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记沙溪往事》兔飞飞铁拳

5、第四章 王明达和王坪那几爷子 【一】

　　【一】
　　王坪这地方，王姓是大姓。沙溪河从猫儿垭流下来，在王坪这儿拐了一个大弯，冲出一片平坝。坝上的田都是好田，土是黑油沙土，捏在手里能捏出油来。王家的祖上从湖广填四川的时候就看中了这块地方，沿河两岸扎下根来，一代一代，开枝散叶。到民国年间，王坪的王姓已经分成了好几房，各房有各房的当家人，各房有各房的算盘。
　　王明远是一房的代表。他走的是武路——保定军校、革命党、精选队，一辈子跟枪打交道。他的堂弟王明达，走的是文路。
　　王明达比王明远小五岁，从小就是王坪最聪明的娃儿。他读书过目不忘，私塾先生教的《论语》《孟子》，他读两遍就能背。背完了还问先生，这个字为啥子这样写，那个话为啥子这样讲，问得先生答不上来。先生跟他爹说，这娃儿是文曲星下凡，得送到大地方去读书。他爹王老太爷——王明远的二叔——咬了咬牙，卖了十亩水田，把儿子送到成都，考进了华西协合大学。
　　那是民国初年的事。王明达成了沙溪河两岸第一个大学生。
　　他在成都读了四年书，学的是教育。毕业的时候，校长——一个加拿大传教士，高鼻子蓝眼睛，说话带着洋腔——握着他的手说：“王先生，你是我最优秀的中国学生之一。如果你愿意，可以留在成都，我给你在教会学校安排教职，薪水从优。”
　　王明达摇了摇头。他说话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楚：“校长，我要回沙溪。”
　　“为什么？那里的条件很艰苦，你回去能做什么？”
　　王明达望着窗外的梧桐树。梧桐叶子黄了，一片一片落下来，落在草坪上。成都的秋天比沙溪来得晚，但终究是要来的。
　　“那里的人，不晓得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回去，让他们看一看。”
　　他拎着一口藤条箱，从成都坐汽车到巴中，又从巴中坐船回沙溪。船是柏家兄弟的柏木船，逆水而上，走了两天一夜。他坐在船头，看着沙溪河两岸的山越来越陡，田越来越少，心里却越来越踏实。船到王坪码头的时候，他爹拄着拐杖站在石阶上，和当年送王明远去保定一模一样。老爷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竹布长衫，胡子全白了，被河风吹得飘起来。
　　王明达从船上跳下来，走到爹面前，跪下磕了一个头。
　　“爹，我回来了。”
　　老爷子把他扶起来。他的手在发抖，嘴唇也在抖。他想说很多话——说儿子有出息了，说王家的祖坟冒青烟了，说那十亩水田卖得值。但他什么都没说出来。他只是拉着儿子的手，一步一步走上石阶。拐杖点在石阶上，笃、笃、笃，像敲在人心上。
　　那是王明达这辈子最后一次握他爹的手。三年后老爷子死了，死的时候王明达正在广纳场筹办小学，赶回来的时候人已经入了殓。他跪在灵前，额头碰在棺材上，碰出了血。他没有哭出声，只是跪着，额头上的血顺着棺材流下来，流进棺材缝里。
　　【二】
　　王明达回来以后做的头一件事，是在广纳场办了一所小学。
　　说是小学，其实就是一座破庙改的。庙是龙王庙，在广纳场街尾，靠着沙溪河。庙里的和尚早就跑了——民国初年闹兵乱，败兵过路把庙里的香炉都抢了，和尚们树倒猢狲散。剩下一座空庙，大殿里的龙王像被砸掉了半边脸，露出里面的泥胎和稻草。庙门上的匾额还在，上面的金漆已经剥落了，“龙王庙”三个字模模糊糊的。
　　王明达把庙打扫干净，把龙王像搬出去，把大殿改成了教室。他从王坪砍了竹子，自己动手做课桌——竹子破开，竹青朝上，用竹钉钉成桌面，四条腿用粗竹筒做，人一走上去就吱呀吱呀响。凳子也是竹子的，坐上去凉丝丝的。黑板是一块门板，刷上锅底灰，干了以后拿粉笔写，写了擦，擦了写，字迹总擦不干净，上一课的字叠着下一课的字，像一层一层的记忆。粉笔是他自己用石灰和石膏做的，做出来的粉笔歪歪扭扭的，一写就断，但能写。
　　学校开学那天，来了十二个学生。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七岁，有男有女——女娃儿上学，在广纳场是头一回。家长们站在龙王庙门口，探头探脑地往里看，不敢进来。他们看着自家娃儿坐在竹凳上，手放在竹桌上，跟着王明达念：“人、手、足、刀、尺。”念得参差不齐，有的声音大，有的声音小，有的干脆不张嘴。
　　王明达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站在门板做的黑板前面，手里拿着一根竹棍当教鞭。他的字写得很漂亮——柳体，端正有力。他在黑板上写一个“人”字，然后转过身来，面对着那十二双亮晶晶的眼睛。
　　“这个字，读‘人’。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人。人活在世上，要相互支撑，才能站得稳。”
　　娃儿们跟着念：“人——”
　　声音从龙王庙的窗户里飘出去，飘过广纳场的街道，飘过沙溪河，飘进两岸的山里。河边的洗衣裳的婆娘们停下棒槌，侧着耳朵听。码头上扛活的汉子们放下扁担，朝龙王庙的方向望。他们听了一辈子的川江号子、船工号子、抬工号子，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声音——整整齐齐的读书声，像沙溪河的水，一波一波地荡开。
　　这所小学后来成了沙溪嘴一带的文脉。从这所小学走出去的学生，有的考进了县城中学，有的考进了师范，有的后来也当了教书先生。王明达的学生里头，出了沙溪嘴第一个女教师、第一个西医医生、第一个工程师。这些都是后话。
　　但王明达不满足于只办小学。他要在沙溪河上修一座桥。
　　【三】
　　沙溪河上没有桥。从古到今，两岸的人过河，要么蹚水——夏天水涨的时候不能蹚，只能绕十几里山路从上游的浅滩过——要么坐船。船是柏家兄弟的柏木船，柏世荣和柏世华撑篙掌舵，一趟一趟地渡人。过河的人多的时候，船靠不了岸，人就在河边等着，蹲在石头上抽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等船从对岸慢悠悠地划过来。柏家兄弟从早忙到晚，挣的钱只够买苞谷糊糊。
　　王明达站在河边，看着那些等船的人，看着柏家兄弟被太阳晒得黑亮亮的脊背，看着河水一年一年地流，心里就想——这里得有一座桥。
　　他把这个想法在广纳场的茶馆里说了。茶馆里坐着的都是当地的士绅，有开药铺的赵济堂，有开杂货铺的钱老板，有跑船帮的柏世荣。他们端着茶碗，听王明达说完，都笑了。
　　“明达先生，你怕是读书读傻了。”赵济堂把茶碗放下，茶碗在桌面上碰出轻轻的一声。“沙溪河上修桥？从古到今，哪个有这个本事？河水这么宽，水这么深，夏天发大水的时候能把河滩上的石头都冲跑，你拿啥子修？”
　　王明达不跟他们争。他从藤条箱里翻出一本书——那是他在成都读书时候从洋人教授那里借来的，上面画着各种桥梁的图样。他把书摊在茶桌上，指着一幅图。
　　“石拱桥。用石头砌拱，不用桥墩，河水再大也冲不垮。”
　　士绅们凑过来看。图上的桥弯弯的，像一道彩虹跨在河面上。他们看了半天，抬起头来，看着王明达，眼神里多了一层东西——不是嘲笑，是一种将信将疑的认真。
　　“修这样一座桥，要好多钱？”钱老板问。他是开杂货铺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
　　王明达报了一个数。
　　茶馆里安静了。只听见沙溪河的水声从窗外传进来，哗哗的，像是在替那些沉默的人说话。
　　赵济堂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他没有叫伙计续水。“明达先生，这个数，把广纳场卖了都不够。”
　　王明达把书合上，放回藤条箱里。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他是怎么想办法的，王坪的人后来讲起来，都像在讲一个传说。
　　王明达先是把自己家的田卖了。他爹留给他的十五亩水田，他一亩不留，全部卖给了马福堂。马福堂拿到地契的时候，手在发抖——不是激动，是想不通。他种了一辈子田，把田看得比命还重，没见过有人为了修桥把祖田全卖了。他蹲在田埂上，看着王明达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读书人跟别人不一样。不是傻，是心里装的东西不一样。
　　十五亩水田卖的钱，只够修桥的一个零头。王明达开始募捐。他背着藤条箱，走遍了沙溪河两岸每一个村子。王坪、马家坡、广纳场、沙溪嘴、陈家湾、赵家坝，他一个一个走。他走进有钱人的堂屋，坐在太师椅上，把桥的图样摊在桌上，一条一条讲——桥多长，多宽，用多少石料，能管多少年。有钱人听着，有的捐了钱，有的没捐。没捐的，他也不恼，把图样收起来，站起来拱拱手，走了。
　　他也走进穷人的茅草屋。穷人家没有太师椅，他就蹲在火塘边，接过主人递来的苞谷饼，一边嚼一边讲。穷人家捐不出钱，就捐米、捐鸡蛋、捐劳力。王明达拿出一个本子，一笔一笔记上——“王张氏，鸡蛋十个。”“陈老幺，出工三天。”记完了，他站起来，朝主人家鞠一躬。
　　有一回他走到金匣潭边的白有田家——就是猪圈旁边那个偏屋。白有田蹲在门口，端着一碗苞谷糊糊，正在喝。他看见王明达走进来，赶紧站起来，碗差点掉在地上。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读书人进过他的门。
　　王明达在偏屋里蹲下来。偏屋太矮，他站不直，只能蹲着。屋里没有凳子，没有桌子，只有一张稻草铺的床，床头堆着几个南瓜。他把桥的图样摊在稻草上，给白有田讲。白有田听不懂那些石拱、跨度、承重的话，但他听懂了“桥”。桥修好了，过河就不用蹚水了，不用等船了。他的眼睛亮了一下。
　　王明达讲完了，合上图样。白有田站起来，走到床头，从稻草底下摸出一个布包。布是破布，补丁摞补丁。他打开布包，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和十几个铜板。那是他二十年的积蓄——给马福堂当长工，每年年底分一点工钱，他一分一分攒下来的。
　　他把布包捧到王明达面前。手在发抖，抖得铜板哗啦啦响。
　　“明达先生，我……我就这些了。”
　　王明达看着那个布包，看着白有田满是裂口的手，看着他木木的脸上那种从来没有过的光。他伸出手，从布包里拿了一个铜板。
　　“有田，这一个铜板，我收下了。剩下的你留着。桥修好了，你第一个走。”
　　白有田的手还捧着布包，愣在那里。王明达站起来，弯着腰走出偏屋。外面的太阳很大，晃得他眼睛发酸。他站在偏屋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背着藤条箱，继续往下一个村子走。
　　他的背影在田埂上越来越小。白有田站在偏屋门口，捧着那个布包，望着他的背影。眼泪从他那张木木的脸上流下来，滴在铜板上。
　　那座桥后来真的修成了。
　　石头是从猫儿垭运来的青条石，石匠是专门从通江县城请来的老匠人。老匠人姓吴，六十多岁了，白胡子飘在胸前，手糙得像树皮，但做起活来稳得很。他带着十几个徒弟，在河边搭了个棚子，一锤一凿地打石头。铁锤打在凿子上，叮叮当当的声音从早响到晚，在沙溪河上飘着，和河水的哗哗声混在一起。吴老匠人打石头的时候，一句话不说，眼睛只盯着石头。石头在他手下，像面团一样听话。他打的拱石，一块一块，弧度刚刚好，砌上去严丝合缝，不用灰浆都不会掉。
　　王明达天天在工地上。他跟石匠学打石头，跟泥瓦匠学砌拱，跟挑夫一起扛石头。他的蓝布长衫被石头磨破了，肩膀磨出了血印子，他也不管。夜里他睡在工棚里，和一帮石匠、挑夫挤在一起。棚子里全是汗味、烟味、脚臭味。他躺在稻草上，听着沙溪河的水声，听着旁边汉子们的鼾声，翻一个身，睡着了。
　　桥修了整整一年。
　　合龙那天，沙溪河两岸站满了人。王坪的、马家坡的、广纳场的、沙溪嘴的，全来了。男人们蹲在河边抽叶子烟，婆娘们抱着娃儿站在树荫下，娃儿们在人缝里钻来钻去。连何幺娃都来了，他蹲在人群外面的一块石头上，望着那座还没有合龙的桥，喉咙里发出啊啊的声音，手指比划着什么。张幺姑拉着他的手，不让他比划，但她的眼睛也望着那座桥。
　　王明达站在桥拱最高处。他把最后一块拱石——吴老匠人打了三天三夜打出来的合龙石——亲手安上去。石头落下去的时候，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像人的心跳。
　　桥合上了。
　　两岸爆发出一阵欢呼。那欢呼声太大了，把沙溪河的水声都盖住了。芦苇荡里的水鸟被惊得扑棱棱飞起来，满天都是。何幺娃啊啊地叫着，手指着桥，眼泪从他眼睛里流下来。没有人注意到一个哑巴在哭。所有人都看着那座桥，看着那个穿着破长衫、站在桥顶上的读书人。
　　王明达站在桥上，河风吹过来，把他花白的头发吹乱了。他的蓝布长衫上全是泥浆和汗渍，肩膀上磨破的地方露出发红的皮肤。他没有欢呼。他只是站在那里，低着头，看着桥下的河水。河水从桥拱下流过，打了一个漩，然后继续往下游流去。
　　白有田真的第一个过了桥。他走在桥面上的时候，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稳稳的。他的脚板感觉着脚下的青条石——被吴老匠人打得平平整整的，走在上面踏踏实实的。走到桥中间，他停下来，扶着桥栏，望着沙溪河的水。河水在桥下流着，他站在桥上，脚不沾水。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后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桥栏握得更紧了。
　　桥修好以后，王明达在桥头立了一块石碑。碑上的字是他亲手写的——“利济桥”。三个字，柳体，端正有力。旁边刻着一行小字：“民国二十四年，沙溪两岸民众共建。”他没有刻自己的名字。
　　但沙溪河的人，都把这座桥叫做“明达桥”。
　　【四】
　　王明达当参议员，是抗战胜利那年的事。
　　县里要成立参议会，给沙溪这边分了一个名额。广纳场的士绅们聚在茶馆里推举人选，推来推去，最后推到了王明达头上。不是因为他有钱——他把祖田卖了修桥以后，自己就剩几亩薄田了，在士绅里头算穷人。是因为他修了桥，办了学，沙溪河两岸的人都服他。
　　王明达推辞了。他说，我一个教书先生，当什么参议员。士绅们不干，说你不当谁当？赵济堂把茶碗往桌上一顿，茶碗里的茶水溅出来。“明达先生，参议员是为老百姓说话的。沙溪河的老百姓，除了你，还有谁肯替他们说话？”
　　王明达沉默了一会儿。窗外传来沙溪河的水声，还有利济桥上行人走过的脚步声——那是他修了一年的桥，每一块石头他都摸过。
　　“好。我当。”
　　他当参议员那几年，做了几件事。头一件，给沙溪河两岸减免了一部分赋税。他拿着沙溪老百姓按了手印的陈情书，一趟一趟跑县城。县政府的大门他进过无数次，传达室的老头都认得他了——“王参议员，你又来了？”他笑笑，坐在传达室的长条凳上等。有时候一等就是一天，县长的秘书出来说县长不在，他说那我明天再来。第二天又去。去了五趟，县长终于见了他。他把陈情书放在县长桌上，一条一条说——去年沙溪遭了水灾，收成减了三成；今年又遭了旱，苞谷都没结棒子。老百姓吃都吃不饱，哪有钱交赋税？县长看着这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的参议员，看了很久。最后拿起笔，在减免呈文上签了字。
　　第二件，给利济桥争取了维修经费。桥修了十年，夏天的洪水把桥基冲出了一道裂缝。王明达发现了，连夜跑到县城找建设科。建设科长说没经费，他就在科长办公室坐了一整天，不吃不喝。科长下班，他跟着下班。科长上班，他已经坐在办公室门口了。第三天，科长受不了了，批了一笔钱。
　　第三件，保住了龙王庙小学的校舍。县里有人说，龙王庙是公产，要收回去开商铺。王明达在参议会上拍了桌子——他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那天拍了桌子。桌上的茶杯跳起来，盖子滚到地上，摔碎了。他说，那是沙溪河两岸几百个娃儿读书的地方，谁敢收回去，我王明达就跟他打官司打到省城去。会场里安静了。没有人见过王明达发火。那个拍桌子的声音在会场里回荡了很久，像利济桥合龙时石头落下去的那一声响。最后，收校舍的提案被撤了。
　　参议会里有人劝他，明达先生，你何必这么认真。参议员就是个虚衔，领一份车马费，盖盖章，举举手，就行了。得罪人的事，莫做。
　　王明达听了，把烟杆从嘴里拿出来。他的烟杆是他爹传下来的，黄铜锅子，翡翠嘴子。他不常抽，只在心里有事的时候抽。
　　“参议员如果只是盖盖章举举手，那这个参议会，有么子用？”
　　劝他的人不说话了。
　　他当了一届参议员，届满以后没有再当。不是选不上，是他自己不选了。他说，参议员该让年轻人当，我老了，回去教书。
　　他回到龙王庙小学，继续当他的教书先生。每天早上，他穿着那件蓝布长衫，从王坪走到广纳场。过利济桥的时候，他会在桥上站一会儿，看看桥下的河水，看看桥头的石碑。石碑上的字被风雨侵蚀得有些模糊了，但“利济桥”三个字还清清楚楚。他拿手指摸了摸那几个字，然后继续走。
　　【五】
　　王明达和王明远两房人的暗争，是王坪公开的秘密。
　　两房人住在一个村子里，田挨着田，坟挨着坟，抬头不见低头见。但两房当家人的活法完全不同。王明远走武路，一辈子拿枪；王明达走文路，一辈子拿笔。两房的后人，也沿着各房的路子走。王明远的追随者王福生，跟着叔扛了一辈子枪，最后把精选队的旗子收了一辈子。王明达的儿子王明章，在县城读了师范，回来接他的班，也当了教书先生。
　　本来井水不犯河水。但一个家族的资源是有限的——族长谁当，祠堂谁管，族产谁支配，祭祖的时候谁站前排——这些事，像沙溪河底的暗流，表面上波平浪静，底下却在暗暗较劲。
　　王明远活着的时候，两房还能维持平衡。他是保定军校出身，带着精选队保过境，在沙溪河两岸的威望摆在那里。王明达敬他是堂哥，大事上让他三分。王明远也敬王明达是读书人，修桥办学的事从不干涉。两个人见面，王明远叫一声“明达”，王明达叫一声“大哥”，客客气气的。但客气的底下，是两棵挨得太近的树，枝叶不打架，根却在土里争着水。
　　王明远死后，平衡就打破了。
　　王明远没有儿子，他的香火由追随者王福生继承。王福生虽然姓王，毕竟是远房，在族里说话分量不够。王明远一死，精选队散了，他那一房的势力就塌了一半。王明达这一房开始占了上风。
　　族长落到了王明达头上。不是他争的，是族里的人推的。他们说，明达先生修了桥办了学，当过参议员，见过大世面，族长不让他当让谁当。王明达推辞了两次，第三次没有推。不是他贪这个位置，是他晓得，如果他不当，族里几房人就会争起来。争起来，王坪就不得安宁。
　　他当族长以后，做了一件事——把族产的管理权分了一半给王福生。
　　王福生来祠堂领钥匙的时候，愣住了。他站在祠堂门口，手里攥着那串钥匙，铜钥匙冰凉冰凉的。他抬头看着王明达，嘴唇动了动。
　　“明达叔，这……”
　　王明达坐在祠堂的太师椅上。祠堂里供着王家的祖宗牌位，一层一层，像一座木头砌的山。香烟缭绕，牌位上的金字在烟里模模糊糊的。
　　“福生，你明远叔不在了，但他的功劳还在。精选队保了王坪十几年，这份功劳，王家不能忘。族产有你一半的管理权，是你应得的。”
　　王福生的眼泪下来了。他跪在祠堂里，朝祖宗牌位磕了三个头，又朝王明达磕了一个头。额头碰在青砖地上，咚咚响。
　　王明达站起来，把他扶起来。他的手握在王福生的胳膊上，感觉到侄儿的胳膊在发抖。
　　“福生，王坪的王家，不管哪一房，都是同一个祖宗。分家不分心。”
　　王福生擦了擦眼睛，点了点头。
　　那以后，两房人的暗争消停了一些。但没有完全消停。王明达的儿子王明章，和他爹一样是读书人，师范毕业，在龙王庙小学教书。他对族长这些事不感兴趣，一心只管教书。但王明达的侄儿王明德，是个不安分的人。他在广纳场开了一家茶馆，名义上卖茶，实际上窝匪聚赌。他叔王明达说过他几次，他当面应着，转过身该干啥子干啥子。他那一房的人，背地里说王明达胳膊肘往外拐，把族产分给外房的人。王明达听见了，不说话，只是把烟杆抽得更勤了。
　　这些暗流，一直流到解放。
　　【六】
　　土改的时候，王明达被打成了地主。
　　他其实没有多少田了。修利济桥的时候，他把祖田卖了十五亩。后来办学，又卖了三亩。到土改前，他名下只有五亩水田，在沙溪河两岸的士绅里头算是最少的。但他是族长，当过参议员，住着祖上传下来的青砖瓦房——这房子是他爹留下来的，院墙上的爬山虎长了上百年，根比人的胳膊还粗。按政策，他够得上地主成分。
　　工作组来王坪划成分那天，祠堂里挤满了人。供桌上的祖宗牌位被搬走了，换上了毛主席像。王明达站在供桌前面，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他已经快六十了，头发全白了，腰板还是直的。他的手背在身后，手指微微发抖，但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工作队长还是那个孙队长。他戴着眼镜，坐在供桌后面，面前摊着王明达的材料。他把眼镜往上推了推。
　　“王明达，你在旧社会当过参议员，是不是？”
　　“是。”
　　“参议员是国民党政权的组成部分，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你承认不承认？”
　　王明达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沙溪河哗哗流着，水声传进祠堂里。他听见利济桥上有行人走过的脚步声——那是他修了一年的桥。
　　“我当参议员，是为沙溪河的老百姓说话的。减免赋税，维修桥梁，保住学校。我经手的每一件事，都对得起沙溪河。”
　　孙队长把材料翻了一页。纸张哗啦响了一声。
　　“你还在成都读过华西大学。华西大学是帝国主义办的教会学校，你在那里接受过反动教育。”
　　王明达的手攥紧了。他想说，我的校长是加拿大人不假，但他把毕生积蓄都捐给了四川的教育。他想说，我在那里学的是教育，不是反动。但他什么都没说。他晓得，这些话说出来，只会让孙队长在材料上多写几行字。
　　他被划成了地主。
　　田分了，青砖瓦房没收了，分给了三户贫农。王明达搬到了龙王庙小学后面的一间偏房里。偏房原来是堆柴火的，四面透风，地面是夯土的，一到下雨天就返潮，地上湿漉漉的。他在墙角支了一张木板床，床边放了一张竹桌，桌上摆着他的书——几本从华西大学带回来的教育学课本，书页已经泛黄了，边角卷起来。还有一本他手抄的《古文观止》，毛笔小楷，一笔一划，抄了三年。
　　他每天还是去龙王庙小学教书。已经不是校长了——新派来的校长是从县城调来的，年轻人，二十出头，穿着中山装，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他不让王明达教主课，只让他教写字。王明达不争，每天站在黑板前面，一笔一划地教娃儿们写毛笔字。他的手还是稳的，柳体还是那么端正有力。娃儿们跟着他写——“人”、“口”、“手”、“山”、“水”、“田”。写完了，他把写得好的作业挑出来，贴在墙上。墙上贴满了娃儿们的字，歪歪扭扭的，稚嫩得很，但每一笔都很认真。
　　王明达的儿子王明章，也受到了牵连。他是师范毕业，本来在龙王庙小学当教导主任，因为爹的成分问题，被降成了普通教师。他不怨他爹，每天还是认认真真备课、上课、批改作业。他的字也写得好——他爹教的，也是柳体，比他爹的字多了几分秀气。父子俩在同一个学校教书，一个教写字，一个教算术。课间的时候，两个人坐在办公室的竹椅上，各抽各的烟，有时候说几句话，有时候什么都不说。窗外传来娃儿们的读书声，和沙溪河的水声混在一起。
　　王明章抽的是纸烟，他爹抽的是叶子烟。两股烟雾在办公室里飘着，混在一起，分不清了。
　　王明德——那个开茶馆的侄儿——土改的时候也倒了霉。他的茶馆被查封了，有人供出他窝藏过土匪。他被抓起来关在广纳场的临时牢房里，和当年晏守业关的是同一个地方。审了半个月，没有查出他跟土匪有直接勾结，放出来了。但茶馆没了，营业执照被吊销了。他回到王坪，住在一间破屋里，每天蹲在门口抽闷烟。王明达去看他，他蹲在门口，头也不抬。
　　“明德。”
　　王明德没有应声。烟从他嘴里冒出来，在脸前散开。
　　王明达蹲下来，蹲在他旁边。两个人都蹲着，望着门前的沙溪河。河水哗哗流着，利济桥横在河上，青条石的桥身在太阳底下泛着光。
　　“茶馆没了，可以再想办法。”王明达的声音很低。“人还在，比啥子都强。”
　　王明德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他转过头，看着王明达。他的眼睛里全是血丝。
　　“叔，你修了桥，办了学，当参议员给老百姓说话。到头来，田分了，房没了，连主课都不让你教。你图啥子？”
　　王明达沉默了。河风吹过来，把他花白的头发吹乱了。他望着利济桥，望了很久。
　　“我图沙溪河上有一座桥。”他说。声音很轻，轻得像风。“桥在，我图的就在。”
　　王明德把头转回去，望着河水。他没有再说话。但他从那天起，再没有抱怨过。
　　【七】
　　王明达晚年的时候，眼睛不行了。
　　他当教书先生的时候，每天晚上在油灯下备课、批改作业。油灯的光很暗，豆大的火苗，他凑得很近才能看清字。看了几十年，把眼睛看坏了。六十岁以后，他的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先是看远处模糊，后来看近处也模糊，最后连书上的字都看不清了。他戴了一副老花镜——是他儿子王明章从县城给他买的，圆圆的镜片，铜框子。戴上能看清一些，但看久了眼睛就流泪。他拿袖子擦擦眼睛，继续看。
　　不能教书了，他就坐在偏屋门口，面对着沙溪河。他看不见河水的颜色了，但他听得见水声。水声哗哗的，跟他小时候听到的一模一样。他听了一辈子沙溪河的水声——小时候在河边摸鱼，听的是这个声音；从成都回来坐在船头，听的是这个声音；修利济桥的时候睡在工棚里，听的也是这个声音。水声从来没有变过。人变了，水没有变。
　　王明章每天放学以后来看他。他坐在爹旁边，给爹讲学校里的事——哪个娃儿算术考了满分，哪个娃儿写字有了进步，新来的校长又出了什么稀奇古怪的规定。王明达听着，有时候点点头，有时候笑一笑。笑的时候，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像利济桥上的青条石被风雨侵蚀出来的纹路。
　　“明章。”
　　“爹。”
　　“利济桥，还好不？”
　　王明章望着河上的桥。桥上的青条石被风雨侵蚀得有些斑驳了，桥头的石碑上，“利济桥”三个字还清清楚楚。桥面上有行人走过，有挑担子的，有牵牛的，有背着娃儿的婆娘。桥下的河水哗哗流着，从桥拱下穿过，打一个漩，继续往下游流。
　　“好着呢。天天都有人走。”
　　王明达点了点头。他的手在膝盖上轻轻拍着，像是在拍一个只有他听得见的节拍。
　　“那就好。”
　　他死在七十三岁那年冬天。和刘幺妹、李承岳一样，死在腊月里。
　　死之前，他跟儿子说，把他埋在能看见利济桥的地方。
　　王明章把他埋在王坪背后的山坡上。那个位置，正对着沙溪河，正对着利济桥。坟不大，坟前立了一块石碑，碑上的字是王明章写的——“王公明达之墓”。柳体，端正有力，跟他爹的字一模一样。
　　下葬那天，龙王庙小学的娃儿们全来了。他们站在山坡上，站成一排，手里拿着自己写的毛笔字——都是他们写得最好的字。风把纸吹得哗啦啦响，像一群白色的鸟在拍翅膀。王明章让他们把字放在坟前。纸在风里翻动着，上面写着一个一个的字——“人”、“口”、“手”、“山”、“水”、“田”、“桥”。稚嫩的笔迹，一笔一划，认认真真。
　　王明章跪在坟前，把爹的老花镜放在石碑底下。铜框子压着纸钱，镜片在冬天的太阳底下反着光。
　　“爹，你看不见，我替你看。桥好着呢。”
　　风吹过山坡，把娃儿们写的字吹起来，飘向沙溪河的方向。一张写着“桥”字的纸飘得最远，飘过利济桥的上空，落在河面上，顺水漂走了。
　　【八】
　　王明达死后，他那一房的人也慢慢凋零了。
　　王明章继续在龙王庙小学教书。他爹死后第三年，□□开始了。因为爹的历史问题——参议员、华西大学毕业——他被从教师队伍里清退了，下放到生产队劳动。他每天扛着锄头下地，和那些他教过的学生的家长们一起干活。家长们叫他“王老师”，他不让叫，说叫老王就行。家长们当面叫老王，背地里还是叫王老师。
　　他的手本来是握粉笔的，握了锄头以后，手上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结痂，痂掉了，长出老茧。他学会了插秧、犁田、割稻，学会了看天气、识农时。他戴着一顶破草帽，穿着补丁衣裳，弯腰在田里插秧。秧苗在他手里，插得整整齐齐，间距均匀，深浅一致，像他爹在黑板上写的柳体字。
　　□□结束后，他平反了，回到龙王庙小学继续教书。学校已经变了样子——龙王庙拆了，盖了砖瓦房，黑板是玻璃的，粉笔是工厂造的。学生也多了，从十二个变成了一百多个。他站在新黑板前面，拿着新粉笔，手微微发抖。他已经十几年没有握粉笔了。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人”字。柳体，端正有力。写完了，他转过身，看着台下那一片亮晶晶的眼睛。
　　“这个字，读‘人’。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人。”
　　声音从新教室的窗户里飘出去，飘过沙溪河，飘过利济桥。河边的洗衣裳的婆娘们停下棒槌，侧着耳朵听。码头上扛活的汉子们放下扁担，朝学校的方向望。他们听了一辈子的川江号子、船工号子、抬工号子，但这个声音，和几十年前从龙王庙里飘出来的那个声音一模一样。
　　王明章退休以后，每天傍晚拄着拐杖，走到利济桥上站一会儿。他的头发也全白了，腰也弯了。他站在桥上，扶着桥栏，望着桥下的河水。河水哗哗流着，从他爹修桥的时候一直流到现在。
　　他有时候会看见白有田。白有田也老了，背驼得厉害，走路拄着一根竹竿。两个人站在桥上，都不说话，就是站着。一个望着河水，一个望着桥头的石碑。桥面上有行人走过，挑担子的，牵牛的，背着娃儿的婆娘。脚步声在青条石上响着，和几十年前一模一样。
　　有一回，白有田忽然说了一句：“明达先生修桥的时候，我捐了一个铜板。”
　　王明章转过头，看着他。白有田的脸上还是那种木木的表情，但眼睛里有一种光——是那种“我跟这座桥有关系”的光。
　　“我爹收下了。”王明章说。
　　白有田点了点头。他拄着竹竿，一步一步走过桥去。背影在夕阳里拉得很长很长，拖在桥面上。走到桥那头，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然后转过身，被芦苇荡吞没了。
　　利济桥还在。青条石的桥身被风雨侵蚀得越来越斑驳，桥头的石碑上，“利济桥”三个字也越来越模糊。但桥还在。每天都有行人走过，有挑担子的，有牵牛的，有背着娃儿的婆娘。脚步声在青条石上响着，和当年王明达修桥的时候一模一样。
　　沙溪河的水还在流。从桥拱下穿过，打一个漩，继续往下游流去。像这个世纪里所有的人和事一样，被河水带着，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只有桥留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