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为项羽当幕僚》武大郎

1、卑微的透明人 林深从小到

　　林深觉得自己这辈子就是一团被人踩过的口香糖，黏在哪儿都招人嫌。
　　他今年三十二岁，身高一米七二，体重一百六十斤，头发三天没洗，油腻腻地贴在额头上。他的脸不大好看——不是那种丑得有特色的脸，而是那种普通得让人记不住的丑：绿豆眼，塌鼻梁，嘴唇厚得像是被人打肿过，下巴上永远挂着几根剃不干净的胡茬。
　　他穿的衣服永远大一号，灰扑扑的卫衣领口松垮垮地耷拉着，袖口磨出了毛边，牛仔裤的膝盖处鼓起两个包，鞋是那种几十块钱的白色运动鞋，鞋帮已经泛黄，左脚那只还裂了一道口子。
　　他住的地方在城北的城中村，一间月租六百块的隔断间，大概八平米，放了一张单人床就转不开身了。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灰黑色的水泥，天花板上有水渍，形状像一只摊开的癞蛤蟆。窗户对着一条窄巷子，对面就是另一栋楼的墙壁，间隔不到一米，白天也要开灯。隔壁住着一个在KTV上班的女人，每天晚上两点多回来，高跟鞋踩在走廊上的声音像钉子一样扎进他的耳膜。他从不跟那个女人说话，有一次在走廊上碰见，对方看了他一眼，像看一块墙皮似的，目光连停都没停就滑过去了。
　　他不在意。或者说，他早就习惯了。
　　七个月前，他还在城里一家小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说是策划，其实就是给客户写那些“震撼全城”“巅峰之作”之类的广告词，配上大红大紫的版面，印在楼盘传单或者商场海报上。他干得不差，但也谈不上好。他的主管叫李茂，比他小两岁，长得精神，说话利索，每次开会都能把客户哄得眉开眼笑。李茂从来看不上林深，每次审稿的时候都皱着眉头，把打印纸甩得哗哗响：“林深，你这写的什么东西？你自己看看，‘岁月静好，安享繁华’——这他妈谁教你的？客户要的是炸裂，炸裂你懂不懂？你是不是从哪个老干部活动中心抄来的？”
　　同事们就低头笑。有几个年轻的女设计，笑完了还会互相交换一个眼神，那种眼神林深太熟悉了——不是恶意，但比恶意更让人难受，那是一种纯粹的、毫不掩饰的轻视，像是在看一件不合时宜的旧家具。
　　他被辞退的那天是个周五下午。李茂把他叫进办公室，语气出奇地和蔼：“林深啊，公司最近在调整架构，你也知道，咱们这个行业更新换代太快了……你的情况公司也考虑了很久，这是两个月的补偿金，你签个字吧。”
　　林深没有说话。他看着李茂办公桌上那盆绿萝，叶子绿油油的，养得真好。他签了字，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发现工位上的东西已经被行政收进了一个纸箱——一个保温杯，一本翻烂了的《文案训练手册》，一包抽了一半的纸巾，还有一张他和前女友的合影，照片里的女人已经被他拿记号笔涂掉了脸，只剩下一团黑色的墨迹。
　　他抱着纸箱走出写字楼的时候，门口的保安大叔问他：“下班啦？”
　　他说：“嗯，下班了。”
　　然后他就再也没有上过班。
　　七个月里，他投了一百多份简历。不是没有回音——有几家小公司让他去面试，但每次面试官看到他那张脸、那身打扮、那种说话时眼神躲闪的样子，脸上的表情就从“期待”变成了“礼貌”，再从“礼貌”变成了“赶时间”。
　　有一次面试了一家做文创产品的公司，面试官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穿着得体的西装裙，指甲涂成暗红色。她看了一眼林深的简历，又看了一眼他本人，嘴角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她问：“您这七个月的空窗期，在做什么呢？”
　　“在……调整自己。”林深说。
　　“调整什么呢？”
　　他张了张嘴，没有回答上来。
　　面试总共持续了四分半钟。他走出那家公司的大门，在路边的垃圾桶上坐了一会儿，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忽然觉得自己连被嫌弃的资格都快没有
　　后来他又面试了几次，有一次还进了二面。那是一家做房地产营销的公司，面试官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看起来很和善，问了他很多关于广告策略的问题。林深觉得自己回答得还可以，甚至说到后来还有点激动，讲了自己对某个楼盘定位的理解。那个男人一直点头，末了说：“你的想法很有意思，我们回头让人事联系你。”
　　他等了五天，没有等到电话。他鼓起勇气打过去问，前台小姑娘的声音甜甜的：“不好意思哦，那个岗位已经招到人了，祝您求职顺利哈。”
　　那天晚上他躺在出租屋里，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癞蛤蟆，手机屏幕的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的脸色照得像死人一样白。他又开始刷招聘网站，一页一页地翻，翻到第十页的时候，一条信息卡在那里：
　　“市博物馆招聘保洁员，年龄不限，学历不限。工作内容：负责展厅日常清洁维护，要求做事细致，能独立完成工作。薪资面议。
　　他的拇指在屏幕上停了两秒钟。然后他点了“申请该职位”。
　　投完简历他又觉得自己可笑，他把手机扔到一边，翻了个身，脸朝着墙壁。墙皮的味道钻进鼻子里，潮乎乎的，像发霉的馒头。
　　但第二天早上，他还是接到了电话。对方是个中年女人的声音，说让下午去面试。地址在城西的博物馆，坐公交要换两趟，大概一个小时。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从床上爬了起来。他翻遍了衣柜，找出一件相对干净的深蓝色polo衫，领子没有明显发黄，只是腋下有一小块汗渍，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他把那件衣服挂在水龙头下冲了冲，用吹风机吹干了，穿在身上。裤子和鞋实在没法弄，就那么去了。
　　博物馆门口，两棵法国梧桐的叶子已经黄了一半，风一吹就往下掉。林深站在大门前，抬头看了看那栋灰砖老建筑，觉得这地方跟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不是那种金碧辉煌的大馆，而是安安静静的，像一个退休的老教授。
　　面试他的就是那个打电话的中年女人，姓周，大家都叫她周姐。周姐五十来岁，短发，圆脸，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说话声音不大但很干脆。她看了看林深——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目光在他那双开裂的鞋上停了一瞬——然后把那张只有三行字的简历放在了桌上。
　　“你以前做过什么？”她问。
　　“干过很多，”林深说，声音有点发紧，“最近一份是在广告公司做策划。”
　　周姐又看了他一眼，那目光里没有嫌弃，但也算不上亲切，更像是某种见惯了各种人的平淡。“那怎么想来做保洁？”
　　林深想说“为了钱”，但话到嘴边变了。他低着头说：“我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待一待。”
　　周姐沉默了几秒，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推过来：“试用期一个月，工资两千八，转正后三千二，管一顿午饭。能接受就填一下。”
　　“能。”
　　上班第一天，林深七点二十就到了博物馆门口。他怕迟到，头天晚上设了三个闹钟，结果四点就醒了，翻来覆去没再睡着。他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保安大叔开了门，让他进去。
　　周姐已经在了，手里拿着一套深蓝色的工作服递给他：“去更衣室换上，裤子可能有点长，你卷一下裤腿。”
　　更衣室在负一楼，窄□□仄，只有两个铁皮柜子和一张长凳。林深脱掉自己的衣服，换上那套工作服。
　　上衣大了两号，肩膀那里空荡荡的，袖子得卷三折才能露出手来。裤子果然长了，他把裤腿卷了两指宽，露出脚踝上的一截旧伤疤——那是小时候骑自行车摔的，留下一块白色的凸起的疤痕。
　　他对着更衣室里那面巴掌大的镜子照了照，忽然觉得这身打扮倒是很适合自己。深蓝色，灰扑扑的，往人群里一站就跟不存在一样。这不就是他一直以来最擅长的角色吗？
　　他领了工具：一把拖把、两块抹布、一个红色塑料水桶、一把钥匙。钥匙上挂着一个塑料牌，上面写着“二楼历史展厅”。
　　展厅在二楼，很大，大概有四百多平方米，铺着深灰色的地毯。玻璃展柜沿着墙壁和中间的隔断排列着，里面是一件件文物——石斧、陶罐、铜镜、青瓷碗、银簪子，在射灯的照射下泛着幽幽的光。空气里有种说不出的味道，不是香味也不是臭味，像是旧木头和灰尘混合在一起的气息，凉丝丝的。
　　林深提着水桶走进来的时候，脚步不自觉地放轻了。他开始从最里面的角落拖地，拖把在地毯上划出均匀的弧线。他拖得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写毛笔字一样，每一笔都不肯马虎。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认真，大概是因为这是他七个月来第一次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有用”的事——不管这件事在别人眼里有多卑微。
　　拖完地，他开始擦展柜的玻璃。他蹲下来，把抹布浸湿，拧干，从展柜的一角开始擦。玻璃上有一些细小的灰尘和指纹，不知道是哪个观众留下的。他哈了一口气，用抹布来回擦了几下，那些痕迹就消失了，玻璃变得透明透亮，里面的文物忽然像是活了过来。
　　在博物馆里，林深很快感受到了那种他熟悉的“被嫌弃”的氛围。
　　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而是针对“保洁”这个身份本身的。观众们走进展厅的时候，目光会自然地绕过他，像是绕过一根柱子或者一盆绿植。有时候他在拖地，有人走过来，他会赶紧把拖把收起来让路，但对方从不看他，也不会说“谢谢”，仿佛他挡路是理所当然的，让路也是理所当然的。
　　有一次，一个穿着貂皮大衣的中年女人带着一个小男孩来看展。小男孩大概五六岁，手里拿着一根棒棒糖，边走边舔。走到林深刚拖完的那片区域时，小男孩的棒棒糖掉在了地上，粘了一坨灰色的毛絮。中年女人弯腰捡起棒棒糖，皱着眉头看了一眼，然后把它递给了林深。
　　“扔一下。”她说。
　　林深愣了一下，伸手接过了那根沾满口水和毛絮的棒棒糖。中年女人已经牵着小男孩走远了，从头到尾没有看他的脸。
　　博物馆的同事们对他也谈不上友好，但也不算恶劣，就是那种淡淡的、客气的疏远。保洁部的几个人里，老赵算是最健谈的，但老赵只聊自己当年在工厂的事，从来不问林深的任何问题。有一次老赵说：“小林啊，你这么年轻，怎么就来干这个了？”
　　林深说：“没找到别的工作。”
　　老赵“哦”了一声，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也行吧，反正这活儿不费脑子，就是累点。”
　　小陈倒是跟他说过几句话，但每次都是关于工具的事：“林哥，那个洗地机的刷头你放哪儿了？”“林哥，垃圾袋没了你去领一下。”小陈比他小五岁，下了班就去送外卖，嘴唇干裂，眼圈发黑，看起来比林深还沧桑。
　　林深在博物馆待了一周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透明人。这其实挺好的，透明人不会被打扰，不会被嘲笑。他可以安安静静地拖地、擦玻璃、倒垃圾，然后在下班的时候走人，谁也不用理会。
　　但有时候，透明也会让人感到孤独。那种孤独不是没人说话，而是你站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所有人都看得见你，但没有人愿意承认你存在着。
　　你就像一个错误，一个被系统忽略的bug，程序还在运行，但你已经被跳过了。
　　有一件事，林深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他大学读的是考古专业。高考那年他考了五百三十多分，上了本省的一所普通二本，专业是随便填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但上了课之后，他发现自己真的喜欢上了那些东西——那些埋在土里的陶片、骨器、瓦当，那些被时间掩埋又被时间吐出来的东西。
　　大四那年，他报了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研究生，每天泡在图书馆里，把那几本参考书翻得脱了页。他英语不好，政治也不好，专业课倒是考得不错，但总分差了十几分。他没考上。
　　他想再考一年，但家里不让。他爸在电话里说：“你都多大了？还考？考上了又能怎么样？出来还不是挖土？”他妈在旁边帮腔：“隔壁老张家的儿子，跟你一样大，人家孩子都两岁了，你在干什么？”
　　他没再考。毕业之后，他先是去了一家文物商店做销售，卖那些仿制的青铜器和玉器，干了半年觉得没意思，辞了。
　　后来去了一家杂志社做校对，干了两年，杂志社倒闭了。再后来就是广告公司，一直干到被辞退。
　　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同事说过自己学的是考古。不是刻意隐瞒，而是从来没有机会——没有人问过他大学学的是什么。
　　但在博物馆里，每天擦那些展柜的时候，他会不自觉地去看那些文物，看它们的器型、纹饰、年代、出土地点。
　　他能叫出大部分陶器的名称，能分辨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彩陶区别，知道什么是弦纹、绳纹、篮纹、方格纹。这些东西像是一些尘封已久的密码，忽然在某个瞬间被唤醒了。
　　有一次，他在擦一个展柜的时候，发现旁边的说明牌上写错了。那是一只商代的陶鬲，三足袋足，说明牌上写着“陶鼎”。鬲和鼎虽然都是炊器，但鬲是空足，鼎是实足，这是最基础的器物辨识。
　　他盯着那个说明牌看了很久，嘴唇动了动，但没有说话。
　　他只是一个保洁员，一个连正式编制都没有的临时工，谁会听他的？就算他说了，人家大概也只会觉得他多管闲事——“一个扫地的，懂什么文物？”
　　他蹲下来，继续擦展柜。
　　在博物馆里待了一个月后，林深发现自己的作息变得规律起来。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用冷水洗脸，在巷口的早餐摊上买两个包子一杯豆浆，坐上公交车，七点半到博物馆，换衣服，拿工具，上楼，开始干活。
　　他擦展柜的时候越来越慢。不是因为偷懒，而是因为他开始认真地看每一件文物。他知道了那些东西的名字、年代、用途，甚至开始在心里为它们编故事。那面东汉的铜镜，背面的铭文写着“长宜子孙”，他想，这是谁送给谁的？是一个丈夫送给新婚的妻子，还是一个母亲留给远行的儿子？
　　他想得入神的时候，手上的动作就会停下来。有时候一停就是好几分钟，直到有观众走过来，他才回过神来，赶紧低下头假装在擦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