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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院 二十亿,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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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单上的数字像一记闷拳,砸得夏无藤胃里翻搅。
他站在华西医院住院部走廊尽头,白炽灯把指间的纸照得发亮。放疗科住院押金二十八万,后续治疗费用预估五十万往上,这还是保守数字。他把单子折了两折,塞进卫衣口袋,那叠纸贴在大腿外侧,隔着布料都能感觉到分量。
走廊里有人在哭,低低的,压抑着。夏无藤没回头,顺着安全通道的楼梯往下走,脚步声在水泥墙体间来回弹。一楼拐角有扇半开的窗,外面是八月末的成都,空气湿热,蝉叫得不要命。他在窗边站了一会儿,想起自己拍的那部《蝉鸣止息之时》,片子上映后排片不到百分之一,两周就被下架了。豆瓣评分六点三,刚好及格,标记看过的人不到三千。有网友评论说“导演大概没听过真正的蝉鸣”,还有人说“白开水一样的青春片”。他觉得说得都对。
手机震了,是省中医院打来的。
“夏先生,您上周提交的求职简历我们收到了,但相关岗位的学历要求是硕士以上,非常抱歉……”
挂掉。继续往下走。
二十岁,高中毕业没上大学,十八岁拍了一部短片拿了几个小奖,十九岁东拼西凑拍了第一部长片。三年过去,银行卡余额四万七千块,其中三万是爷爷每月退休金攒下来给他应急的。他动都没敢动。
出了医院大门,热浪扑面而来。公交站台边有个卖烤红薯的老太婆,夏无藤站了一会儿,没买。他走到站牌下,53路能到玉林路,他租的房子在那儿,月租一千一,一室一厅,客厅堆满了剧本草稿和分镜图。九站路,四十分钟。他靠着车窗,头抵在玻璃上,外面的城市霓虹灯模糊成一片光晕。
爷爷叫夏鸿生,七十三岁,退休中学语文老师。他妈生他时大出血没保住,他爸在他三岁时跑货运翻下了悬崖。爷爷一个人把他拉扯大,教他念诗,教他看电影,拿退休金给他买第一台二手单反。老头儿喜欢海,但一辈子没离开过四川,手机壁纸是网上下载的马尔代夫,说等他电影拍出名了,要坐一次飞机去看海。
夏无藤闭上眼,睫毛扫过车窗玻璃。
他从没觉得自己能拍出什么名堂。高中退学的时候爷爷拦过他,不是骂,是在他房间里坐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起来说:“你要是真想拍,爷爷支持你。”那是七年前的事了。现在老头子躺在病床上,CT报告显示脑部有占位性病变,高度怀疑胶质母细胞瘤,VEGF靶点阳性,建议放化疗联合治疗。主治医生姓周,语气很委婉,措辞很精确,说这种分型的五年生存率大概百分之五到十,治疗费用较高,家属要有心理准备。
不是有没有准备的问题。是他拿不出来。
回到出租屋已经快十一点了。他洗了个澡,头发湿漉漉地披着,白色长发垂到肩胛骨,发尾有些干枯。白化病让他不长黑色素,皮肤白得近乎透明,浅褐色的眼睛在台灯下显得更淡,像是褪了色的琥珀。他在镜子前站了一会儿,看见自己颧骨有点突出来了,最近瘦了七八斤。拿毛巾把头发绞到半干,随手扎了个低马尾,坐到笔记本电脑前。
屏幕上有五个打开的文档。最左边那个是之前写了一半的剧本,名字叫《第十七年》,讲一个叫小盛的少年,得了绝症,在最后半年里做完了一百件事。故事不怎么新颖,但人物写得真。他自己看过两遍,第一遍的时候改了三十多处对话,第二遍的时候改了十七处细节描写,第三遍的时候删了四千字重写。从爷爷确诊到现在半个月,他把剧本大改了三次,加了小盛和奶奶的戏。那几场戏写完,他对着屏幕发了很久的呆,最后也没删,就那么留着了。
剧本是个好东西,但他没人。
打开微信,通讯录翻了三遍。初中同学群早就没人说话了,高中同学他基本没加过。他能找到的人只有两个:陈屿白,高中同学,在四川传媒学院读编导,大三;苏晚吟,高中同学,在川音学表演,大二。还有几个之前拍短片时认识的场务和灯光,都是临时搭班子,人家有自己的活儿要干。
夏无藤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我需要帮忙拍一部电影,有报酬,虽然不多。”
回复来得比他想象的要快。
陈屿白:藤哥你认真的?你那个本子写完了?
苏晚吟:我靠你终于要拍了?我下学期没课,时间都可以。
键盘手阿飞:藤导,大概什么时候?我下个月有两场商演但是可以推。
夏无藤等了一会儿,陆陆续续又有几个人回复。他把剧本第一幕的讨论稿发到群里,没人接话,过了三分钟陈屿白私聊他了。
“藤哥,这个本子比《蝉鸣》好太多了,真的。”
他回了个“嗯”。
陈屿白又问:“投资到位了吗?”
夏无藤的指尖悬在键盘上方,没有立刻打字。房间很小,风扇嗡嗡地转,吹得桌上的便利贴微微翻动。便利贴上是他自己写的几个字:“别怕,拍出来就好。”
他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最后发出去:“在找。”
陈屿白没再问了。
夏无藤关了聊天窗口,打开浏览器,一个招聘网站一个招聘网站地翻。制片助理、剪辑助理、场记、跟机员,他什么岗位都投了,什么薪资都行。他甚至还看了几个场务的招聘,月薪三千五到四千五,包一餐。三百二十八封已投简历,查看的有一百七十多个,邀请面试的十一个,面试完了就没下文了。他的简历上写着自己拍过一部长片,这个名字太陌生了,没人知道。HR们把手机放到耳边:“喂夏先生,您的学历是什么?”他说高中肄业,那边就说好的我们考虑一下,再也没有下文。
凌晨两点,他关了电脑,躺在窄窄的单人床上。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照片,是他和爷爷去年在人民公园拍的,老头儿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深蓝夹克,手搭在他肩膀上,两个人都笑得很开心。照片边上是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这半个月的检查报告和缴费单,他放得整整齐齐,像一个认真的档案。
他闭着眼睛,翻来覆去,最后侧过身,打开手机看了一遍《第十七年》的结局。小盛在第七十三天走了,手里攥着奶奶缝的平安符。他在那场戏的备注里写过一句话:“死亡不是终结,是被忘记才是。但我不会忘记爷爷的。”
眼皮越来越重。手机掉在枕头边,亮着的屏幕上是那张马尔代夫的海。
兰桂坊那条街在凌晨依然亮得不像话。夏无藤原本没打算找酒吧的工作,但连续两个月的求职失败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没有人会因为你会拍电影就给你钱,但每个人都会因为你调的酒好喝而给你小费。
他在百度上搜过“成都调酒师培训”,排名第一的那个机构收费三千八,他交不起。他就每天晚上去B站看视频,看了一个星期,买了基酒在家里练了半个月,调出来的酒能喝了。他面试了五家酒吧,被拒了四家,理由是“没有经验”。第五家叫“蔓延”,在九眼桥附近,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次,说“你长成这样,不用调酒,往吧台一站就能卖酒”,他摇头说“我想学调酒”,老板笑了,说“行”。
蔓延的生意好得莫名其妙,每天晚上十点以后人就满了。夏无藤站在吧台后面,穿黑色马甲,白衬衫扎进裤腰,长发用黑色皮筋扎得利落,低马尾垂在背后。他调酒的手法算不上多娴熟,但动作干净,不拖泥带水,摇壶的时候前臂的线条会绷紧,手腕翻转,酒液入杯,从不洒出来一滴。老顾客里有个常年坐吧台的设计师,说他像“在玩某种行为艺术”,他没接话,只是把调好的莫吉托推过去,说了句“慢用”。
他不知道的是,沈郁在蔓延的二楼坐了两个星期了。
沈郁第一次来是跟着朋友来的,朋友说这家酒吧氛围好,歌手唱得不赖,喝两杯就走。他没抱什么期待,点了一杯冰美式——在酒吧点美式的奇葩客人——坐在二楼栏杆边的卡座,漫不经心地往下看,然后目光就定住了。
吧台后面站着一个白色的影子。沈郁第一反应是这人染了奶奶灰,仔细一看发根没有任何新长出的深色,从发根到发尾都是白的,在蓝色灯光下泛着冷调的银。那人低着头切柠檬,侧脸线条干净,睫毛很长,偶尔抬眼扫一下大厅,浅色的眼珠像冬天的月亮,不发光但凉丝丝的。
“那是新来的调酒师?”沈郁问服务员。
“来了两周了,好像姓夏。”
沈郁没再问了。他坐了一整晚,喝了三杯冰美式,手机里画了几张新漫画的分镜草图,目光偶尔落在吧台后面那道白色身影上。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像是有什么东西忽然抓住了他,不猛烈,但持续,像一根细细的线从二楼垂下去,另一端系在那个人身上。
他连着来了一个星期。第八天的时候,夏无藤终于注意到他了。
不是因为他特别出众,虽然他的确出众。栗色的头发三七分,发丝柔软地垂落在眉骨附近,蓝眼睛在酒吧昏暗的光线下显得很深,像冬天的湖面结了冰。他穿深色衬衫,最上面的两颗扣子解开,锁骨上方有一颗小痣。他通常独自坐在二楼靠栏杆的位置,面前放着一杯冰美式或者不加糖的拿铁,iPad摊开在桌上,手指时不时在上面划几笔。有时候他会点一根烟,夹在指间,不怎么吸,任它燃烧,烟雾在光柱里上升,缠绕,散开。
夏无藤注意到他是因为他在笑。不是大笑,是那种嘴角微微上扬的笑,对着iPad屏幕,像看到了什么高兴的事情。那个表情和他整个人给人的冷淡感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反差,让夏无藤想起自己在某个下午看到的被阳光晒暖的冰面——表面上还是冷的,但底下已经开始化了。
那晚客人不多,夏无藤调了一杯新加坡司令,让服务员送到二楼。服务员问谁点的,他说“那个在画画的客人,算我送的”。过了一会儿服务员端着空杯子下来了,说那位先生问他能不能见见调酒师。
夏无藤解了围裙,从吧台后面绕出来,上了二楼。
沈郁看着他走过来。灯光明暗交替地落在那个人身上,白色长发扎成的低马尾随着步伐轻轻晃动,脸很小,下颌线锋利,嘴唇是浅淡的粉色,说“您好”的时候唇形变化得很慢,像电影里的升格镜头。
“你叫什么名字?”沈郁问。
“夏无藤。”
“酒很好喝。你是调酒师?”
“算是吧。主业是拍电影的。”夏无藤说完觉得自己有点可笑,在这个行业里,“主业是拍电影”对一个酒吧客人来说大概等同于“主业是当宇航员”。
沈郁的表情没有变化,甚至没有多看他一眼,手指在iPad上划了一下,“哦”了一声。
夏无藤站在那里,犹豫了三秒钟。“琼斯”两个字在他舌尖滚了一圈,差点就说出去了。他看过沈郁的漫画,《逆向生长》和《第七个雨季》,画面干净,叙事克制但情绪很重,每部作品的收藏都在千万以上。他一度以为琼斯是某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大叔,没想到是个看起来顶多二十七八的年轻人,栗色头发蓝色眼睛,安静地坐在酒吧的二楼画分镜。
但他忍住了。他没有理由认识琼斯,就像琼斯没有理由认识他一样。
“如果有需要再叫我。”夏无藤说完转身下楼。
沈郁在他身后抬起头,看着他白色衬衫的衣摆在拐角处消失,指尖夹着的烟灰燃了一截,掉在烟灰缸外面。
沈郁来的第九天,夏无藤决定做一件他这辈子干过的最疯狂的事。
他在吧台后面调了三杯不同风味的鸡尾酒,装在托盘上,端着上了二楼。沈郁正靠在卡座里,姿势比前几天松弛了一些,衬衫袖口卷到小臂,露出腕骨和一只黑色表盘的万国。他看到夏无藤端着三杯酒走过来,眉毛微微抬了一下,蓝色的眼睛里多了一点好奇。
夏无藤把三杯酒一字排开放在桌上,分别是白色、琥珀色和宝石红。
他说:“沈先生,这三杯酒是我调的,我想给您讲三个故事。这个故事讲完了,您要是觉得有意思,我想跟您聊聊投资的事。”
沈郁看着他,慢慢放下手里的iPad。他低头看了一眼桌上的三杯酒,又抬头看夏无藤。
沉默。
沈郁拿起那杯白色的,闻了一下,没喝,放下了。他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但夏无藤注意到他嘴唇微微抿了一下,像是不太高兴,又像是在忍耐什么。
“你是导演?”沈郁问。
“是。”
“拍过什么?”
“《蝉鸣止息之时》。”夏无藤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声音很平,像是在念一个陌生人的名字。
沈郁停顿了一秒,大概是搜索了一下记忆库,发现自己没听说过这部电影。他皱了下眉,指节在桌面上轻叩了两下,节奏不快不慢,像某种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夏无藤攥着托盘的手微微收紧了。他看着沈郁皱眉的样子,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但脸上什么也没表现出来。他的脸天生就那样,线条干净、轮廓清晰,不笑的时候像一块没雕完的玉,冷且淡。浅褐色的眼睛望着沈郁,没有哀求,没有刻意表演出来的真诚,就是那么平静地看着,像在等待一个答案。
沈郁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投资可以。”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票房一周不到二十亿,你需要支付违约金。”
夏无藤以为自己听错了。
二十亿?一周?
他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总票房才六十二万。二十亿是这个数字的三千多倍。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所有的话都卡在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看着沈郁蓝色的眼睛,试图从里面找到某种开玩笑的痕迹,但那双眼睛沉静得像冬天的湖面,看不出任何多余的情绪。
他应该拒绝的。任何一个脑子正常的人都会拒绝。但他想到爷爷病床上的样子,想到那叠缴费单上的数字,想到周医生说的“家属要有心理准备”,想到了那个肺腺癌的分型——VEGF靶点阳性,又想到了那句“五年生存率百分之五到十”。
他点了头。
沈郁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变化,眉心微微拧了一下,像是对他的答应感到意外,又像是某种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后悔。但他没再说什么,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指尖按了一下,推到夏无藤面前。
“合同我让人拟。”
夏无藤拿起名片。黑色哑光卡纸,烫金字体,只有名字和一串号码:沈郁。
他把名片收进口袋,说了声“谢谢”,转身下楼。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他的手指碰到口袋里那张磨砂质感的卡片,触感冰凉,像一块很小的碑。
沈郁坐在二楼,看着那道白色背影消失在楼梯口,拿起桌上那杯白色的鸡尾酒喝了一口。甜,太甜了,他皱了皱眉,放下了。他点的冰美式已经见底了,杯壁上挂着水珠和咖啡渍。
他不知道夏无藤走下楼之后,在吧台后面站了很久,直到下一桌客人点单才回过神来。他也不知道夏无藤回到出租屋之后,把那张名片放在台灯下看了十几分钟,然后打开笔记本电脑,连夜修改《第十七年》的分镜,把所有的情绪和用力都压在那些线条和色彩里,一笔一笔地磨,磨到天亮。
他甚至不知道夏无藤第二天早上接到主治医生电话,说“夏先生,您爷爷的账户收到了一笔款项,请问是您本人操作的吗”的时候,夏无藤愣住了,然后说“是的,是我”。
那笔钱够爷爷住三个月的院。
夏无藤挂了电话,坐在出租屋的床沿上,手撑在膝盖上,低着头,白色长发垂下来遮住了半张脸。他保持了那个姿势很久,久到手机屏幕自动熄灭了,房间里只剩下风扇单调的转动声。
他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但他知道他没有别的选择了。
窗外是成都八月末的天,灰蒙蒙的,蝉声嘶力竭地叫着,像永远都不会停下来。他忽然想起自己那部没人记住的电影名字——《蝉鸣止息之时》。他拍了蝉鸣,拍了夏天,拍了所有关于告别的事情,但他从来没想过,真正需要告别的时刻到来的时候,他竟然连告别的资格都要靠别人的施舍才能拿到。
他把那张名片从口袋里拿出来,最后看了一次。
沈郁。
他把名片放回口袋,站起来,走到电脑前,打开《第十七年》的剧本文件,拉到第一页,把标题下面的初稿日期改成了今天的日子。
他开始写新的分镜。手指在键盘上敲得很用力,脑子里那些画面像潮水一样涌出来,他不敢停,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抓不住了。
这个剧本必须拍好。
没有退路的那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