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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五章 香港 香港,尖沙 ...

  •   香港,尖沙咀。

      何昌拖着登机箱走出机场到达大厅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港岛的灯火在对岸亮起来,映在维多利亚港的水面上,碎成一片流动的光。

      一辆黑色的埃尔法停在到达口外。车门打开,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下车,替何昌拉开后座车门。何昌矮身钻进去,登机箱放在脚边,始终不离手。

      埃尔法汇入车流,向九龙方向驶去。

      陈默坐进后面的一辆出租车,用不太标准的粤语对司机说了句:“跟住前面那部黑色埃尔法,唔好跟太贴。”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什么都没问,踩下油门跟了上去。香港的出租车司机见惯了各种故事,一个戴墨镜的大陆人要求跟踪一辆车,远不是他们见过最离奇的事。

      埃尔法在尖沙咀兜了大约二十分钟,最后拐进汉口道一条窄巷,停在一栋老式唐楼门前。何昌下了车,拎着登机箱走进楼里。白衬衫的年轻人留在车里,引擎没有熄。

      陈默在巷口下了车,装作看手机,余光扫着唐楼的门口。

      唐楼有六层,外墙贴着粉色的瓷砖,年深日久已经泛黄。一楼是一家茶餐厅,门口挂着烧腊,油光锃亮。二楼以上是住宅和廉价旅馆,窗户上贴着褪色的招牌——“福来宾馆”“好景公寓”“星光旅舍”。

      何昌走进了福来宾馆。

      陈默将位置发给了李队。三十秒后,李队回复:“香港警方已就位。交易房间在四楼403。楼道和外围都布控了。你原地待命,不要上楼。”

      陈默回了一个“收到”,然后走进巷口的茶餐厅,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了一杯冻柠茶。

      冻柠茶的杯子上凝着水珠,冰凉的水顺着杯壁滑下来,在塑料桌布上洇出一个小小的圆。陈默的目光穿过茶餐厅的玻璃窗,锁定在对面唐楼的门口。

      他看了看手表。晚上七点十五分。何昌进去已经十二分钟了。

      ---

      福来宾馆403房。

      房间不大,一张双人床占了大半面积,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和一部老式电话。窗帘是深褐色的,拉得严严实实。

      何昌坐在床沿,登机箱平放在面前的茶几上。他的对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穿着一件亚麻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一块薄薄的百达翡丽。

      Peter Chen。

      “何先生,好久不见。”Peter Chen的中文带着明显的粤语口音,尾音拖得有些长,听起来懒洋洋的,“周老板这次又有什么好东西?”

      何昌没有急着开箱子。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吸了一口,然后才不紧不慢地将登机箱放平,拉开拉链。

      箱子里塞着厚厚的泡沫填充物。何昌一层一层地将泡沫取出来,最后露出一个用棉纸包裹的器物。棉纸被小心翼翼地揭开。

      一尊白釉观音像。

      德化窑。明代。

      观音端坐莲台,宝相庄严。釉色温润如玉,在台灯的光线下呈现出一种近乎透明的质感。衣纹的褶皱流畅自然,每一道线条都带着明代德化窑特有的“吴带当风”的气韵。莲台的花瓣层层叠叠,开合有度,瓣尖微卷,像是在风中轻轻颤动。

      和瀚海拍卖会上那件仿品放在一起对比,真假立判。

      Peter Chen的眼睛亮了。

      他戴上随身携带的白手套,将观音像小心地捧起来,就着台灯的光,从各个角度仔细端详。釉面、胎质、衣纹、开片——他看得很细,每一个细节都没有放过。

      “好东西。”他将观音像放回棉纸上,语气里的懒洋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压抑着的兴奋,“周老板开什么价?”

      “三百万。”何昌吐出一口烟,“美金。”

      Peter Chen没有立刻回应。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茶几边缘轻轻敲了两下。这个价格不算离谱——明代德化窑白釉观音像的真品,品相完好到这种程度的,在国际市场上的成交价至少在五百万美元以上。三百万,周明远给的是“老朋友价”。

      “成交。”他说,“老规矩,钱从新加坡走。”

      何昌点了点头,将烟头摁灭在床头柜上的烟灰缸里。

      就在这一刻,房门被从外面撞开了。

      “香港警察!所有人不许动!”

      几个穿深色作战服的警员冲进来,将何昌和Peter Chen按在墙上。带队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警官,短发,眼神锐利。她走到茶几前,看了一眼那尊白釉观音像,然后转向Peter Chen。

      “陈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Peter Chen的脸色变了。

      “这件东西,根据内地警方提供的情报,是一九九八年陕西一桩文物盗掘案的涉案文物。”女警官的声音不紧不慢,“加上你之前的案底,这次应该够你在赤柱待一阵子了。”

      何昌被反剪着双手,脸贴在墙上。他的表情看不清,但肩膀的线条僵硬得像一块石头。

      女警官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李队,人赃并获。观音像确认为真品,与你们提供的资料完全吻合。”

      电话那头,李队的声音传过来:“辛苦了。何昌是周明远的核心马仔,他知道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要多。拜托你们审深一点。”

      “放心。到了我们手里,他想不说都不行。”

      ---

      咸阳,苏砚之工作室。

      李队的电话打进来的时候,苏砚之和陆时衍正在比对两件观音像的三维扫描数据。真品的扫描数据由香港警方实时传回,仿品的扫描数据就在电脑里。两套数据在同一个界面上并排显示。

      仿品和真品的器型轮廓几乎完全一致——何昌的手艺确实了得,单纯从外形看,非专业人士很难分辨。但在三维扫描的精确比对下,差异无所遁形。

      衣纹褶皱的曲率。莲台花瓣的厚度。观音面部五官的比例。

      仿品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差了那么一点点。不是手艺不够,是何昌在仿制时,是照着照片做的,没有见过真品。照片有透视变形,所以他做的仿品,在三维结构上存在系统性的偏差。

      “何昌被抓了。”陆时衍放下手机,“人赃并获。观音像真品确认。”

      苏砚之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瞬。

      “李队说,何昌到了香港警方手里,应该会开口。他在周明远的链条里属于中间层,知道上下两端的不少信息。”陆时衍走到她旁边,看着屏幕上两尊观音像的对比图,“他供出来的人越多,周明远能躲的地方就越少。”

      苏砚之没有说话。她将对比图放大,聚焦在莲台底部的那道暗记上。

      仿品的暗记是一道极细的刻痕,呈“人”字形,藏在莲台底层花瓣的背面。真品同样的位置,没有这道刻痕。

      这是何昌的“签名”。

      “他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每一件仿品上。”苏砚之的声音很轻,“就像一个造假者给自己留的墓碑。他知道这些仿品总有一天会被用来害人,但他还是留了名字。不是良心,是手艺人的虚荣。他想让知道的人知道,这些东西是他做的。”

      陆时衍看着她。

      修复灯的白光下,她的侧脸呈现出一种冷调的瓷白。她的眼睛盯着屏幕上的暗记,瞳孔微微收缩——不是愤怒,是一个修复师面对赝品时的本能反应,像医生面对病灶,像考古学家面对盗洞。

      “等何昌的口供出来,周明远的仿品调换链条就能坐实。”她说,“然后就是‘老板’。”

      陆时衍将父亲名单的最后一页翻出来,平铺在桌上。

      “‘老板’的父辈曾参与过1920-1940年代的大型考古发掘。”

      这句话,两个人已经琢磨了很多遍。

      1920到1940年代,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奠基时期。殷墟发掘始于1928年,斗鸡台发掘始于1933年,城子崖发掘始于1930年。参与过这些发掘的老一辈考古学家和文物工作者,名字大多写进了学术史。

      如果“老板”的父辈是其中一员——

      陆时衍打开电脑,开始搜索那批老人的后人。这不是一条好查的线索。老一辈学者大多清贫,子女从事文物行业的并不多,能积累下“家藏深厚”的就更少了。

      “不一定在考古圈。”苏砚之忽然说。

      “什么?”

      “‘老板’的父辈参与过发掘,不代表‘老板’本人做考古。家藏深厚,可以是收藏,也可以是——”她顿了顿,“交易。”

      陆时衍明白了她的意思。

      1920-1940年代,正是中国文物大量流散的时期。外国探险家、传教士、古董商人在中国大肆搜罗文物,通过各种渠道运往海外。那个年代参与过考古发掘的人,如果心术不正,完全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将一部分出土文物据为己有,再通过地下渠道转卖。

      那不是考古。是披着考古外衣的盗掘。

      “查那一批人里,后来被处分过的。”陆时衍的手指在键盘上快速敲击,“或者虽然没有被处分,但突然离开文物系统的。”

      搜索结果出来了。

      符合条件的人不多,但有一个名字,让两个人同时沉默了。

      郑怀瑾。

      生于1915年,卒于1998年。1930年代曾参与殷墟发掘,是当时考古组最年轻的成员。1940年代离开中央研究院,转入文物商业,在上海开设“怀古斋”,经营古董生意。新中国成立后,怀古斋被公私合营,郑怀瑾转入文物商店工作,1970年代退休。退休后深居简出,极少公开露面。

      他的儿子,叫郑岳庭。

      现任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业内地位极高,人称“郑公”。

      陆时衍将郑岳庭的照片搜了出来。

      照片里的男人六十多岁,头发花白,戴一副金丝边眼镜,面容清瘦儒雅。笑起来的样子,和瀚海拍卖会上坐在贵宾席里的那些收藏家没什么区别。

      “李队提到过,你父亲案子的卷宗被人压下来了。”苏砚之说,“能压下省级考古项目负责人命案的人,级别不会低。”

      “郑岳庭的级别,够。”

      陆时衍将郑岳庭的资料和父亲名单并排放在一起。名单上“老板”经手的文物,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恰好是郑岳庭在文物系统开始崭露头角的时间。

      “但这只是推测。”他说,“没有直接证据。”

      “会有的。”苏砚之的声音很平,“何昌会开口。周明远会落网。链条从下往上断,断到最后,‘老板’自然会露出来。”

      她的语气不像是在安慰,更像是在陈述一个修复方案。器物碎了,就一片一片拼回去。拼到最后,原本的器型自然会呈现。

      陆时衍看着她。

      工作室里很安静。修复灯的白光照着两个人,将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交叠在一起。墙上的相框里,陆文渊的绝笔信静静地挂着。“文物是国家的,不该流落异乡”——那行被放大的字,像一枚印章,盖在这个安静的夜晚。

      “你爷爷知道了吗?”陆时衍问。

      “还没有。”苏砚之说,“等何昌的口供出来,证据链完整了,我去告诉他。”

      陆时衍点了点头。

      窗外的枇杷树在夜风里轻轻晃动。有一枚熟透的果子落下来,砸在青石板上,发出一声轻而闷的响。

      ---

      三天后,何昌的口供传回来了。

      他在香港警方的审讯室里扛了不到四十八小时就崩溃了。不是审讯手段有多严厉,是香港警方将苏砚之的三维扫描比对报告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整个人像是被抽掉了脊梁骨。

      报告用无可辩驳的数据证明,那件被用作诬陷苏振海“证据”的观音像仿品,出自他手。莲台底部的“人”字形暗记,与他所有仿品的暗记完全一致。

      “你做的每一件仿品,都留着你的名字。”审讯的女警官将报告推到他面前,“你以为这是手艺人的尊严。但在法庭上,这叫证据。”

      何昌盯着那份报告看了很久。

      然后他开口了。

      一开始是观音像的事。1998年,周明远让他做一件德化窑白釉观音像的仿品,给了他真品的照片和尺寸。他花了三个月时间,做出了那件仿品。周明远很满意,给了他二十万。

      后来他才知道,那件仿品被用来调换了真品,真品被周明远私藏,仿品被“发现”在苏振海的工作室里。苏振海因此入狱。

      “我当时不知道会害人。”何昌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低。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女警官问。

      何昌沉默了很久。

      “第二年。”他说,“但我已经拿了钱,回不了头了。”

      然后是周明远的事。何昌跟了周明远十年,经手的仿品和真品调换案不下二十起。每一次都是同样的手法——何昌制作高仿,周明远找人将真品调换出来,仿品留在原处。等到仿品被发现是“赃物”的时候,经手的人就成了替罪羊。

      “被你们害过的人,除了苏振海,还有谁?”女警官问。

      何昌报了几个名字。每一个都是文物修复界或收藏界曾经响当当的名字,后来都因为“涉文物盗掘”而身败名裂。其中两个人已经去世了,死在狱中。

      女警官将这些名字一一记录下来。

      最后,她问了一个问题:“周明远上面,还有人吗?”

      何昌的手指开始发抖。

      “有。”他说。

      “谁?”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周明远叫他‘老板’。”何昌的声音压得极低,像是怕隔墙有耳,“我只见过他一次,在周明远的私人会所。六十多岁,戴金丝边眼镜,说话很慢。周明远在他面前,连坐都不敢坐实。”

      女警官将一张照片推到何昌面前。

      郑岳庭的照片。

      何昌看了一眼,瞳孔猛地收缩。

      “是他吗?”女警官问。

      何昌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但他的反应已经给出了答案。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何昌的声音发颤,“但那张脸,我认得。”

      ---

      口供传回咸阳的那天下午,苏砚之去了疗养院。

      苏振海坐在窗边的轮椅上,手里依然拿着那片瓷片,对着光看开片。瓷片上的冰裂纹在午后的阳光下呈现出浅淡的金色,像是把光也收进了纹路里。

      苏砚之在他旁边坐下,将何昌口供的复印件轻轻放在爷爷的膝头。

      苏振海低下头,看得很慢。

      他没有戴老花镜,将纸张拿远了一些,一行一行地看过去。看到何昌承认制作仿品那一段时,他的手微微抖了一下。看到被诬陷的其他人名单时,他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看完最后一行,他将纸张合上,放在膝盖上。手不再抖了。

      “二十一年。”他说。

      声音很轻,像是从很深的井底传上来的。

      “爷爷。”苏砚之握住了他的手。

      苏振海反握住她的手。老人的手很瘦,骨节粗大,但握力比苏砚之预想的要大。

      “我没白等。”他说,“你也没白修。”

      苏砚之的鼻子忽然酸了一下。她没有让眼泪掉下来。修复师的手要稳,修复师的眼睛要干。

      “爷爷,还没有结束。”她说,“何昌上面是周明远。周明远上面还有人。链条还没有断到头。”

      苏振海点了点头。

      “陆文渊的儿子,在查?”

      “在查。”

      苏振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做了一件让苏砚之意外的事。他从轮椅的坐垫下面,摸出一个老旧的牛皮纸信封。信封已经泛黄,边角磨得发毛。

      “陆文渊寄给我的信。”他将信封递给苏砚之,“不是你们在小窑室找到的那封。是他出事前一个月寄的。”

      苏砚之接过信封。信封上的邮戳日期是2001年3月7日。收件人地址是苏振海当年的工作室。

      她抽出信纸。

      信不长,只有一页。

      “振海兄:

      最近可好?青石沟的调查有了新进展。小窑室的具体位置已经确定,待天气转暖即可进行试掘。

      另有一事相托。我最近在整理历年调查记录时,发现一条关于‘郑氏父子’的线索。郑怀瑾老先生当年在殷墟发掘期间,曾有将出土小件器物私自带出的传闻,后因年代久远、证据不足而未被追查。其子郑岳庭,现任文物学会要职,与周明远过从甚密。

      我怀疑当年殷墟流失的一批甲骨和小件青铜器,与郑怀瑾有关。而郑岳庭如今的位置,很可能是在为这条链条提供保护。

      此事牵连甚广,我尚未向任何人提及。望兄阅后即焚,切勿外传。

      弟文渊”

      信的最后,没有“绝笔”,没有诀别的语气。只是一个考古学家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重要线索,照例向老友通报。

      那时候的陆文渊还不知道,一个月后他就会死。

      苏砚之将信递给爷爷。苏振海没有接。

      “这封信,我收到的时候,陆文渊已经出事了。”他说,“我没有烧。一直留着。”

      “为什么?”

      苏振海看着窗外。桂花树的影子落在窗台上,被风吹得忽明忽暗。

      “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人来要这封信。”他转过头,看着孙女,“砚之,你和他,把这条链条查到底。不是为了报仇。是为了那些被他们卖掉的东西,能被追回来。”

      苏砚之握紧了信纸。

      “我会的,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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