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鱼日记》小爱同学_

1、钩针与鸡蛋 一 京华

　　一
　　京华晚报的办公大楼在东三环边上，一栋九十年代末建的老楼，外墙的白色瓷砖已经泛黄，有几块还裂了缝。
　　社会新闻部在三楼，走廊到处是摞成小山的报纸和打印稿，隔板上贴着各种便签纸，写着“某某单位电话”“截止日期X月X日”“别忘了报选题”。
　　办公室里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混合了速溶咖啡、油墨和方便面的味道。窗帘半拉着，午后的阳光从缝隙里漏进来，照在空气中浮动的灰尘上，像一场无声的雪。
　　主编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目光在格子间里扫了一圈，精准地落在了角落里那个被文件夹和报纸围成的小堡垒上，然后一个脑袋从文件夹后面探了出来。
　　刘蕴玉，三十一岁，京华晚报社会新闻部记者。
　　他的办公桌像一个考古遗址——最底层是五年前的笔记本，中间层是三年前的方便面调料包，最上层是这个月还没洗的咖啡杯。他的眼镜腿用透明胶带缠了三圈，他的衬衫领子永远有一边是翻起来的。
　　“你看起来像一条被晾在阳台上的咸鱼。”主编这样评价他。
　　“咸鱼也有咸鱼的梦想。”刘蕴玉趴在桌上，脸贴着键盘，“我的梦想就是不要被您派去写那种‘山村少女返乡创业感动中国’的稿子。”
　　“恭喜你，”主编把一沓材料摔在他桌上，“这次是山村大妈。”
　　刘蕴玉翻了个白眼。但当他拿起材料的时候，目光停住了。材料上写着：一个返乡的土家族女人，用一根钩针，让两百多个残疾人靠自己的双手挣到了钱。
　　“这个……”他嘟囔了一句，“好像有点意思。”
　　“你负责把它变成没意思。”主编说，“找出问题，挖出真相。如果它太完美了，那就一定有问题。记住，你是记者，不是宣传干事。”
　　刘蕴玉正要反驳，门被敲响了。
　　“报告！”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探进头来，脸上写满了“我是新人我很兴奋请多关照”的表情，“主编，我是新闻学院即将毕业的邵小艾，这学期来实习！”
　　主编指了指刘蕴玉：“你跟着他。”
　　邵小艾转头看向刘蕴玉，眼睛瞬间亮了——那是一种只有二十岁才有的、还没被现实浇灭的、对记者这个职业抱有偶像崇拜的光芒。
　　“刘老师！我看了您写的那篇煤矿工人的报道！太厉害了！那篇稿子我读了七遍！七遍！我毕业论文就想写非虚构写作——”
　　“停。”刘蕴玉举起一只手，像交警拦截违章车辆，“第一，别叫我老师。第二，别说论文。第三，你跟着我可以，但我不保证你能活着回来。”
　　邵小艾敬了一个不标准的礼：“はい！刘前辈！”
　　“……你还会日语？”
　　“动漫里学的！”邵小艾笑得像一朵向日葵。
　　刘蕴玉叹了口气。他有一种预感，这次出差，会比他想象的要吵得多。
　　二
　　高铁上，邵小艾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太久的小狗，每隔十分钟就要站起来在车厢里走一圈，走完回来就问一个问题。
　　“刘哥，你说那个王秀华为什么要从深圳回来？深圳工资多高啊！”
　　“因为你姑姑半身瘫痪的时候，你也会回来。”刘蕴玉闭着眼睛说。
　　“那她为什么不把姑姑接到深圳去？深圳医疗条件好啊！”
　　“因为姑姑不愿意离开家乡。老人在一个地方住了六十年，你让她搬到两千里之外，跟把她连根拔起有什么区别？”
　　邵小艾沉默了。然后她小声说了一句：“刘哥，你其实挺温柔的。”
　　“闭嘴。”
　　“但你装得很凶。”
　　“我说闭嘴。”
　　邵小艾笑了，打开笔记本电脑，噼里啪啦地开始打字。刘蕴玉偷偷睁开一只眼，看到她在文档里写了一行字：
　　“有些人的温柔藏在刺里，像一只豪猪。”
　　他决定不告诉她他看到了。
　　三
　　云南，云岭镇。
　　雾大得像走进了牛奶瓶。来接他们的是一个叫向冬梅的女人，四十二岁，短发，皮肤黑得像炭，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
　　“你就是省城来的刘记者？”向冬梅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车斗里放着几个编织袋，“上车吧，有点挤。”
　　刘蕴玉看了一眼那个车斗，又看了一眼邵小艾。
　　“你先上。”他说。
　　“你先上。”邵小艾说。
　　“我是男人。”
　　“我是年轻人！”
　　最后两个人一起爬了上去。山路颠簸得像在玩过山车，邵小艾的笔记本从手里飞出去三次，刘蕴玉的眼镜差点掉到车斗外面。
　　车间在二楼。刘蕴玉走进去的第一反应是——安静。
　　三十多个女工，三十多根钩针，三十多种颜色的毛线。钩针穿过毛线发出的“簌簌”声，像秋天的雨打在树叶上，轻轻的，密密的，让人莫名想哭。
　　“这声音……”邵小艾站在门口，愣住了。
　　“怎么了？”刘蕴玉问。
　　“我想起我外婆了。”邵小艾吸了吸鼻子，“我小时候，外婆也给我织毛衣。就是这个声音。每次听到这个声音，我就觉得特别安心。”
　　角落里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七十四岁，戴着老花镜，钩针在指间翻飞。她钩的东西最快，最好。她叫吴阿婆，以前是捡垃圾的，现在一个月能挣四千块，去年给孙子在县城付了首付。
　　“付了首付？！”邵小艾瞪大了眼睛，“用钩针钩出来的钱？”
　　“对。”向冬梅说，“一针一针钩出来的。”
　　刘蕴玉蹲下来，看着吴阿婆的手。那双手布满了老年斑和皱纹，但动作快得像是装了马达。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一只玩偶要钩大概两万针，吴阿婆一天钩五只，就是十万针。一个月三百万针。一针一分钱。
　　一分钱。
　　他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但他马上告诉自己：你是记者，你不能随便感动。感动会让你的判断力变钝。
　　于是他站起来，板着脸问了一个很冷的问题：“这些产品真的都能卖出去吗？你们有没有为了应付检查囤一批货？”
　　车间里的声音停了。所有女工都抬起头看着他，眼神里有疑惑，也有一种被冒犯了的感觉。
　　吴阿婆放下钩针，慢慢站起来。她比刘蕴玉矮了两个头，但气势一点都不矮。她用钩针指着刘蕴玉的鼻子，说了一句当地话。
　　邵小艾没听懂。刘蕴玉也没听懂。向冬梅翻译了：“吴阿婆说——你这个年轻人，讲话像放屁。”
　　整个车间爆发出一阵大笑。
　　刘蕴玉的脸红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一个七十四岁的老太太用钩针指着鼻子骂。他忽然觉得，也许——只是也许——这个项目是真的。
　　四
　　老周坐在车间门口，用一只手钩一只棕色的熊。
　　他缺了半条左臂。事故发生在十年前，他在工地上被一块掉下来的预制板砸断了胳膊。老婆跑了，儿子跟他不亲，他觉得活着没意思。
　　“我以前天天喝酒，喝完就哭。”老周一边钩一边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天气，“后来王总找到我，说你可以用一只手钩。我说你放屁，一只手怎么钩？她就坐在这儿，用一只手给我演示了一遍。”
　　“然后呢？”邵小艾蹲在他旁边，双手托腮。
　　“然后我就学会了。”老周举起那只熊，“你看，这只熊就是我钩的。它要去美国。”
　　“美国？！”
　　“对，美国。有个美国人会买它，把它放在家里的沙发上，或者送给他的小孩。”老周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那种很久很久没有被点燃过的光。
　　他忽然放下钩针，看着刘蕴玉：“记者同志，你帮我拍张照片吧。”
　　“好。”
　　“我要寄给我儿子。让他看看，他老子不是废物。”
　　刘蕴玉举起相机，取景器里，老周把那只棕色的熊举到脸旁边，咧嘴笑了。缺了半条胳膊的男人，和一只要去美国的熊。
　　快门声响起。
　　邵小艾在背后小声说了一句：“刘哥，你在哭吗？”
　　“没有。”刘蕴玉说，“风太大了。”
　　车间里没有风。
　　五
　　那天晚上，刘蕴玉和邵小艾住在镇上一家小旅馆里。两间相邻的单人间，隔着薄薄一面墙。
　　刘蕴玉洗完澡出来，手机震了一下。邵小艾发来微信：“刘哥，我过来找你讨论一下明天的采访？”
　　“穿好衣服过来。”
　　十秒钟后，门被敲响了。邵小艾穿着一件印着皮卡丘的卫衣，头发还湿着，手里抱着那个皱巴巴的笔记本。
　　“刘哥，我今天发现了一个问题。”她一屁股坐在唯一的椅子上，把笔记本摊开，“车间那个聋哑大姐，陈桂花，她说她每个月挣三千左右，一年应该是三万六。但她给我看的存折，去年全年的入账只有两万八。”
　　刘蕴玉的眉头皱了起来。
　　“差了八千块？”他问。
　　“对。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就不肯说了，一直摆手。”邵小艾的眼睛在台灯下亮得惊人，“刘哥，你说会不会是王秀华在克扣工资？”
　　刘蕴玉靠在床头，想了很久。
　　“有两种可能，”他缓缓说，“第一，那个大姐记错了，或者把某种补贴也算进去了，但实际不是每个月都有三千。第二——确实有问题。”
　　“那我们明天怎么办？”
　　“你去财务调工资表，我去找王秀华要出口报关单。分开行动，不要打草惊蛇。”
　　“明白！”邵小艾站起来，敬了一个不标准的礼。
　　“还有一件事。”刘蕴玉叫住她。
　　“嗯？”
　　“你刚才说你看了存折？陈桂花把存折给你看了？”
　　“对啊。”
　　“她为什么会把存折给一个陌生人看？”
　　邵小艾想了想，说：“也许……她觉得我是可以信任的人。”
　　刘蕴玉沉默了。他想起自己刚入行的时候，也有这种能力——让采访对象在五分钟之内就信任他。后来这种能力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静的、有距离的、职业性的“共情”。
　　他不知道哪一种更好。
　　“去睡觉吧。”他说。
　　“刘哥，你刚才洗澡的时候水热吗？我那个房间放了快二十分钟还是凉的。”
　　“……不热。凑合洗的。”
　　“那明天早上我去跟老板娘说一下！晚安！”邵小艾溜了出去，带上了门。
　　隔壁传来她哼歌的声音，调子跑得离谱。
　　刘蕴玉摇了摇头，给主编发了一条微信：“这边可能有点东西。多待两天。”
　　主编秒回：“注意安全。还有，管好那个实习生，别让她惹事。”
　　他放下手机，关了灯。黑暗中，隔壁的歌声还在继续。他想，也许这个实习生不只是来打杂的。
　　也许，她会成为一个比他更好的记者。
　　隔壁房间的灯还亮着。邵小艾没有睡。按照学院规定，毕业前必须提交不少于三十篇、每篇不少于五百字的实习日记，记录实习期间的学习心得和采访经历，否则不予通过毕业答辩。她一直用手机备忘录记。她翻开今天的页面，在屏幕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打完最后一个字，保存文档，关了手机。然后躺下来，闭上眼睛。
　　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
　　六
　　第二天，邵小艾把财务室的工资表翻了个底朝天。
　　她不会告诉刘蕴玉，她其实看不太懂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但她在网上查了两个小时的“如何看懂财务报表”，然后又花了半个小时把关键数据抄在笔记本上。
　　当她从财务室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沓复印件，脸上的表情像一只刚偷到鱼的猫。
　　“刘哥！”她冲进刘蕴玉的房间，“我查到了！”
　　“小声点。”刘蕴玉正在看王秀华给他的报关单。
　　“陈桂花去年全年的实发工资是两万九千六，跟她存折上的数字对得上。她说的‘三千左右’可能是把前年某几个月的旺季工资记混了——前年她有一个月拿了四千二，是出口旺季。”
　　刘蕴玉抬起头：“所以你那个‘克扣工资’的推测不成立？”
　　“不成立。”邵小艾坐下来，把复印件摊了一床，“但我发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事情——她们给残疾人员工发的工资，比当地平均工资高了百分之十五。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她们在赔本赚吆喝？”
　　“不，”邵小艾的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意味着她们是真的在认真做这件事。不是为了拿补贴，不是为了作秀，是真的想让这些残疾人过上好日子。”
　　刘蕴玉看着手里那沓报关单，沉默了很久。
　　“你说得对。”他终于说，“王秀华给我的报关单，我也核对了。出口数据跟她说的基本一致。她们确实把产品卖到了国外。”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所以……”邵小艾小心翼翼地问，“这个项目是真的？”
　　“目前看来，是真的。”
　　“那你之前那么怀疑人家，还去查人家，是不是有点……”
　　“过分？”刘蕴玉接过她的话，“对，是有点过分。但这就是记者的工作。先怀疑，再求证。感情要放在事实后面。”
　　邵小艾想了想，说：“那如果你永远都放感情在后面，你写的稿子会不会永远都是冷的？”
　　刘蕴玉没有回答。
　　他想起老周举着那只熊说“它要去美国”的时候，他的鼻子酸了一下。他想起吴阿婆用钩针指着他说“讲话像放屁”的时候，他心里笑了一下。他想起陈桂花把存折递给一个陌生女孩的时候，他喉咙里堵了一下。
　　也许邵小艾是对的。也许，好的报道不是把感情放在后面，而是把感情放在事实里面。
　　七
　　离开云南的前一天，刘蕴玉和邵小艾又去了一趟车间。
　　吴阿婆还在钩东西。她看到刘蕴玉，招了招手，让他过去。刘蕴玉蹲下来，吴阿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塞到他手里。
　　是一个用毛线钩的小人。圆圆的脑袋，圆圆的身体，两只小胳膊，脸上用黑线缝了一个笑脸。
　　“送给你。”吴阿婆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你这个年轻人，讲话像放屁，但人不坏。”
　　刘蕴玉看着手里那个小人，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
　　“谢谢吴阿婆。”他说。
　　“不用谢。”吴阿婆低下头，继续钩，“你们记者也不容易。到处跑，到处被人骂。但你们写的东西，有人看。有人看，就有用。”
　　刘蕴玉把那个小人放进口袋里。
　　他后来一直留着它。每次写稿写不下去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
　　那个小人脸上的笑脸，像是在说：继续写吧，笨蛋。
　　八
　　从云南到陕南，要翻过秦岭。
　　邵小艾在火车上睡得像一只冬眠的熊，脑袋靠着车窗，嘴巴微微张开。刘蕴玉怕她着凉，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盖在她身上。
　　然后他给主编发了一条微信：“她睡着了。”
　　主编回复：“谁？”
　　“邵小艾。”
　　“你给她盖个毯子。山里冷。”
　　刘蕴玉愣了一下。主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体贴了？然后他反应过来——主编大概以为他在说自己的孩子。
　　算了。他懒得解释。
　　接站的是一个叫老赵的男人，三十七八岁，穿着军绿色夹克，皮肤黑得像炭（刘蕴玉发现山里人的皮肤都像炭，大概是因为山里的阳光格外诚实）。
　　“你就是刘记者？”老赵握了握他的手，掌心全是老茧，“王总跟我说了你们要来。走，我带你们去村里看看。”
　　五菱宏光在盘山公路上爬行，弯道一个接一个。邵小艾坐在后排，被甩得像一颗弹珠。
　　“赵哥！”她大声喊，“你们这儿的路也太刺激了！能开发成过山车景点！”
　　老赵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笑了：“小姑娘挺有意思。”
　　“我叫邵小艾！不叫小姑娘！”
　　“好的，邵小艾小姑娘。”
　　刘蕴玉在副驾驶上翻了个白眼。这个实习生的社交能力，大概是他的十倍。
　　九
　　槐树坪村，海拔一千一百米。全村只剩十二户人家，全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吴婆婆八十二岁，一个人住在土坯房里。她的儿子在煤矿上出了事，没了，儿媳妇改嫁了，孙子在县城读书。她靠低保过日子，一个月三百多块钱，连饭都吃不饱。
　　“后来赵娃子来了。”吴婆婆拉着邵小艾的手，絮絮叨叨地说，“他说你养□□，我说我八十二了还能养鸡？他说能，鸡不嫌你老。”
　　后院有一个用竹片围起来的鸡圈，养着三十多只芦花鸡。吴婆婆每天早上去喂一次，晚上去收一次蛋。她把鸡蛋一个一个擦干净，整整齐齐地码在地窖里，等着老赵来收。
　　“赵娃子给我一块八一个。”吴婆婆竖起一根手指，表情骄傲得像在宣布一个重大的商业机密，“超市里才卖一块二。他说我的鸡蛋好，贵一点也应该。”
　　老赵来了之后，打开地窖，数了鸡蛋，一百八十三个。他按一块八一个算，给了吴婆婆三百二十九块四毛钱，凑了个整，三百三。
　　吴婆婆接过钱，没有数，直接塞进了贴身的口袋里。她拍了拍口袋，确认钱已经妥帖地放好了，然后转过头看着邵小艾。
　　“小姑娘，”她说，“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个鸡蛋是不是真的比超市的好？”
　　邵小艾拿起一个鸡蛋，对着阳光看了看。蛋壳光滑，颜色均匀，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金色。
　　“吴婆婆，你这个鸡蛋……像一个小太阳。”
　　吴婆婆笑了，笑出了一脸皱纹。她说了一句让邵小艾记了很久的话：
　　“那你就帮我告诉外面的人——我老婆子八十二了，还能发光。”
　　邵小艾转过身，眼泪掉了下来。
　　这次她没有偷偷擦。她大大方方地从口袋里掏出纸巾，擦了擦眼角，然后对吴婆婆说：“我一定帮您告诉他们。”
　　十
　　向志刚是刘蕴玉见过的最沉默的人。
　　他坐在轮椅上，下半身完全瘫痪，一个人住在山脚下的廉租房里。院子里养着四五十只鸡，他用一根长棍绑着一个塑料碗，舀起玉米粒，伸到鸡群上方，手腕一抖，玉米粒就均匀地撒了出去。
　　“志刚哥，你养了多久了？”邵小艾蹲在他旁边问。
　　“三年。”他说。
　　“三年！那很厉害了！”
　　向志刚没有接话。他指了指墙上的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穿着校服，站得笔直。
　　“我儿子。”他说，“在县中读书，成绩班里前五。他说以后要考大学，考到北京去。”
　　“那您一定很为他骄傲。”邵小艾说。
　　向志刚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似的：
　　“我以前觉得自己是个废物。连儿子都养不起。现在……现在我能给他寄钱了。虽然不多，但能寄了。”
　　刘蕴玉蹲下来，跟他平视。
　　“志刚哥，”他说，“我能给你拍张照吗？”
　　“拍吧。”
　　“你想要我帮你写一句话在照片背面吗？”
　　向志刚想了很久。然后他说：“写——‘你爸不是废物’。”
　　刘蕴玉按下快门。
　　取景器里，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腰板挺得笔直。
　　十一
　　回程的火车上，邵小艾趴在桌上写稿子，写一会儿就停下来发呆，发完呆又开始写。
　　“刘哥，”她忽然抬起头，“你说我们这篇稿子发出去，会有人看吗？”
　　“不知道。”
　　“如果没人看，那我们这趟不是白跑了吗？”
　　刘蕴玉想了想，说：“你还记得吴婆婆说那句话吗？”
　　“‘我老婆子八十二了，还能发光’？”
　　“对。”刘蕴玉说，“我们这趟，不是为了让别人看。是为了让那些发光的人，被看到。”
　　邵小艾盯着他看了三秒钟，然后“哇”了一声。
　　“刘哥！你居然会说出这种话！你不是说你是咸鱼吗！”
　　“咸鱼偶尔也会翻个身。”刘蕴玉看向窗外，嘴角微微上扬。
　　邵小艾笑了，低下头继续敲键盘。她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一只鸡蛋的重量很轻，不到五十克。但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的手心里，它会变得很重。因为它不只是一只鸡蛋，它是一份尊严，一个证明，一声从大山深处传来的回声。”
　　她把电脑转向刘蕴玉：“怎么样？”
　　刘蕴玉看了很久。然后他说：“留着。”
　　“好嘞！”
　　邵小艾转过身去继续写，刘蕴玉靠在窗边，闭上了眼睛。他听到了很多声音——钩针穿过的“簌簌”声，鸡群的咕咕声，老赵在盘山路上按喇叭的声音，吴婆婆数钱时手指摩挲纸币的声音，向志刚说“你爸不是废物”时那轻得像怕惊动什么的声音。
　　这些声音从云南的山谷和陕南的沟壑里传来，穿过千里沃野，落在这个嘈杂的车厢里，落在一个疲惫的记者心里。
　　他想，也许好的报道不是找出问题，也不是歌颂美好。好的报道是让那些不该被忘记的声音，被听到。
　　列车广播响起，前方到站——北京西站。
　　“刘哥！”邵小艾合上电脑，“我们下一站去哪儿？”
　　刘蕴玉睁开眼，看着她。这个二十岁的女孩，眼睛里有光，那种还没被现实浇灭的、对记者这个职业抱有偶像崇拜的光。
　　“不知道。”他说，“但不管去哪儿，你都跟着吗？”
　　“当然！”邵小艾敬了一个不标准的礼，“刘前辈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刘蕴玉笑了一下。这是邵小艾第一次看到他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笑，不是礼貌的微笑，不是职业性的客套，而是一个疲惫的记者，在某个瞬间，重新想起了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一行。
　　窗外，北京的灯火亮了起来。
　　而千里之外的山谷里，钩针还在响，鸡群还在叫，那些发光的人，还在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