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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断刺 民国十四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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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四年秋,上海。
怀礼伤好了大半,开始能在屋里走动。她每天上午在窗前坐一会儿,下午在弄堂里走一圈。法租界的弄堂窄而长,两边的石库门房子一幢挨着一幢,她走一个来回大约需要一刻钟。走到头再走回来,步子不快不慢。经过第七个门洞的时候会停一下,那个门洞里住着一个老太太,每天下午坐在门口择菜,见了她就点点头。怀礼也点点头,然后继续走。
李鸿超隔三差五来看她。有一回带来一包糖炒栗子,纸包热烘烘的,搁在桌上。怀礼没吃,放了三天,栗子皮发干了,她才剥了一个。栗肉硬邦邦的,嚼了半天才咽下去。李鸿超坐在旁边看着她吃,抽了半支烟,把烟掐灭了,说:“怀礼,务本女中缺个数学教员。你愿不愿意去?”
怀礼剥第二个栗子,手指停了一下。务本女中是她从前读书的地方,教室、走廊、操场,都熟。她想了想,说:“我去。”
重返校园那天是个阴天。校园里的石榴树还在,叶子落了大半,剩下几片黄澄澄的挂在枝头。走廊还是那条走廊,木板地擦得干干净净。教室还是那间教室,黑板左下角有道裂纹。她站在讲台上,看着底下那些穿着蓝布旗袍的女学生。她们的眼睛亮亮的,坐得整整齐齐。有一个圆脸的女生见新老师盯着黑板上的裂纹出神,小声问了句“老师您看什么呢”,怀礼回过神,摇摇头,翻开课本开始讲课。公式,定理,推导过程。那些数字从她嘴里说出来整整齐齐的,不会出错,不会犹豫。她在黑板上写下一道方程,粉笔灰簌簌落下来,落在她袖口上。
学生们都说她课讲得好,说她人温柔,有耐心。下课的时候总有女生围着她问问题,她一个一个地解答。有时女生们说笑,她也跟着笑。有一回那个圆脸的女生塞给她一块桂花糕,油纸包着的,打开来还冒着热气。怀礼接过来咬了一口,桂花的甜香在嘴里化开,她忽然想起李家坳秋天婶子蒸桂花糕的光景。她把那块糕吃完了,对女生说“谢谢,好吃”。女生高高兴兴地走了,怀礼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觉得嘴里那股甜味慢慢变淡了。
可到了夜里回到公寓,她就坐在桌前批改作业。批完了就坐着,什么也不做。有时她把抽屉拉开,看看里面那几样东西——一枚陈望舒送的银色发卡,蓝宝石幽幽地亮着;一沓子寄来的信,土纸泛着黄,折痕处都磨毛了;还有一张小照片,她十七岁在圣约翰大学门口拍的,穿着阴丹士林蓝的旗袍,头发齐耳,笑得露出一排白牙。她看着照片里那个笑的姑娘,觉得像在看一个陌生人。她把抽屉合上,咔嗒一声落了锁。
教书的日子过了两个月。那天李鸿超又来了,坐在她对面,把烟点上,抽了一口,说:“怀礼,教书是个正经营生,可你心里头那口气,我晓得,一直没咽下去。”怀礼没说话。李鸿超把烟灰弹了弹:“我在调查科给你找了个差事。密码破译,坐办公室,不抛头露面。你数学底子好,干这个合适。”怀礼抬起头看着他。李鸿超又说:“你大哥在黄埔,你二哥在念书,你在上海,总得有个正经身份。教书也好,做这个也好,你自己拿主意。”
怀礼想了好几天。她想起五卅那天南京路上的血,想起牢房里那面模糊的镜子,想起医生说“往后怕是不成了”时那只握着她手的温暖的手。她把抽屉拉开,看了一眼那枚银色发卡,又合上了。过了两天,她给李鸿超回了话。
调查科的办公室在法租界一栋灰白色小楼二层,窗户临着马路,可窗帘终日闭合。电灯从早亮到晚,昏黄的光罩住几张办公桌、一架老旧的无线电收发机、一排铁皮档案柜。空气里浮着陈年纸张的霉味,混杂着机器运转的低微嗡鸣。怀礼每天坐在靠窗那张桌前,对着一叠叠电文,把那些看似杂乱的数字拆开、重组、寻找规律。那些数字不会喊疼,不会哭,不会在她面前露出怜悯或厌恶的表情。她喜欢它们。她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
第二个月,上面请了一位教官来讲高级密码的构成与反制。那天下午所有人都被叫进会议室,怀礼抱着本子坐到角落。讲台上站着一个四十上下的男人,穿深灰色中山装,鼻梁上架金丝眼镜,面容清癯,身姿笔挺。他开口说话声音不高,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最精密的密码,有时反而藏在最朴素的民谣、最古老的诗词格律里。”他在黑板上写《诗经》里的句子,粉笔擦过黑板,吱地一声。他转过身,指着那几行字讲平仄、讲韵律、讲那些看似平常的字句如何成为密钥的骨架。怀礼听着,手里的笔顿了一下。她抬起头想看看讲台上那人的眼睛,他的目光正好扫过来,在她脸上停了一瞬。
课间休息时他走到窗边,窗户推开一条缝,凉风钻进来。他望着外面灰沉沉的天空,忽然低声念了一句什么。怀礼没听清,只隐约辨出末尾几个字像是“观流水兮潺湲”。她正低头整理笔记,闻声抬头,正好对上他回望的目光。
“李小姐对古典诗词也有兴趣?”他走过来,袖间带着一股清冽的气息。
“略知一二。”怀礼垂下眼。
“潘有亮。”他伸出手,手掌宽厚,指节上布着薄茧,“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临时借调。你兄长怀仁在黄埔时,常提起你。他说你自幼聪慧,尤擅数理。”
怀礼怔了一下。哥哥信里“最敬重的潘先生”,此刻就立在跟前。她迟疑地握住那只手,触感干燥温暖,指腹粗糙。她重新打量他,发现他眼里有一种光,亮亮的,纯粹。可如今这双眼睛的主人,已经是中统的人了。她抽回手,垂下眼睫。
潘有亮因工作关系时常往来沪穗,每次到上海总会来调查科待半日。名义上是检查工作,实际上常在她办公室停留。有一回他站在她身后看她破译一份电文,忽然伸出手点了点纸面某处:“你看这里,这组数字重复了三次,每次间隔不一样。不是偶然,是规律。”他的手指从她肩侧伸过来,指腹几乎蹭到她的手背,她没动,只是盯着他指的那个地方。“你得学会听,”他说,“数字会说话。”他说的那几组数字她盯了一刻钟,忽然明白了。她转头想说什么,他已经退回了自己桌前,低头翻文件,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那一回之后,她开始每天工作更长时间。有时候从早晨八点坐到晚上十点,中间不挪地方。午饭凉了又热,热了又凉,最后被收走,她不知道。她什么都听不见,眼睛酸得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可她停不下来。一停下来,那些念头就涌上来——那个女人的脸,审讯室里的灯,血,陈望舒最后看她那一眼。她不能让那些东西进来。那些数字是一堵墙,墙外面是什么她不管,她只待在墙里面。
那天傍晚她从调查科出来,天已经黑透了。走到公寓门口,看见一个人影站在路灯底下。那人穿着白衬衫,袖口卷到肘部,瘦了,下巴尖了,眼圈青着。肩膀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雪花,化成了细小的水珠,洇在深灰的毛呢大衣上。
“怀礼。”陈望舒叫她。
她站住了。两个人隔着两三步的距离站着,路灯的光照下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挨得很近,可就是没有碰上。
“你来干什么?”
“听说你在这里做事,来看看你。”他从怀里掏出一束花放在路边的石阶上。红玫瑰,带着露水,花茎用浸湿的报纸裹着。“你好些了吗?”
“好了。”她说。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雪还在下,簌簌的,落在头发上,落在肩膀上,落在石阶上那束玫瑰的花瓣上。
“怀礼,”他开口了,声音很轻,“广州那边中山大学的傅校长我已经联系妥了。他说了,只要你愿意去,随时可以。那边的风气比上海开明得多,你教数学也可以做研究——”
“我不去。”她的声音很快,像一道没来得及拦住的闸门。话出口了她才抬起头看着他。
陈望舒愣了一下,随即往前倾了倾身子,胳膊肘撑在旁边的墙上,十指交叉着,拇指来回摩挲。“为什么?是因为——”
“望舒。”她打断了他。她伸出手,解开了大衣领口的第一颗扣子,又解开了里面旗袍的第一颗。他的目光落在她锁骨下方那片衣襟敞开处露出的疤痕边缘上。那道紫褐色的肉棱从领口下沿斜斜探出来。
“你看。”她的声音很平静。“这样的身子,里面都碎了,还配得起这样鲜嫩的花吗?”她停住了手,没有继续往下解。可那道疤从衣领边缘露出的一截已经足够了。她看见他的目光钉在那截疤痕上,瞳孔猛地缩了一下,脸上的血色一层一层退下去。他的嘴唇哆嗦着,喉结上下滚了两滚,想说什么,可一个字都没能从那哆嗦的唇间挤出来。
“望舒,”她说,“你该有个完整的家,有妻子,有孩子。我不能——”
“我不在乎!”他的声音忽然高了,那个“不”字像摔碎的瓷器尖锐地炸开。“我在乎的是你!别的什么都不重要!”他的双手猛地拍在旁边的墙上,震得石阶上那束玫瑰的花瓣颤了颤,一滴水珠从花瓣上滚落下来,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洇开一个深色的圆点。
“但我在乎。”她说得很平静。
陈望舒的手从墙上滑落,垂了下去。他看了她很久,那双眼睛里的光一点一点暗下去。他慢慢转过身,走了几步,又停了一步。他始终没有回过头来看她,脊背僵直着。他的右手抬起来摸了摸路边的铁栏杆,指腹沿着铁锈的纹路划了一下,然后他继续往前走,脚步声在雪地上越来越轻。
石阶上那束玫瑰还在。红艳艳的,带着露水,在路灯下鲜活得刺眼。怀礼站了一会儿,弯腰把那束花拾起来。花瓣上的雪已经化成了水珠,沾了她一手。她没有带回家,转身走到路口的垃圾桶旁边,把花搁在桶盖上。然后她走回公寓,上了楼,开了门。屋里冷得像冰窖,她没有点灯,摸黑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窗外的雪还在下,路灯的光从窗户缝里漏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小块昏黄。
她伸出手,把领口的扣子一颗一颗系好,系到最上面那颗的时候,手指顿了顿。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那双手指甲剪得短,手背上有一道浅白色的旧疤。她把那双手翻过来,掌心朝上,纹路深深浅浅的。她看了好一会儿,把手收回来,搁在膝盖上。然后她站起来,走到桌前,拉开抽屉,把那枚银色发卡拿出来,搁在手心里攥了攥。银发卡凉凉的,蓝宝石硌着掌心。她把抽屉拉开,把发卡放进去,推上,咔嗒一声落了锁。然后她坐到桌前,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沓电文,铺开,拿起铅笔,开始译。
笔尖在纸上走,沙沙的,一行接一行。窗外雪越下越大,把对面屋顶的瓦片都盖住了白花花的一层。她译完一张,翻到下一页,继续译。暖气片偶尔发出一两声低沉的咕噜响,除此之外,屋子里安安静静的。她译着译着,忽然停下来,偏过头听了听。隔壁没有声音,整栋楼都静悄悄的。她听了片刻,重新低下头,继续译。铅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地走,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