屏不动声色地继续。她把那片瓜子壳放在台子边缘——最靠近观众的地方——然后退后三步,整了整衣裳,扯开嗓子就唱。

      不是唱戏。

      是唱丧歌。

      她唱的是不知道从哪个记忆角落翻出来的、乡下白事时才唱的哭丧调,调子凄凄惨惨戚戚,词儿却唱的是“我家那只老母鸡三天没下蛋了”。凄惨的调子配上荒唐的词,唱的还是一只不会下蛋的母鸡,整个场面荒诞得让人笑到肚子疼。

      “我的鸡啊——你为何不下蛋——隔壁王婆婆的鸡每天下两个——你是不是嫌我穷——嫌我没给你找只公鸡——”

      她唱得投入极了,眼角还真挤出了两滴泪来。那两滴泪顺着黝黑的脸颊滚下来,落在补丁摞补丁的衣领上,亮晶晶的。台下的笑声反倒更大了——不是因为不同情,而是因为她哭得越惨,那种凄凉和荒诞的反差就越强烈,就像看一个人认认真真地给一只蚂蚁办葬礼,你明知道这很悲伤,但你就是忍不住想笑。

      金满堂乐得拍大腿,笑得脸上的肉都在抖。

      花旦女已经笑出了眼泪,一边擦一边说:“这女人,绝了。”

      拉胡琴的老头终于戴好了眼镜,颤巍巍地举起胡琴,试着给她配了个调。胡琴声一起,翠屏的丧歌唱得更来劲了,从母鸡不下蛋唱到母猪不上膘,从母猪不上膘唱到门前那棵枣树去年没结果,词儿全是现编的,一句比一句惨,一句比一句荒唐。

      “我的树啊——你去年没结果——是不是被雷劈过——还是被虫子蛀了——你倒是结一个啊——一个就够——我拿去给隔壁王婆婆看看——证明我种的树会结果——”

      她的表情无比认真,认真到了一种虔诚的地步。她在台上一边唱一边走圆场,姿态端足了一个正经青衣的架子,但那身补丁衣裳和脸上真挚到可笑的悲伤表情,和她嘴里唱的那些荒唐词儿形成了绝佳的反差。

      唱到最后,她忽然停了下来。

      她走到戏台边缘,蹲下来,对着那片瓜子壳轻声说了一句:“娘,我唱完了。你觉得好听吗?好听就鼓个掌。”

      然后她伸出手,把那片瓜子壳拿起来,小心翼翼地吹了吹灰,像是拂去老人膝盖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然后郑重地把它重新放进了袖子里。

      她站起来,转身对台下鞠了个躬。

      掌声雷动。

      不是用瓜子壳拍出来的那种,而是真真切切的、十几双手掌用力拍在一起的声音。金满堂第一个站起来鼓掌,脸上的笑容比他的肚子还大。花旦女拍得手都红了,一边拍一边摇头,嘴里念叨着“了不得了不得”。拉胡琴的老头摘下眼镜擦了擦,眼睛里竟然也泛着点光。

      “你叫什么名字?”金满堂从太师椅上走下来,大步流星地上了台,一把握住翠屏的手,握得比亲闺女还亲。

      “翠屏。”她说。

      “翠屏!好名字!好名字!”金满堂用力晃了晃她的手,声音大得整条街都听得见,“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同乐戏班的人了!工钱日结!每天五十文!包两顿饭!”

      翠屏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又加了一句:“今天这首叫什么名儿?我让人给你写个牌子挂出去!”

      翠屏想了想,认真地说:“叫《寡妇哭鸡》。”

      金满堂愣了一瞬,然后拍着大腿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在空旷的戏台子上回荡,惊飞了屋顶上打盹的两只麻雀。台下的人也笑成了一团,笑声响亮而没有任何恶意——不是嘲笑,而是那种被一个毫不做作的人用最朴实的方式逗乐了之后的、发自心底的笑。

      翠屏站在那里,黝黑的脸上挂着那两滴还没干的眼泪,看起来又可怜又好笑。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袖子里除了那片瓜子壳之外,还攥着一个小小的蓝布荷包。荷包里只有一枚铜板,但从明天开始,这枚铜板就不会再孤单了。

      那撮绿毛在她头顶的布包底下悄悄地、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抖了抖。青芽没有出声,但宋小樱能感觉到,那撮毛正用她仅有的一点点灵力,在翠屏的头皮上描了一个极小的、极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符文——那是一个小草精能画出的最复杂的祝福,意思是“不饿”。

      她确实不饿了。

      不只是因为喝了两碗稀粥。

      还因为此刻站在这个破戏台上,被一群陌生人用笑声包围着,她觉得——尽管她什么都想不起来——但“活着”这件事本身,似乎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只要姿态放到最低,没有世俗口中所谓的尊严,成为观众眼里的小丑。”
      她对着台下那些笑得东倒西歪的人又鞠了一个躬。这一次比上一次低了三分,多了一分真心。

      然后她把手伸进袖子里,摸了摸那片瓜子壳。

      “娘,您坐好。”女儿还要唱很久。

      她转过身,踩着吱吱呀呀的木板走下戏台,背影像一个真正扛得起生活的女人——腰板直直的,步子稳稳的,补丁摞补丁的衣裳被风吹起来,像一面打了许多补丁的旗帜。

      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影子边缘有一小撮奇怪的凸起,那是用布包着的一撮绿毛。在影子里,那撮毛看起来不像一个包,倒像一顶歪歪扭扭的王冠。

      不太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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