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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子夜来客 夜里十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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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十一点四十分，解忧相谈室来了第一位抱着孩子的客人。
说真的，这个点抱着婴儿跑来敲我的门，要么是真出了大事，要么是这位妈妈已经没别的办法了。
她站在门口，怀里裹着一个睡得很沉的婴儿。婴儿的脸埋在襁褓里，只露出一小截粉红色的拳头。她本人不到三十，穿着一件洗得起毛边的灰色棉睡衣，脚上蹬着一双凉拖鞋，袜子都没穿同一双——左脚灰色，右脚深蓝。
我叫康宁，二十六岁，开了间叫“解忧相谈室”的铺子。说白了就是个没执照的心理咨询摊子，开在老城区自己租的底商里，门口还没挂招牌。生意全靠人介绍。房租都差点凑不齐。
“请进，不用换鞋了，地上已经不干净了。”我把她让进来，顺手把沙发上的外卖盒子和半袋面包片扫到茶几下面。
她在沙发边上坐下来，整个人的姿态是那种缩着的，像身体的某个部分在用力搂住自己。婴儿放在腿上，一只手护着，另一只手搁在婴儿背部，每隔几秒就轻轻拍两下，这很明显是个新手妈妈的习惯性动作。
“我叫胡馨，是周济生周教授让我来的。他说你这里……专门治那种医院查不出来的病。”
“也说不上治，”我说，“最多算听一听。你先说说看，听完之后再说别的。”
她盯着茶几角上那块被烫过的疤，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开始说话，语速很慢，像在努力把自己的声音压在一个能被控制的范围内。
“生完孩子之后，我开始听到一些声音。”
“什么样的？”
“床下有人。一个女人。”
她说，每天凌晨两三点起来喂完夜奶，刚把宝宝放回小床里，一闭上眼睛就能听见床板下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不是尖叫那种恐怖，是很低很闷的说话声，像有人把嘴捂在枕头里，在跟她说什么。
“她说什么？”
胡馨抬起眼看我，嘴唇动了动。
“……她说，把我的宝宝还给我。”
客厅安静了那么两秒钟。窗外的马路上有辆电动车呜呜驶过，车棚的铁皮哗啦响了一声。
“你老公听见了吗？”
“没有。”她很快地回答，然后语气变了，变得像在重复别人说过的话，“他说我带孩子太累了，神经衰弱。他妈妈也这么说，说她们那个年代生三四个也没这样。让我少看恐怖片。”
“你信他们说的吗？”
“我不信。”她说完这两个字，声音突然就哽住了一下，“我每天把自己掐得整个大腿都是淤青才能保证自己醒着喂完孩子。我知道自己不是神经病。”
她掀起左边的袖口给我看，手腕上方一点的位置有两道浅红色的抓痕，一看就是自己指甲掐的。我点点头没说话，从沙发旁边的塑料柜子里拿出那支银灰色的录音笔。
“明天再听到的时候，把手机贴地录下来。录到了带过来。”
她接过录音笔的时候愣了下：“怎么录？”
“按这个红色的键就好，就和你平时用手机录你老公打呼噜一样。录到了给我。”
她攥着录音笔的手微微发抖。不是怕，是一种奇异的如释重负——终于有人没有说她疯了。
“然后就能知道她是谁了吗？”
“一步一步来。”
她用力点点头，把婴儿往怀里拢了拢，走出了门。
我没有马上关门，站在门口往下看她抱着孩子下楼。楼道里的声控灯随着她的脚步声一层一层亮起来，又一盏一盏灭下去，像是某种听得见的脚步声在黑暗中慢慢走远。
那一晚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给我以前的导师周济生打了个电话。我问他胡馨这个案例他怎么看。老头子还是老样子——话越少事儿越大——只说了句“你听听录到什么再说”。然后把胡馨的地址发了过来。梧桐苑四号楼1203。
第二，我翻出之前的案例笔记。相谈室开了快一年，稀奇古怪的案子接过不少，但产后妈妈听到婴儿相关幻听的，这是第二个。上一个在市妇幼保健院附近，也是一个产后三个月的产妇，每天半夜听见婴儿车里有老头在咳嗽。后来查出来楼上住着一个独居的阿尔兹海默症老人，每天晚上两点定时起床，对着窗户咳一阵。
当然，有些事情我没跟周济生说。我拿出那支录音笔放在床头柜上，银灰色的机身在床头灯下泛着淡淡的金属光泽。这不是普通的录音笔，侧面多了一个小拨挡，是周济生亲自改装过的——普通声道录物理声音，另一个声道能捕捉某种我们不完全理解的“频率”。用他的话说，你听到的时候就知道了。
我把录音笔揣进兜里，关了灯。人一旦开始听，总会听到一些你本来以为不存在的东西。
第三天中午，胡馨来了。
她把手机放在茶几上，点开一个音频文件。时长十四秒。
前五秒是沙沙的底噪声。第六秒，一个女人的声音突然出现。很轻，很哑，像是在嗓子眼堵了一团什么东西。
“……宝宝，睡着了吗？”
然后是一声很短促的笑。然后音频结束。
整个客厅安静下来。窗外有辆车按喇叭，很快被距离吞掉了。胡馨看着我，眼睛已经红了，不是怕，是被证明没疯的那种委屈。
“你听到了对吧？”
“嗯，”我把手机推回去，“很清楚。”
“那是什么？”她的声音颤着，“你告诉我那是什么，什么都可以，但是别说是我自己录的，不是我自己录的。”
“不是你自己录的。”我靠在椅背上，把录音笔取出来放在茶几上，“这个东西，老一辈叫撞客。我管它叫情绪瘴。”
“怎么说？”
“当一个人的情绪强烈到一定程度——比如极度的痛苦、恐惧、或者是悲伤——这种情绪会像磁带一样录进周围的墙里、地板里、沙发缝里。不是鬼，是一种遗留的能量。你现在症状虚弱，正好能接收到。”
胡馨皱了下眉：“你是说，那个声音不是鬼？”
“不是鬼，是人。”我说，“是某个跟你一样刚生完孩子的人，在那个时间经历了某种巨大的痛苦，把声音留在了那里。你只是听到了一段过去的录音。”
她没完全明白，但至少没有站起来摔门。这就够了。
“那我该怎么做？”
“找到她。”
胡馨走后，我把那段录音导进电脑。戴上耳机，软件逐秒拆解那十四秒的音频。
数据跑了几分钟，出来的结果比我想象的更具体。说话者女性，二十到三十五岁之间，南方普通话夹着本地口音。这一段录音我循环了无数遍，翻来覆去听，听到最后终于确定——那不是在对宝宝说话，是在问自己。问自己一个永远回答不了的问题。
下午三点，我骑共享单车去了趟梧桐苑。
梧桐苑在南三环外，是那种九十年代末的回迁安置小区。六层的板楼，墙体已经斑驳了，沿街一楼是各种小商铺。小区门口一排底商：天天鲜面馆、小张五金水暖、叶氏中医推拿，还有一个挂着手写招牌的水果摊。
我进了天天鲜面馆。
这个点午市刚过，店里一个客人没有。老板娘四十出头，圆脸，围裙上沾着面粉，正趴在前台刷手机。
我点了碗雪菜肉丝面，等面的时候跟她攀谈起来。
“老板娘，我想打听个事儿。”
她抬头看我一眼，眼神带着那种老生意人的精明。“你不是来吃面的。”
“面也吃，事儿也问。”
我把自己那套说辞搬出来——说自己是社区心理服务站的，在做一个产后抑郁的公益咨询，要找一位一年前在小区里产后并发症走的年轻妈妈。
沉默了一会儿，老板娘用围裙擦擦手，说：“你是说四栋那家的吧。姓顾。”
“您认识？”
“认识算不上。”她说，声音比刚才轻了，“她怀孕的时候常来我店里吃面，就点素浇面，说怕辣。后来坐完月子还来过一次，一个人来的，抱着孩子。”
那天发生的事，老板娘说她记得特别清楚。顾小满在店里坐了很久，面吃了一半就搁下筷子，一句话不说，眼泪往下掉。
“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就是有点累。”
老板娘叹了口气。“那是她生前最后一次来。一个礼拜之后人没了。”
我放下筷子。“她家住几楼？”
“1302。就你们站的对面那栋。”
我推开天天鲜面馆的玻璃门出来，四栋就在对面。六层板楼，灰色外墙，隔一条窄窄的小区甬道。我站在甬道边上，仰头数楼层。十三楼西侧，1302的窗户紧闭，窗帘拉得严丝合缝。
那天夜里，我走之前，在楼下站了好久。四栋1302的窗户一直黑着。我猜从那以后天天如此。
回到相谈室，我把胡馨的录音和顾小满的信息对照着看了一遍，基本能确定——胡馨听到的声音留下的位置是她们楼下的1302。两个年轻母亲，同一个产后虚弱的阶段，差不多年纪，一个在楼上听到了楼下一年前的回声。
凌晨一点半，我拨通了胡馨的手机。
“找到了吗？”她接得很快，语气里很急切。
“嗯，她叫顾小满。住过你楼下1302。一年前产后并发症走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
“那她的宝宝呢？”
“当时没保住。”
胡馨倒吸了一口气，声音在话筒里有了一点回响。然后她开始小声哭。不是害怕的哭，是为一个没见过面的人哭。
“康老师，我想帮帮她。你能不能帮我给她传句话什么的？就说我不怪她。我不怕她了。”
“能。但不是传话。要做一件事，叫安抚仪式。”
安抚仪式，说白了就是完成一场缺席的告别。情绪瘴之所以会留在那里，是因为痛苦在那一刻被打断了，没说再见。要让它们消散，需要有人替那个缺席的人来补上说再见的过程。
“我需要什么？”
“让你老公配合我。然后相信这件事。”
“他……”胡馨犹豫了一下，“他不太信。”
“你让他来找我。我来谈。”
挂了电话，我靠在沙发上仰头看着天花板上那块水渍。
这事还没完。录音笔的指示灯在黑暗中亮了一下，闪了两下，自动待机。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了一句老话。
“录音不走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