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记沙溪往事》兔飞飞铁拳

4、第三章 王明远二三事 【一】

　　【一】
　　王明远是沙溪嘴第一个进过保定军校的人。
　　他是王坪的人。王坪是沙溪河上游的一个坝子，地势比马家坡平坦，田土比马家坡肥沃。王姓在那边是大姓，聚族而居，沿河两岸都是王家的田产。王明远的爹是清末的贡生，在沙溪嘴一带算是头一个读书人。他从小就把儿子往仕途上送——先读私塾，后进通江县立高等小学堂，再后来考上了四川陆军小学堂。从陆军小学堂毕业，又被选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那是光绪末年的事。
　　王明远离家去保定那天，他爹拄着拐杖送到沙溪嘴码头。老爷子穿着洗得发白的竹布长衫，站在码头的石阶上，望着儿子的船渐渐远去。柏木船顺流而下，船头上站着王明远，穿着新发的军装，腰板挺得笔直。他没有回头。老爷子也没有招手。两个男人，一个在岸上，一个在船上，隔着越来越宽的河水，谁也不肯先低头。
　　船转过河湾，看不见了。老爷子还站在码头上。河风吹过来，把他花白的胡子吹得飘起来。他拄着拐杖的手在发抖。旁边的长工说，老爷，回吧。老爷子没有说话，转过身，一步一步走上石阶。拐杖点在石阶上，笃、笃、笃，像敲在人心上。
　　那是王明远这辈子最后一次见他爹。他在保定待了三年，学步兵科。三年里，他只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信上只有八个字：“儿安，勿念。明远叩。”他爹收到信，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最后把信折好，压在枕头底下。每天睡觉前拿出来看一看，看完了又折好，放回去。直到死的那天，那封信还压在枕头底下。
　　民国元年，王明远从保定军校毕业。他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南方，加入了革命党。那时候革命党正在酝酿二次革命，要讨伐袁世凯。王明远被派回四川，联络旧友，组织武装。
　　他在成都待了半年。半年里他做了很多事——联络同志、筹集经费、秘密运送武器。他化装成商人，戴着礼帽，穿着长衫，在茶馆里跟人接头。他把手枪藏在茶叶罐里，把子弹藏在米袋里，从成都运到广元，再从广元运回通江。他在通江县城外的关帝庙里秘密训练了一支队伍，三十多个人，十几条枪。他给这支队伍取了个名字，叫“川北讨袁军独立支队”。他是支队长。
　　民国二年夏天，他接到命令——刺杀袁世凯派驻四川的大将胡景翼。
　　刺杀的地点在成都少城公园。胡景翼那天要在公园里的鹤鸣茶社宴请四川各界士绅，以示袁大总统的恩威。王明远带着两个人，提前三天潜入成都，在鹤鸣茶社对面的旅馆里租了一间房，窗户正对着茶社的大门。他们三个人轮流趴在窗口，用望远镜观察茶社的布局——胡景翼的座位安排在二楼临窗的位置，正对着公园的荷花池。荷花池对面有一排柳树，柳树后面是一道矮墙，翻过墙就是一条小巷。那是撤退的路线。
　　行动那天是阴天。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王明远把驳壳枪别在腰里，外面罩了一件灰布长衫。他走到鹤鸣茶社对面的柳树下，点了一根纸烟。他的手很稳，纸烟夹在指间，烟灰积了很长一截，不掉。
　　胡景翼的汽车到了。先是摩托车队开道，然后是黑色轿车，最后是一卡车的卫兵。轿车停在茶社门口，车门打开，胡景翼从车里出来。他穿着黄呢子军装，胸前挂着勋章，肚子很大，皮带系在肚子下面，像勒着一个西瓜。他的脸圆滚滚的，红光满面，跟旁边点头哈腰的士绅们拱手寒暄。
　　王明远把纸烟扔在地上，用脚踩灭。他的手伸进长衫里，握住了枪柄。枪柄被他的体温捂热了。
　　他朝茶社走去。
　　走到离胡景翼还有二十步的时候，他被人拦住了。是胡景翼的副官，一个精瘦的中年人，穿着笔挺的军装，手按在腰间的枪套上。他看着王明远，眼睛像鹰。
　　“你是做什么的？”
　　王明远看着他，没有回答。他的手在长衫底下，食指搭在扳机上。
　　就在这时候，茶社二楼的窗户里突然伸出一杆枪。枪响了。不是王明远的枪，是另一把枪——是埋伏在二楼的那个同志提前动手了。子弹打在胡景翼的肩膀上，他肥胖的身子晃了晃，像一堵被撞了一下的墙，但没有倒。卫兵们蜂拥而上，把他推进了茶社。枪声像炒豆子一样响起来，副官拔出枪，朝二楼射击。
　　王明远拔出驳壳枪，朝副官开了一枪。副官捂着胸口倒下去，手枪摔出去老远，在地上转了两圈。王明远朝茶社门口冲过去，迎面撞上两个卫兵。他开了两枪，一个卫兵倒下了，另一个躲到了石狮子后面。他冲到茶社门口的时候，二楼的那个同志从窗户里跳下来，摔在石板地上，腿断了，骨头从裤腿里戳出来，白森森的。他还在朝茶社里射击，一枪一枪，直到子弹打完。然后卫兵们冲出来，十几把刺刀同时捅进了他的身体。
　　王明远跑了。他翻过柳树后面的矮墙，钻进小巷里。身后是枪声、哨子声、卫兵追赶的脚步声。他在小巷里拐来拐去，像一只被猎狗追赶的野兔。跑到一条死巷里的时候，前面是一堵两人高的墙。他把驳壳枪咬在嘴里，双手扒住墙头，翻身而过。墙那边是一个猪圈，一头大肥猪被他惊得嗷嗷叫。他趴在猪圈里，猪粪和泥浆浸透了他的长衫。他把脸埋在臂弯里，听见墙那边的脚步声跑过去了，越来越远。
　　他在猪圈里趴到天黑。
　　刺杀失败了。胡景翼只受了轻伤，肩膀上缝了七针，第二天就继续办公了。但四川的报纸把这件事登了出来，标题是“乱党刺杀胡将军未遂”。报上还登了那个跳楼的同志的照片——他被刺刀捅成了蜂窝，躺在地上，眼睛还睁着。王明远在报上看到了那张照片。他把报纸折好，压在枕头底下。每天睡觉前拿出来看一看，看完了又折好，放回去。像他爹对待他写的那封信一样。
　　民国二年秋天，王明远回到沙溪嘴。
　　他没有穿军装，穿着一件庄稼人的短褂，挑着一担行李，从广纳场走回王坪。走到沙溪嘴码头的时候，他停下来，望着河水发了一会儿呆。河水还是那样流着，和他离家去保定的时候一模一样。码头上的石阶被河水冲刷得更光滑了，上面长满了青苔。他多当年站过的那个位置，青苔已经长得很厚了。
　　他多已经死了三年。死在辛亥革命那年秋天，死的时候王明远在保定，没有回来奔丧。家里人把他爹埋在王坪背后的山坡上，坟前立了一块碑，碑上的字是他多生前自己写的——“清贡生王公讳文渊之墓”。王明远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磕完了，他没有起来，跪在坟前很久。
　　“爹，我回来了。”他的声音很低，低得只有坟前的草能听见。“我没有当上官。也没有做成大事。你白供我读书了。”
　　风吹过山坡，把坟前的草吹得沙沙响。没有人回答他。
　　【二】
　　王明远回到王坪以后，组建了一支“精选队”。
　　说是精选队，其实就是民团。他把王坪和周围几个村子的青壮年组织起来，挑了三十多个身强力壮、胆子大的，编成一个队。他把在保定军校学到的本事教给他们——列队、射击、格斗、斥候侦察。训练场地就在沙溪河边的河滩上。每天天不亮，河滩上就响起他吹的哨子声。哨声尖锐刺耳，把芦苇荡里的水鸟惊得扑棱棱飞起来。
　　精选队的人被他练得叫苦连天。他让他们在河滩上跑步，鹅卵石硌脚，跑得脚板全是血泡。他让他们趴在泥水里练瞄准，一趴就是一个时辰，蚊子叮在脸上也不准动。他让他们练拼刺刀，木棍对木棍，打断了十几根。有人说他比国民党的军官还狠，他听见了，说了一句：“现在狠，是为了打仗的时候不丢命。”
　　精选队的名声很快传开了。那年月，川北匪患严重，经常有土匪从大巴山里窜出来，抢粮抢钱抢女人。周围的村子都遭过匪祸，只有王坪安然无恙。因为王明远的精选队守在沙溪河边，土匪几次想渡河，都被打了回去。有一次土匪半夜摸过来，精选队在河边埋伏，一排枪放出去，打翻了三个土匪。其余的土匪掉头就跑，连滚带爬逃回了山里。从那以后，土匪再没敢打过王坪的主意。
　　但王明远的名声也招来了麻烦。
　　民国四年，川军一个营路过沙溪嘴，驻防在广纳场。营长叫刘占彪，是个大老粗，满脸横肉，说话瓮声瓮气的，像坛子里发出来的声音。他听说王坪有个保定军校毕业的能人，带着一支民团，枪法准，纪律好，就动了吞并的念头。
　　刘占彪派副官去王坪传话，说请王明远到广纳场喝酒。王明远去了。他穿着庄稼人的短褂，腰里别着一把驳壳枪。走进刘占彪的营部——是征用的一家地主宅院，堂屋里摆着一桌酒席，鸡鸭鱼肉堆了满桌。刘占彪坐在主位上，旁边坐着几个连长，都是满脸横肉的汉子，敞开军装，露出里面的汗衫，有的还把手枪拍在桌上。
　　王明远走进来的时候，一桌人都看着他。他穿着短褂，和满桌的军装格格不入。但他走进来的样子，让那些当兵的都不自觉地坐直了。不是他凶，是他走路的样子——腰板笔挺，步子均匀，每一步踏下去都稳稳当当，像在操场上走正步。那是保定军校刻进他骨头里的东西，脱了军装也脱不掉。
　　刘占彪端着酒碗站起来，满脸堆笑。笑的时候脸上的横肉堆起来，把眼睛挤成两条缝。“王队长，久仰大名！来，喝了这碗酒！”
　　王明远接过酒碗，一口干了。酒很烈，是高粱酒，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他把空碗放在桌上，碗底在桌面上碰出轻轻的一声响。
　　“刘营长，有什么话直说。”
　　刘占彪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笑开了。“爽快！我就喜欢爽快人！”他坐下来，拿筷子夹了一块肥肉塞进嘴里，嚼得油从嘴角流下来。“王队长，你的精选队，人不多，枪也不多，守着王坪那个小地方，屈才了。不如并到我营里来，给你个连长当当。吃军饷，穿军装，比你在王坪种田强多了。”
　　王明远看着他，没有接话。堂屋里安静了一瞬，只有刘占彪嚼肥肉的声音，吧唧吧唧的。
　　“刘营长，精选队是保境安民的，不是吃军饷的。”王明远的声音不高，但清清楚楚。“王坪的庄稼人把粮食交给我们，把子弟交给我们，是为了守住自己的家。不是为了当兵吃粮。”
　　刘占彪的笑容淡了。他把筷子放下，油手在军装上擦了擦。旁边几个连长的手都摸向了桌上的枪。
　　“王队长，我是给你面子，才请你喝酒。”刘占彪的声音变得硬邦邦的，像石头砸在桌面上。“你莫敬酒不吃吃罚酒。”
　　王明远站起来。他的动作不快，但很稳。站起来以后，他把短褂的扣子解开了一颗，露出腰里的驳壳枪。枪把子被他的体温捂得温温的，红绸子系在枪把上，已经磨得发白了。
　　“刘营长，你的酒我喝了。你的话我也听见了。”他把酒碗翻过来，扣在桌上。“精选队不并。你要是想打，精选队奉陪。你要是想交朋友，王坪随时欢迎。”
　　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刘占彪的一个连长站了起来，手按在枪上。
　　“站住！”
　　王明远站住了。他没有回头。
　　那个连长的枪拔到一半，停住了。因为他看见王明远的手已经握住了枪柄——没有人看见他是怎么把枪从腰里抽出来的。那把驳壳枪像变戏法一样出现在他手里，枪口指着地面，但随时可以抬起来。
　　堂屋里的空气像冻住了一样。
　　刘占彪忽然哈哈大笑。笑声很大，把桌上的酒杯都震得嗡嗡响。他站起来，走到王明远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手掌落下去的时候很重，像一块石头砸在肩膀上。
　　“好！好汉！王队长，我刘占彪交你这个朋友！”他端起一碗酒，自己干了。“往后有用得着我刘某人的地方，开口就是！”
　　王明远把枪插回腰里。他转过身，朝刘占彪拱了拱手。然后走出了营部。外面的太阳很大，晒得地上的土都裂了口子。他走在广纳场的街上，街两边的屋檐下蹲着晒太阳的人，看见他走过来，都往边上让了让。
　　走出广纳场，走到沙溪河边，他蹲下来，捧起河水洗了一把脸。河水冰凉冰凉的，把他脸上的燥热洗掉了一些。他的手在发抖——不是怕，是后怕。如果那个连长真的拔出枪来，他今天不一定走得出广纳场。
　　他在河边蹲了很久。河水哗哗流着，从他指缝间流过，凉丝丝的。远处的芦苇荡里，水鸟在叫，一声一声的。
　　他忽然想起了保定。想起了保定军校的操场，想起了操场上那棵老槐树，想起了槐树下一起练刺刀的同学们。他们中有的死在了二次革命里，有的死在了护国战争里，有的投了袁世凯，有的投了孙中山，有的谁也没投，回家种田去了。他想起毕业那天，校长站在台上讲话，说“诸君此去，当以报国为己任”。台下掌声雷动，他们把军帽抛向空中，黑压压的一片，像一群黑色的鸟飞起来。
　　现在他在沙溪河边，蹲在一块石头上，捧水洗脸。驳壳枪硌着他的腰，枪柄上的红绸子被水打湿了，颜色深得像血。
　　报国。他在心里念了一遍这两个字。然后站起来，走回了王坪。
　　【三】
　　精选队跟刘占彪的川军对峙了半年。
　　半年里两边没有真正打起来过。刘占彪试探了几次——派人半夜摸过河，被精选队的哨兵发现了，放了两枪，来人就退回去了。派人在王坪的水井里投了一包泻药，被何幺娃发现了——何幺娃那天蹲在井边，看见井水泛着一层异样的油光，他啊啊地叫，比划着不让大家喝水。王明远让人把井水淘干了，井底果然有一包打开的药粉。他把药粉捞起来，包好，派人送回了刘占彪的营部。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四个字：“下次投毒，加倍奉还。”
　　刘占彪收到纸条，看了半天，忽然笑了。他把纸条拍在桌上，对副官说：“这个王明远，是个人物。”
　　从那以后，两边相安无事。精选队守着王坪，刘占彪的川军守着广纳场。沙溪河是分界线，两边谁也不越界。有时候刘占彪派人送两坛酒过来，王明远收下了，回送两只腊猪腿。两边就这样维持着一种奇怪的平衡。
　　民国五年，护国战争爆发。蔡锷在云南起兵讨袁，川北也跟着响应。刘占彪的川军被调往川南作战，临走之前，他骑马来了一趟王坪。他没有带卫兵，单枪匹马，腰间只别了一把小手枪。
　　王明远在河边等他。
　　两个人站在沙溪河边，河水在他们中间流着。那天下着小雨，雨丝细细的，落在河面上，打出密密麻麻的小圈。
　　刘占彪从马上解下一个布包，递给王明远。布包沉甸甸的。王明远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把崭新的驳壳枪，枪身上还涂着枪油，泛着蓝幽幽的光。还有两盒子弹，黄澄澄的，整齐码在盒子里。
　　“德国造。”刘占彪的声音在雨里显得有些沙哑。“比我那把还好。留给你，比留给我那些不成器的弟兄强。”
　　王明远把枪收下了。他把自己的旧驳壳枪从腰里抽出来，递给刘占彪。
　　“这把枪跟了我三年。保定带回来的。留个纪念。”
　　刘占彪接过枪，看了看。枪柄上的红绸子已经磨得发白了，枪身上的烤蓝也磨掉了一大片，露出底下的铁灰色。他握着枪，在手里掂了掂，别进了腰里。
　　“王队长，这半年，我刘占彪没有为难王坪。”
　　“我晓得。”
　　“我走了以后，新来的驻军不一定有我这么好说话。你自己保重。”
　　王明远点了点头。雨越下越大了，雨水从他们的帽檐上滴下来，滴在肩膀上。刘占彪翻身上马，雨水淋在他宽大的背上，把他军装的颜色染得更深了。他勒住马，回头看了一眼王明远。
　　“王队长，你是有本事的人。窝在王坪这个小地方，可惜了。”
　　王明远站在雨里，望着他。雨水从他脸上流下来，他也没有擦。
　　“刘营长，保重。”
　　刘占彪一夹马肚子，马蹄踏起泥水，溅了王明远一身。马蹄声在雨里越来越远，最后被雨声吞没了。
　　王明远站在河边，望着刘占彪消失的方向。雨把他全身都淋湿了，短褂贴在身上，把他瘦削的身形勾勒出来。他的腰板还是笔挺的，像在保定军校的操场上站军姿。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刘占彪。后来他听说，刘占彪在川南作战时中了流弹，死了。子弹从左边太阳穴打进去，当场就没了。他的尸体被埋在战场边的一个山坡上，坟前插了一块木牌，上面用刺刀刻着他的名字和番号。木牌歪歪扭扭的，被雨水冲刷了几个月，字迹就模糊了。
　　王明远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河滩上训练精选队。他把哨子从嘴里拿出来，在河滩上站了很久。河风吹过来，把他头上的草帽吹掉了，他也没有捡。草帽在河滩上滚了几圈，被风吹进了河里，漂在水面上，一沉一浮地往下游漂去。
　　那天晚上，他把刘占彪送的那把德国造驳壳枪拿出来，擦了又擦。枪管被他擦得能照见人影。他擦着擦着，忽然停下来，把枪贴在额头上。枪管冰凉冰凉的。
　　“刘营长，一路走好。”
　　窗外的沙溪河哗哗流着，像在替他送行。
　　【四】
　　民国二十年后，王明远把精选队散了。
　　不是打败了，是时代变了。川北的土匪被剿得差不多了，国民党的势力渗透进来，保安团接管了地方治安。精选队这样的民团，上面不放心。县里派人来王坪找王明远谈话，说精选队要么改编成保安队，归县里管，要么就解散。
　　王明远选择了解散。
　　解散那天，他把三十几个队员召集到河滩上。河滩上的鹅卵石被夏天的太阳晒得滚烫，踩上去脚底板发烫。精选队的队员们站成一排，穿着杂七杂八的衣裳——有的穿军装，有的穿庄稼人的短褂，有的光着脚，有的穿着草鞋。他们的脸上都是一样的表情——茫然。他们不知道，没有了精选队，他们该干什么。
　　王明远站在他们面前。他已经四十多岁了，两鬓有了白发，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但他的腰板还是笔挺的，像一棵被风吹了几十年还没有倒的青?树。
　　“弟兄们，精选队从今天起，散了。”他的声音不大，但在河滩上传得很远，被河风吹到每一个队员的耳朵里。“这十几年，大家跟着我王明远，没有吃过军饷，没有穿过好衣裳，只有吃苦受累。我对不住大家。”
　　队列里有人开始抹眼泪。一个叫王福生的队员——他是王明远的远房侄儿，跟着王明远时间最长，从十六岁跟到三十岁——哭得最凶，拿袖子擦眼泪，擦不完。
　　王明远走到他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手掌落下去的时候，感觉到侄儿的肩膀在发抖。
　　“福生，莫哭。精选队散了，人还在。往后王坪还要靠你们守着。”
　　他把手里的驳壳枪——那把刘占彪送的德国造——递给王福生。
　　“这把枪，留给你。记住，枪是用来保境的，不是用来欺人的。”
　　王福生接过枪，双手捧着，像捧着一件圣物。眼泪滴在枪身上，他把枪贴在胸口上，哭得说不出话来。
　　王明远转过身，朝河滩上的队员们鞠了一躬。鞠得很深，腰弯下去，头上的白发在太阳底下发着光。
　　“散了。”
　　他直起腰，转身走了。脚步踩在鹅卵石上，发出沙沙的声音。他的背影在河滩上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被芦苇荡吞没了。
　　队员们还站在河滩上，没有人动。太阳晒在他们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投在鹅卵石上，短短的，黑黑的。王福生抱着那把驳壳枪，哭得像个娃儿。他旁边的老队员蹲下来，把脸埋在手掌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河风吹过来，把精选队的旗子——一面已经褪了色的红布，上面用墨笔写着“王坪精选队”——吹得哗啦啦响。旗子是王明远亲手做的。旗杆是一根竹竿，被风吹得弯了腰，但旗子还挂在上面，还在飘。
　　那是民国二十一年夏天的事。从那以后，王明远回家种田。他把驳壳枪收进柜子里，锁上。钥匙扔进了沙溪河。他在河里看着那把小钥匙沉下去，在河水里翻了一个身，银亮亮的，像一条小鱼，然后被水草缠住了，看不见了。
　　【五】
　　王明远娶婆娘，是四十岁以后的事。
　　他这辈子，年轻的时候在保定读书，后来参加革命党，再后来组建精选队，从来没有想过娶婆娘的事。不是没有姑娘喜欢他——他是王坪唯一进过保定军校的人，带着三十几条枪保境安民，方圆几十里的姑娘，提起王明远，没有不脸红的。但他从来不正眼看她们。媒人踏破了门槛，他一概不见。他爹死得早，他娘催他，他就一句话：“等天下太平了再说。”
　　天下一直不太平。他也一直没娶。
　　四十岁那年秋天，广纳场来了一个戏班子。戏班子不大，十来个人，在戏台子上唱川剧。唱的是《白蛇传》《柳荫记》《玉簪记》。王明远被几个老朋友拉去看戏。他本来不想去，被拉得没办法，去了。
　　戏台子搭在广纳场的坝子上。台子是木板搭的，台柱子上挂着两盏汽灯，白亮亮的，把台上的演员照得清清楚楚。台下挤满了人，有的坐板凳，有的蹲在地上，有的爬到树上。男人们抽着叶子烟，婆娘们抱着娃儿，老人们拄着拐杖。烟雾缭绕，人声嘈杂，台上的锣鼓敲得震天响。
　　王明远坐在台下的长条凳上，旁边是他的老朋友、广纳场药铺的掌柜赵济堂。赵济堂也是个老光棍，两个人坐在那里，像两根老树桩。
　　戏唱到一半，出来一个旦角。扮的是白素贞，穿一身白衣裳，头上戴着银钗，脸上涂着脂粉。她一开口，台下的嘈杂声就静下来了。她的嗓子像金匣潭的水，清清亮亮的，又深不见底。她唱到“断桥相遇”那一段，声音忽然低下去，低得像是从水底传上来的，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幽怨。
　　王明远的手里的纸烟灭了，他也没有察觉。他看着台上那个白衣的女子，看着她甩水袖的样子，看着她眼波流转的样子，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拨动了一下。那根弦绷了四十年，从来没有被人拨动过。现在它响了。
　　戏散了以后，赵济堂拉他去后台看演员卸妆。他推辞了一下，还是去了。
　　后台是戏台子后面用布幔围出来的一块地方。演员们在里面卸妆，铜盆里的水被脂粉染成了粉红色。那个唱白素贞的旦角坐在角落里，对着镜子卸头上的银钗。镜子是铜的，照出来的人影模模糊糊的。她把银钗一支一支取下来，放在桌上。钗子堆在一起，银亮亮的，像一堆月光。
　　王明远站在布幔边上，看着她。她的脸上还涂着脂粉，但脖子上的皮肤露出来了——不是年轻姑娘的那种白嫩，是三十多岁女人被脂粉长期侵蚀后的苍白，眼角有细细的纹路。她的手很瘦，指节突出，卸钗的动作很慢，像是累了。
　　她抬起头，从铜镜里看见了王明远。两个人的目光在铜镜里相遇了。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一下。不是台上那种笑——台上的笑是演出来的，眼波流转，水袖翻飞。台下的笑是疲倦的，嘴角扯了扯，像是用尽了剩下的力气。
　　“这位先生，找哪个？”她的声音也跟台上不一样。台上是白素贞的声音，清亮亮的，像金匣潭的水。台下是她自己的声音，沙沙的，像沙溪河的风吹过芦苇。
　　王明远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他活了四十年，在保定军校的操场上喊过口令，在精选队的河滩上下过命令，在刘占彪的酒席上对过刀枪，从来没怯过场。现在他站在一个戏子面前，说不出话来了。
　　赵济堂在旁边笑出了声。他替王明远答了：“这是我老朋友，王明远。王坪的。刚才看你的戏，看得烟都忘了抽。”
　　她站起来，朝王明远福了一福。站起来的动作带着戏台上的韵味，腰肢轻轻摆了一下。那是常年练功练出来的，卸了妆也卸不掉。
　　“王先生，多承捧场。”
　　王明远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声音沙沙的，像砂纸磨在石头上。“你唱得好。”
　　她笑了一下。这一回的笑跟刚才不一样，眼睛里有了光。
　　“我叫刘幺妹。王先生叫我幺妹就好。”
　　那天晚上，王明远在广纳场住下了。他没有回王坪。他住在赵济堂的药铺后院里，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月亮很亮，照进来，照在他脸上。他睁着眼睛，望着屋顶的椽子。椽子被烟火熏得发黑，一根一根，像肋骨。
　　他想起台上的白素贞。白衣裳，银钗子，水袖翻飞。想起她从铜镜里看他的那一眼。想起她卸了钗子以后，脖子上的皮肤——苍白，疲倦，眼角有细细的纹路。
　　第二天，他去找了戏班子的班主。班主是个精瘦的老头，姓唐，留着一撮山羊胡子，说话的时候胡子一翘一翘的。他坐在戏台子的台阶上，端着一碗茶，茶碗是粗瓷的，碗沿上缺了一个口子。
　　“唐班主，我想问一下，那个唱旦角的刘幺妹……”
　　唐班主把茶碗放下，看着王明远。看了一会儿，他忽然笑了。笑的时候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稀稀拉拉的。
　　“王队长，你莫不是看上我们幺妹了？”
　　王明远的脸红了。他活了四十年，头一回脸红。脸红从耳根开始，一直烧到额头。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上全是老茧和裂口。
　　唐班主叹了口气。他把茶碗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了。“幺妹是个苦命人。她原是巴中那边的人，嫁过一个男人，男人抽大烟，把家产抽光了，把她卖给戏班子。她在戏班子里待了八年，唱成了台柱子。男人去年死了，死在烟馆里，尸体被人扔在街上，野狗啃了半边脸。她没有哭。”
　　王明远听着，手攥紧了。
　　“王队长，你要是真心想娶她，我不拦。你要是只图新鲜，我劝你趁早打消念头。这女子，受的苦够多了。”
　　王明远站起来，朝唐班主鞠了一躬。鞠得很深。
　　“唐班主，我是真心。”
　　唐班主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点了点头。
　　刘幺妹就这样嫁到了王坪。
　　婚事办得很简单。没有花轿，没有唢呐，没有拜堂。王明远雇了柏家兄弟的船，把刘幺妹从广纳场接到王坪。船上装着刘幺妹的行李——一个藤条箱，装着几件换洗衣裳，一套戏服，一副银钗子。那是她全部的家当。
　　船到王坪码头的时候，王明远站在码头上等她。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短褂，腰板挺得笔直。河风吹过来，把他花白的头发吹乱了。刘幺妹从船上下来，他伸出手，扶了她一把。她的手冰凉冰凉的，落在他掌心里，像一片秋天的树叶。
　　王坪的人站在岸上看。婆娘们交头接耳，说王明远娶了个戏子。男人们蹲在码头的石阶上，抽着叶子烟，不说话。他们不敢当着王明远的面说，但背地里的闲话，像沙溪河的水，堵不住。
　　王明远不在乎。他拉着刘幺妹的手，走过码头，走过石阶，走过那些交头接耳的婆娘和蹲着抽烟的男人，走回自己的老屋。老屋是他爹留下的，青砖灰瓦，院墙上的爬山虎枯了又绿，绿了又枯。院门上的门环是铜的，被摸得发亮。
　　刘幺妹站在院子里，看着这栋老屋。院坝里长满了青苔，屋檐下挂着蛛网。堂屋的门半掩着，里面黑洞洞的。她忽然笑了一下。
　　“明远，你这个屋，比我戏班子的后台还冷清。”
　　王明远站在她旁边，挠了挠后脑勺。他的白发在风里飘着。
　　“往后就不冷清了。”
　　【六】
　　刘幺妹嫁给王明远以后，再没唱过戏。
　　她把戏服叠好，银钗子包好，收进藤条箱里，塞到床底下。藤条箱在床底下落灰，她从来不打开。有时候王明远半夜醒来，看见她坐在窗前，月光照在她脸上，她的嘴唇在动，像是在唱什么。但没有声音。月光把她的侧影勾勒出来——她的脖子还是那样修长，她的腰肢还是那样柔软，但她不再甩水袖了。
　　王明远没有问过她。他晓得，她把戏服收起来，是把过去的自己收起来了。那个在台上甩水袖的白素贞，那个被男人卖掉的白素贞，那个在戏班子里苦了八年的白素贞，都被她叠好，收进了藤条箱。
　　她现在是王明远的婆娘。王坪的庄稼人。
　　她学着烧火做饭，学着喂鸡养猪，学着在河边洗衣裳。她的手本来只会甩水袖，现在学会了搓衣裳，指节被河水泡得发白，手掌磨出了茧子。王明远在田里干活，她提着瓦罐给他送水。瓦罐用稻草编的套子套着，保温。她走在田埂上，田埂很窄，她走得很小心，怕踩到秧苗。她穿着庄稼人的粗布衣裳，头上包着一块蓝布帕子。帕子是王明远的娘留下的，洗得发白了，边角上绣着一朵小小的梅花。风吹过来，把帕子吹得飘起来，露出她额角的一缕白发。
　　王明远站在田里，看着她走过来。太阳照在她身上，把她穿着粗布衣裳的身影照得像一株向日葵。他忽然想起第一次在戏台上看见她的样子——白衣裳，银钗子，水袖翻飞。现在的她，蓝布帕子，粗布衣裳，手里提着瓦罐。
　　他接过瓦罐，喝了一口水。水是温的，带着瓦罐特有的泥土气息。
　　“幺妹。”
　　“嗯？”
　　“跟我受苦了。”
　　刘幺妹把瓦罐接过去，盖好盖子。她的手在瓦罐上停了一下。
　　“明远，我这辈子，最不苦的日子，就是嫁给你以后。”
　　她转过身，提着瓦罐走回田埂上。背影在太阳底下越来越小。蓝布帕子在风里飘着，像一只蓝色的蝴蝶。
　　王明远站在田里，望着她的背影。手里的秧苗忘了插。
　　他们的日子过得清苦，但安生。王明远种着几亩薄田，刘幺妹养了一窝鸡，喂了一头猪。逢年过节，刘幺妹会做一桌子菜——腊肉炒蒜薹、酸菜鱼、苞谷粑粑。王明远坐在桌边，看着满桌的菜，忽然说了一句：“比刘占彪那桌酒席还好。”刘幺妹问刘占彪是谁。王明远说，一个老朋友，死了很多年了。
　　他们没有娃儿。刘幺妹嫁过来的时候已经快四十了，怀不上。王明远不在乎。他说，精选队那些队员，都是我的娃儿。刘幺妹听了，没有说话，只是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
　　王福生经常来。他抱着那把德国造驳壳枪，坐在王明远家的火塘边，一坐就是半天。他已经娶了婆娘，生了两个娃儿，但他在王明远面前，还是那个十六岁参加精选队的娃儿。他管王明远叫“叔”，管刘幺妹叫“婶”。刘幺妹给他烙苞谷饼，他接过来，三口两口吃完，舔舔手指头，说婶烙的饼比婆娘烙的好吃。刘幺妹就笑，笑着笑着眼睛里就有光。
　　【七】
　　解放后，王明远把田交了。
　　土改工作队来王坪的时候，工作队长听说王明远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带着精选队保过境，跟国民党川军对峙过，眉头皱得很紧。他派人把王明远叫到工作队办公室——是征用的王家祠堂。祠堂里的牌位被搬走了，换上了毛主席像和红旗。供桌上摆着文件、搪瓷缸子、一盏马灯。
　　工作队长姓孙，年轻人，二十出头，脸白白的，戴着眼镜。眼镜片很厚，把他眼睛放得很大，像金鱼的眼睛。他是从城里来的学生，满嘴的革命道理。他坐在供桌后面，面前摊着一沓纸，是调查材料。
　　“王明远，你在旧社会当过精选队长，组织过武装。这是严重的历史问题。”
　　王明远站在供桌前面。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了，腰板还是笔挺的。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短褂，脚上一双草鞋，草鞋磨得很薄了，脚指头从前面伸出来。
　　“我是组织过精选队。精选队是保境安民的，没有欺压过老百姓。工作队可以调查。”
　　孙队长翻着材料，眉头皱得更紧了。他把眼镜往上推了推。
　　“你跟国民党川军营长刘占彪有过勾结。是不是？”
　　王明远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沙溪河哗哗流着，水声传进来，和祠堂里肃穆的气氛格格不入。
　　“刘占彪是川军的营长，不是国民党的。我跟他没有勾结。精选队守王坪，他的川军守广纳场，两边相安无事。他还送过我一把枪。”
　　孙队长的眉毛挑了起来。“他还送过你枪？”
　　“送过。德国造的驳壳枪。解放前我就交给农会了。”
　　孙队长低下头，在材料上写了什么。钢笔尖划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写完了，他抬起头，看着王明远。
　　“王明远，你的问题，组织上还要进一步调查。这段时间你不要离开王坪，随叫随到。”
　　王明远点了点头。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孙队长忽然叫住了他。
　　“王明远。”
　　他停下来，没有回头。
　　“听说你婆娘以前是戏子？”
　　王明远的手攥紧了。手背上的青筋一根一根凸起来，像老树的根。
　　“是。”
　　“唱什么的？”
　　“川剧。旦角。”
　　孙队长没有说话。王明远走出了祠堂。外面的太阳很大，晒得地上的土都裂了口子。他站在祠堂门口，抬起头，望着太阳。太阳晃得他眼睛发酸，他也没有闭眼。
　　刘幺妹在祠堂外面的柳树下等他。她穿着蓝布衣裳，头上包着蓝布帕子。看见他出来，她迎上去，拉住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凉的，她用自己的手捂着。
　　“明远，他们咋个说？”
　　“没得事。”他的声音平平的。“调查清楚了就没得事了。”
　　刘幺妹看着他，看着他满头白发，看着他笔挺的腰板，看着他攥紧又松开的拳头。她没有再问。只是拉着他的手，一步一步走回家。
　　那天晚上，刘幺妹把床底下的藤条箱拖了出来。
　　藤条箱上落满了灰。她拿抹布擦了擦，打开箱子。戏服叠得整整齐齐的，压在箱底。银钗子用红布包着，放在戏服上面。她把银钗子拿出来，打开红布。钗子在油灯下闪闪发光，银亮亮的，像她年轻时候的月光。
　　她把钗子插在头上。然后站起来，在狭小的屋子里，甩了一下已经不存在的袖子。
　　没有锣鼓，没有胡琴，没有观众。只有油灯的光，把她穿着蓝布衣裳的影子投在泥墙上。影子在墙上舞着，像一只褪了色的蝴蝶。
　　王明远坐在火塘边，看着她。他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刘幺妹唱了一句。声音很低，低得像是怕惊着谁。唱的是《白蛇传》里断桥那一折——
　　“断桥未断肠先断，西湖水干泪不干……”
　　她的嗓子已经不如从前了。沙哑，干涩，像沙溪河冬天的水。但王明远听着，觉得这是他这辈子听过的最好听的戏。
　　唱完了，她把银钗子取下来，包好，放回藤条箱里。然后她把藤条箱合上，推回床底下。
　　“明远，我就是想唱一句。好久没唱了。”
　　王明远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把她揽进怀里。她的身子很瘦，硌着他的胸口。他抱着她，像抱着一只受伤的鸟。
　　“幺妹，往后想唱就唱。在屋里唱，我听着。”
　　刘幺妹把脸埋在他胸口。他的短褂上有一股泥土和汗水的味道。她深深吸了一口。
　　“好。”
　　那是她这辈子最后一次唱《白蛇传》。后来她再没唱过。不是不想唱，是嗓子不行了。她的嗓子像沙溪河冬天的水，一年比一年干，一年比一年涩。最后干成了一条枯河，发不出声了。
　　但她头上的银钗子，每年过年她都会拿出来，对着镜子插在头上，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一下。笑完了，取下来，包好，放回藤条箱。
　　这个习惯，她保持到死。
　　【八】
　　王明远和刘幺妹的晚年，是在王坪度过的。
　　他们的老屋越来越破。院墙上的爬山虎枯了又绿，绿了又枯，最后连爬山虎都懒得长了。院墙被雨水冲塌了一个角，王明远拿石头垒了垒，垒得不齐，歪歪扭扭的。屋顶的瓦碎了好几片，下雨天屋里到处漏雨，他们拿木盆、瓦罐、破碗到处接水。雨滴落在不同的容器里，发出不同的声音——叮、咚、嗒、啪——像一台没人听的音乐会。
　　王福生说要帮他们修，王明远不让。他说，一把老骨头了，修那么好做啥子。王福生不听，扛着梯子来修屋顶。王明远站在院子里，仰头看着侄儿在屋顶上铺瓦，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
　　刘幺妹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她的手抖得厉害，端碗端不稳，经常把苞谷糊糊洒在身上。王明远就接过碗，一勺一勺喂她。他喂得很慢，每一勺都吹一吹，怕烫着她。刘幺妹张开嘴，让他喂。她的牙齿掉了好几颗，嚼不动硬东西了，王明远就把食物煮得烂烂的，烂成糊状，让她不用嚼就能咽下去。
　　有时候她吃着吃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无声的，一滴一滴落在王明远拿勺子的手上。王明远不说话，只是拿袖子给她擦擦嘴角，继续喂。他的手也在抖——两个老人的手都在抖，碗在他们之间晃着，苞谷糊糊洒出来，洒在他们的衣裳上，洒在他们握了一辈子的手上。
　　“明远，我拖累你了。”刘幺妹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王明远把勺子放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像冬天沙溪河里的鹅卵石。他用自己的手捂着，捂着，直到她的手有了一点温度。
　　“幺妹，你从来没有拖累过我。从你嫁给我的那天起，你就是我的福气。”
　　刘幺妹的眼泪流得更凶了。她把脸埋在王明远的手掌里，肩膀一耸一耸的。王明远的手掌又干又瘦，骨节粗大，手心里全是老茧。那是握了一辈子枪、握了一辈子锄头的手。现在这双手捧着她的脸，像捧着一件易碎的瓷器。
　　那年冬天的雪特别大。
　　沙溪河两岸都被雪盖住了。山坡上的青?树被雪压弯了腰，芦苇荡里的芦苇被雪埋了一半，只露出芦穗在风里摇。金匣潭的水没有结冰，青黑色的水面上升腾着雾气，像是潭底有什么东西在呼吸。
　　刘幺妹躺在堂屋的门板上。这是她自己要求的——她说，王坪的人，死也要死在堂屋里。王明远把门板卸下来，用两条长凳架着，铺上稻草，再铺上棉被。他把刘幺妹抱上去。她很轻，轻得像一把干草。他把她放在门板上，给她盖好被子，掖好被角。
　　她躺在那里，像一片秋天的树叶落在门板上。
　　王福生来了，跪在门板前烧纸。纸钱烧成的灰被风吹起来，在堂屋里飘着，落在刘幺妹的被子上，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王明远坐在门板边，握着她的手。他的手在发抖，但他握着她的手不放。
　　刘幺妹的眼睛还睁着。她的眼珠子已经浑浊了，像金匣潭冬天的水。但她还能看见——看见王明远满头白发，看见他脸上刀刻一样的皱纹，看见他握着她的那只手。
　　她的嘴唇动了动。王明远凑过去听。
　　“明远……戏服……银钗子……”
　　王明远让王福生把床底下的藤条箱拖出来。箱子上的灰已经积得很厚了。他打开箱子，把戏服拿出来。戏服叠得整整齐齐的，颜色已经褪了，白衣裳变成了灰黄色，领口磨出了毛边。他把戏服抖开，披在刘幺妹身上。然后他拿出那个红布包，打开，取出银钗子，插在刘幺妹花白的头发上。
　　银钗子在昏暗的堂屋里闪闪发光。
　　刘幺妹的眼睛亮了一下。很短暂的一下，像金匣潭的水在太阳底下闪了一下光。她的嘴角动了动，像是在笑。然后那光亮熄灭了。
　　她的手在王明远的掌心里，一点一点变凉。
　　王明远没有哭。他把她的手贴在脸上，贴着那块青胎记。他的脸冰凉冰凉的，她的手也是。他坐在门板边，握着她的手，很久很久。
　　王福生跪在地上，额头贴着地面，肩膀一耸一耸的。纸钱烧完了，灰烬在地上被风吹得打旋。门外，雪还在落，无声地落，把整个王坪都盖住了。
　　刘幺妹被埋在王坪背后的山坡上。坟不大，坟前立了一块石碑，碑上的字是王明远亲手刻的——“王门刘氏幺妹之墓”。他用凿子一下一下刻，刻了两天。刻完了，他把石碑立在坟前，跪下来，额头贴着碑。
　　“幺妹，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
　　风吹过山坡，把坟前的纸灰吹起来，飘向沙溪河的方向。
　　【九】
　　刘幺妹死后，王明远一个人过了三年。
　　他每天去坟前坐一会儿。风雨无阻。他坐在坟前的石头上，有时候说几句话，有时候什么都不说，就是坐着。他的头发全白了，腰也弯了。只有那双眼珠子，还是亮的，像李承岳的黄眼珠子一样亮。那是被岁月磨了几十年还没有磨灭的光。
　　王福生隔几天来看他一次，给他送粮食，帮他挑水劈柴。他坐在王明远家的火塘边，看着王明远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抽烟，一个人望着窗外的沙溪河发呆。他想把叔接到自己家里住，王明远不肯。他说，幺妹在这里，我哪里也不去。
　　王福生没有再劝。他晓得叔的脾气。
　　最后那年冬天，王明远病倒了。和当年李承岳一样，病来得很急。咳嗽，咳血，瘦得脱了形。王福生请了郎中，郎中把了脉，摇了摇头。王福生要送他去广纳场医院，他死活不去。他说，我王明远死也要死在王坪。
　　他躺在堂屋的门板上。和刘幺妹当年躺的位置一模一样。他让人把窗户打开一点，能看见沙溪河。冬天的沙溪河，水很浅，河滩上的鹅卵石露出来，被太阳晒得发白。河水流得很慢，像是在等什么。
　　王福生跪在门板前。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头发也白了。他握着王明远的手，那只握了一辈子枪、握了一辈子锄头的手，现在已经没有力气了，躺在他的掌心里，像一片枯叶。
　　“叔，你有啥子话要交代？”
　　王明远望着屋顶。屋顶的椽子被烟火熏得发黑，和他四十岁那年娶刘幺妹时一模一样。他的嘴唇动了动。
　　“精选队的旗子……还在不？”
　　王福生愣了愣。“在。我收着的。”
　　“烧给我。”
　　王福生回家把那面旗子取来了。旗子已经褪了色，红布变成了灰白色，上面“王坪精选队”几个字也模糊了。旗杆还是那根竹竿，被虫子蛀了几个洞。他把旗子展开，放在王明远身上。
　　王明远的手摸着旗子。手指在旗面上慢慢移动，像是在抚摸一个老朋友的脸。
　　“弟兄们的名字……我都记得……”
　　他一个一个念出来。声音很轻，轻得像风吹过芦苇。念了三十几个名字，念到最后，他的声音断了。
　　王福生把耳朵凑到他嘴边。
　　“叔？”
　　王明远的眼睛还睁着，望着屋顶。他的嘴唇不再动了。
　　王福生伸手把他的眼睛合上。手收回来的时候，叔的眼睛又睁开了。反复了两次。第三次，王福生说了一句：“叔，精选队的弟兄们，在那边等你。”
　　眼睛合上了。
　　王明远被埋在刘幺妹旁边。两个人的坟紧挨着，像活着的时候挨着睡一样。坟前立了一块石碑，碑上的字是王福生刻的——“王公明远之墓”。刻得歪歪扭扭的，但每一笔都很用力。
　　精选队的那面旗子，王福生没有烧。他把它叠好，收进柜子里。每年清明，他拿出来看一看，看完了又叠好，放回去。像王明远他爹对待那封信一样，像王明远对待那张报纸一样。
　　【十】
　　王明远和刘幺妹的坟，是在□□中被挖开的。
　　那是六六年冬天。一群□□从县城来到王坪，扛着红旗，戴着红袖章，唱着语录歌。他们把王坪的地主坟、富农坟、历史□□坟全部挖开，把尸骨拖出来，砸碎，扔在路边。他们说，这是破四旧，是革命行动。
　　王明远的坟被挖开的时候，王福生站在人群里。他已经快七十了，头发全白了，腰也弯了。他看着那些年轻人把叔的棺材从土里拖出来，撬开棺盖。棺材里，王明远的尸骨还保持着躺着的姿势，头骨上还看得见白发。他身上的精选队旗子已经腐烂了，只剩几片残布，颜色已经分不清了。
　　□□们把尸骨从棺材里拖出来，扔在地上。头骨滚到一边，被一个年轻人一脚踢开，像踢一个球。又有人把刘幺妹的坟挖开了，把她的尸骨也拖出来。她的头骨上，还插着那根银钗子。
　　一个□□把银钗子从头骨上拔下来，看了看。银钗子在冬天的太阳底下闪着光。
　　“这是四旧！”他把银钗子扔在地上，踩了一脚。钗子弯了，银亮亮的表面被泥土弄脏了。他又踩了一脚，钗子断了。
　　王福生蹲在人群外面，看着这一切。他的手在发抖，但他没有动。他知道，他动了，那些人会把他也拖出来。他不能死。他死了，叔和婶的尸骨就真的没有人收了。
　　□□们闹够了，走了。他们唱着语录歌，扛着红旗，沿着沙溪河往下走。歌声在河面上飘着，越来越远，最后被水声吞没了。
　　王福生等到天黑。天黑以后，他一个人走上山坡。月光照在挖开的坟坑上，照在散落一地的尸骨上。王明远的头骨滚在草丛里，月光照在眼眶上，两个黑洞洞的眼眶望着天。刘幺妹的头骨在另一个方向，断了的银钗子插在旁边的泥土里。
　　他把叔的尸骨一块一块捡起来。手在发抖，但他捡得很仔细。指骨、肋骨、腿骨，一块一块，放进带来的布袋里。布袋装满了，他把婶的尸骨也捡起来，装进另一个布袋。最后他在地上找了很久，找到那根断了的银钗子。他把断成两截的钗子拼在一起，包进手帕里。
　　他把两袋尸骨背到金匣潭边的山坡上。那里是李承岳的坟地所在。他在李承岳的坟旁边挖了两个坑。月光照在金匣潭上，潭水青黑青黑的，漩涡还在转。他把叔埋进左边的坑，把婶埋进右边的坑。两个坑挨着，和原来一样。
　　他把那根断了的银钗子，插在刘幺妹的坟头。
　　然后他跪下来，磕了三个头。额头碰在泥土上，咚咚咚。
　　“叔，婶，这个地方，没人来打扰你们了。承岳先生在这里，你们做个伴。”
　　他站起来，把两个空棺材拖回原来的坟坑里，盖上土，堆成原来的样子。他做得很仔细，像是怕被人看出来。
　　做完了，天快亮了。他站在山坡上，望着金匣潭。东边的天空开始发白，潭面上的雾气慢慢散开。沙溪河的水哗哗流着，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王福生转过身，走下山坡。他的背影在晨光里越来越小，最后被芦苇荡吞没了。
　　从那以后，每年清明，王福生来金匣潭边烧纸。他不去原来的坟地，来这片山坡。他给李承岳烧一份，给溃兵烧一份，给小刘烧一份，给白有山烧一份，给王明远烧一份，给刘幺妹烧一份。纸钱烧成的灰被风吹起来，飘进金匣潭里，在水面上漂着，一圈一圈打转，最后沉下去。
　　他蹲在坟前，有时候说几句话，有时候什么都不说，就是蹲着。
　　这个习惯，他也保持到死。
　　【十一】
　　王福生死在八十二岁那年。
　　死之前，他把儿子叫到床前。他儿子叫王佑才，五十多岁，老实巴交的庄稼人。
　　“爹的柜子里，有一个布包。你拿出来。”
　　王佑才把布包拿来了。布包用一块蓝布包着，布已经褪色了。打开蓝布，里面是一面旗子——灰白色的红布，上面“王坪精选队”几个字已经模糊得几乎看不清了。旗子叠得整整齐齐的，虽然褪了色，但没有破。
　　王福生把旗子接过来，贴在脸上。他的手在发抖。
　　“这是你明远叔公的旗子。精选队的旗子。我收了一辈子。本来答应烧给他的，没有烧。”
　　他的眼泪流下来了。八十二岁的老人，哭得像娃儿。
　　“我死了以后，把这个旗子，埋在我坟里。”
　　王佑才跪下了。“爹，我记住了。”
　　王福生点了点头。他把旗子放在枕头边上，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又睁开了。
　　“还有，每年清明，去金匣潭边烧纸。你承岳叔公，你明远叔公，你幺妹婶婆，还有溃兵，还有小刘，还有你白有山叔。都烧一份。”
　　“爹，溃兵叫啥子名字？”
　　王福生沉默了。他望着屋顶，望了很久。
　　“我也不晓得。你就写‘溃兵兄弟’吧。”
　　王佑才点了点头。
　　王福生闭上眼睛。这一次没有再睁开。
　　他死在腊月。和当年李承岳死的时候一样，天上下着盐粒子。盐粒子打在瓦上簌簌响，像有人在屋顶上撒沙子。
　　王佑才把精选队的旗子放进爹的棺材里。旗子铺在爹的身上，盖住了他干瘦的胸膛。棺材盖上，泥土落下去，把旗子盖住了。
　　精选队最后的旗子，埋进了土里。
　　王佑才每年清明去金匣潭边烧纸。他烧七份——李承岳、王明远、刘幺妹、溃兵兄弟、小刘、白有山，还有他爹王福生。纸灰飘进金匣潭里，被漩涡卷进去，沉到最深的地方。
　　沙溪河的水还在流。金匣潭的漩涡还在转。那些沉在水底的故事，一年一年地沉下去，越沉越深。
　　只有河边的芦苇，每年秋天开出白花花的芦穗，在风里摇。摇得像送葬的幡子，又像招魂的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