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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hapter Three 一念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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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岁那年夏天,陶樾和蒲砚之一起来到北京。
说是一起,其实也不算。
两家人一起送的行,两位母亲手挽手走在前面,商量着两个孩子的宿舍怎么布置、冬天的衣服带得够不够。
陶樾拖着行李箱跟在后面,蒲砚之走在她左边,保持着不多不少一臂的距离。
陶樾偏头看了他一眼。
目不斜视,跟走正步似的。
“蒲砚之,”她压低声音,“都大学了,你那三米距离能不能松一松?”
“不能。”
“为什么?”
“习惯了。”
陶樾撇撇嘴,把行李箱换到另一边,故意离他远了点。
过了大概半分钟,她似乎听到他说了一句什么。
“你说啥?”
“……没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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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北京,不同的学校。
陶樾在城东,学的是传播;蒲砚之在城西,读的是经管。
两所学校之间隔了整整一个海淀区,坐地铁要换乘两次,打车不堵也要四十分钟。
陶樾把这个距离换算了一下,发现刚好是维持了好几年的《约法三章》里“三米距离”的一万多倍。
她把这事当笑话发给了蒲砚之。
他回:「那就从三千倍开始适应。」
陶樾对着这条消息咬牙切齿。
但开学第一个月,她还是在周末跑去了他的学校。
理由是现成的,“你们学校的食堂据说很好吃”。
蒲砚之带她吃了食堂。
她点了一桌子菜,每样都尝一口,好吃的推到他面前,不好吃的也推到他面前。
蒲砚之面无表情地把她推过来的菜一一吃掉,连句评价都没有。
“好吃吗?”
“还行。”
“还行是什么意思?是好还是不好?”
“能吃。”
陶樾把筷子一放,看着他:“蒲砚之,你知道吗,换个人听你说话能被你气死。”
“那你为什么还没被气死?”
她噎住了。
蒲砚之低头继续吃饭,嘴角好像动了一下。也可能没动,食堂灯光太暗,她没看清。
那个学期,陶樾几乎每两周跑一次城西。
有时候是周末,有时候是没课的下午。
她给自己的理由是“城西那家鲜芋仙太好吃了”,但她每次去,其实都直奔蒲砚之的学校,鲜芋仙只是顺路。
去了那么多次,蒲砚之一次都没来城东找过她。
陶樾跟自己说:他课多,他忙,他们经管院是出了名的卷。
后来她就不太跟自己解释了。
习惯了。
大一下学期,陶樾开始接触到更广的社交圈。
传播学院的活动多,她的性格又天生适合这种场合,很快就在院里混得风生水起。
学生会、辩论队、校园电视台,她像颗被弹进玻璃杯里的跳跳糖,走到哪里都噼里啪啦。
朋友圈的内容也跟着丰富起来。
今天录了一期节目,明天打了一场辩论,后天和同学在簋街吃小龙虾。
每一条底下都有一堆点赞和评论,热闹得像菜市场。
蒲砚之偶尔也会点赞。
不评论,只点赞。
时间通常在凌晨一两点,很像是睡前统一批阅奏折。
陶樾有一次忍不住私聊他:
「蒲总,我的朋友圈好不好看?」
「一般。」
她盯着这两个字,又好气又好笑。
可每次发朋友圈之前,还是会在心里过一遍。
这条他会不会觉得有意思?
他会不会评论?
发九宫格还是单图?
配文会不会太傻?
她痛恨自己这个习惯。
改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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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那年秋天,陶樾生了一场病。
不是什么大病,重感冒加低烧,断断续续拖了两周。去校医院开了药,自己躺宿舍床上养着。室友帮她带饭、帮她签到,把她照顾得挺好。
她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生病了才发现自己平时太嚣张了,现在连下床倒水的力气都没有。”
配图:一支体温计,38度2。
发出去之后,她放下手机,闭眼睡了一觉。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宿舍没人,窗外走廊的灯光透过门上的玻璃,在天花板上投下一块模糊的亮斑。
她摸到手机,屏幕亮起来的一瞬间,愣住了。
蒲砚之发了五条消息。
第一条:「看医生了吗?」
第二条:「体温多少度?有退烧药吗?」
第三条:「吃饭了吗?请你室友帮你买粥。」
第四条:「药不能空腹吃。」
第五条,隔了大概二十分钟,只有两个字:
「陶樾?」
他很少叫她名字。
小时候叫“你”,吵架了叫“陶樾同学”,心情好了偶尔叫“小陶”。
但“陶樾”两个字,端端正正地出现在对话框里,像一个不熟练的人第一次念外语单词。
陶樾慢慢坐起来,靠在床头。
在输入框里打了几个字,删掉。
又打了几个字,又删掉。
反复了好几次,最后只发了一句:「睡着了,刚醒。没事,小感冒。」
对面秒回:「看医生了吗?」
她盯着这四个字,忽然觉得眼眶有点发酸。
发酸的缘由说不上来,可能是因为生病的人本来就爱矫情,也可能是因为她来北京一年半了,这是他第一次连续给她发这么多条消息。
「看了看了,药也吃了,您放心。」
过了很久,对面才回:「好。」
她把手机扣在床上,拉起被子蒙住脑袋。在被子里闷闷地跟自己说了一句话,声音被棉絮吸得模模糊糊:“陶樾,你完了。一个好字你就觉得赢了。”
她翻出手机,又看了一遍那五条消息。
“算了,赢了就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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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上学期,陶樾拍了一部校园短剧。
她是导演。
剧本是同学写的,讲一个女生暗恋男神好几年的故事。
拍摄周期不长,但她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分镜、选角、场地、后期,每一样都亲力亲为。成片只有二十分钟,不过瘦了五斤。
短剧在学校的小剧场首映那天,她给蒲砚之发了消息:「我拍的短片今天首映,你要不要来看?给你留了位子。」
蒲砚之回:「今天有课。」
陶樾看着这四个字,想回点什么,最后只打了一个字:「哦。」
她放下手机,深吸一口气,去后台做最后的准备。
首映很成功。
观众席坐满了,笑声和掌声都在她预期的节点上响起。
放片尾字幕的时候,她站在侧台,透过幕布的缝隙看着黑漆漆的观众席,心里涌上来的不是得意,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空落。
一拳打在棉花上。
散场后,她抱着一束同学送的花,和剧组的人一起往外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住了。
蒲砚之站在大厅的角落里,靠着一根柱子,手里拎着一个纸袋。穿着深灰色的风衣,围巾搭在手臂上,头发被夜风吹得有点乱。
看起来像是赶了路。
陶樾愣在原地,“……你不是有课吗?”
“逃了。”
这是这辈子第一次从蒲砚之嘴里听到“逃了”这两个字。
她把花塞给旁边的同学,朝他走过去。走到跟前才发现,他的风衣上沾了几道细密的水珠,似乎是穿过一场小雨。
“你什么时候到的?”
“开场后十分钟。”
“那你为什么不进去?我给你留了位子啊。”
“迟到入座不礼貌。”
陶樾张了张嘴,想说你怎么永远这么讲究,又想说你来都来了为什么不让我知道。
但她什么都没说出来,因为她注意到他手里那个纸袋的logo。
是她最喜欢的那家拿破仑酥,没有分店,只有在颐和园附近那家老店才能买到。从那里到她的学校,打车要一个小时。
“给我的?”
蒲砚之把纸袋递给她。
没有说“恭喜”,也没有说“拍得不错”,只说了句:“没买绿豆糕,这家没有了。”
陶樾接过纸袋,低头看着里面的盒子。
“蒲砚之。”
“嗯。”
“你是不是有一点喜欢我?”
沉默了很久。
久到大厅的人都走光了,久到门外的雨声从淅沥变成了哗啦。
然后听到他说:“什么是有一点?”
那语气像是真的在疑惑。
犹如一道考题,他没看懂题干。
陶樾抬起头,看着他那张永远古井无波的脸。在那一刻她忽然很想踮起脚亲他,像好多年前山庄的那个夏天一样。
但没有。
她已经不是十七岁了。
“算了。当我没说。”
她抱着花和纸袋转身走了。
走出几步又回头,冲他笑了一下,笑得很灿烂,正常得如同刚才那个问题从来没问过。
“谢了啊,小古板。”
那天晚上,陶樾在宿舍拆开那个纸袋。
盒子里除了拿破仑酥,还有一盒退烧药和一张便签。便签上是他的字迹,工工整整,一如既往。
「下次生病告诉我。」
她把这行字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忽然很想发消息问他:下次是什么时候?怎么才算生病?感冒算不算?头疼呢?不开心呢?想你了呢?
不过没发。
把便签和之前那些信件放在一起。
那个盒子已经快装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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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春天,也就是大四那年,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
陶樾拿到了一家知名媒体公司的offer,留北京。把消息发到朋友圈,评论炸了,点赞破百。蒲砚之照例在凌晨点了个赞,没有私聊。
第二件。
他拿到了保研资格,本校直博。
陶樾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她在他们共同好友的饭局上,听别人说起这事。
说蒲砚之的导师特别看重他,说这个名额多难得,说他将来肯定留校做研究,说他的人生轨迹已经被规划得明明白白。
单身,学术,世家子弟,一代宗师。
陶樾坐在角落里,听着这些话,把手里的饮料杯转了又转。
有人问她:“诶,你跟蒲砚之怎么样了?你们俩什么时候官宣啊?”
她笑了笑,说:“什么怎么样,老同学呗。”
“少来,你追他多少年了,圈子里谁不知道?”
陶樾喝了一口饮料。
杯子里的冰块哗啦作响。
“谁还没个不懂事的时候。”
这句话说得轻描淡写。
说的时候在笑,眼睛弯弯的,语气带着她标志性的洒脱。
饭后她独自走回学校。
四月的北京晚风,还有些凉。
她把手插在兜里,脑子里反复回放着“保研”、“直博”、“留校”这些词,又把它们和“传播”、“媒体”、“实习”放在一起,像拼图一样拼了又拼,发现怎么都对不上。
不是物理距离的问题。
海淀区再大,也就是几站地铁。
而是他们的生活,正在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走。
她忽然想起今天刚好是四月七号。
追了蒲砚之多少年了?从五岁开始算,快十六年了。
之前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现在第一次认真地想:如果不追了,蒲砚之会怎么样?
答案是——
大概什么也不会发生。
他不会慌,不会乱,不会满世界找她。
还是那个蒲砚之,永远冷静,永远得体,永远在凌晨一点批阅她的朋友圈。
关系就是一根橡皮筋。
她在这头拼命拉,他在那头纹丝不动。
她松手,他不会弹回来。
他只会停在原地。
然后这根皮筋就断了。
陶樾站在过街天桥上,看着桥下川流不息的车灯汇成两条光河。拿出手机,打开和蒲砚之的对话框。
上一次她主动发消息,是三天前。
发的是“周末有个展不错,要不要一起去”。
他回的是“有组会”。
陶樾在输入框里打了几个字,又删掉了。
退出对话框,点进他的头像,右上角的三个点,往下滑。
【取消置顶】
确认。
对话框沉下去了。
沉到群聊、朋友、工作消息的下面。
陶樾把手机揣回兜里,走下天桥,没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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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蒲砚之在实验室待到半夜。
导师的课题进入关键阶段,数据跑了好几轮都不理想,他带着师弟师妹反复调试模型,出实验室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
他打开手机,点进她的朋友圈。
今天没有新内容。
又翻了一下昨天的。
陶樾转了一篇行业分析,配文“入行前先做功课”。
前天发了一张和朋友的合照,几个女生挤在一起比耶,笑得没心没肺。
他的手指停在那张照片上,看了很久。
然后划回对话框。
最后一次对话是三天前。
她发的最后一条是“行吧,改天再说”。
他回的是“嗯”。
蒲砚之把手机放在实验台上,继续看数据。
窗外北京春天的夜风穿过走廊,吹得窗棂一阵轻响。
他抬起头瞄了一眼窗外,忽然想起一件事。
她好像很久没有给他发过早安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一周前?
两周前?
他翻了翻聊天记录。
上一条早安是十二天前。
在那之前,几乎每天早上八九点,她都会发来一条消息,有时候是“早啊”,有时候是一个太阳的表情包,有时候是一句“今天降温多穿点”。
他以为那是固定节目。
像新闻联播一样,到点就会来。
现在停了。
蒲砚之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直到手机自动锁屏。他把它放在一边,重新打开电脑。
屏幕上的模型还在跑。
残差项的数字一行一行跳过去。
他发现自己在想一件毫不相关的事。
明天早上,她会不会发?
实际上他什么也没失去。
不过少发了几条早安。
生活一切照旧。课题组没有解散,北京没有地震,海淀区的路也没有变长。
只是有些东西像陶樾手里的那杯饮料,冰块在不知不觉中化光了。水还是那杯水,但没有东西硌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