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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后:短发   梁菁是 ...

  •   梁菁是1979年出生的,属羊。她成年的时候,正好赶上九十年代末的下岗潮,但她爸运气好,没赶上那一波。她爸有手艺,跟着工程队跑工地,从最底层的小工做起,慢慢做到了能带队的工头。那几年家里条件不错,她爸赚了钱,把家里的房子翻新了,一层楼翻新成了三层,重新刷了漆,阳台装了铝合金窗,院子里铺了水泥地。她爸站在门口,叉着腰,仰头看着那栋楼,看很久。邻居路过,说“老梁,发财了哇”,他嘴上说“哪里哪里”,腰杆却挺得比谁都直。
      日子终于有了盼头。她妈不用再去街道小厂踩缝纫机了,在家养花、做饭、等她爸回来。梁菁想要什么,不用开口,她爸就买回来了。给她买最时髦的黑胶唱片、随身听、好看的衣服。梁菁有一头乌黑顺滑的长发,从高中留到大学,洗完了披在肩上,能在阳光下反光。
      那时候她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
      但钱这个东西,一旦多了,麻烦就跟着来了。
      亲戚们开始眼红。这个借三千,那个借五千,嘴上说着“年底就还”,年底到了,人影都见不着。她爸不好意思开口要,她妈更不好意思——都是自家人,撕破脸不好看。梁菁上大学的时候,她可以在外面租房,不用挤八人间的宿舍。她一个人住在学校附近的老小区里,房间里堆满了黑胶唱片,从邓丽君到披头士,从古典到摇滚。她把唱片封套一张一张地贴在墙上,贴到天花板都满了。同学来她家,都说“你家真有钱”。梁菁听了,只是笑笑。她不知道的是,那些“有钱”,正在一点一点地被借走,被花掉,被消耗。
      大二那年,她妈查出了病。从确诊到走,不到半年。梁菁从学校赶回家的时候,她妈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握着她的手,眼睛一直看着她,一直看,一直看,看到最后闭上了。
      她爸的工程从那年也开始走下坡路。不是手艺不行了,是人心散了。合伙人卷了钱跑路,下面的工人闹着要工资,甲方拖着不给结算。那些借钱的亲戚,以前喊她爸“大哥”“兄弟”叫得亲热,现在打电话过去,不是不接,就是“哎呀最近手头也紧,再等等,再等等”。等了一年又一年,等到梁菁大学毕业了,也没等到。
      梁菁毕业那年,家里已经没什么积蓄了。她爸老了很多,头发白了,腰也弯了,坐在客厅里抽烟,一根接一根,不说话。梁菁看着他的背影,突然觉得这个家需要一个人撑起来。
      她把那些黑胶唱片一张一张地从墙上取下来,装进纸箱,拿到旧货市场卖了。不值什么钱,但能卖一点是一点。她把一头留了多年的长发剪了,剪得很短,短到露出耳朵和后颈,拿去卖钱。理发师问她“想好了吗”,她说“剪吧”。长发扎成马尾,剪刀咔嚓咔嚓地响。
      她没哭。
      她看着镜子里那个头发被剪的参差不齐的女孩,觉得那是一个陌生人。
      那之后,她再也没有留过长发。
      大学毕业,梁菁进了一家连锁服饰公司做人事助理。从最基础的打杂做起——复印文件、整理档案、给领导倒水。她不怕苦,也不怕被人使唤,因为她知道,她身后没有人可以依靠了。她从助理做到专员,从专员做到主管,用了五年。那五年里,她几乎每天都是最早到、最晚走的那一个。公司里的人都知道她——那个短发的、做事利落的、从不请假的梁菁。
      就在事业稳步上升的时候,她结了婚。老公是大学同学,国企的员工,嘴甜,会哄人。她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怀孕、生子、休产假。产假结束回到公司,老板把她叫到办公室,给了她两个选择:拿赔偿走人,或者调去外地分公司。
      “梁菁,你是公司的老员工了,我不想为难你。你自己选。”
      她选了赔偿。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孩子。她不想在孩子最需要妈妈的时候,跑到另一个城市去。她拿了那笔钱,离开了那家待了七年的公司。
      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那栋写字楼。玻璃幕墙反着光,刺得她眯起眼睛。她突然想起大学毕业那年,她剪掉长发,卖掉唱片,也是这样头也不回地走出来。
      她摸了摸自己短短的头发,笑了。短发也好,省事,不用打理,不用花钱。从那以后,她就一直是短发。
      梁菁和老公住在楼上,男方父母住在楼下。公婆嫌她太要强,嫌她不是本地人,嫌她生的是女儿。她在产房疼了十几个小时,顺转剖,婆婆来医院看了一眼,说“没事,下一胎再生个儿子”,然后走了。她老公在旁边,低着头刷手机,什么都没说。
      梁菁没有吵。她太累了,累到不想开口。
      回家之后,日子更难熬了。
      公婆住在楼下,厨房是共用的。梁菁每天早起给孩子喂奶、换尿布、做辅食,忙到中午才能吃上第一口饭。而楼下那对老夫妻,从来没有问过她一句“吃了吗”。之前她加班回来晚,推开家门,楼下厨房的灯已经关了,灶台擦得干干净净,连一粒米都没有。剩菜都没有。她打开冰箱,翻出一袋速冻水饺,烧水,下锅,一个人站在灶台前吃完,洗完碗,上楼。楼梯走到一半,听到楼下传来电视的声音,她老公在沙发上刷手机。没有人问她吃没吃。
      她试着跟他谈。有一天晚上,孩子睡了,她坐在床边,看着他。“你能不能帮我分担一点?我不是要你做多少,就是我加班回来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留口饭?热的就行。”他躺在被窝里,眼睛盯着手机,说了一句让她彻底死心的话——“你不是挺能干的吗?你自己不会做啊?”
      她没有再说话。她躺下来,关了灯,背对着他。墙那边是楼梯,楼梯下面是公公婆婆的卧室。她觉得这个家里,没有一寸地方是她的。
      梁菁以为,退一步海阔天空。她把工作退掉了,把精力还给家庭,以为这样就能换来一个好脸色。但她错了。她越是退,对方就越往前逼。每天睁眼就是孩子的哭声、老人的脸色、老公的沉默。一起吃饭的时候,桌上总有一道菜是菠萝咕咾肉。她不爱吃甜的,不爱吃油炸的,不爱吃裹着糖浆的肉块。她说过很多遍,“妈,我不爱吃这个,太甜了。”婆婆听了,笑着点头,下次饭桌上还是一盘菠萝咕咾肉。因为她老公爱吃。婆婆夹一块放到她碗里,说“多吃点,你看你瘦的”。她说“妈,我真不爱吃”,婆婆说“怎么会呢,这么好吃的菜”。她老公在旁边埋头扒饭,一句话都不说。
      梁菁看着碗里那块裹着橙色糖浆的肉,没有再说。她把它拨到一边,吃完了碗里的白饭。从那以后,桌上永远有菠萝咕咾肉,她永远不吃。没有人注意到她不吃。或者有人注意到了,但不在乎。
      就在她被这段婚姻磨得快要喘不过气的时候,猎头的电话来了。一家连锁奶茶品牌在招人事主管,薪资比她之前那家公司还高一些,问她有没有兴趣。
      梁菁坐在沙发上,握着手机,沉默了很久。孩子在地垫上爬,她老公在卧室里打游戏,楼下传来电视的声音。她想了想,说:“我去试试。”

      面试那天,她穿了一件熨得没有一丝褶皱的白衬衫,干净利落的短发,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她坐在面试桌后面,看着对面那个穿着白纱裙、紫色高跟鞋、满头是汗的女孩。
      她问:“自考大专?”女孩的眼睛没有躲。
      后来有人问她,为什么录用了陆薇。梁菁想了想,说:“她的字写得好看。”其实不是。她只是觉得,那个女孩像年轻时候的自己——没有人接得住她,但她自己撑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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