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平陛下补习班·严卿补课》晓梦盈盈

5、第五章 青州初醒 旧痕未褪春

　　林致远醒的时候，天还没亮透。青州的冬天比京城湿冷，那股冷意从窗缝里渗进来，贴在脸上，潮的，沉的。被窝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睁着眼躺了一会儿，想起腊月里方晓躺在他旁边，手指勾着他的手指。她把他的手拉过去，放在她自己腰上，然后就不动了。她的腰是温的，隔着一层薄薄的里衣，他能感觉到她呼吸的时候那一小块皮肤微微起伏。他不敢动。不是怕碰到后背的伤——他的伤在背上，她睡着的时候从来不会碰到。他是不敢动，怕一动，她就醒了。她把他的手拉过去放在她腰上，是怕他半夜疼醒的时候身边没人。她没说，但他知道。

　　他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看了看。青州的晨光从窗纸透进来，灰蒙蒙的，落在他空空的手掌上。他把手缩回去，坐起来。冷气贴上他的胸口，他缩了一下，起身穿衣。里衣，衬袍，外袍。系腰带的时候手指碰到腰侧——方晓的手指在那里停过。他把腰带系好，推门出去。

　　今天是正月初七。他是初二从京城启程的。走那天，方晓站在门口，昭月站在她旁边，昭明站在另一边。方晓给他带了满满两箱子东西，昭月往里面塞了一堆吃的，油纸包了一层又一层，说青州的东西爹吃不惯，饿了好歹有口垫补。昭明没有往里塞东西。他站在旁边，安安静静的。走之前那几天，林致远天天陪昭明温书。昭明的文章火候还不够，但他没有说破。昭明坐在那里，一篇一篇地写，他坐在旁边，一篇一篇地看。父子俩话不多，烛火跳着，一个写，一个看。临走那天，他告诉昭明：“你年岁还小，去看看就好，不必在乎结果。”他不会说别的话。昭明应了一声“是”。马车动了，他从车帘缝里往后看，昭明还站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和每次一样。那孩子的影子，那股劲儿，总在他脑子里。

　　初三那天路上化了雪，官道泥泞不堪，马车陷进去两次，他下车帮着推，后背的伤扯着，隐隐地疼。年下礼节多，在家他也不好意思天天趴着，方晓总跟他瞪眼睛，但终究是没有养好。一使劲就绷得疼。晚上在驿站，他侧着身子躺下，睡不着。想方晓，想陛下的戒尺，想界河争滩、荒地起科，不知道从哪儿干起。到了青州府衙，整个人像被抽散了的架子，关上后宅的门睡了一整天。

　　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比定国公府那棵细得多，光秃秃的，枝丫戳在灰蒙蒙的天上。他站在廊下，冷风从院子那头灌进来。青州没有京城的干冷，风里带着潮气，贴在脸上，钻进领口。京城腊月的风是刀子，青州正月的风是钝刀子——不快，但磨人。他把领口拢了拢。这是他现在要一个人待的地方。

　　去年四月初到青州，还没来得及认全衙门里的人，伊河、洛水就暴涨了。他在堤上守了几十天，嗓子喊哑了，人瘦了一圈。堤守住了——周文炳修的堤，他守的只是不让它溃。然后是昭月来了，从京城跑到青州，在堤下熬药，晒黑了一圈。再然后是方晓来了，九月里，住了个把月。他白天在衙门，她在后宅等他，两个人话不多，晚上她躺在他旁边。然后济南的调令来了，他把青州扔给钱穆，自己去济南审了四十余日案子。那些案子他审得得心应手，按察使给他写了“刑名精熟，堪当大任”。他不会推辞，但确实办得顺手。

　　然后腊月述职。陛下把他的壳敲碎了。戒尺落下来的时候，陛下问他界河争滩的事，问荒地起科的事。他跪着，一句都答不上来。陛下说他在青州八个多月，一件事都没从头到尾办完过。他跪在金砖上，后背的伤一下一下地跳，答不上来。现在那些伤落了痂，留下淡红的印子，碰到还会疼。不是那种疼——是提醒他，他来青州是当父母官的。父母，官。昭月昭明，他也没照顾好。青州一百四十七万百姓，他也没管好。他对不起孩子，也对不起百姓。陛下问他冤不冤。他不冤。

　　堤上的冰还没化，界河争滩的事还压着，荒地起科的卷宗还摞在案头。他走之前压着没办的事，回来之后还在那儿等他。没有人替他办。他在廊下站了一会儿，把领口拢紧，转身往书房走。今天初七，衙门还没开印，但他是知府。没有人替他等。

　　案头放着一本《时政录》，是初二走那天二殿下棠澄送来的。棠澄站在门口，说父皇让我送来的。林致远接过来，翻开。里面密密麻麻都是陛下的批注。陛下的字极小，极稳，每一笔都像是用刀刻在纸上，再小的字也不见一丝虚浮。写得小不难，写得稳才难。他批折子也是这样的字，一行一行，清清楚楚，从不潦草。他教训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句一句，不紧不慢，却每个字都落在要害上。写成这样的小字是功夫，他明白陛下用了多少功夫。陛下用心良苦，他也得用功夫。

　　林致远把书合上，放在案头。陛下的字在昏暗的晨光里，密密麻麻，像他后背上的伤。

　　他回到青州的消息不胫而走。

　　头一天，钱穆来了。拎着一盒点心，说是内子做的枣糕，让大人尝尝。林致远道了谢，请他坐下。钱穆把年前积压的公文简要说了一遍，哪些已经处置了，哪些还压着等他回来定。说话不快，一句一句，有条有理。说到界河争滩的时候，语气还是那样，不急不慢。“博兴的孙知县递了两次文书来催，说春耕前再不定章程，百姓又要闹。临淄那边倒是没催——他们上游，不急。”林致远没接话。钱穆也没再说。坐了一炷香工夫，起身告辞。

　　第二天上午，通判周赟来了。四十出头，管粮运、水利、农桑，周文炳手里留下的另一个人。他和钱穆不一样——钱穆圆，他方。进门坐下，茶没喝，先把去年沟渠淤塞的数报了一遍。“春耕前不疏浚，上游的水下来，下游还得淹。博兴和临淄争的不是水，是没人替他们做主。”林致远把他的话记下了。周赟说完，茶喝了一口，起身走了。全程不到一炷香。

　　下午，推官韩维来了。比林致远小两岁，管刑名。去年林致远去济南那四十余日，府衙的刑名是他顶着。他话少，坐了一会儿，报了几个积案的数字，林致远点了头，他便不再说了。临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大人，去年您从济南回来，有几个案子的卷宗下官整理过了，放在您案头左边那摞。”林致远谢了他。韩维点了点头，走了。

　　第三天，人更多了。

　　博兴知县孙达没亲自来，派了县丞，带了博兴的土产，说知县本要亲自来的，临时被界河那边的事绊住了——百姓又在闹。林致远问闹什么，县丞支吾了半天，说还是争水。临淄知县赵恒倒是亲自来了，坐在旁边，端着茶，一言不发。

　　林致远看赵恒。“赵知县，临淄是上游。你怎么看。”

　　赵恒放下茶盏。“大人，临淄的百姓也急。春耕等不了。章程不定，上游不敢放水，下游等着用水。拖一天，两边的地都耽误。”他没说怎么定，但他来了。

　　林致远说知道了。赵恒起身告辞，走到门口，又回过头。“大人，周文炳大人在时，每年正月十五前定章程。定了，百姓就能安心备耕。”林致远没接话。赵恒走了。

　　乐安知县郑桓是亲自来的。乐安去年报上来的新垦荒地，有一部分是灾民回籍开垦的，按抚恤例免科五年，按户部新规满三年就该起科。钱穆压着等林致远回来定，林致远压着没定。郑桓说，百姓托了乡绅来问，问今年这块地到底怎么算。免税还是征税，征税的话征多少。他们等不到开印，开印之后就要备耕了。种还是不种，种什么，全看官府怎么定。林致远说知道了。郑桓便不再说，坐了一会儿，起身告辞。

　　下午，乡绅来了。青州城里的，博兴的，临淄的，乐安的。有的递了帖子，有的直接登门。说的话大同小异——“大人初到青州，我等本该早来拜见”“青州百姓盼大人如盼甘霖”“界河的事闹了几年，百姓苦不堪言”。话都说得漂亮，但每个人的脚站在哪一边，林致远听得出来。博兴的口音替下游叫屈，临淄的口音替上游说话，乐安的口音两不相帮但希望尽快定下来。有一位告老还乡的，姓孟，前任山东按察副使，在青州有田产。他坐在椅子上，端着茶，慢慢说了一句：“林大人，青州的百姓不指望官府替他们做主，只指望官府别让他们自己打起来。”林致远看着他。孟老爷把茶盏放下。“周文炳在的时候，每年正月十五前定章程。定了，上下游都能安心种地。他走了，章程老了，没人敢动。”他没说“大人该动”，但意思到了。

　　送走孟老爷，林致远在书房里站了片刻。然后叫长贵。

　　“把拜年的人都挡了。就说本府出门公干，不在衙中。”

　　长贵应了一声，出去传话。林致远把案头的卷宗合上，起身往外走。经过廊下的时候，风灌进来，他把领口拢了拢。门口已经又有人递帖子了，长贵正拦着，说大人出门了，改日再来。林致远从侧门出去，没有带别的人，只叫长贵牵着马跟在后面。

　　从府衙到博兴县界河滩，快马不到两个时辰。出了城，官道两边的田里还覆着霜，麦苗趴在地上，灰绿灰绿的。路越走越窄，从官道拐上土路，从土路拐上田埂。马走不了，他下来走。长贵牵着马跟在后面。

　　河滩到了。

　　风从河面上灌过来，又硬又冷。他站在岸边，袍角被风掀起来。河水很浅，冬天水枯，露出大片滩地。滩地上覆着枯草和残雪，一直延伸到远处，和两岸的麦田接在一起，看不出界线。博兴在南岸，临淄在北岸。南岸的麦田一直种到水边，北岸的麦田也种到水边，中间隔着几十步宽的枯草和残雪。他蹲下来。手指插进冻硬的泥土里，抠出一块来。土是黑的，攥在手里一捏，散成碎末。河滩地，淤了几十年的肥土。他站起来，沿着河岸走。靴子踩在枯草上，沙沙地响。那排老柳树站在河岸边，枝干黝黑，光秃秃的，在风里一动不动。他走到柳树下，站住了。

　　树干上刻着字。不是一处，是很多处。深深浅浅，新新旧旧，刻的全是界字。有的刻得深，笔画粗粝，像用镰刀凿的；有的刻得浅，歪歪扭扭，像用石块划的。最老的那棵柳树上，刻痕叠着刻痕，树皮长合了又被划开，长合了又被划开。他伸手摸了摸。树皮是冰的，粗糙的，刻痕的边缘已经磨圆了。长贵牵着马站在不远处。

　　林致远在柳树下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往回走。靴子踩在冻硬的河滩上，一步一个印子。

　　回到官邸，天已经黑透了。他把旧靴脱下来，鞋帮上沾着河滩的冻泥，靴子是年里新做的，他把靴子放在门口，走进里屋。案头那本《时政录》还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