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哪片云会下雨》麻辣安妮

61、在炮火中行进 我开始在炮

　　晚上八点，宵禁开始，整座城像突然按了关机键。

　　街上人一下子没了，店铺全黑，只有偶尔掠过的军车灯光，把废墟照亮一瞬又熄灭。周劲坐在桌边给我讲第二天的安排，早上五点半出发，先去北区难民营，再去物资发放点，中午前争取赶到一所刚被炸过的临时学校拍镜头，下午如果安全窗口还在，就去城东那家半塌的医院。所有采访都得卡着时间做，因为越晚越不安全，到了傍晚，很多路口就不再属于白天那套秩序了。

　　“战地采访不是你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周劲把头盔推到我面前，“路线是记者站和当地安全协调员确认过的，临时有变化，听我的。尤其是学校那边，能不能进去还得看明天的情况。”

　　“明白。”我把采访本摊开，记下几个地点和预计停留的时间，“如果医院去不了，有没有替代采访点？”周劲看了我一眼，似乎没想到我会先问这个。“有。城东两个临时医疗站，不过那边交通更乱，到时候再说。”我点点头，又问了几个关于翻译、车辆和通信的问题。周劲一一答了，临走前把一份当天更新的道路通行提示留给我。

　　他走后，我从包里取出李杰交给我的那本地图书，摊在桌上，又拿出笔记本，对照墙上的地图，一点点标出当地几所主要的难民营、学校和战地医院。从国内到C国，这本书一路上我不知道翻过多少遍。书角已经有些卷了，里面夹着几张纸条，页边还留着程飞用铅笔写下的标记。那些字迹我太熟悉了，有些地方写得潦草，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

　　以前我翻这本书，是想他。如今到了C国，我才开始认真琢磨他为什么要在某个山口画一道线，又为什么会在一条看似平坦的公路旁边标上问号。程飞是个活地图，跟他出门的时候，我几乎不用认路。他看一眼地图，就能记住附近的道路、河流和山势，连哪里容易积水、哪条路遇上大雨可能走不通，都能说出个大概。

　　我以前觉得这本事挺神奇，现在才发现，光是把一张地图看明白，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我拿出一本空白笔记本，照着他的习惯，试着画出从机场到记者站的路线。画完以后，又把今天经过的几个检查站标上去。有些路段我记不清了，只好对照周劲留下的通行提示重新核对。

　　画错了就擦，擦掉再画。程飞不在，我总得自己学着认路。这儿不是枫桦，所有生存逻辑都指向一个词：清醒。我一边在地图上画圈，一边在笔记本上列清单：

　　已经确认的中国维和人员活动区域；联合国公开的人道主义物资发放点和医疗救助站；记者站允许采访的撤离路线，以及最近几次临时封闭的路段。

　　另外，我单独列出几所能够收治重伤员的医院，旁边写上各自的联系电话和采访联系人。

　　我最先想到的还是医院。程飞受过那么重的伤，如果他真的来到C国，会不会仍然需要接受治疗？可转念一想，我又觉得自己太想当然。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他的伤可能早就好了。仅凭这些猜测，根本没办法确定他的行踪。我在医院旁边画了一个问号，又把目光移向地图上那些蓝色的维和车辆通行路线。如果程飞真的在这里，我总会找到一点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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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深了，外面的警报声终于停歇。

　　我躺在那张硬邦邦的铁架床上，看着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微弱灯光。没开灯，屋里黑得像个深井。那本地图书就放在枕头旁边。如果那张照片里的侧影真是他，那他一定在承受着我无法想象的痛苦。我把头埋进枕头里，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疼得钻心的细节，而是把心思全都挪到明天的工作安排上。

　　明天，是我作为“战地记者姚瑶”在C国正式开始采访的第一天。我合上眼，却迟迟没有睡着。直到后半夜，楼下发电机的声音停了，整栋楼彻底安静下来，我才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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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清晨，五点半。

　　当第一缕灰白的光刺破地平线，我和周劲已经穿好防弹衣。C国的早晨并不温柔，空气里带着灰和热，太阳还没完全升起来，街上已经有人在排长队领水。北区难民营的泥地里全是黏稠的湿气。

　　难民营里全是人。

　　蓝色塑料布、铁皮棚、泥地、排队的水桶、孩子的哭声、女人身上的奶味和汗味，还有尸体处理区那股若有若无的消毒水味，混在一起，让人刚走进去就觉得呼吸发闷。

　　联合国物资车还没到，已经有人因为插队和配额打了起来。周劲扛起摄像机，准备拍摄物资领取队伍。我先找到营地的工作人员，核实当天的物资发放安排。工作人员是一名当地年轻人，英语说得很快，手里拿着一份皱巴巴的登记表。他告诉我，营地登记人数已经超过三千，但最近几天仍然不断有人从北部地区逃过来。

　　“每天都有新的人？”我问。
　　“几乎每天。”
　　“那物资配额怎么调整？”
　　他摊开手，表示自己也没有办法。我低头看了一眼登记表，发现上面的日期已经是三天前。“今天的新增人数还没统计进去？”
　　“来不及。”他苦笑，“我们连昨天到底来了多少人都不知道。”

　　我没有急着追问，而是先记下他的名字、职务和登记表的日期。战争中的数字往往变化得太快，单凭一张表格，根本不能说明全部情况。周劲拍完队伍，走过来问我有什么发现。“登记人数和实际领取物资的人数可能对不上。”我说，“先别急着下结论，我想再核实一下。”他点点头，把摄像机转向了另一侧。

　　我穿过人群，去采访一个抱着婴儿的年轻女人，孩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我问她从哪儿来，她说家没了；我问她丈夫呢，她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不知道。翻译把她的话转述给我时，我注意到她一直低头看着怀里的孩子。孩子看起来不到一岁，额头上有汗，嘴唇却干得起皮。女人不时用手背碰一碰他的脸，神情焦急。

　　“孩子生病了吗？”我问。
　　女人点头，说已经发烧两天了。
　　“看过医生吗？”
　　她摇头。营地里的医疗点每天都排着长队，她去过一次，没轮到。第二天又去，医生已经走了。

　　我让翻译帮忙问清医疗点的位置，又请营地工作人员确认当天有没有医护人员值班。得到肯定答复后，我把具体地点告诉了她。周劲在旁边等着，没有催促，等女人抱着孩子离开，我才重新打开采访本，把刚才的情况记下来。
　　“怎么不继续问她丈夫的事？”周劲问。
　　“她现在最着急的不是丈夫。”

　　我抬头看向远处的医疗帐篷。“我们要报道的是营地目前的救助情况。她丈夫失踪的原因还没核实，不能只凭一句‘不知道’，就替她编出一个故事。”周劲没说话，低头看了看刚拍下的画面。我又采访了几名排队领取物资的人，发现他们对配额的说法并不一致。有的人说每户按人数发放，有的人却说只要登记在册就能领取固定份额。我把这些说法分别记录下来，准备回去向负责物资发放的机构核实。

　　临走前，我还注意到登记表上有一栏儿童人数，数字被反复涂改过。“这个数字怎么改了几次？”我问工作人员。“有些孩子跟家人走散了，后来又被其他亲属领走，还有一些转去别的安置点。”这个解释并非没有道理，但我想继续核实，为什么儿童的数字相差这么大，事实究竟是什么，还需要更多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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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我们蹲在采访车旁嚼着压缩饼干。那硬度磨得牙龈生疼，我咽下一口热水，喉咙里那股铁锈味儿终于被压了下去。想起昨晚在地库里吃的那块饼干，我忍不住皱了皱眉。来C国才一天多，这东西倒是吃了两回。

　　“下午那家被炸的学校，如果没把握，你就在车里别动。”周劲盯着远处的烟尘，语气冷硬，“那是交战区边缘，流弹不长眼。”

　　我没接话，在采访本上飞快地画着图示。那是我根据早上的行车路线画出的一张简图。学校的位置、附近的主要道路，以及周劲刚才提到的临时医疗站，都被我标在上面。有一处岔路我记不太清，便把图递给周劲，请他帮我确认。
　　“你自己画的？”他问。
　　“嗯。怕万一跟你走散了，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周劲看了两眼，用笔在一条路旁画了个叉。“这儿走不了，前两天刚封。还有，你标的这个桥，车过不去。”我接过笔，把两处重新改好，“你倒是挺有耐心。”他随口说了一句。我笑了笑，没解释。

　　“下午如果不能进学校，我们就在外围拍。”我收起本子，“现场画面不够，可以再找附近的居民采访。总不能为了拍一段口播，把人搭进去。”周劲正在检查相机，闻言抬头看了我一眼，“你能这么想就行。”他把备用电池装进包里，又检查了一遍我们的防弹衣和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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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被炸毁的学校现场比我想象中更惨烈。

　　断壁残垣，破碎的课桌，空气里飘散着焦木和未散尽的硝烟。风从空荡荡的窗框里灌进来，撩动着那些沾染了灰尘的练习册。

　　教室里还留着半块黑板，上面的字已经看不清了。靠墙的位置倒着几张课桌，一只沾满灰尘的儿童水壶压在碎砖下面，露出半截蓝色的背带。我没有急着出镜，而是先和周劲绕着允许进入的区域拍了一圈。学校什么时候遭到袭击，当时有没有学生在场，伤亡数字是否经过核实，这些都需要确认。附近居民的说法不尽相同，我们暂时只能记录能够证实的部分。

　　我站在镜头前，对着那残垣断壁做口播。炮火在几百米外炸开，地面跟着猛地一震，碎砖哗啦啦往下落。话说到一半，猛地停住。那声音比上午在难民营听到的炮响近得多，震得我耳朵里嗡嗡作响。

　　“姚瑶，撤！”

　　周劲已经关掉摄像机，伸手拽住我的胳膊。我回头看了一眼那间教室，刚想把最后两句话说完，又听见一阵碎砖滚落的声音。周劲没给我犹豫的机会，拉着我退到事先确认过的掩蔽位置。我蹲下来，背靠着墙，心跳得很快。直到这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手指一直在发抖。

　　周劲侧耳听了一会儿，低声说：“先别动。”我点点头，努力让呼吸慢下来。过了好一阵，远处没有再传来爆炸声。周劲通过通信设备确认附近的安全情况，随后示意我跟他离开。回到采访车旁，我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刚才拍摄的素材。画面最后几秒，镜头随着爆炸声轻轻晃了一下，接着便是周劲喊我撤离的声音。

　　“这段能用。”我说。“你还惦记着报道？”周劲瞥了我一眼。“当然。”我把耳机摘下来，“但现场口播不用补了。回去核实完资料，用这些画面做报道就够了。”周劲看着我，忽然笑了一下。“行，至少没白带你出来。”这大概已经算是他难得的一句夸奖。

　　那天晚上，胳膊被玻璃划开了一道口子，伤口不深，清洗消毒后，我贴上敷料，便坐到电脑前整理当天的素材。学校遭袭的具体时间和伤亡情况，还需要向当地医疗机构及救援人员交叉核实。难民营的物资登记问题，我也单独列了一份待核实清单。周劲把拍摄素材拷给我，坐在旁边一边整理设备，一边偶尔回答我关于当地情况的问题。我们忙到深夜，终于把第一条报道的文字稿和视频素材整理完毕。

　　发出稿件后，我在电脑前坐了很久。

　　白天那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倒在教室里的课桌，还有炮声响起时周劲拽住我的那只手，不时在脑海里闪过。我曾经经历过泥石流，也采访过失去亲人的灾民。可到了这里才发现，战争和自然灾害终究不一样。泥石流过后，人们知道灾难已经发生，接下来要做的是救援和重建。而在C国，没有人知道下一次炮击什么时候会来，也不知道今天刚刚搭起来的帐篷，明天还能不能留在原地。

　　我忽然明白，自己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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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周劲几乎每天都在外面跑。

　　有时候去难民营，有时候跟着获准采访的人道主义物资车队，也去过几处临时医疗站。遇上安全形势突然变化，原定的采访只能取消，改在记者站里核实资料、整理素材。我渐渐熟悉了周劲的工作习惯。他拍摄之前总要先观察周围的道路和人员动向，采访结束后第一件事不是检查画面，而是确认我们能不能按原路返回。

　　我也开始学着提前做准备。

　　每天晚上，除了整理采访资料，我都会拿出自己的地图本，把当天经过的地方重新画一遍。程飞留下的那本地图书一直放在枕头边，成了我每天睡前必翻的书。有时候读到他写下的批注，我会停下来琢磨很久。原来一条看似笔直的道路，可能因为河水上涨而中断；一处不起眼的高地，也可能决定整片区域的通行条件。

　　我把这些知识一点点用到自己的采访准备里。

　　起初画得很慢，后来渐渐能够凭记忆标出主要路口和地标。周劲偶尔会拿我的图看两眼，指出哪里画错了，哪里漏了。我也不再只关注新闻事件本身，而是学着从采访中发现值得继续追踪的问题。

　　难民营的物资为什么迟迟不能送达？临时医疗点最缺什么？那些在冲突中与家人失散的孩子，后来去了哪里？有些问题暂时找不到答案，我便把采访对象、日期和已经核实的信息分别记下来，等下一次有机会再查。在战地，线索并不总能立刻变成新闻。更多时候，它只是采访本上一行不起眼的字，等着后来某一天，与另一条信息对上。

　　不知不觉，半个月过去了。

　　我和周劲已经磨合出了一点默契。他知道我采访前喜欢把资料查清楚，我也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突然抬手，示意我不要再往前走。有一次采访结束，他把第二天的行程表递给我，问：“你觉得先去哪儿？”我接过来看了看，提出调整两个采访点的顺序。他听完，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只拿过笔，在行程表上改了两处。

　　第二天，我们便照着调整后的路线出发。我想，这大概说明，他终于开始把我当成一个能够商量工作的搭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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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样的日子里，慢慢学会了一件事：战地不是一条新闻，它是一种生活。

　　没有安稳的饭，没有整觉，没有“等一等再做”的余地。所有事情都只能趁还活着、趁信号还在、趁炮火还没落下来时，赶紧做。
　　可即便这样，我还是在工作之外，做另一件更私人的事。
　　找人。

　　每去一个新点位，我都先问一句，这附近有没有中国维和部队驻点。每碰见一辆带联合国标志的白车，都会下意识看驾驶位和后排。每次听见直升机的声音，我都本能地抬头，心口先跳起来，再逼着自己冷静下去。有时候，直升机从很远的地方飞过，只能看见天空中一个小小的黑点。我会一直望着它，直到声音消失，才重新低下头。

　　我知道，自己这样寻找一个人，和大海捞针也没什么区别。可只要还没有确切的消息，我就不会放弃。采访回来的夜里，只要有网络，我就会把当天的工作资料备份完，然后打开那个只有我和程飞知道密码的邮箱，看看有没有新的动静。

　　多年前，我和程飞约定，注册一个网易邮箱。我的手机号码就是用户名，我们俩的生日中间加上我的英文名就是密码。当我们失联的时候，我就会启动这个邮箱。那个只有我们两人知道的邮箱，此时静静地躺在我的收藏夹里。

　　第一次打开邮箱，是我来到C国的第三个晚上。网络断断续续，登录页面转了很久才终于打开，我点进草稿箱，里面空空的。我想起当年我们约好的那个办法。如果有一天失去联系，又不能直接打电话，就在这个邮箱的草稿箱里留下一个数字。
　　“1”。
　　代表我还活着。

　　只要另一个人登录邮箱，看见这个数字，就知道对方平安。我新建了一封邮件，在正文里敲下一个“1”。我保存了草稿，退出邮箱，那个“1”就这样留在了草稿箱里。往后的每个晚上，只要网络允许，我都会登录看一眼。草稿还在，没有新的内容。我不知道程飞能不能看见，也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这个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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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有意识地往更危险的地方靠。

　　准确地说，是在安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争取更多前往人道主义救援现场采访的机会。这些地方往往有维和人员参与，也更容易接触到医疗转运、物资护送和平民撤离等任务的信息。如果程飞真的在C国，我或许能从中找到一点线索。当然，我也明白，这些地方之所以需要维和部队，恰恰是因为危险。

　　老秦隔着半个地球给我打电话，骂我不要命，说台里派我来是采访，不是来送人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找谁。”他在电话里说，“找人归找人，采访归采访。你要是为了私事擅自往危险的地方跑，我第一个把你调回来。”
　　“知道了，秦主任。”
　　“别光嘴上答应。”
　　“我真知道。”

　　我一边听，一边对着窗外整理第二天的采访路线，等他训完了，才把刚刚核实过的行程告诉他。老秦听完，沉默了几秒，语气总算缓和了一些。“姚瑶，我知道你为什么去。但你得记住，你首先是个记者。”
　　“我记着呢。”

　　挂断电话后，我重新核对了一遍第二天的采访安排。周劲刚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一份临时调整的行程表。“明天去城北的平民撤离点。”他把纸放到桌上，“联合国那边刚批下来的采访名额，只有半天。”

　　我接过来，扫了一眼。撤离时间、采访区域、随行人员，还有负责现场协调的几支维和分队。看到最后一行时，我的目光忽然停住了——中方维和人员参与现场协调。

　　“明天有中国维和部队？”我问。

　　“应该有。”周劲正在收拾相机，头也没抬，“怎么了？”
　　“没什么。”我低下头，把那张行程表重新看了一遍。上面没有人员名单，更没有我想找的那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