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涌》半两杏

4、加缪 这是第四章

　　第四章加缪

　　尹晗第二天就去了图书馆。

　　中午吃完饭，她没有跟江曦然一起回教室，而是说了一句“我去还本书”，就独自拐上了三楼。江曦然没有多问，挥了挥手说“那你快点”，就和另外两个女生说说笑笑地走了。

　　尹晗站在图书馆门口，深吸了一口气。

　　图书馆的中午人不多。大部分学生这个时间都在食堂或者教室，只有零星几个人会在午休前来这里待一会儿，翻翻杂志，或者趴在桌上睡觉。尹晗推开玻璃门的时候，门轴发出一声轻微的吱呀声，她下意识地缩了一下肩膀，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新书架在进门的右手边，贴着墙排成一排，上面摆着最近一批新采购的书。尹晗走过去的时候，心脏跳得比她预想的要快。她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不是期待加缪，而是期待一种确认。确认沈屿说的话是真的，确认他真的在图书馆里看到过那些书，确认他跟她说的那句话不是她在脑子里编造出来的幻觉。

　　她在新书架前蹲下来，手指从书脊上一本一本地划过去。

　　《局外人》。

　　她的手指停在了那本书上。淡黄色的封面，黑色的字体，简单到近乎寡淡的设计，跟她在网上看到的图片一样。她把书抽出来，翻开第一页，目光落在第一句话上：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

　　她盯着这句话看了几秒钟。

　　冷的。确实是冷的。不是那种让人打哆嗦的冷，而是一种更内在的、更安静的冷，像冬天里没有开暖气的房间，你走进去的时候不觉得，但待久了就会发现骨缝里全是凉意。

　　她又看了一眼书架。加缪的书还有几本——《鼠疫》《西西弗神话》《堕落》。她把《局外人》拿在手里，又在书架前站了一会儿，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只拿了这一本。

　　她不想一次性借太多。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她怕自己看起来太刻意——好像她就是为了沈屿说的那句话来的，好像她把他的每一句话都当成了圣旨。虽然事实就是这样，但她至少可以装作不是。

　　她走到借书台前，把书和借书卡递给管理员老师。老师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戴着一副老花镜，头发花白，脸上永远挂着一种不太耐烦的表情。她接过尹晗的借书卡，扫了一眼，又看了一眼书的封面，然后把书推了回来。

　　“这本昨天刚被借走了。”

　　尹晗愣了一下。

　　“昨天？”

　　“昨天下午，”老师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最后一节课的时候，一个男生借的。你要借的话得等他还回来，或者借别的版本，我们还有一本在架上，你要不要——”

　　“不用了，”尹晗说，“我借别的。”

　　她走回新书架前，把那本《局外人》放回原位，手指在书脊上停了一瞬，然后抽出了旁边的《鼠疫》。

　　淡绿色的封面，还是加缪。

　　她拿着书去办了借阅手续，把书塞进书包里，走出图书馆的时候，走廊上空无一人。十二月的风从窗户灌进来，吹得走廊尽头的公告栏哗哗作响，有几张通知被吹得翘起了角，像一只只想要飞走的鸟。

　　尹晗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

　　昨天下午，最后一节课的时候，一个男生借的。

　　昨天下午最后一节课的时候，她在教室里做数学题。做了整整一节课，做了十几道函数题，做错了大半。她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的数学作业她写得特别慢，晚自习的时候还留下来补了半个小时才做完。

　　而在她埋头做题的那些时间里，沈屿来过图书馆。他借走了《局外人》。

　　他昨天中午才跟她说“进了几本加缪”，昨天下午就来借走了其中一本。她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许什么都不意味着。也许他只是随口一提，然后自己也想看，就来借了。也许他早就看过了，只是想借出来再看一遍。也许他来借书跟她没有任何关系，就像他来图书馆跟她没有任何关系一样。

　　但那个时间点让她的胸口生出一种微妙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不是高兴，不是感动，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更隐秘的东西——像是她和他之间，在某个她看不见的层面上，产生了一种极其微弱的、转瞬即逝的联系。

　　他不知道她今天会来。他不知道她会站在新书架前，手指触到他昨天下午触摸过的那些书脊。他不知道她在翻开《局外人》之前，心跳已经快得像擂鼓。

　　但他确实来过这里。

　　而她确实来了。

　　这就够了。她想。这就够了。

　　下午第一节是语文课。尹晗把《鼠疫》放在桌角，用一摞课本挡住，趁着老师转身写板书的间隙翻了两页。她其实看不太进去——不是书不好看，而是她的注意力一直被某种隐约的、不安分的东西牵拉着，像一根橡皮筋，一会儿弹到这里，一会儿弹到那里，怎么都收不回来。

　　她在想一件事。

　　图书馆的老师说《局外人》是昨天下午最后一节课被借走的。她想知道是不是沈屿借的，但“一个男生”这个信息太模糊了。学校里有几百个男生，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她不应该默认那就是沈屿，更不应该因为这个默认而产生任何情绪波动。

　　但她就是默认了。

　　而且她没办法不默认。

　　她把《鼠疫》合上，塞进抽屉里，抬起头看黑板。语文老师在讲杜甫，《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老师的声音很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每一个字都听得清，但连在一起就变成了一种模糊的背景音，进不了脑子。

　　尹晗看着黑板上粉笔字写的“艰难苦恨繁霜鬓”，忽然觉得杜甫写诗的时候一定很苦。那种苦不是年轻人失恋的苦，不是考试没考好的苦，而是一种更厚重的、更沉郁的苦，是一个人在经历了所有之后，站在高处往下看，看到的是满目疮痍，是自己的衰老和无能，是回不去的故国和再也见不到的人。

　　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她才十六岁，她的人生里还没有什么真正的“艰难苦恨”。她最大的烦恼是数学成绩上不去，是每次在走廊上遇到沈屿的时候不知道该看哪里，是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

　　但这些烦恼加起来，也不及杜甫诗里的一句。

　　她觉得自己有点矫情。

　　她把头低下去，假装在记笔记，其实在本子上乱画。画了几条线，又画了几个圈，最后在本子的角落里，用很小的字写了一个字。

　　屿。

　　写完她就划掉了。划了很多道，密密麻麻的，像一张蜘蛛网，把那个字完全盖住了，连笔画的轮廓都看不出来了。然后她在上面写了一个数学公式，把那一小块地方彻底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无害的、谁看了都不会多想的角落。

　　旁边的江曦然凑过来看了一眼她的笔记本。

　　“你在算什么题？”江曦然小声问。

　　“三角函数。”尹晗说。

　　江曦然“哦”了一声，缩回去了。

　　尹晗看着那个被公式覆盖的角落，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划了划。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在销毁证据。不是怕被人发现的证据，而是怕被自己发现的证据。那个“屿”字如果留在本子上，她每次翻到这一页都会看到，每次看到都会想起今天，每次想起都会在心里掀起一阵不大不小的波澜。那些波澜单看都不算什么，但日积月累，就会变成一场海啸，把她整个人都吞没。

　　她不能让自己被吞没。

　　所以她把那个字划掉了。

　　但划掉不等于消失。她知道它在那里，在公式的下面，在墨水的深处，像一块沉在河底的石头，水流再急也冲不走。

　　下课铃响了。尹晗把笔记本合上，塞进抽屉最里面，站起来准备去接水。她拿起桌上的水杯，刚走到教室门口，就看到走廊上站着一个人。

　　她的脚步顿了一下。

　　不是沈屿。是一个她不认识的男生，穿着理科班的校服，手里拿着一张纸，正跟她们班的班长说话。尹晗的视线从他身上滑过去，落在走廊尽头的楼梯口。

　　什么也没有。

　　她不知道自己刚才那一瞬间在期待什么。也许什么也没期待。也许她只是习惯性地在每一个穿理科班校服的男生身上寻找沈屿的影子，就像一个人丢了东西之后，会在每一个角落里翻找，即使知道那东西不可能在那里。

　　她走向饮水间，拧开水龙头，把杯子放在出水口下面，看着水流慢慢注满杯子。水是温的，饮水机上的指示灯显示加热中，温度不够高，但也算不上凉。温水从杯底升起来，在水面上形成一层薄薄的气泡，然后破裂，然后消失。

　　她端着水杯往回走的时候，在走廊的拐角处差点撞上一个人。

　　“对不起。”她下意识地说，侧身让开。

　　那个人没说什么，从她身边走过去了。

　　尹晗走出两步之后，才反应过来那个人是谁。

　　不是沈屿。当然不是沈屿。是一个普通的、她不认识的理科班男生，校服拉链拉到最上面，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物理竞赛书。他跟沈屿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但她刚才那一瞬间的心跳加速，说明她的身体比她的脑子更诚实——她的身体已经在每一次“偶遇理科班男生”的瞬间做好了准备，做好了看到沈屿的准备，做好了心跳加速、呼吸变浅、手指发凉的全套生理反应。

　　但那个准备是多余的。

　　大多数时候都是多余的。

　　那天晚自习，尹晗把《鼠疫》从书包里拿出来，放在桌上，翻开第一页。

　　她看得很慢。不是因为她读不懂，而是因为她想慢慢读。加缪的文字像冬天的河水，表面平静，底下暗流涌动，你盯着水面看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出来，但如果你把手伸进去，就会感觉到那股冷冽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她读到第二十几页的时候，有一段话让她停了下来：

　　“一个人对生活的绝望，往往不是因为生活本身有多么糟糕，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无法改变任何事情。”

　　她盯着这段话看了很久。

　　不是因为这段话写得有多好——虽然确实写得好。而是因为她觉得这段话像是在说她。不是关于“绝望”，她没有到那个程度。而是关于“无法改变”。

　　她无法改变自己的普通。无法改变自己的沉默。无法改变沈屿的耀眼。无法改变他和她之间那条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像银河一样宽阔的鸿沟。她甚至无法改变自己对他的感情——她试过，真的试过，试过告诉自己“不要想了”“不要再注意他了”“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但每一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就像试图用手拦住一条河流。

　　她把书翻到下一页，继续看。

　　晚自习结束的铃声响了。尹晗合上书，把它塞进书包里，跟江曦然一起走出教室。走廊上挤满了人，脚步声、说话声、笑声混在一起，嘈杂得像菜市场。尹晗走在人群里，低着头，看着前面那个人的脚跟，一步一步地往下走。

　　走到一楼大厅的时候，她看到了沈屿。

　　他站在大厅的门口，背靠着门框，手里拿着手机，低着头在看什么。他的校服拉链还是没有拉到最上面，露出里面那件黑色的卫衣。灯光从头顶打下来，在他的睫毛下投下一小片阴影，让他的表情显得更加模糊不清。

　　周围有人跟他打招呼，他抬起头，懒洋洋地应了一声，又低下了头。

　　尹晗从大厅的另一侧走了出去。

　　她没有走近他。没有跟他打招呼。没有给他任何注意到她的机会。她只是从人群中穿过去，经过大厅，经过门廊，经过那棵种在校门口的大榕树，走向宿舍楼的方向。

　　十二月的夜风很冷，吹得她的耳朵发疼。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把半张脸都埋了进去，只露出一双眼睛。

　　江曦然在她旁边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好像是关于明天要交的英语作业，又好像是关于周末要不要一起去逛街。尹晗听着，偶尔点一下头，发出一个“嗯”的声音，表示她在听。

　　但她其实没在听。

　　她在想沈屿站在大厅门口低头看手机的样子。他在看什么？是跟朋友聊天，还是在刷社交媒体，还是在看什么她不知道的东西？他的表情很专注，眉头微微皱着，嘴唇抿成一条线，看起来不像是在做一件轻松的事情。

　　她不会知道他在看什么。

　　她永远不会知道他在想什么、做什么、跟谁说话、喜欢什么样的人。

　　她只是那个从大厅另一侧走出去的人，那个穿着和所有人一样的校服、留着和所有人一样的发型、背着和所有人一样的书包的人。她淹没在人群里，像一滴水落进大海，没有声音，没有痕迹，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她的存在或不存在。

　　回到宿舍，尹晗洗漱完，爬上床，拉上床帘，打开了小台灯。

　　她从枕头底下摸出日记本，翻到最新的一页。

　　12月5日，晴。

　　去了图书馆。加缪的《局外人》被人借走了，借了《鼠疫》。老师说昨天下午最后一节课，一个男生借的。

　　也许是他。也许不是。

　　她看着最后那行字，犹豫了一下，又加了一句：

　　希望是他。

　　写完这四个字，她立刻觉得后悔了。“希望是他”——这句话太诚实了，诚实到让她自己都觉得难堪。她把笔放下，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几秒钟，然后拿起笔，在“希望”两个字上画了一条横线，划掉了。

　　她想了想，又觉得划掉“希望”两个字也没什么用，因为“是他”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期待了。她应该写的是“不是他”，或者“不知道”，或者干脆不写。

　　但她已经写了。

　　写都写了，划掉又有什么用？划掉的是墨水，不是想法。她的想法还在那里，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就像那个被她划掉的“屿”字一样，在公式的下面，在墨水的深处，一直都在。

　　她把日记本合上，锁进抽屉里，关灯，躺下。

　　黑暗中，她睁着眼睛，听着宿舍里其他人的呼吸声。有人已经睡着了，呼吸均匀而绵长。有人在翻来覆去，床板发出轻微的吱呀声。楼下的路灯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天花板上投下一块模糊的光斑，像一个不规则的月亮。

　　她闭上眼睛。

　　加缪的那段话又浮了上来。

　　“一个人对生活的绝望，往往不是因为生活本身有多么糟糕，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无法改变任何事情。”

　　她觉得自己不是在绝望。她只是在接受。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人，接受沈屿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人，接受他们之间不会有任何超出“同学”这个范畴的关系，接受她的感情从始至终都只是一场独角戏。

　　接受。

　　不是放弃，不是认输，不是绝望。

　　只是接受。

　　就像接受冬天的风是冷的，接受数学题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接受有些话说出来也没有用。接受有些事情，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可能。

　　她在被子下面蜷起身体，把膝盖缩到胸口，双手抱住自己的小腿，把自己裹成一个很小的、很紧的球。这是她从小到大的习惯，难过的时候就缩成一团，好像这样就能把自己保护起来，把那些让人难受的东西挡在外面。

　　但那些东西从来都在里面。

　　从高一的那个秋天开始，就在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