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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 一般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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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农民是全天下最劳苦的人了,年,是他们为数不多的盼头。腊月二十一,年近了,县城起了风,街道两旁的树枝秃棱棱的,在风里摇晃,发出呜呜的鸣响。仿佛一整年的光景,都被收束、压紧,酿成这短短一个月的年味儿。
母亲开始收拾年货。她从床底拖出一只旧编织袋,里头是去年的红纸、蜡烛和香。红纸生了霉褪了色,边缘卷曲着。“今年得买新的了,”
学校早也放了假,父亲得闲在家写春联。裁好的红纸铺在八仙桌上,墨汁研开,他握笔凝神,随即落笔——颜体,敦厚饱满,一气呵成。“数百年人家无非积德,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写完一幅,喊我过去拎着两端晾在地上,不一会儿,地上便开出一片红盈盈的花。
过年要炸豆腐,母亲让我去买些,路上碰见周浩,他裹着军大衣,领子竖起来,耳朵冻得通红。
“过年回老家不?”他问。
我说不回。
“俺们回,”他跺跺脚,“得坐拖拉机,冻死人。”他掏出一把摔炮:“敢玩不?”
我摇头。
“孬。”他笑了,自己往地上一摔,“啪”一声响。
豆腐坊年关生意格外忙。门口排着队,女人们挎着篮子,嗡嗡地说着话。建华在里间压豆腐,虽然是冬天但汗依旧顺着鼻尖往下滴。
“今天得做到天黑。”他说。老陈师傅也忙得不可开交。
轮到我了,要两斤。老陈师傅称好,秤杆翘得高高的:“瞧,高高的。”付钱时,建华从里间探出头:“过几天来看排戏不?剧团排《龙凤呈祥》,缺跑龙套的,让我去。”
“好,我看。”
“那中,到时候我去喊你。”
“嗯。”
腊月二十三,祭灶。母亲在灶台摆上芝麻糖和烧饼,点上三炷香,烟细细地往上飘。她跪在蒲团上磕头,低声念叨:“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她说芝麻糖能黏住灶王爷的嘴,叫他上天不乱说话。磕完头母亲让父亲去放鞭炮,我也跟着去了。
夜里帮母亲包饺子。萝卜猪肉馅的,挺经典的味道。电视开着却没人认真看,只图当个背景音。母亲擀皮飞快,皮子圆圆地飞出来,中间厚四周薄。我包饺子不熟练,又是这边薄了,又是那边厚了,或是馅放的太多总漏。
“多包就会了。”她说。
腊月二十六,剧团彩排,建华喊我去看。礼堂里头没装暖气,台上台下一样冷,演员们戏服里套着棉袄,显得有点臃肿。台边生一只煤炉,铁皮烟囱通到窗外,冒着白烟,这是唯一的热源了。建华没台词只站着。脸上化了油彩,红一块白一块。排到“甘露寺”一折:“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台下导演喊:“停!锣鼓点没跟上!”重来。又停。再来。
我看着建华,他笔直地站着,眼望着前方某处。休息时他跳下台,跑到炉边烤手。“脚冻木了。”他跺着脚。我从兜里掏出个用报纸包着还温的烤红薯递给他,他接过掰开,黄瓤冒热气。
“哪来的?”
“家里烤的,给你带的。”
他咬一口,烫得直吸气:“真香。”
他蹲在炉边吃,我蹲在一旁。台上又在排了,唱腔断断续续,混着导演的吆喝。
“年三十有演出,”他说,“你来看不?”
“在哪儿?”
“城隍庙那头,露天演,估计可热闹。”
“去。”我说。
腊月二十八,扫房子。父亲架梯子,用长竹竿绑了扫帚,清扫屋顶蛛网,母亲包着头巾擦窗户,湿抹布吱吱地抹过玻璃,我负责清理院子角落的杂物——破瓦罐、锈铁皮、一堆烂木板。木板下压着个生锈的铁皮盒,盖子锈死了,我用砖头砸开,里面是一沓信纸,泛着黄,还有几枚主席像章,也不知为何会在这里。
打扫完,院子空了许多。母亲晾出被褥,大红牡丹的被面搭在铁丝绳上,在灰扑扑的院子里,格外扎眼。
腊月二十九,豆腐坊歇了。我去时门板关着,贴了张红纸:“初六开张”。我站了会儿,绕到后院,从墙缝往里看。石磨静静蹲着,盖了块白布;晾豆腐的架子空了,一根根木杆子光秃秃的。槐树枝上有只麻雀,跳了两下飞走了。没见到人,我便往回走。
年三十早上,母亲在厨房炸年货,油锅滋啦作响,飘出花椒和姜的香气。我守着灶膛烧火,柴火噼啪,火光映在脸上。中午随便吃了点对付过去,母亲说晚上守岁再做丰盛点的。下午,周浩来拜早年,穿着新棉袄,蓝底子上印着小鹿。他递来一包糖,“大白兔,给你。”我收下后抓了把花生给他。
“你晚上准备干啥?”周浩问。
“看戏。”
“城隍庙?”他问。
我点头说是。
“俺也去,俺爹带俺。”
傍晚,天未黑透,鞭炮声就起来了,东边一串,西边一串,渐渐连成一片,分不清方向。空气里弥漫着硫磺味,混着家家户户炖肉的香气。晚饭摆了满桌:鸡、鱼、肉、豆腐……八个菜。父亲开了白酒,给我也倒了一小盅。“过年了,尝尝。”酒味辣的慌,一直从喉咙烧到胃里头,我赶紧吃口菜压下去。我爱吃鱼,但母亲说鱼不能吃完,得剩点,说这叫“年年有余”。
饭罢收拾好,快八点大概,我说我要去看戏,母亲往我兜里塞了把瓜子:“行,冷了就回来。”
街上人不少,都往城隍庙走。小孩提着纸灯笼,里头点蜡烛,光晕一团团晃着。周浩在庙门口等我,他爹和几个男人站在一旁抽烟。
城隍庙前空地上早用杉篙、木板搭起了戏台,四角挂了四盏汽灯,嗤嗤地响,白光泼洒下来,照得台上那猩红毡毯格外艳。台下已是黑压压一片人头,老汉们叼着烟袋,妇女们怀里抱着睡着或没睡的娃,半大小子泥鳅似的在人群腿缝里钻,卖炒花生、卖糖葫芦的挎着篮子挤来挤去,吆喝声混着人语,嗡嗡地汇成一锅滚水。
锣鼓家什在台侧摆着,敲梆子的老头闭目养神,拉板胡的后生对着弦子哈气,手指头冻得胡萝卜似的。后台更是热闹,一股子刨花水、头油、脂粉的混合味儿直冲鼻子。几个扮好的旦角,顶着满头的珠翠,身上却裹着臃肿的棉大衣,正凑在一只小火炉边跺脚。戏箱敞着,里头蟒袍、靠旗、帔、褶子堆得五彩斑斓。建华已勾好了脸,是武生的谱式,剑眉入鬓,额上画着英雄胆,两颊绯红。他穿着水衣子,外面套着件军棉袄,正由师傅给勒头。师傅用布带子在他额上紧紧缠了几道,又往上吊起眉眼。
“憋住气!一勒,精神头就上来了!”师傅说着,又给他戴上盔头,插上翎子。镜子里的人,顿时变了样,目光炯炯,英气逼人,全然不是平日豆腐坊里那个闷头干活的少年了。
“开水!开水!劳驾让让哎!”两个壮汉抬着个大铁皮壶,吆喝着从人群中挤过,壶嘴冒着白汽。看戏的人纷纷侧身,嘴里埋怨着,眼睛却舍不得离开台上。
突然,板胡尖亮亮地起了个音,像根银针,刺破了嘈杂的空气。敲梆子的老头眼睁开了,腕子一抖,“嗒”的一声脆响。锣鼓铙钹随即跟了上来,“哐才哐才”一阵“急急风”,紧得像除夕夜的鞭炮,催得人心头发慌。接着是“四击头”,“哐——才!哐——才!”锣鼓点一收,台侧幕帘“哗”地一掀,一个老生踏步出场。头戴王帽,口挂黑三,绛紫蟒袍,玉带围腰。到台口,一甩袖,一声“啊哈——”嗓门洪亮宽厚,带着膛音,压住了全场嗡嗡的声响。
台下霎时静了。抽烟的忘了嘬烟嘴,说话的闭了口,连钻来钻去的孩子也立住了脚。只有汽灯还在嗤嗤地响。
“瑞雪飘,红灯照,家家户户迎春到——”老生念白,字正腔圆,带着中州韵,在冷冽的空气里传得老远。这是《龙凤呈祥》里乔玄的段子。周浩用胳膊肘碰碰我,压低声音:“建华呢?”
我踮起脚,在台上那几个“龙套”里寻。四个家丁,分站两边,穿着青色箭衣,腰挎木刀,头戴软罗帽。第三个是他。虽然脸上油彩浓重,勾着简单的脸谱,但那身架我认得。他站得笔直,像棵小白杨,双手扶着腰刀柄,眼观鼻,鼻观心,一动不动。汽灯的白光从他头顶直浇下来,照得他脸上厚重的油彩泛着光,一半亮得鲜明,一半隐在盔帽的阴影里,明明暗暗的,倒比那主角更有种说不出的味道。
戏一折折往下唱。刘备过江,声色不动;乔国老说媒,妙语连珠;孙权周瑜定计,眉眼间皆是戏。台下的人仰着脸,嘴半张着,看得入了神,呵出的白气在灯光里一团一团地升腾。有那懂戏的老汉,跟着板眼轻轻晃着脑袋,手指在膝盖上一点一点。看到妙处,忍不住喝一声彩:“好——!”旁边便有人附和着笑。
唱到“甘露寺”一场,老生一段“劝千岁”字字铿锵。忽然,一个家丁该递上酒杯,许是冻木了,手脚慢了,刘备伸手接了个空。台下起了“嗤”的轻笑。那跑龙套的后生慌了,手一抖,木头酒杯“啪嗒”掉在台板上,咕噜噜滚到台边。这下笑声大了,夹杂着零星的哄声。那后生僵在那儿,脸涨得通红,幸亏油彩盖着。演刘备的老演员倒是稳得住,不动声色,虚虚一扶袖,做了个饮酒的姿势,算是掩了过去。可这一折的“戏魂”好似漏了一丝,不那么严丝合缝了。
周浩撇撇嘴:“丢人。”我没言语,只看见建华站在那儿,连眼珠子都没转一下,仿佛那差错与他毫不相干,又仿佛他本就该是那戏里一根木然的柱子。
又唱过两折,孙尚香出场,台下一阵轻微的骚动。那旦角身段窈窕,嗓音清亮,顾盼间眼波流转,虽是露天野台,竟也唱出了几分富贵气象。台下后排的人纷纷往前挤,跺着脚看。我的脚早已冻得没了知觉,像踩在冰疙瘩上,不由得也跟着跺起来。周围一片“咚咚”的跺脚声,竟和台上的锣鼓点隐隐合上了拍子。
快十点时,天寒得刺骨,台下的人散了些。最后一折,洞房团圆,吹唢呐的师傅腮帮子鼓得老圆,一段“百鸟朝凤”吹得喜气洋洋。所有角儿都上台,站成一排,在喧天的锣鼓喇叭声中,一同向台下鞠躬。
掌声噼里啪啦地响起来。人群开始松动,呼儿唤女,说说笑笑地往四处散开。
演员们忙着下台,建华也撩开幕布钻了进去。不一会儿,他穿着那件军棉袄从台侧绕过来找我们。
“咋样?”他问。
“好。”我说。
他咧嘴笑了,笑纹把脸上的油彩扯开:“冻死俺了,脚都不是自己的了。”
后台更是忙乱,拆头、脱衣、抢着在唯一的小煤炉前烤那冻僵的手脚。建华脱下箭衣,里头是件露出棉絮的旧毛衣。他把棉袄裹紧,蹲在炉子边,伸手凑近那点可怜的热气。“俺还得帮着归置箱子,你们先回吧,这且得忙一阵呢。”他呵着白气说。
“用不用我帮你?或者我等会你吧。”
“别了别了,这东西你帮不上什么忙,且得好一会,你们先走吧!”
“成,那俺们走了。”
走出庙前空地,鞭炮声又一阵密过一阵。零星有买得起烟花的人家点燃了嘭一声,一朵红绿的光在半空炸开,瞬间又熄了,只留下一股好闻的火药味,很快散在冷风里。
周浩搓着手:“咿咿呀呀的,也听不大懂,图个啥?”
“图个响动,图个红火。”我说,“没这响动,还叫过年么?”
到岔路口,我们分开,我独自往回走。街道上人影稀了,满地厚厚的鞭炮纸屑,像是给街道铺了层红软毯,踩上去悄没声息的。路过豆腐坊,我不由站住,院里黑沉沉的,只有那棵老槐树瘦硬的枝桠,印在黢黑的天幕上,支棱着,也像是僵住了。我忽然想,他这会儿该是在后台用冻得发僵的手指蘸着浑浊的豆油一点点揉擦脸上那些浓烈的色彩。红的是忠勇,白的是奸诈,揉成一团污糟的布上,才渐渐露出底下那张被汗水和疲惫浸透的、十六七岁的真实的脸庞。
到家,屋里的灯还黄黄地亮着。推门进去,父母还在守着岁。电视里,晚会已近尾声,正唱着激昂的团圆歌。母亲说:“又一年了。”父亲点点头,把炕桌上一小盅早已冷了的酒,仰头喝了。
我坐下,摸出兜里母亲给的瓜子,慢慢地嗑,窗外的鞭炮声到了后半夜,反而更稠密、更震耳了,噼里啪啦,咚咚锵锵,混着远处近处传来的喧哗人语,像是要把这沉寂厚重的冬夜彻底炸裂、撕碎,好让那新日头、新气像能毫无遮拦地冲进来。就在这片无边无际的、震得人心口发麻的喧腾深处,我却清晰地知道,有一个角落是静的,静得只能听见一块旧布缓缓擦拭过年轻脸庞的、窸窣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