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鸟飞来 [留学半纪实]》麻薯猪

31、上东区的penthouse 13.

　　13.
　　13.1
　　大三下学期开学的时候，安娜堡的雪还没有化尽。

　　路边的雪堆已经变成了灰黑色，硬邦邦的，像一块块被人遗忘的石头。但阳光已经开始变暖了，照在脸上不再是那种刺骨的冷，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温度，像在试探冬天愿不愿意松手。

　　这学期的课表终于不那么让人头疼了。三门传播学的专业课，一门生物课，没有CS，没有代码。第一节课上完，我走出教室的时候，觉得空气都变轻了，终于不用再跟自己的较劲了。有些事情不适合就是不适合，承认这一点之后，整个人都松了下来。

　　和Ian在一起的日子比我想的要安静。

　　没有轰轰烈烈的约会，两个人会各自上课、各自忙，晚上偶尔一起吃个饭，周末一起去Kerrytown逛 farmers market，或者去Arb走一圈。

　　他会在周三下午来中校接我下课，我们一起去Frita Batidos，他吃两个，我吃一个，他总说我吃太少，我说你吃太多。

　　他会在我写传播学论文的时候坐在旁边看自己的书，不说话，不打扰，偶尔抬头看我一眼，然后又低下头。

　　有一天晚上在他公寓里吃饭，我随口问了一句：“你中文名叫什么来着？Ian Rhodes那个Rhodes我知道是姓，但你之前说过的那个——”

　　“陈亦安，”他说，“亦是的亦，安心的安。”

　　“亦安，”我念了一遍，“挺好听的。”

　　“我外公取的。我小时候暑假会回上海，住在我外公外婆家，他们都叫我亦安。”

　　“那你更喜欢别人叫你Ian还是亦安？”

　　他想了一下。“都可以。但你叫亦安的话，会更像在叫家里人。”

　　我说好，然后叫了一声“亦安”。他应了一声，嘴角弯了一下，没有多说什么。

　　但那天晚上他收拾好厨房后，在那多站了一会儿，背对着我，不知道在想什么。后来他转过身来，说“再叫一次”。我笑了，说“亦安”。

　　他走过来，弯腰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停留了不到两秒。

　　春假来得很快，三月初，陈亦安问我春假想不想出去，我说想去纽约。他没有问为什么，只说了：“好。”

　　“你不问为什么？”

　　“你想去纽约，我们就去纽约。”

　　机票是他订的，酒店也是他订的。不对，不是酒店。他说“不用订酒店，可以住我家的公寓”。

　　我问你家的公寓在哪，他说在上东区。我说上东区什么地方，他说“具体哪个街角我不太记得，走路去中央公园大概五分钟”。我当时没有多想。上东区很大，有普通的公寓楼，也有那种门卫穿着制服、大堂里摆着鲜花的大楼。我以为他家的只是普通的那种。

　　飞机落地LGA的时候是下午。我们从机场打车进城，车子开过皇后区，开过曼哈顿的东侧，从FDR Drive一路往北。车窗外的城市在移动，那些高楼、那些桥、那些在夕阳里反着光的玻璃幕墙，一帧一帧地从眼前掠过，像一个被按了快进键的电影。

　　陈亦安坐在我旁边，手里拿着手机，正在给什么人发消息。他说他妈妈会找人送钥匙过来，放在楼下的前台。

　　车子在曼哈顿上东区的一条街上停下来。我下车，抬起头。

　　那栋楼很高。不是普通的高，是那种你站在下面需要仰起脖子、把脑袋往后仰到极限才能看到顶的高。米白色的石灰岩立面，每一扇窗户都擦得锃亮，反射着西下的太阳光，整栋楼像一块巨大的发光的晶体。门口是金色的铸铁门，门上有金色的门牌号。门卫穿着深蓝色的制服，戴着礼帽，站在门口，替一位刚出来的老太太拉开门，微微欠了欠身。

　　我站在人行道上，看着那栋楼，脑子里一片空白。

　　“你家的公寓，在这栋楼里？”我问。

　　“嗯，顶层。”

　　“顶层？”

　　“penthouse，”他说，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门卫看到我们，微笑着拉开门，问我们是不是Ms. Chen的家人，Ian点了点头，门卫说钥匙已经在楼上的前台了，电梯在右手边。我们走进大堂，地板是黑色的大理石，亮得能照出人影。前台后面坐着一位穿着西装的女人，看到我们站起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Ian。信封里是一把钥匙，还有一张手写的便条，写着“Welcome home”。

　　电梯是私人的，需要刷卡才能按顶层的那一个按钮。电梯很快，快到我耳朵有一点闷，咽了一下口水才好转。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是一条不长的走廊，地上铺着深灰色的地毯，墙上挂着一幅画。走廊的尽头是一扇门，黑色哑光的。

　　Ian推开门的那一瞬间，我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客厅的落地窗正对着中央公园。整面墙都是玻璃，从地板一直通到天花板，没有任何遮挡。中央公园就在脚下，那片巨大的绿色长方形被夕阳染成了金棕色，树梢上落了一层薄薄的光。远处的曼哈顿中城在天际线上铺展开来，那些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反射着落日，像无数块碎金嵌在天边。更远处能看到一点哈德逊河的水面，窄窄的一条，也是金色的。

　　客厅很大，沙发是浅灰色的，很大。茶几上放着一瓶鲜花，白色的百合，花瓣上还带着水珠。地板是浅色的木地板，上面铺了一块巨大的羊毛地毯，米白色的，踩上去脚会陷进去。一盏水晶吊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在傍晚的光线里折射出细碎的彩色光点，落在墙壁上，落在沙发扶手上。

　　我站在客厅中间，环顾四周，觉得自己像是走进了《绯闻女孩》的片场。不，比片场更真实。片场是真的假的不说，这间公寓是真的。

　　“你家，”我说，“到底多有钱？”

　　Ian站在我旁边，表情有点不好意思。

　　“还好吧，”他说，“我爸妈工作都比较拼。”

　　“这叫还好？”

　　“纽约的房价是比较高，但他们买得早。”

　　我看着他，又看了看窗外那个中央公园。从这里的落地窗看出去，中央公园就像一个被精心修剪过的后花园。那些在公园里跑步的人、遛狗的人、坐在长椅上看书的人，他们不知道有人在楼上看着他们。

　　或者说，他们不在乎。这就是纽约。

　　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世界才是中心。

　　我走到窗边，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往下看。街道上的行人小得像蚂蚁，黄色的出租车排成一条线，在红绿灯之间走走停停。远处的帝国大厦亮着灯，顶端是红色的，在暮色里像一个巨大的灯塔。再远一点，能看到世贸中心的那栋新楼，尖尖的，刺破天际线。

　　“这就是纽约，”我说。

　　Ian走到我旁边，也靠在玻璃上，侧头看着我。“你喜欢吗？”

　　“喜欢，”我说，“但我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

　　他笑了一下。

　　而我，来自中国北方一座灰扑扑的城市，住在安娜堡一个studio里，周末爱好去farmer’s market买一盒无花果。

　　“你在想什么？”他问。

　　“想《绯闻女孩》，”我说，“你小时候看过吗？”

　　“没有。”

　　我忍不住笑了。他也笑了。

　　那天晚上我们没出门，叫了外卖。他点了寿司，装在黑色的漆盒里，每一块都精致得像艺术品。

　　我们餐厅，面对着那面巨大的落地窗，吃寿司，看纽约的夜景。窗外曼哈顿的天际线亮了起来，万家灯火，像一片倒扣过来的星空。那些光从无数个窗户里透出来，黄色的、白色的、暖橙色的，密密麻麻的，填满了整个视野。远处有直升机飞过，红色的尾灯一闪一闪的，像一颗移动的星星。

　　“林栖。”

　　“嗯。”

　　“你喜欢这里吗？”

　　“喜欢。”

　　“那以后我们可以常来。”

　　我转过头看他。他的眼睛里有那些光，一小点一小点的，像碎掉的星星。

　　“你家还有别的公寓吗？”我问。

　　他想了想。“芝加哥有，波士顿有，洛杉矶有。旧金山也有一间，但我妈在用。”

　　他似乎还在思考，估计需要配张世界地图吧，我赶紧打断他：“陈亦安，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我不知道？”

　　他笑了，笑得很轻，嘴角往一边歪了一下。“慢慢来，”他说，“你还有一辈子的时间。”

　　窗外帝国大厦的灯变了颜色。从红色变成蓝色，从蓝色变成白色。曼哈顿的夜风从哈德逊河上吹来，穿过那些高楼之间的缝隙，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游荡。中央公园的树在风里沙沙地响，像在窃窃私语。

　　我以前也会抬头看那些窗户。在电视里，在电影里，在《绯闻女孩》的片头曲里。我会想，住在那些窗户后面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现在我就是那些窗户后面的人。但窗户后面的生活，其实和窗户前面的生活差不多。吃饭，喝水，说话，笑，看夜景，吃寿司，问对方“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我不知道”。

　　不管窗户外面是中央公园还是安娜堡的停车场，不管是上东区的penthouse还是Kerrytown的旧砖楼，两个人在一起吃东西的感觉，是一样的。

　　窗外的纽约还在亮着。那些光不会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