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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惊雷 民国十八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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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八年冬,上海法租界。
怀礼在商行的账房做了两个月。每天上午八点上班,下午五点下班,中间一个钟头吃饭。账房在后院一间小屋里,一张桌子,一把算盘,一摞进出货单。掌柜姓周,四十来岁,圆脸,说话时嘴角先往上翘一翘,露出一颗金牙。他见怀礼算盘打得利索,账目理得清楚,隔三差五让她提前走。怀礼也不推辞,收拾了东西就走。
从商行到贝勒路大约走两刻钟。她每天走同一条路,经过两个弄堂口、一家烟纸店、一个卖生煎的摊子。烟纸店的老板是个瘸子,坐在柜台后面卖香烟和火柴,见她走过就点点头。生煎摊子的老板娘每天下午三点出摊,油锅滋啦滋啦响,香味飘半条街。
可这两天怀礼觉得有些不对。
头一天下班,她走到第二个弄堂口的时候,看见两个穿呢大衣的男人靠在墙根上说话。一个叼着烟卷,一个手插在口袋里。她经过的时候,两个人同时住了嘴,目光从她脸上扫过去又移开。她走了过去,没有回头。
第二天又是同样的位置,同样的两个人。她心里沉了一下,可脸上什么也没带出来,照常走回家。推开公寓的门,她把门闩插上,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她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红兜肚,攥在手心里,攥了好一阵。
过了两天陈望舒来了。
他进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有些暗了,灰布长衫的肩膀上落着几片干枯的梧桐叶。他在门口站了一下,没有像往常那样直接进来,先抬手把肩上的树叶掸了,然后走进屋在靠窗那把椅子上坐下来。怀礼背对着他在桌案前整理东西没有回头,听见椅子腿在地板上轻轻蹭了一下。她把手里那沓纸码齐了,转过身来。
“茶是凉的,我没烧水。”她说。
“不喝。”他说。
怀礼听出他声音里那种东西。不像生气,也不像伤心,倒像一个人在冷水里泡久了,骨缝里都透着凉。她看见他坐在那儿,双手搁在膝盖上,望着墙上挂着的那幅字。那是她从莫斯科带回来的普希金的诗,王宇轩抄了送她的,蓝墨水有些褪色了,她一直忘了摘。
“望舒。”她叫了他一声。
他抬起头来。两个人的目光碰在一起的那一瞬,怀礼看见他眼睛里有一种她从没见过的东西。
“我今天在系里,”他开了口,声音很慢,“听见有人在议论你的事。说了沪西国民大学的事。说了潘有亮。”
他说完这句话嘴唇抿住了。怀礼看见他搁在膝盖上的手指微微蜷了一下,又松开了。
“你听谁说的?”她问。
“谁说的不重要。”他顿了顿,“我想问问你,是不是真的。”
怀礼把手里攥着的那块抹布搁在桌沿上,走到窗边推开了半扇窗。夜风灌进来,冷冰冰的。窗外有人收衣裳,竹竿碰着竹竿啪啪响了两声,安静了。
“是真的。”她说。
陈望舒没有动。肩背仍然挺着,但怀礼看见他下颌的线条绷紧了。
“潘有亮当初追过我,我也应过他一阵子。后来发现他在外面还有别的女人,就断了。清党以后他跑了,再没有音信。”她的声音平平的,“你想知道的就这些。”
陈望舒沉默了一阵。久到怀礼以为他不会再开口了,他忽然说:“我母亲前些日子托人打听你的事。”
怀礼转过脸来看他。
“她打听到的,不止这些。”他抬起眼睛,“还打听到你走之前,跟沪西那边中统的人来去很密,有人说你跟潘有亮一块儿进出一两年。”
“那些人是看着潘有亮的面子才认的——你应该查是谁说的。”怀礼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的,“他们说我什么都不奇怪。”
陈望舒没有接这个话。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指,沉默了好一阵才开口,声音轻了些:“我母亲还打听到你在莫斯科的事。说你跟一个叫王宇轩的走得很近。那人是什么身份,你也清楚。”
怀礼闭上眼睛,又睁开。窗外的风大了些,把她面前桌上几张纸吹得哗啦翻起来。她伸手压住了,拢成一叠,用一只搪瓷缸压着。
“王宇轩是我的同学,也是朋友。他在莫斯科照顾我很多,我敬重他。”
“你敬重他。”陈望舒把这四个字重复了一遍,嘴角动了一下,“那你心里有没有他?”
怀礼没有回答。窗外有人推着自行车过去,铃铛叮叮响了两下,远了。屋里一时安静得能听见蜡烛火苗舔着空气的细微声响。她看见他坐在那里的样子,脊背挺着,肩膀微微有些垮,两只手交握着搁在膝盖上,十指扣得紧紧的,指节泛白。
“望舒,”她说,“你母亲打听的那些事,有真有假。你愿意信哪一部分,由你自己。我从前走的那些路我都不瞒你,哪一步走得清楚哪一步走得糊涂,我这一辈子还能不能走得直,我心里有数。”
她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声音往下沉了沉。陈望舒坐在椅子里没有动,过了好一阵才慢慢站起来。他站起来的时候慢得像腿上捆着什么东西,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手上,停了一停。
“怀礼,”他背对着她开口,“我母亲是个旧式人。她那个年纪的人一辈子图的不过四个字,清清白白。她打听到的那些事,在她看来已经够瞧的了。而我——”他顿住,后脑勺对着她,灰布长衫的领子立着,遮住了半边脖颈,“我也不晓得该信什么了。”
他把门拉开,走了出去。脚步声在木楼梯上响了几下,轻,慢。到底还是一级一级地远了下去。怀礼站在原地望着那扇门,门板上有一道裂缝,搬进来头一天她就注意到了,此刻那道裂缝蜿蜒的走向像一条干枯的河床,从门板中央斜斜地劈过去。
她走过去,把墙上那幅字摘下来。普希金的诗,王宇轩的笔迹,蓝墨水的字褪了不少。她叠了两折塞进抽屉最底层,然后坐回桌边,点了一支烟慢慢吸完。烟灰落到桌面上她没拂,就那么一小堆灰白的烟搁在木头纹理上。
接下来的日子陈望舒没有再登门。信倒来过一封,牛皮纸信封上写着“李怀礼女士亲启”。怀礼拿到信的时候正在商行的账房里算账,她把铅笔搁下接过信,没急着拆,搁在了桌角。等那摞单子算完了才撕开封口。
里面一张纸,字不多,是她熟悉的工整楷体:
“怀礼:几次提笔不知从何说起。你我之事,大约只能到这里了。你走的路和我走的路,终究不在一条道上。我母亲那边我会去说。保重。望舒。”
怀礼把这张纸看了两遍。第一遍快,像只为了确认上面写着字。第二遍慢,一个字一个字看过去,最后目光停在“保重”两个字上,停了很久。她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没有压进文件底下也没收进抽屉,就搁在桌角那只搪瓷缸旁边。然后拿起铅笔继续算账,沙沙沙的,匀匀的,稳稳的。但算到第三行笔尖歪了一下,把“9”写成了“7”。她停住,用橡皮擦了重新写上,橡皮屑落在纸上,吹了一下,没吹干净,用手指抹开了。
晚上回到住处她翻出床底那只铁皮盒子。盒子里东西少,一张莫斯科拍的照片,雪地里裹着厚大衣的几个人影,脸看不清楚;一封折得整整齐齐的俄文信;还有那枚银发卡,柄细长,顶端镶一颗小米大小的淡蓝色石头。她拿起发卡用拇指指腹摩挲了表面,冰凉的,光滑的。窗外有野猫踩着瓦片过去,喵呜叫了一声。她把发卡放回盒子里盖上盖子,搭扣按下去,“咔嗒”一声,清脆短促。她把铁皮盒子推到床底最靠里的角落,用一只旧鞋盒子挡在前面,再看不见了。
她蹲在地上多蹲了一会儿,膝盖抵着床板,手撑着地面。那声“咔嗒”还在耳朵里,不响,但一直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