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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六章:朝堂之争 绍兴二十二 ...

  •   绍兴二十二年春,赵允明奉调入京,任都水监丞。

      从明州到临安,水路三百里,坐官船走了四天。船过钱塘江口时,正是清晨,薄雾如纱,笼罩着江面。远处,临安的城墙、楼阁、塔影,在晨光中若隐若现。与十年前初入临安时那个背着青布包袱的农家子不同,此刻的赵允明站在船头,穿着从六品的青罗官袍,腰悬银鱼袋,面容被岁月和风霜刻出了棱角。

      但他心中的忐忑,却不减当年。

      都水监丞,官居从六品,掌天下河渠、渡口、舟桥、漕运之事。看似位高权重,实则是个烫手山芋——管的是最花钱的工程,盯的是最复杂的利益,出的是最难收拾的纰漏。前几任监丞,有的因工程贪腐被贬,有的因水患追责下狱,能全身而退的寥寥无几。

      船在盐桥码头靠岸。前来接引的是都水监的一个主事,姓钱,四十多岁,圆脸微胖,说话时总是笑眯眯的。

      “赵监丞一路辛苦,”钱主事拱手,“监里已备好公廨,就在监署西院,是个清净所在。”

      赵允明回礼:“有劳钱主事。”

      去都水监署的路上,钱主事絮絮叨叨地介绍情况:监里现有监丞两位,赵允明是新任,另一位姓郑,是老资历;监正姓秦,是当朝宰相秦桧的远房侄子;底下还有主事、录事、令史等吏员三十余人。

      “秦监正今日在相府议事,晚些时候才能回监。”钱主事压低声音,“郑监丞告病在家,已半月未至。监里大小事务,暂由几位主事打理。”

      赵允明听出话里的意思——都水监内部,关系微妙。

      监署在皇城西南角,是前朝留下的老建筑,三进院落,青砖灰瓦,门前立着两只石兽,已被风雨侵蚀得面目模糊。西院的公廨倒是宽敞,一明两暗三间房,窗前有棵老槐树,枝叶正发新芽。

      钱主事送来一摞卷宗:“这是监里近年来的文书、图册,赵监丞可先熟悉熟悉。若有何需要,只管吩咐。”

      赵允明道了谢,等钱主事离开,才在案前坐下。他先没看卷宗,而是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春风带着花香和隐约的市声涌进来,远处能看见皇城的角楼飞檐。

      十年了。

      从太学外舍生到都水监丞,这条路他走了十年。中间有木兰陂的挫折,有它山堰的成功,有明州堤堰司的冷板凳,也有赵士程的赏识提携。如今站在这都水监的公廨里,他才真正触摸到“天下水利”这四个字的重量。

      但他也知道,这个位置来之不易。赵士程在举荐信中说:“允明通水利,晓实务,更难得的是有担当、敢任事。然都水监乃是非之地,愿君慎之。”

      慎之。怎么慎?

      赵允明收回目光,回到案前,翻开最上面一卷文书。那是工部刚转来的《东南水利疏》,要求都水监在三个月内,制定出东南各路(两浙、江南东西、福建)的水利整饬方案,重点是太湖流域的防洪与漕运保障。

      他看了几页,眉头就皱了起来。

      文书里充满了官样文章:“宜加意堤防”“当勤加疏浚”“须统筹规划”,但具体怎么做,钱从哪来,人从哪调,避而不谈。最让他心惊的是关于太湖淤塞的段落,只轻描淡写地说“湖面渐蹙,宜限垦殖”,却只字不提已经围垦的圩田该如何处置。

      他放下文书,又翻开一卷图册。这是太湖流域的详图,绘制精细,但许多标注与他在明州调查的情况不符——图上标为湖泊的地方,实地可能已是圩田;图上河道畅通的段落,实地可能已被私堰截断。

      “这图不准。”赵允明喃喃自语。

      “当然不准。”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

      赵允明抬头,见一个五十来岁的清瘦老者站在门口,穿着半旧的青色直裰,手里拄着根竹杖。老者面容憔悴,眼窝深陷,但眼神清明锐利。

      “敢问阁下是……”

      “老夫郑怀民,都水监丞,你的同僚。”老者走进来,看了看案上的图册,“这是天圣年间绘的,快一百年了。太湖的水,早就不是图上这个样子了。”

      赵允明忙起身施礼:“原来是郑监丞。下官赵允明,初来乍到,还请郑监丞多多指教。”

      郑怀民摆摆手,在对面坐下:“指教不敢当。老夫在都水监二十年,见过三任监正、七位监丞,你是第八个。前面七个,有三个被贬,两个调任,一个下狱,一个……死了。”

      他说得平淡,赵允明却听出了寒意。

      “为何?”

      “为何?”郑怀民笑了笑,笑容苦涩,“因为水太深,利益太大。一条运河,关乎漕粮百万石;一段河堤,关乎良田千万亩;一个水闸,关乎商船千帆过。这些背后,是钱,是权,是无数双眼睛盯着。你动一下,就可能动了谁家的钱袋子、谁人的乌纱帽。”

      他指着那卷《东南水利疏》:“这文书,是工部侍郎李光起草的。李侍郎是主战派,想借整饬水利之名,清查东南各路官田、圩田,为将来北伐筹备钱粮。可你知不知道,东南的圩田,三成在宗室手里,三成在地方豪强手里,两成在朝中官员的亲属手里?你动他们的田,就是动他们的命根子。”

      赵允明沉默片刻,问:“那还有两成呢?”

      “在普通百姓手里,零零散散,不成气候。”郑怀民看着他,“赵监丞,你在明州修它山堰,做得不错。但那是局部,是小修小补。现在你要做的是全国性的规划,牵一发而动全身。老夫劝你一句:多看,多听,少说,少做。”

      “可若明知弊病,却视而不见……”

      “那就装不知道!”郑怀民突然激动起来,咳嗽了几声,“老夫年轻时也像你一样,想为民请命,想革除积弊。结果呢?参劾的奏章递上去,第二天就被打回来了。第三年考核,评了我一个‘浮躁’,贬到岭南做了三年县尉。若不是……若不是后来秦相爷需要懂水利的人,我可能就老死在那里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影佝偻:“赵监丞,你还年轻,前程远大。有些事,不是光有热血就能办成的。”

      说完,他拄着竹杖,慢慢走了出去。

      赵允明坐在那里,良久未动。郑怀民的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他初入都水监的热情。但他心里那股火,并没有完全熄灭。

      他想起了周世衡。想起了老先生辞官隐居时说的话:“不是不想做,是做不了。这朝廷,这官场,容不下真心做事的人。”

      难道真的要同流合污?或者明哲保身?

      不。

      赵允明站起来,走到书柜前。柜子里堆满了历年水利工程的卷宗,他一本本翻出来,从太祖朝的漕渠疏浚,到真宗朝的黄河改道,到神宗朝的汴渠整治。他看得仔细,尤其是那些失败的案例——为什么工程半途而废?为什么方案被否决?为什么主持的官员被贬谪?

      越看,心里越清晰。

      治水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一个好的水利方案,不仅要技术上可行,还要政治上可操作,经济上可承受,社会上可接受。

      那么,什么样的方案,才能在当下的朝堂环境中推行?

      赵允明铺开一张巨大的白纸,开始起草自己的《东南水利疏》。他决定分三步走:

      第一步,全面勘查。用半年时间,派员实地测量太湖流域及东南主要水系,绘制最新的详图,摸清圩田、私堰、淤塞的真实情况。

      第二步,分类处置。对圩田,按形成时间、合法性、对水系的影响程度,分为“当撤”“当限”“当留”三类。新围的、非法的、严重阻碍行洪的,必须拆除;年代较久、影响不大的,限制扩大;合法合规、影响轻微的,允许保留。

      第三步,分步实施。先易后难,先小后大。从清理小型私堰、疏浚支流河道开始,积累经验,树立威信,再逐步推进到大型圩田的整治。

      他写得很慢,每一条都要反复斟酌。写到“当撤圩田的补偿办法”时,他停住了笔。这是最棘手的问题——强行拆除,必遭激烈反抗;给予补偿,钱从哪来?

      他思考良久,写下一行字:“以圩田所出,补圩田之失。设‘水利基金’,从保留圩田的租赋中抽取一成,用于补偿拆除圩田的损失及后续水利建设。”

      这等于让既得利益者出钱,补偿受损者。理论上可行,但实际操作中,那些大户愿意掏钱吗?

      赵允明没有答案。他只能把方案做得尽量周全,尽量平衡各方利益。

      他花了七天时间,完成了初稿。三万六千字,配了十二幅详图,从宏观规划到具体措施,从经费筹措到人员组织,从时间表到风险应对,一应俱全。

      写完后,他没有立即上报,而是誊抄了一份,托人送给赵士程,请他指点。又写了一封长信给周世衡,附上方案要点,请老先生斧正。

      然后,他开始了在都水监的日常工作。

      都水监的日常,远比赵允明想象的复杂。

      每天,各地报来的文书堆满案头:某处河堤裂缝请求拨款修缮,某处漕渠淤塞请求疏浚,某处渡口损坏请求重建,某处水闸需要更换。每一件都要核实情况、评估轻重、拟定意见、转呈工部。

      更麻烦的是人事。监里三十多个吏员,分属不同派系:有秦监正的心腹,有郑监丞的旧部,有工部某侍郎的关系,还有说不清来路的。他们表面上恭敬,实则各怀心思,办事推诿、拖拉是常事。

      赵允明到任第十天,就遇到一件棘手事。

      两浙转运司报来急件:湖州乌程县一段运河堤坝出现管涌,情况危急,请求立即拨银五百两抢修。按程序,都水监核实后转工部,工部批准后转户部拨款,最快也要十天。但管涌不等人,三五天就可能溃堤。

      赵允明找来负责此事的主事询问。主事姓孙,是秦监正的亲信,慢条斯理地说:“赵监丞,此事下官已核实,情况确实紧急。但规矩就是规矩,没有工部的批文,咱们不能越级拨款。”

      “若等批文下来,堤垮了怎么办?”

      “那也是按程序办事,怪不到咱们头上。”孙主事笑了笑,“赵监丞新来,可能不知。咱们都水监,最要紧的是‘按章办事’。出了事,只要程序没错,最多是个失察之责;可若是擅自做主,哪怕事办成了,也可能被追究‘专擅’之罪。”

      赵允明盯着他:“那乌程县数万百姓的性命田产,就不管了?”

      “下官可没这么说。”孙主事收起笑容,“赵监丞若想管,也不是没有办法。按惯例,遇到紧急情况,监正有权动用‘应急款项’,上限三百两。但秦监正这几日在相府,不好打扰。赵监丞您虽是新任,若能找到两位主事联署,也可暂支一百两,先应应急。”

      话说得客气,实则刁难。要两个主事联署,就意味着要有人愿意担责任。孙主事显然不会,其他主事更不会为一个新来的监丞冒险。

      赵允明不再多说,回到公廨,取出自己的俸银——他刚领了第一个月的俸禄,四十五两。又找出几件值钱的衣物、佩饰,准备去当铺。

      钱主事正好进来,见状一愣:“赵监丞这是……”

      “乌程县的堤,等不了了。”赵允明说,“我先垫上,派人送去。等工部批文下来,再补给我就是。”

      “这……这不合适吧?哪有官员自己掏钱办公事的?”

      “事急从权。”赵允明已经收拾好东西,“钱主事,劳烦你派个可靠的人,快马加鞭送去乌程县。务必交代:管涌处要用麻袋装沙石,从外围向中心层层填压;同时在下游开挖导流渠,减轻堤坝压力。”

      钱主事看着他,欲言又止,最后还是点头:“下官这就去办。”

      赵允明去了当铺,当了衣物佩饰,凑了一百二十两。加上俸银,共一百六十五两,虽不够五百两,但应急应该可以了。他让钱主事再添三十五两,凑足二百两送去。

      三日后,乌程县回文:管涌已控制,堤坝转危为安。知县特来函致谢,说若非都水监及时援手,后果不堪设想。

      这事很快在监里传开。有人说赵允明傻,自己掏钱办公事;有人说他收买人心;也有人说他不懂规矩,迟早要吃大亏。秦监正从相府回来后,特意召见了赵允明。

      秦监正四十多岁,白白胖胖,说话慢声细语,但眼神锐利。他先夸了赵允明一通:“赵监丞急公好义,实属难得。不过……”他话锋一转,“咱们都水监有都水监的规矩。这次事急从权,也就罢了。但往后,还是按章办事为好。否则人人效仿,岂不乱套?”

      “下官明白。”赵允明应道,心里却想:若是按章办事,乌程县的堤已经垮了。

      秦监正似乎看穿他的心思,笑了笑:“赵监丞新来,可能还不适应。这朝廷上下,规矩大过天。咱们做臣子的,守规矩就是尽忠。至于其他……自有天命。”

      这话里的意味,让赵允明心中一凛。

      从秦监正那里出来,他去了郑怀民的公廨。郑监丞还在告病,但今日居然来了。他坐在窗前看书,见赵允明进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乌程县的事,我听说了。”郑怀民放下书,“你做得对,但不聪明。”

      “难道眼睁睁看着堤垮?”

      “堤垮了,是乌程知县的责任;你擅自拨款,是你的责任。”郑怀民看着他,“你觉得,朝廷会追究一个知县的失职,还是一个都水监丞的专擅?”

      赵允明无言以对。

      “不过,”郑怀民忽然笑了,“你这性子,倒是让我想起一个人。”

      “谁?”

      “周世衡。”郑怀民目光悠远,“二十年前,黄河孙家渡决口,工部议了三天还没决定怎么堵。周世衡当时是都水监丞,等不及了,自己跑到决口处,召集民夫,砍了岸边的柳树打桩。等工部的命令下来,桩已经打了一半。后来决口堵住了,他却因‘擅自动用民力、砍伐官柳’被罚俸一年。”

      赵允明第一次听到这段往事,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原来恩师年轻时,也曾如此“不守规矩”。

      “那他后悔吗?”

      “后悔?”郑怀民摇头,“他说:堤保住了,几万人得救了,罚一年俸禄算什么?后来他辞官,也不是因为后悔,是因为看透了——这个朝廷,这个官场,容不下他这样的人。”

      公廨里安静下来。窗外传来吏员走动的脚步声,远处隐约有车马声。

      “赵监丞,”郑怀民缓缓说,“你的《东南水利疏》,我看了。”

      赵允明一怔:“您怎么……”

      “钱主事誊抄了一份给我。”郑怀民从抽屉里取出厚厚一叠稿纸,“写得很好,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尤其是‘水利基金’的想法,很巧妙,既解决了钱的问题,又平衡了各方利益。”

      “那您觉得……可行吗?”

      郑怀民沉默良久,才说:“技术上可行,政治上……难。”

      他站起身,走到书架前,取下一卷泛黄的奏章副本:“这是周世衡当年写的《黄河治理疏》,比你的更周全,更精妙。他提出‘分流束水,以水攻沙’,在黄河下游开挖三条分洪道,轮流使用,让河道有喘息之机,逐渐刷深。若能实施,可保黄河五十年安澜。”

      “然后呢?”

      “然后?”郑怀民苦笑,“奏章递上去,工部议了半年,结论是‘工费浩大,扰民过甚,宜缓图之’。一缓,就是二十年。这二十年里,黄河决口十一次,每次都是小修小补,结果河床越淤越高,成了今天的‘悬河’。”

      他把那卷奏章递给赵允明:“你拿去看看。看看周世衡当年的心血,再看看今天的现实。你就会明白,有些事,不是光有好的方案就够的。”

      赵允明接过奏章,入手沉重。

      那天晚上,他在灯下仔细研读周世衡的《黄河治理疏》。越读,越是震撼。二十年前,老先生就已经看到了黄河问题的本质,并提出了一整套系统解决方案。那些思路、那些方法,至今仍不过时,甚至比他想的更超前。

      但这样高明的方案,却被束之高阁。

      为什么?

      赵允明合上奏章,走到窗前。夜色中的临安城,万家灯火。那些灯火下,是安居乐业的百姓,是醉生梦死的权贵,是勾心斗角的官员。而黄河在千里之外,年复一年地淤高,悬在数百万百姓头上,像一把随时会落下的剑。

      他知道,自己的《东南水利疏》,很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

      但他还是要做。

      不仅因为这是他的职责,更因为这是他的信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而治水人的使命,就是让水只载舟,不覆舟。

      半个月后,赵士程的回信来了。

      信很简短,但分量很重:“方案已阅,甚善。然触及利益太深,恐难推行。吾将于朝会时试探,汝可先与工部李侍郎通气。切记:谋定而后动,勿操之过急。”

      赵允明明白,这是要他在正式上奏前,先争取工部的支持。工部侍郎李光,是主战派的干将,与秦桧政见不合,但在整饬水利、清查田亩这件事上,两人有共同利益——秦桧需要政绩巩固权位,李光需要钱粮筹备北伐。

      他决定拜会李光。

      李侍郎的府邸在城东,离都水监不远。赵允明递上名帖后,在门房等了近一个时辰,才被引进去。李光在书房见他,五十多岁,面容清癯,目光炯炯,正在批阅文书。

      “赵监丞的《东南水利疏》,本官看过了。”李光开门见山,“写得不错,尤其是清查圩田、设水利基金这两条,很有见地。”

      “侍郎大人过奖。”

      “不过,”李光放下笔,“你可知道,东南圩田,牵涉多少人的利益?”

      “下官略知一二。”

      “略知?”李光笑了笑,“那我告诉你:仅太湖周边,围湖造田在百亩以上的,有三百七十六户。其中,宗室十七户,现任官员亲属八十九户,致仕官员六十四户,地方豪强二百零六户。这三百七十六户,占圩田总数的七成。你要动他们的田,就是与这三百七十六家为敌。”

      赵允明心中震动。李光的数据,比他在明州调查的还要详细,还要触目惊心。

      “那……难道就不动了?”

      “动,当然要动。”李光站起身,走到墙边一幅巨大的东南舆图前,“但不是像你这样,一上来就要‘裁撤私圩,还湖于水’。太激进,树敌太多。”

      他指着地图:“你看,这是太湖。湖周一千二百里,被围垦的约三百里,占四分之一。这其中,有五分之一是新围的、非法的;五分之二是合法但影响行洪的;五分之二是有地契、有文书、合法合规的。你要做的,是先动那五分之一的新围圩田,抓几个典型,杀鸡儆猴。等立了威,再动那五分之二的影响行洪的。至于最后那五分之二,暂时不要碰——那是底线,碰了会引发全面反弹。”

      赵允明仔细听着。李光的策略更现实,更讲究步骤。

      “还有‘水利基金’,”李光继续说,“想法很好,但不能叫‘基金’,太扎眼。可以叫‘水利捐’,名义上是自愿捐献,实际上按田亩摊派。先从那些合法合规的圩田开始,他们为了保住田,会愿意出点钱。等形成了惯例,再逐步扩大范围。”

      “那补偿标准……”

      “补偿要低。”李光斩钉截铁,“一亩圩田,收购价不能超过同等旱地的价格。要让那些围湖的人知道,这不是买卖,是整治。他们要么接受补偿,要么强行拆除,一文没有。这样,其他人才不敢效仿。”

      赵允明沉默了。李光的做法,更现实,但也更冷酷。那些围湖的百姓,可能也是迫于生计,如今却要承受损失。

      “赵监丞,”李光看出他的犹豫,“治大国如烹小鲜。有时候,为了大局,不得不牺牲小利。你若心软,就办不成事。”

      “下官……明白了。”

      从李府出来,赵允明心情复杂。李光的策略确实更可行,但与他“平衡各方利益”的初衷有出入。尤其是低补偿这一点,让他难以释怀。

      他想起周世衡笔记里的一句话:“治水如医病,用药太猛伤身,用药太轻无效。当徐徐图之,兼顾标本。”

      也许,他真的操之过急了。

      回到都水监,他重新修改方案。按照李光的建议,分阶段、抓典型、低补偿。又增加了许多细节:如何甄别圩田性质,如何确定补偿标准,如何防止执行中的舞弊。改完后,他再次送给赵士程和李光过目。

      这次,两人都表示认可。

      赵士程在回信中说:“方案已臻完善,吾将于下月朝会时提出。然朝中阻力必大,汝需有准备。”

      赵允明知道,“准备”意味着什么。

      绍兴二十二年五月十五,大朝会。

      紫宸殿上,文武百官分列两旁。赵允明作为都水监丞,本无资格上朝,但因要奏陈水利事宜,被特准列席。他站在殿柱旁,能看见御座上的皇帝——绍兴帝赵构,已年过五旬,面容清瘦,眼神疲惫。

      朝会议程进行到一半时,赵士程出列了。

      “臣有本奏。”他手持笏板,声音洪亮,“今东南水患频仍,太湖淤塞日甚,皆因围湖造田、私筑圩堰所致。长此以往,恐酿巨灾。都水监丞赵允明,历时半载,详勘东南,拟《东南水利整饬疏》,请陛下御览。”

      内侍接过奏疏,呈给皇帝。赵构粗略翻了几页,问:“赵卿以为如何?”

      “臣以为,此疏切中时弊,所提方案周详可行。”赵士程说,“请陛下敕令工部、户部、都水监会同东南各路,即行整治。”

      大殿里安静了一瞬。

      然后,工部尚书出列:“陛下,赵郡王所言甚是。东南水利,确需整饬。然此事牵涉甚广,宜从长计议。”

      “如何从长计议?”赵士程追问。

      “这个……当先派员再勘,详查利弊,拟定细则,徐徐图之。”

      “再勘?”赵士程冷笑,“都水监已勘了半年,图册、数据一应俱全。还要再勘到何时?待到太湖完全淤塞,东南尽成泽国吗?”

      工部尚书语塞。

      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老臣有话要说。”

      众人看去,是致仕的前礼部尚书、如今挂着虚衔的徐国公。他七十多岁,须发皆白,但精神矍铄,在朝中德高望重。

      “徐国公请讲。”皇帝说。

      “老臣家在湖州,太湖边上。”徐国公慢条斯理地说,“赵郡王说围湖造田导致水患,老臣不敢苟同。太湖三万六千顷,围掉一些边角,何至于影响全局?倒是这些年官府疏于治理,河道淤塞,才是水患主因。”

      赵允明心中一震。徐国公在湖州有良田千顷,其中不少是圩田。他这是在为自己辩护。

      赵士程正要反驳,另一个官员出列了:“臣附议徐国公。围湖造田,乃百姓垦殖求生,官府历来默许。若突然禁止,甚至强行拆除,恐失民心。”

      “臣也附议。”“臣以为当谨慎。”

      一时间,七八个官员站出来反对。赵允明认得他们,多是东南籍贯,或在东南有田产的。他们的理由冠冕堂皇:保民生、顺民意、循序渐进。但背后的意图,昭然若揭。

      赵士程孤立无援。几个主战派的官员想支持他,但见反对声浪太大,又缩了回去。

      龙椅上的皇帝眉头微皱。他看了看一直沉默的秦桧:“秦相以为如何?”

      秦桧出列,躬身道:“陛下,水利关乎国计民生,确需整治。然徐国公等所言也有理,围湖造田乃历年积习,牵涉百姓生计,不可骤革。臣以为,当取中庸之道:一方面,严禁新围;另一方面,对旧有圩田,甄别处置,影响行洪者逐步清退,影响不大者允许保留。”

      这话看似折中,实则偏袒——只禁新围,不动旧有,等于承认了既成事实。那些已经围了湖、占了田的大户,可以高枕无忧了。

      赵士程脸色铁青,还要争辩,皇帝却摆了摆手:“就依秦相所言。都水监可先拟个章程,如何严禁新围、如何甄别旧圩,报工部审议。”

      “陛下……”赵士程还想说什么。

      “退朝。”皇帝起身,内侍高唱。

      百官跪送。赵允明跪在人群中,看着皇帝的龙靴从眼前走过,消失在屏风后。那一刻,他感到深深的无力。

      散了朝,赵士程在殿外等他,脸色很难看。

      “你都看见了?”赵士程说,“这就是朝堂。利益交织,盘根错节。你的方案再好,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就是行不通。”

      赵允明沉默。

      “不过,也不是全无收获。”赵士程压低声音,“至少‘严禁新围’这一条,算是定下来了。你回去后,立即拟个细则,要严,要具体,让那些想继续围湖的人无空子可钻。”

      “那旧圩呢?”

      “旧圩……”赵士程叹口气,“只能慢慢来。先从那些影响行洪最严重的入手,一年清退几处,十年、二十年,总能见效。”

      十年、二十年。赵允明心中苦涩。水患不等人,太湖的淤塞每天都在加剧。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

      回到都水监,秦监正已经在等他了。

      “赵监丞今日上朝,辛苦了。”秦监正笑眯眯的,“陛下的旨意,你都听到了。‘严禁新围’这事,就交给你办。拟个细则出来,要快,但也要周全——既要堵住漏洞,又不能太过严苛,激起民变。”

      “下官明白。”

      “明白就好。”秦监正拍拍他的肩,“你还年轻,有些事急不得。慢慢来,一步一个脚印。”

      赵允明看着秦监正离去的背影,忽然想起郑怀民的话:“这朝廷,这官场,容不下真心做事的人。”

      他真的容不下吗?

      也许不是容不下,而是要把你磨圆了,磨滑了,磨得没有棱角了,才能容下。

      那天晚上,赵允明在公廨里拟写《严禁新围圩田细则》。他写得很细:如何界定“新围”,如何巡查发现,如何处罚处置。写到“处罚”部分时,他停住了笔。

      按律,私围官湖,当杖八十,田归官府。但实际操作中,往往是罚银了事,而且罚银数额远低于圩田收益。所以屡禁不止。

      他想了想,提笔写下:“私围圩田者,除杖责、田归官外,另按圩田年收益之十倍罚银。无力缴纳者,以劳役抵偿。”

      十倍罚银。这意味着围湖造田不仅无利可图,还会倾家荡产。只有如此严惩,才能起到震慑作用。

      但他知道,这一条报上去,必然又起波澜。

      果然,细则送到工部,李光看了,摇头:“太严了。十倍罚银,恐激起民变。减为三倍吧。”

      送到秦桧那里,又改:“三倍也重。就按往年惯例,罚没田产即可。”

      最后颁布的细则,变成了:“私围圩田者,田归官府,杖八十。情节严重者,加罚银。”

      什么是“情节严重”?由地方官判定。这等于给了地方官操作空间——关系好的,可以不严重;关系不好的,可以很严重。

      赵允明看着最终颁布的文书,苦笑。

      他想起了周世衡辞官前说的最后一句话。那句话他记在本子上,时常翻看:

      “水有水性,如人有性情。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治水如此,治国亦如此。然今之朝廷,逆水而行,逆民而行,终将覆亡。吾老矣,无力回天。愿后来者,勿忘初心。”

      勿忘初心。

      赵允明合上文书,走到窗前。夜色深了,临安城灯火渐熄。远处传来更夫敲梆子的声音,三更了。

      他想起木兰溪,想起它山堰,想起那些在水边劳作的人们。他们的脸,他们的期待,他们的苦难,他都记得。

      也许,他改变不了朝堂。

      但他可以继续做该做的事。在职权范围内,一点一点地修堤、疏渠、治水。能救一寸田,是一寸田;能保一个村,是一个村。

      这也许微不足道。

      但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赵允明回到案前,铺开一张新纸。他开始起草下一份文书——《黄河滑州段险工勘查与加固方案》。

      那里,还有更急迫、更危险的事等着他。

      而他的路,还要继续走下去。

      无论前方是荆棘,还是深渊。

      水在流,人在走。只要水还在流,治水的人就不能停步。

      窗外的夜空,星辰稀疏。但东方天际,已隐隐透出曙光。

      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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