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沈望舒 我叫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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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沈望舒。
这个名字不是养父母起的。是我亲生父母起的——他们在我的记忆里只剩下两个模糊的轮廓，像被水泡过的照片，看不清五官，只记得有一双手，很暖，把我举过头顶，说：“望舒，望舒，月亮的意思。”
后来那双手不见了。
我被送进了一扇门，门后面站着两个人，笑着，弯下腰，对我说：“以后我们就是你的爸爸妈妈。”
我那时候太小了，不知道笑可以不是真的。
不知道“爸爸妈妈”四个字，有时候是一张标签，贴在一个人身上，不代表任何东西。
他们发现我的绝对音感那天，是我十一岁的生日。
不，不是我生日。是他们给我定的“生日”——我亲生父母没有留下具体的日期，所以他们随便选了一天。十一月十七号，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一个数字。
那天他们在客厅里看电视，我在房间里练琴。电视里在放一个什么综艺节目，有人唱了一首歌，跑调跑得很厉害。我在房间里喊了一声：“那个音不对，应该是降E。”
客厅安静了三秒。
然后门被推开了。
养母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瓜子，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光。不是温柔，不是惊喜，是一种——算盘珠子拨动的声音。
“你再说一遍？”她说。
我重复了一遍。
她转身走了，去找养父。他们在阳台上说了很久的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听到了几个词：“绝对音感”、“比赛”、“投资”。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些词会变成我的命运。
我只记得那天晚上，饭桌上多了一盘红烧肉。我已经很久没吃过红烧肉了——他们平时吃的很简单，对我的饮食也很“控制”，说太胖了上台不好看。
那盘红烧肉我吃得很小心，一块一块地嚼，想让它慢一点消失。
我不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用“女儿”的身份吃那盘肉。
从那以后，我是“沈望舒”。
三个字，一个名字，一个标签，一个——产品。
他们的计划很周密。
先请老师，从市里的到省里的到国家级的，一步一步往上换。每换一个老师，我的身价就涨一次。他们在饭桌上算过——我记不太清具体数字了，但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养父说的：“等她拿到全国冠军，一年至少能进账这个数。”他伸出五根手指。
五万？五十万？五百万？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五根手指在我面前晃了很久，像五根钉子。
训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质的？
我说不上来。好像是一点一点发生的——练琴的时间从每天两小时变成四小时，从四小时变成六小时，从六小时变成除了吃饭睡觉都在练。周末没有了，假期没有了，朋友没有了。
我最后一次和同龄人一起玩，是在十二岁的夏天。学校组织春游，我报名了，交了钱，准备好了零食。出发前一天晚上，养母走进我的房间，把我的零食袋拿走，说：“明天加练，比赛还有三周。”
第二天早上，我坐在琴房里，听到窗外有车发动的声音，同学们在唱歌，声音很大，很吵，很好听。
我低下头，看着琴谱上的音符。
那些音符我全都认识，它们整整齐齐地排在五线谱上，像一列一列的火车，开往我不知道的地方。
我开始拉琴。
第一个音出来的时候，我的手在抖。
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我想去春游。
那是我最后一次因为“想去哪里”而手抖。
第一次被打，是因为比赛拿了第二名。
那是一个省级的比赛，我拉的是帕格尼尼的《第24首随想曲》。那首曲子很难，我在台上拉的时候，有一个跳弓没有处理好，声音发虚。评委打了9.45分，第一名是9.47分。差了0.02。
回家的路上，车里很安静。养父开车，养母坐在副驾驶，我坐在后排。没有人说话，但我知道要出事了。
进门之后，养母让我跪下。
我跪了。
她问我：“你知道你错在哪里吗？”
我说：“跳弓没处理好。”
她说：“不对。你错在——让别人超过了你。”
然后她打了我。
用的是一根晾衣架，铁的。打在背上，一下一下，声音很脆，像节拍器。我数了，一共十七下。
养父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没有抬头。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疼是有声音的。不是我的哭声，我没有哭。是晾衣架划过空气的声音，是落在我背上的声音，是房间里电视的声音——那个综艺节目，有人在笑。
后来我学会了一件事：要赢。不是因为我好胜，是因为我知道，如果不赢，晾衣架会落在同一个地方，一下，又一下，直到我记住。
我记住了。
之后的所有比赛，我都是第一。
不是因为我拉得最好，是因为我输不起。
那三年里，我拿了十七个冠军。
十七次站在舞台中央，十七次鞠躬，十七次掌声。每一次，养父养母都坐在第一排，鼓掌，微笑，和旁边的家长聊天——“我们家望舒啊，从小就喜欢小提琴，我们也没怎么逼她，都是她自己要练的。”
台下的人说：“真是天才。”
台上的人想：我不是天才，我只是一个害怕回家的人。
每一次颁奖结束后，回到后台，我会找一个没人的角落，坐下来，把脸埋进手心里。不是哭，是确认自己还在呼吸。因为我站在台上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把琴——有人在我的身上拉弦，声音很好听，但那不是我的声音。
我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我从来没有被允许发出自己的声音。
那首被没收的曲子，是我自己写的。
名字叫《废墟》。
写它的时候，我十五岁，刚拿完第七个冠军。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躺在床上，听到窗外的风声。风很大，把树枝刮得啪啪响，敲在窗户上，像有人在外面敲门。
我想，如果那个人真的进来了，我会不会求他带我走？
然后我坐起来，在黑暗中，用手指在床单上画了五条线。一个八度，十二个半音，我在那个看不见的键盘上，一个音一个音地按。
我想写一首关于逃跑的曲子。
不是那种很激烈的、很愤怒的逃跑，而是一种很安静的、很小心的、怕被人发现的逃跑。像一个人半夜起来，摸着黑，一步一步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深吸一口气——
然后发现自己没有钥匙。
《废墟》就是那样一首曲子。开头很轻，像一个人在夜里走路，中间有一段很乱，像心跳，像犹豫，像回头看了一眼。最后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天亮。
我从来没有把它拉给任何人听过。
因为我怕有人听到之后，会问我：“你想逃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想走。
养母发现那首曲子的时候，离全国决赛还有一周。
她来琴房给我送水，看到了谱架上那本不是比赛曲目的谱子。她翻了第一页，没有说话。翻了第二页，把水杯放在桌上。翻了第三页，把谱子拿起来，撕了。
一张一张地撕，声音很大，像纸在尖叫。
“你在浪费时间。”她说，“决赛还有一周，你还有心思写这种东西？”
那天晚上，地下室的门第一次被锁上。
地下室很黑，没有窗户，没有光。空气里有潮湿的味道，和一种很久没人进去过的、死掉的气味。我坐在地上，背靠着墙，墙很凉，凉意从脊椎骨一点一点地往上爬。
我数了数自己的心跳。
一分钟七十二下。
和Adagietto的速度一样。
我想起马勒的《第五交响曲》第四乐章，那个慢板，弦乐为主，竖琴点缀。那是我最喜欢的曲子，我在心里把它从头到尾拉了一遍，每一个音都在。
因为没有光，所以只能听见声音。
不，不是听见。是想见。
我“想”到了每一个音，它们在我的脑海里排列整齐，像一排一排的路灯，照亮了一条我不认识的路。
那条路很长，没有尽头，但我没有停下来。
两天后，门开了。
我走出来的时候，腿是软的，眼睛被光刺得睁不开。养母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瓶水和一块面包，说：“去练琴。”
我去了。
我把那首《废墟》忘在了地下室里。
不是真的忘了，是不敢记起。
比赛那天，我站在台上，聚光灯打在我脸上，白茫茫一片。我看着台下的评委、观众、还有第一排的养父养母。
我举起了琴弓。
第一个音出来的时候，我愣了一下。
声音不对。
不是音准不对，是我听到的声音和我知道的声音不一样。它像是隔了一层什么东西，模模糊糊的，像有人在我的耳朵上蒙了一块布。
我没有停下来。
因为我的手指知道该怎么做。一指按在A弦上，二指按在E弦上，换弓，揉弦，换把，跳弓——所有的动作都像刻在骨头里一样，不需要思考，不需要听，只需要做。
我拉完了。
掌声响了很久。
我鞠躬，抬起头，看到养父养母在鼓掌。
然后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手指在发抖，但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我刚才拉了一个小时，而我几乎没有听到任何东西。
我是靠记忆拉完的。
靠肌肉，靠骨头，靠那些被打了无数遍、刻进身体里的动作。
耳朵是什么？
从那以后，耳朵就不重要了。
两年了。
两年里，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因为一旦有人知道首席的耳朵坏了，我就不能再坐在这个位置上了。不能坐在这个位置上，我就没有钱了。没有钱，我就离不开那个家。
所以我在所有人面前假装正常。
盲听测试的时候，我靠记忆蒙混过关。排练的时候，我靠看指挥的手势和乐谱上的记号。演出的时候，我靠肌肉记忆和——和一种很奇怪的、我说不清楚的东西。
阮声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她看出来了。
不是因为我说了什么，是因为她给我的谱子上，画满了那些波浪线。
呼吸标记。
她画那些东西的时候，不知道我的耳朵坏了。她只是觉得我需要。
后来她知道了，也没有问我，没有戳穿我，没有用那种同情的、小心翼翼的语气对我说“你还好吗”。
她只是换了另一种方式帮我。
凌晨的消息、刚泡好的茶、谱子上那些只有我能看懂的暗号——她不问我听不听得见，她只问我看不看得见。
她让我觉得，失去绝对音感这件事，不是我的错。
她让我觉得，我不需要完美，也值得被看见。
今天是市赛前的第七天。
排练结束后，阮声坐在我旁边，听我说完了所有的事。
我没有哭。
但她哭了。
她哭的时候很好看，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没有声音，就是一直流。我看着她，觉得自己心里那个被冻了很久的东西，开始有了一点点温度。
不是融化。
是裂开了一道缝。
很小，很细，像那根断掉的E弦。
但裂缝就是裂缝。
光可以从那里照进来。
声音也是。
我拿起琴，拉了一个音。
A弦，标准音，440赫兹。
我不知道我听到的是不是对的。
但这一次，我不怕了。
因为我突然发现——
我害怕的从来不是听不见。
而是听见之后，没有人相信。
现在有人信了。
那个人的名字叫阮声。
我想告诉她一件事，但不是现在。
等市赛结束吧。
等我们赢了。
等我把那首《废墟》重新写出来，拉给她听。
然后我会告诉她——
在所有的声音里，我最想听见的，是你的。
作者有话说
第7章 沈望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