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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他给母亲发了十年的短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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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房的老人姓方。
苏晚推门进去的时候,方爷爷已经把脸转回来了。他的头转得很慢,像是脖子上那根连接头颅和躯干的轴已经锈住了,每一寸转动都要克服很大的摩擦力。他的后脑勺重新陷进枕头里,荞麦皮的枕头被压出一个和他后脑勺形状完全吻合的凹坑,凹坑的边缘有一圈淡黄色的汗渍,洗了很多次也没有完全洗掉。
“方爷爷,”老周走到床边,弯下腰,把声音压得很低,但不是疏远的那种低,是病房里习惯的那种低——刚好让躺着的人听清,又不会惊动什么,“这是苏晚,新来的。以后她也会照顾您。”
方爷爷没有回答。他的目光一直落在苏晚手里那张照片上。
苏晚走到床边,把照片递过去。她递的姿势和迟迟递罐子的姿势不一样——迟迟是两只手捧着递过来,像捧着什么易碎的东西。苏晚是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照片的边缘递过去的,这是她在殡仪馆养成的习惯:遗物要捏边缘,不要盖住画面,让家属看清照片上的每一个人。
方爷爷接过照片。
他的手很瘦。和迟迟不一样的瘦。迟迟的瘦是还没长开就被掐断了的瘦,骨头是小的,皮肤是薄的,像一件没有完成的瓷器。方爷爷的瘦是被岁月磨掉的瘦——他的手很大,骨架很宽,手指很长,但肉全部消失了,只剩下松弛的皮肤裹着粗大的骨节。手背上全是褐色的老年斑,大大小小的,像雨点打在干燥的泥土上留下的印子。他接过照片的时候,手指微微发抖,不是苏晚那种控制不住的抖,是年纪大了之后肌肉力量衰退的自然颤动。
他没有看照片的正面。
他把照片翻了过来,看背面那行字。
他的拇指按在“玉兰花”三个字上。指甲盖是灰白色的,边缘厚厚的一层,剪得不太整齐,大概是护工帮忙剪的,剪刀下去的时候角度不对,留下了几道白色的应力痕。他把那三个字按了一会儿,然后松开,拇指移到“回来”两个字上,又按了一会儿。
这个动作苏晚很熟悉。殡仪馆里,有些家属拿到逝者的遗物时会这样——用手指反复按压某些特定的字。不是读,是摸。像是一遍一遍确认那些字还在,确认那些字是被某个人亲手写下来的。
“她写的。”方爷爷说。
他的声音很哑。不是喉癌那种声带受损的哑,是太久不说话、声带黏膜干燥了的哑。声音从喉咙里出来的时候带出一阵极轻微的摩擦声,像两张砂纸轻轻擦了一下。他说话说得很慢,每个字之间都留了很长的空隙,像是从一口很深的井里往外打水,摇一圈辘轳,等一会儿,水桶才从井底升上来。
“四十七年了。”他说。
苏晚没有说话。老周也没有。老周退到窗户边,背靠着窗台,左腿支撑着身体,右腿微微弯曲,脚尖点在地上。窗户外面是那棵玉兰树,枝条伸到了二楼的高度,叶子被雨洗过之后绿得发黑,叶尖上挂着水珠。
方爷爷把照片翻回正面,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放回笔记本里。笔记本的牛皮纸封面和他手背上的皮肤是差不多的颜色——褐色的,旧的,被反复抚摸之后某些部位磨得发亮。他把笔记本合上,压在枕头底下。压的位置和迟迟压纸条的位置一模一样——枕头右侧,离边缘两指的距离。
“四十七年前,”他又说了一遍,这一次不是自言自语,是对着苏晚说的,“我跟她说,玉兰花开的时候,我就回来。”
他停了一下。喉咙里那阵砂纸摩擦的声音又响了一次。
“那年玉兰花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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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晚后来才知道方爷爷的故事。
不是方爷爷自己告诉她的。是他住进来第七天的时候,一个中年女人来看他。女人五十多岁,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开衫毛衣,扣子扣得整整齐齐,头发在脑后扎成一个低低的髻,鬓角别着一枚黑色的发夹。她提着一个保温袋,里面装的是排骨汤,汤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油花,还是热的。她叫方爷爷“爸”,但她不是方爷爷的女儿。她是方爷爷的侄女,叫方敏。
方敏每周来两次,周三和周日。每次来都带汤,有时候是排骨汤,有时候是鸡汤,有时候是鱼汤。汤装在一个老式的保温袋里,保温袋是深红色的,拉链坏过,换了一根黑色的新拉链。她坐在床边的折叠椅上——就是苏晚坐过的那把往左边倾斜的折叠椅——用勺子一口一口喂方爷爷喝。方爷爷喝得很慢,每咽一口都要停一会儿,喉结上下滚动一下,像是在咽什么比汤更稠的东西。
苏晚是在一个周三的下午和方敏说上话的。
方爷爷喝完汤睡着了。方敏把保温袋的拉链拉上,把勺子用纸巾擦干净,放回保温袋侧面的小口袋里。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很慢很仔细,勺子要擦三遍,第一遍擦掉油,第二遍擦掉水渍,第三遍是干的纸巾再擦一遍,擦到勺子发亮。苏晚靠在门框上看着她,忽然觉得这个动作很像殡仪馆里她给逝者擦脸的动作——不是为了干净,是觉得这个人值得被好好对待。
方敏收拾完东西,抬头看见苏晚,微微点了一下头。
“你是新来的?”
“苏晚。”
“方敏。”她站起来,折叠椅往左边歪了一下,她顺手扶住了,“辛苦了。我叔……不太好照顾吧。”
苏晚说还好。方爷爷很安静,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按呼叫铃。他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面朝窗户,看着窗外那棵玉兰树。玉兰树的花期已经过了,现在只剩满树的叶子,绿得发黑。但他还是每天看,从天亮看到天黑,看到苏晚进来开灯,他的头才慢慢转回来。
方敏走到窗边,站在老周经常站的那个位置,背靠着窗台。她的侧脸逆着光,轮廓被天光勾出一道细细的银边,和方爷爷的侧脸很像——一样的额头弧度,一样的下巴线条。
“那棵玉兰,”方敏看着窗外说,“是他种的。”
苏晚走进房间,在床尾站定。方爷爷睡得很沉,呼吸又慢又深,胸口几乎没有起伏,只有被子上那一小块凹陷的弧度在极轻微地变化。他的手搭在被子外面,手背上的老年斑在午后的光线里是深褐色的,拇指微微弯曲,像是在梦里还在按着什么东西。
“四十七年前种的?”苏晚问。
方敏转过头看了她一眼,有一点意外。然后她点了点头。
“他告诉你了?”
“没有。照片背面写的。”
方敏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玉兰树被风吹了一下,叶子哗啦哗啦响了一阵,然后安静下来。她把手插进开衫毛衣的口袋里,口袋被撑得微微变形,大概是经常插手的缘故。
“那年他二十五岁,”方敏说,“在东北当兵。工程兵,修铁路。她叫秀兰,比他小两岁,是他们村的。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的,两家的地挨着,中间隔一道田埂。”
方敏的声音很低,像是怕吵醒方爷爷,又像是这些话她已经在心里放了很久,说出来的时候每一个字都被时间磨掉了棱角,平平的,稳稳的。
“他当兵走之前,去她家提亲。她爹没同意,嫌他穷,当兵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她把她爹锁在屋里,跑出来追他。追到村口的大槐树底下追上了,塞给他一张照片。就是那张。”
苏晚看了一眼枕头底下露出的笔记本一角。牛皮纸封面,四个角磨圆了。
“他跟她说,玉兰花开的时候,我就回来。他们村口有一棵玉兰树,几百年的老树,每年春天开花,开得满树都是白的,远远看去像下了一场雪。”
“那年春天,玉兰树没有开花。”
方敏的声音在这里顿了一下。不是哽咽,是停了。像是一段录音播到某个地方,机器自己停了,等操作的人决定要不要继续往下播。
“那年春天特别冷。三月了还下雪。玉兰树的花苞全部冻死了,一个都没有开。他在东北,不知道。他只知道玉兰花没开,但他请不到假。工程正在最紧的时候,他是班长,走了没人顶。他想,明年吧。明年玉兰花还会开的。”
“那年夏天,秀兰嫁人了。”
方敏把这句话说得很平。比她前面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平。不是在讲一个悲剧,是在讲一个事实。那年夏天秀兰嫁人了,嫁到隔壁镇上,男的是供销社的会计,成分好,人老实。她爹给她定的。她从村口的大槐树底下走的那天,穿着红棉袄——不是嫁衣,嫁衣来不及做,就穿了一件过年时做的新棉袄。走到大槐树底下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抬头看了一眼树上的叶子。槐树的叶子是绿的,玉兰树在槐树后面,光秃秃的,一片叶子也没有。
“他收到信的时候,秀兰已经嫁出去三个月了。”
方敏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抽了一张,在手里叠了两道,没有擦眼睛,只是叠着。纸巾在她手指间被叠成一个小方块,又展开,又叠成更小的方块。
“他没有回去。回去干什么呢。他就在东北待着,修铁路,从大兴安岭修到长白山,从长白山修到松花江。修了六年。六年里家里给他介绍了几个对象,他一个都没见。第六年,他复员了,回到村里。”
“秀兰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了。”
方敏把手里的纸巾展开,铺平在窗台上,用手指把褶皱一点一点压平。她的手指和方爷爷很像——骨节粗大,指尖圆圆的,指甲盖很短。
“他回来的那天,从村口那棵玉兰树底下走过。那是四月,玉兰花开了。满树都是白的。他站在树下看了一会儿,然后回家了。”
“后来呢?”苏晚问。
方敏没有回答。她把铺平的纸巾拿起来,对折,再对折,叠成一个小小的正方形,塞回口袋里。口袋鼓了一小块,她用手按了按。
“后来他一直没结婚。秀兰过了十一年,生病走了。他去了她的葬礼,站在最后面,没有人注意到他。走的时候他在地上放了一枝玉兰花。”
“然后呢?”
“然后他就每年都种玉兰树。”
方敏转过身,面对着窗户。窗外那棵玉兰树的叶子被风吹得翻过来,露出灰白色的叶背。她伸出食指,在窗玻璃上点了一下,点在玉兰树最高的那根枝条的位置。玻璃上留下一个很淡的指纹。
“他在村里种,在镇上的路边种,在后山种。谁家要玉兰树苗就来找他,他不要钱,白送。他种了四十七年。这棵是他搬来芜城之后种的,种在他租的房子门口。后来那片要拆迁,他托人把这棵树移到这里来。移树那天他跟着车来的,树栽下去之后他浇了整整一桶水。”
方敏把手从玻璃上收回来。指纹留在玻璃上,被光线照着,一圈一圈的纹路很清楚。过一会儿就散了,玻璃上什么也没有了。
“他得的什么病,你知道吗?”方敏忽然问。
“老周说是肝癌晚期。”
“他自己知道吗?”
“知道。送来的时候他带了病历。”
方敏点了点头。她点头的幅度很小,像是在确认一件她早就知道的事情,只是需要别人再说一遍。
“他疼的时候不吭声,”苏晚说,“夜里我查房,看见他咬着枕头角。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
方敏没有接话。她的手又伸进口袋里,这一次没有拿纸巾,只是攥着那个叠成小方块的纸巾,攥得很紧,指节泛白。
窗外,玉兰树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
床上的方爷爷翻了一个身。他在睡梦中把身体蜷起来,蜷成迟迟最后那个姿势——膝盖抵着胸口,手搭在枕头边,拇指微微弯曲,像是在梦里还在按着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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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爷爷是在苏晚到救助站的第二十三天走的。
走之前的那个下午,他忽然让苏晚把窗户打开。
那是十月末,芜城的秋天很短,短到几乎感觉不到。夏天的尾巴还没收走,冬天的脚尖已经踩上来了。窗外的玉兰树开始落叶了,叶子从边缘开始黄,黄得很慢,像是颜料在水里一点一点洇开。风一吹,黄了一半的叶子就掉下来几片,落在窗台上,落在爬山虎的叶子上,落在水泥地面上。
苏晚把窗户推开。窗户是老式的铁窗,合页生了锈,推开的时候发出很长的一声“吱——呀——”,像是有人在一个很久没打开过的门上拧了一把。
方爷爷躺在床上,头偏过来,看着窗外。他的眼睛已经不太好了,瞳孔边缘那圈灰蓝色的老年环越来越宽,把原本深褐色的虹膜挤成了小小的一圈。看东西的时候他会微微眯起眼睛,像是在瞄准什么。但看玉兰树的时候他不眯眼。他睁着眼睛,很大,让那棵树的影子整个落进他的瞳孔里。
“叶子黄了。”他说。
苏晚说是。
“她走的时候,玉兰树的叶子也是这样的。”
苏晚没有说话。她把椅子拖到床边——就是那把往左边倾斜的折叠椅——坐下来。椅面被她坐了二十几天,军绿色的帆布中间那块磨得更亮了,能看见底下一根一根的经纬线。
方爷爷把手从被子底下伸出来,伸到枕头底下,摸了一会儿,摸出那个笔记本。他的手指在笔记本的封面上停了一下,然后翻开。翻到夹着照片的那一页。
他没有看照片。他从笔记本的封皮夹层里抽出一张纸。
那是一张信纸。很薄的那种信纸,淡黄色的,印着红色的横线。信纸被折成很小的一块,大概是被折了很多次,折痕处的纸纤维已经断裂了,透出底下垫着的深色。他把信纸展开。展得很慢,手指在每一道折痕上按一下,像是在确认那些折痕还在。
“这个,”他说,“给你。”
苏晚接过信纸。
信纸上的字是用钢笔写的。蓝黑色的墨水,和照片背面那行字的墨水是同一瓶。字迹很工整,每一个字都写在红色横线之间,不压线,也不悬空,像小学生练字一样规矩。但笔迹有些地方重,有些地方轻,写到后面,笔尖越来越干,字迹越来越淡,最后几行几乎只有钢笔尖刮过纸面的凹痕。
“秀兰同志:
你好。
这封信我写了很久。不知道从哪写起。先跟你说一声对不起。那年我说玉兰花开的时候就回来,但我没回来。不是不想回来,是回不来。后来能回来的时候,你已经走了。
我没有怪你。我知道你也没有怪我。
这些年我种了很多玉兰树。村口那棵最老的不在了,九几年被雷劈了。我又在原地方种了一棵。现在也开花了。你在的时候没见过它开花,我替你看过了。花是白的,和原来那棵一样。
我今年九十六了。记性不太好,很多事情记不住了。但我记得你。记得你从村口追出来,穿着蓝棉袄,头发跑散了。记得你把照片塞给我的时候,手指是凉的。记得你说,早点回来。
我没有早点回来。
但我会回来的。
你等着我。”
信的最后没有落款,没有日期。
苏晚把信纸按原来的折痕折回去。她的手没有抖。折第一道的时候手指在折痕上按了一下,折第二道的时候对齐了信纸的边缘,折第三道的时候把信纸压平。折好之后,她把信纸递还给方爷爷。
方爷爷没有接。
他侧过头,看着窗外。玉兰树的叶子又落下来几片,有一片飘进了窗户,落在窗台上。叶子是黄绿色的,叶脉很清楚,主脉从叶柄一直延伸到叶尖,侧脉从主脉上分出去,像一条河和它的支流。
“帮我放回去吧。”他说。
苏晚把信纸夹回笔记本的封皮夹层里。夹层很紧,信纸塞进去的时候发出很轻的摩擦声。她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枕头底下。
“方爷爷,”她说,“玉兰花还会开的。”
方爷爷没有回答。
他的眼睛还睁着,看着窗外。瞳孔里落着玉兰树的影子,满树的叶子正在一片一片地黄,一片一片地落。
那天夜里,方爷爷走了。
苏晚是凌晨两点十分发现他的。她进去查房的时候,方爷爷的姿势和睡着的时候一模一样——侧着身,蜷着腿,手搭在枕头边。枕头底下露出笔记本的一角,牛皮纸封面,四个角磨圆了。
他的眼睛闭着。
不是苏晚合上的。是他自己闭上的。
窗外的玉兰树在夜风里轻轻摇动。叶子落了大半,剩下的还在枝头上,被月光照成一种很淡很淡的银色。
苏晚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出那个笔记本。翻开。照片还在,信也还在。她把照片抽出来,翻到背面。
“玉兰花开的时候,我就回来了。”
她把照片放回去,合上笔记本,放回枕头底下。然后她走到窗边,把那扇老式的铁窗关上了。合页又发出很长的一声“吱——呀——”,像是有人在一个很久没打开过的门上拧了一把。
窗外,玉兰树的最后几片叶子正在往下落。
月亮很大。照得那些下落的叶子像一片一片很轻很轻的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