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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新苗 民国十五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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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五年春,怀智攥着小叔李鸿超的衣角,出了上海北站。
站台上人挤人,扛行李的、拉洋车的、卖报的、拉客的,喊声叫声混在一起。怀智被挤得东倒西歪,脚底下踩到不知谁扔的橘子皮,差点滑一跤。
李鸿超回头拉了她一把,她赶紧把衣角攥得更紧。
空气里煤烟味最冲,混着汗臭、油腥,还有一种甜腻腻的洋胰子香,呛得她咳嗽了两声。李鸿超说:“走快点,电车快开了。”
她跟着小叔挤上电车。车厢里塞得满满当当,人贴着人。她个子矮,抓不着吊环,只能扶着小叔的胳膊。
电车晃了一下开动了,窗外的街景开始往后退。那些楼房一幢接一幢,高的矮的,新的旧的,密密匝匝挤在一起,把天都遮住了。她仰着头看,脖子都酸了,也没看见一块整片的天空。
李鸿超在法租界边上给她租了个亭子间。
房间不大,十来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满了。窗户开在屋顶上,斜斜的,推开能看见一小片被四面楼房裁出来的天。
房东是个穿黑香云纱衫的上海女人,说话又快又尖:“小姑娘,水电自理,夜里十点锁门,晚了自己翻墙。”
怀智点点头,把包袱放在床上。包袱里除了几件衣裳,就是那台从老家带来的留声机。紫檀木的匣子磕了一路,边角磨掉了一小块漆,露出底下浅色的木茬。她摸了摸那缺口,把留声机摆在桌子上,又觉得不妥,拿下来塞进床底下。
安顿下来的第二天,李鸿超带她去了务本女中。
女中的校舍是红砖楼,院子里种着两排冬青,修剪得齐齐整整。教室里窗明几净,课桌椅是新的,泛着桐油的光。怀智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是一条窄窄的弄堂,有人在晒衣裳,花花绿绿的。
课是能听懂的,国文、算术、修身,老师讲的她都跟得上。可她总觉得自己和这地方隔着一层什么。那些上海本地的女同学,下课叽叽喳喳地说着本地话,她听不懂,只能坐在位子上看书。偶尔有人跟她搭话,她也只是笑笑,点点头。
同桌吴念可是唯一一个不嫌她闷的。
那姑娘活泼得过头,上课偷看小说,下课疯跑,嘴一刻也闲不住。头一天她就凑过来问:“你是河南来的?”
怀智点头。
“河南啥样的?是不是满地都是麦子?”
怀智想了想,说:“旱的时候,地里裂的口子能掉进去一个人。”
吴念可瞪大了眼:“吓人!”
怀智没再接话。她不知道该怎么跟吴念可说,河南不只有麦子和旱。还有老槐树,有母亲纳鞋底的嗤嗤声,有留声机里的咿呀调子。那些东西,说出来人家也听不懂。
女中管饭。早上一碗粥一个馒头,中午一荤一素一碗米饭,晚上清淡些,也是管饱的。
怀智头一回在食堂吃饭,端着碗坐下,看着碗里白花花的米饭,愣了好一会儿。她用筷子扒拉了两下,米粒颗颗分明,软软糯糯的,嚼在嘴里有一股子甜味。
她一口一口地吃,吃得很慢,把碗底最后几粒米都用筷子刮干净了。吃完,她把碗筷送到回收处,走出食堂,站在院子里打了个嗝。那嗝里带着米饭的甜味,她咂了咂嘴,觉得日子忽然不那么难熬了。
可日子到底还是难熬的。
小叔虽在上海做事,可自己也有家要养,能给她的有限。学费是交了,吃住也管了,可其余的开销——纸笔、衣裳、偶尔坐电车的铜板——都得她自己掂量。
她翻过包袱里那只绣花荷包,母亲临行前塞给她的,里头装着十几块银元,用红纸包着,一层又一层。她数了一遍又一遍,不敢多花一个。
上海的冬天来得快。十月刚过,风就凉了。女中的校服是单的,阴丹士林蓝的旗袍,薄薄一层布,挡不住寒气。
她坐在教室里,腿冻得发麻,悄悄把手缩进袖筒里。吴念可穿了一件毛线背心,外头又罩了件呢子大衣,围巾把脖子裹得严严实实的。
“你不冷?”吴念可问。
“不冷。”怀智说。可她的嘴唇是青的。
那天下课后,吴念可拉住她说:“怀智,放学跟我去个地方。片场!我爹认识的人在那儿,可好玩了!”
怀智没听懂:“片场是啥?”
“拍电影的地方!你去看就知道了!”
怀智本来想回亭子间,屋里比外头还冷,回去也是缩在被子里。她想了想,点了头。
摄影棚在闸北,一间大铁皮房子,外头看着破破烂烂的,推门进去,里头却大得吓人。
顶上横七竖八地架着铁管,上头吊着灯,亮得晃眼。地上铺着乱七八糟的线缆。人走来走去,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穿着洋装裙子,还有的穿着破布烂衫。
怀智站在门口,被那阵仗镇住了。吴念可拉着她往里走,熟门熟路地跟人打招呼:“王叔!李哥!我带了同学来看!”
没人搭理她们。大家都在忙,扛机器的、搬道具的、往演员脸上扑粉的,各干各的。
怀智蹲在角落里,不声不响地看着。
她看见一个穿旗袍的女人站在灯底下,面前架着一台黑乎乎的机器。有人喊了一声“开始”,那女人脸上的表情就变了,方才还跟旁边人有说有笑的,一转眼就眼泪汪汪的,嘴唇哆嗦着,说出一串话来。
那声音里的哭腔,她听懂了。像钩子,一下钩住了她的耳朵。她往前挪了挪,蹲得更近了。
收工的时候,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走过来踢了踢她蹲着的那块地面:“小丫头,哪来的?”
怀智吓了一跳,站起来,腿麻得差点摔倒。“我、我跟同学来的。”
“同学?哪个同学?”
“吴念可。”
鸭舌帽想了想:“哦,老吴的闺女。”他上下打量了怀智一眼:“会干活不?”
怀智点头。
“明天来,帮着搬搬东西,一天三毛,管一顿饭。”
怀智愣了一愣,说:“好。”
第二天放了学,她背着书包就去了片场。
鸭舌帽姓刘,是副导演,管杂务的。他给怀智派了活:“把这些道具归拢归拢,摆到那边架子上。”
怀智照做了。道具乱七八糟的,有碗有碟,有花瓶有相框,还有几把假枪。她一件一件擦干净,按大小摆好,摆得整整齐齐的。
中午开饭,场务提了一桶饭一桶菜进来,众人围上去抢。怀智站在后头,等别人都盛完了,才拿着碗过去。桶里还剩些菜汤,她用勺子舀了浇在饭上,蹲在墙角吃。饭是糙米,咽下去拉嗓子,可她吃得一点不剩,碗底用指头刮了两遍。
从那以后,她天天去。
放了学就往片场跑,坐一个多小时电车,到了就干活。搬道具、扫地、递水、跑腿,什么杂活都干。
片场的人来来回回,谁也不怎么搭理她,她也不在意。她就蹲在角落里看——看那些演员怎么演戏,看导演怎么喊“开始”和“卡”,看摄影师怎么摇那台黑机器。
她看的时候眼睛不眨,耳朵不歇,把那些演员说话的语气、停顿、音调高低都记在心里。
有一回,她蹲在布景板后面看一个老演员排戏。那老演员演一个穷老汉,坐在门槛上,手里捧着一只空碗,低着头,不说话。
导演喊了“开始”,老演员的手就开始抖,从指尖抖到手腕,从手腕抖到胳膊。抖着抖着,眼眶红了,嘴唇裂开一道缝,从缝里挤出一句话:“给口吃的吧……”
那声音不大,可钻到怀智耳朵里,像一根针。
她蹲在布景板后面,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想起老家逃荒的人,想起粥棚前头那些端着碗的手,想起王老憨蹲在门槛上刮碗底的指头。
老演员演完了,站起来活动腰。怀智还蹲在那儿,半天没动。
“小丫头,看啥呢?”老演员走过来,低头看着她。
怀智抬起头,嘴张了张,没说出话。
老演员看了她一眼,笑了:“你这丫头,眼睛里有东西。往后要是想学,就好好看,好好记。”
怀智点了点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了。
那天夜里回到亭子间,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想起白天那个老演员的手,抖得像风里的枯叶,可每一抖都是真的。她把手伸到眼前,在黑暗里张开,又攥紧,张开,又攥紧。
她想起留声机里的声音,想起母亲纳鞋底的嗤嗤声,想起老槐树叶子在风里的沙沙声。那些声音在她心里转着,转着转着,就变成了白天片场里那些演员嘴里的话——一句一句的,带着调子,带着气口,带着哭和笑。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凉的,可她心里是热的。
窗外弄堂里有卖馄饨的梆子声,笃,笃,笃,不紧不慢的。她听着那声音,慢慢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她照常去女中上课。吴念可凑过来问:“昨天片场好玩不?”
怀智点了点头。
“那你明天还去不?”
“去。”
吴念可笑了:“我就知道你会喜欢。你这人,看着闷,心里头装着事儿呢。”
怀智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可她的嘴角弯了一下。
那天放学,她又往片场跑。电车叮叮当当地响着,窗外的上海街景一帧一帧往后退。她把书包抱在怀里,想着今天会看见什么,会听见什么。
那些声音,那些脸,那些抖着的手,都在前头等着她。
可她不知道,片场角落里那个蹲着看戏的小丫头,几年后会站到灯底下。她更不知道,那些她记在心里的语气、停顿、哭和笑,有一天会从她自己的嘴里说出来,变成另一个人的命。
留声机还在亭子间的床底下搁着,紫檀木的匣子,铜喇叭朝上张着。等着她回去,摇把手,放唱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