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人生《三命归山》前传》祭司傳小司

2、石岭降四郎，婆恩养童心 1996年

　　一九九六年的夏天，本该是骄阳炽烈、草木疯长的时节，可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的天空，却像是被撕开了一道豁口，雨水落得没完没了，比过往的任何一年都要绵长、都要密集。淅淅沥沥的小雨从初夏一直缠到仲夏，偶尔停歇片刻，没过半日，又会化作倾盆大雨砸向大地，山间的空气被水汽填得满满当当，吸进肺里都带着黏腻的湿意，闷得人胸口发紧，连呼吸都带着几分沉重的压抑。没有风，也没有透亮的阳光，天地间只剩下一片湿漉漉的混沌，仿佛连时光都被这连绵的阴雨泡得发软，缓缓凝滞在这片穷山恶水之间。
　　都安瑶族自治县保安乡平旺村弄恨队，这座深藏在都阳山脉西段腹地的瑶族村寨，就彻底笼罩在这挥之不散的湿漉漉的雾气里。清晨的雾最浓，从山脚一直缠到山顶，把连绵的石峰、崎岖的山路、零星的村寨全都裹得严严实实，放眼望去，只能看到一片白茫茫的雾霭，连几步之外的景物都模糊不清。等到雾气稍稍散去，露出的却是这座村寨逃不开的宿命——它被这片大山与生俱来的贫瘠与闭塞，死死围困在群山褶皱里，像是被世界遗忘的一粒尘埃，在石漠化的土地上，艰难地苟存着。
　　都安，这片桂西北的土地，自古便流传着“九分石头一分土”的绝境说法，短短七个字，道尽了这片土地的极致贫瘠。这里是桂西北大石山区石漠化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千万年的地质变迁，只留下漫山遍野的石灰岩，土层被雨水冲刷殆尽，裸露的岩石如同大地裸露的筋骨，没有半点丰饶的迹象。而弄恨队，更是把这份土地的贫瘠、环境的恶劣，刻进了每一寸山野、每一块岩石、每一缕风里，成了绝境中的绝境。
　　走进弄恨队的地界，入目皆是连绵起伏的峰丛，一座座青灰色的石峰拔地而起，高低错落，犬牙交错，像是大自然用巨石堆砌而成的迷宫，没有平缓的坡地，没有开阔的原野，只有密密麻麻的峰丛与纵横交错的沟壑，把这片土地切割得支离破碎。连片的青灰色岩石毫无遮掩地裸露在山野间，层层叠叠，棱角分明，阳光照在上面，泛着冰冷而坚硬的光，看不到成片的沃土，看不到连片的良田，只有岩石与岩石之间狭窄的缝隙里，零星散落着一点点薄如蝉翼的泥土，真可谓是土少石多，寸土寸金。
　　这里的闭塞，是刻在地理脉络里的。全村没有一条能通车的路，别说是汽车、拖拉机，就连牛车都无法通行，唯一与外界相连的，只有祖辈踩出来的山间小径；没有一块能人工浇灌的田地，所有的土地都只能靠天吃饭，雨水多了会涝，雨水少了会旱，半点由不得人。连绵的大山像一道密不透风的石墙，高耸、陡峭、坚硬，将这个仅仅几十户瑶族人家的村落，牢牢困在海拔八百多米的山坳褶皱里。从弄恨队到保安乡集镇，隔着二十多里全是碎石与陡坡的崎岖山路，双脚徒步要走上整整半天；若是要去都安县城，更是远隔百余里，翻山越岭，辗转奔波，要耗费一天多的时间。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这片大山里的交通全靠双脚，出行唯有步行，无论男女老少，出门便是翻山越岭，再远的路都只能一步步丈量；通讯更是落后到极致，没有电话，没有广播，更没有网络，消息的传递全靠口耳相传，一个消息从山外传到村里，往往要经过好几个人的转述，早已变了模样。在这样的年代里，弄恨队就是被外界彻底遗忘的角落，是地图上都难以找到的微小坐标，是生存环境极度恶劣、连生存都成了奢望的绝境之地。山里的人一辈子困在山里，很少有人能走出这片连绵的石峰，山外的世界，对他们而言，只是口耳相传的模糊传说，遥远而不真切。
　　这片大山的山，是青黛色的，却绝非江南山水那般丰饶温润的青绿，没有茂密的森林，没有鲜嫩的芳草，只是岩石缝隙里勉强生出的苍劲绿意，带着与绝境抗争的倔强。连绵的石山峰峦一座座拔地而起，直插天际，山势陡峭，岩壁光滑，几乎没有可供草木生长的土壤。山上稀稀拉拉长着几株马尾松，树干纤细，枝叶稀疏，在风中微微摇晃，像是随时会被狂风折断；一丛丛野竹扎根在石缝里，竹竿细弱，竹叶枯黄，没有半点生机；还有那些耐贫瘠、抗干旱的杂木，枝干扭曲，树皮粗糙，拼尽全力才在岩石间寻得一丝生机。
　　漫山遍野都是裸露的青灰色石灰岩，石头缝狭窄得只能伸进手指，土层薄如纸片，轻轻一抠，底下便是坚硬的岩石，只有生命力极强的野草，能凭着顽强的韧劲，挤在石缝里扎根、生长。春天的时候，野草会抽出一点点嫩芽，给这片灰色的山野添上一丝浅绿，可到了秋冬，又会迅速枯黄、枯萎，只剩下干枯的草茎，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让这片大山更显萧瑟与荒凉。这里的草木，从来不是为了装点山水，只是为了活下去，在这片几乎没有生存条件的土地上，演绎着最卑微也最顽强的生命姿态。
　　这里的路，是滑的，也是险的，是用双脚和岁月硬生生踩出来的求生之路。全村没有一寸硬化路面，别说水泥地，就连平整的土路都找不到，只有村民祖祖辈辈顺着山势、踩着碎石，一步步踩出来的羊肠小道。这条路窄得只能容下一人通行，一边是笔直陡峭、寸草不生的山壁，岩石突兀，棱角锋利；另一边是深不见底、云雾缭绕的山沟，往下望去，只觉得头晕目眩，一旦失足，便是万劫不复。
　　路面上嵌满了细碎的石子和黏腻的湿泥，晴天的时候，尘土飞扬，碎石硌得脚生疼；雨天里，雨水灌满路面，泥水没过脚踝，黏糊糊的泥浆裹着鞋底，每走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力气，路滑难行，稍不留意，脚下一滑，就会摔下山崖，葬身沟底。在弄恨队，村里的老人小孩摔伤、甚至失足坠崖的事，年年都有发生，每一次意外，都是一个家庭的灭顶之灾。这条路，是村民们出行的唯一通道，是赶集、劳作、走亲访友的必经之路，也是一条充满危险与血泪的求生路，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这里的土，是金贵的，也是脆弱的，是山里人一代代用双手从石头缝里抠出来的希望。在这片石多土少的土地上，根本没有天然的耕地，仅有的一点能种庄稼的土地，都是村民们祖祖辈辈，一锤一凿、一捧一捧，从石缝里抠出零星的泥土，再用石块一点点垒起田埂，围起来的“簸箕地”“望天地”。这些田地小得可怜，大多只有巴掌大一块，大一点的也不过簸箕大小，东一块西一块，零散地挂在山坡上、石缝间，没有连片的田地，没有规整的田垄。
　　土层薄得可怜，抓一把土在手里，大半都是细碎的石子和沙砾，真正的泥土少得可怜，既保不住水，也存不住肥。一场大雨过后，薄薄的土层就会被雨水冲刷走大半，露出底下的岩石；一阵大风刮过，干燥的泥土就会随风飘散，只剩下满地碎石。田埂是用石块垒起来的，经不起雨水浸泡，也经不起风吹日晒，雨一浇就塌，风一吹就倒，耕种起来难如登天。这里的庄稼，完全是靠天吃饭，风调雨顺的年份，能收一点点粮食，勉强糊口；一旦遇上干旱、洪涝，一年的辛苦便全部付诸东流，颗粒无收。这恶劣的自然环境，就像一副沉重的枷锁，牢牢套在每一个弄恨人的身上，逃不开，挣不脱，也是我生命最初，最沉重、最无法磨灭的底色。
　　而我的降生，并非在村里那间勉强遮风挡雨的土坯房里，而是在弄恨队后山山顶上一间临时搭建的茅草棚里。那不是寻常的居所，不是遮风挡雨的家园，而是当年全村超生妇女们，为了躲避严苛的计划生育检查，在这绝境大山里，唯一能找到的藏身避难之所，是特殊时代的政策与大山恶劣的生存环境交织下，无奈又心酸的产物，是一段苦难岁月里，最卑微的避风港。
　　我叫韦云浩，就是在这样一个阴雨刚过、阳光微露的清晨，降生在这座山顶的茅草棚里，降生在这片被贫瘠与闭塞包裹的大山深处，我的第一声啼哭，没有落在温暖安稳的家中，而是飘在山顶的寒风与雾气里，成了苦难岁月里，一抹微弱的生命印记。
　　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全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为严苛的时期，全国上下一盘棋，生育指标有着严格的规定，超生便是违反政策，要面临极为严厉的处罚。即便在都安这样偏远闭塞、生存本就艰难的大石山区，计生检查的力度也丝毫没有松懈，没有因为山路难行、环境恶劣而有半分变通。乡里、村里的计生工作队，隔三差五就会进山排查，弄恨队的山路崎岖难行，车辆无法通行，他们便背着行囊，徒步翻山越岭，一步步走进这座闭塞的村寨。
　　他们挨家挨户敲门搜屋，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屋里屋外、屋后竹林、山坳草丛，全都仔细排查；甚至在村口、山路隘口蹲守，日夜盯着进出村寨的人，一旦发现超生家庭，对于本就一贫如洗、连温饱都难以保障的山里人家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政策规定的超生罚款，数额巨大，对山里人而言，是全家辛辛苦苦劳作几年都挣不来的天文数字，家里的全部家当加起来，都不够抵上零头。
　　交不起罚款，计生队就会强行拿走家里仅有的财物，家里养的唯一一头猪、一头牛，是全家的命根子，会被强行拉走抵罚；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玉米、红薯等口粮，是一家人活命的粮食，会被全部搬走；种地用的锄头、镰刀、犁耙等农具，是山里人谋生的工具，也会被尽数收走。更有甚者，有的人家因为实在交不起罚款，连土坯房的瓦片都会被一片片掀掉，土墙被硬生生扒开，好好一个家，瞬间变得残破不堪，家不成家，连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
　　超生的孕妇一旦被抓到，更是要被强行带去做引产手术，这对山里的女人来说，是身心的双重摧残。在那个医疗条件极差、山里女人常年营养不良、身体本就孱弱的年代，引产手术没有完善的医疗保障，没有专业的医护条件，不仅意味着要失去肚子里的孩子，更是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手术中的风险、术后的感染，都可能夺走她们的生命，多少山里女人，因此落下终身病根，甚至失去了性命。
　　而弄恨队的闭塞环境，在此时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让这里远离外界的喧嚣，远离山外的纷扰；另一方面，也让计生检查的管控更加严苛，没有任何变通的余地，没有人情可讲，没有退路可走，超生家庭连一丝喘息、一丝周旋的机会都没有，一旦被发现，只能任由处罚降临，毫无反抗之力。
　　山里人祖祖辈辈困在这贫瘠的大山里，一辈子靠土地吃饭，靠劳力谋生，没有读过书，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传统观念在心里根深蒂固，难以撼动。一来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在这片靠力气谋生的大山里，人们觉得只有儿子才能撑起家门、下地干重活、养老送终，女儿终究是要嫁人的，是别人家的人，没有儿子，家里就没有顶梁柱，老了就没有依靠；二来是多子多福的想法，深深刻在每一个山里人的骨子里，他们觉得，家里孩子多，将来就多一份帮手，能分担家里的重担，人多力量大，才能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活下去，才能不被别人欺负。
　　我的父亲韦吉观、母亲蒙爱平，都是土生土长的弄恨人，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没见过山外的世界，一辈子守着这片石漠化的土地，面朝石头背朝天，辛苦劳作。在我出生之前，母亲已经接连生下了大哥韦云川、二哥韦云白、三哥韦云参三个男孩，三个儿子，早已超出了当时的生育指标，属于政策不允许的范围。而我的意外到来，更是属于严重超生，一旦暴露，全家不仅会被抄家抵罚，失去仅有的口粮和家当，母亲更是会面临强行引产的危险，性命难保。
　　在这穷得叮当响、连基本的生存都成难题的大山里，这份惩罚，足以让这个本就摇摇欲坠、勉强维持生计的家庭，彻底崩塌，再也没有翻身的余地。父母没有别的选择，为了保住我，为了保全这个家，只能选择躲避，在这片大山里，寻一处隐蔽的角落，藏起来，熬过这段艰难的岁月。
　　从母亲怀上我四个月的时候起，她就再也不敢在村里露面，不敢走出家门半步，生怕被计生队的人发现，引来祸端。一开始，她还只是躲在屋后的竹林里、山坳的草丛中，这些地方相对隐蔽，平日里很少有人去。可随着计生队的巡查越来越紧，排查的范围越来越大，连屋后的竹林、偏僻的山坳都不放过，村里但凡有超生迹象的妇女，全都成了重点排查对象，待在村子周边，随时都有被抓的风险，根本没有安全可言。
　　弄恨队四面环山，地势封闭，能藏身的地方本就极少，平地稀缺，山坳低矮，稍微开阔一点的地方，都在计生队的排查范围内，无处可躲。思来想去，唯有村子后山的山顶，地势高、密林丛生，树木枝繁叶茂，荆棘层层叠叠，隐蔽性极强，又远离村落，平日里很少有人会去山顶，不易被计生队发现，是唯一能藏身的地方。
　　不知是哪个同命相连的孕妇先起的头，弄恨队里两三个和母亲一样、怀着超生孩子的妇女，相约一起往更高、更隐蔽的山顶逃，远离村落，远离排查。她们在山顶一处相对平缓、被茂密杂木和荆棘层层遮挡的山梁上，停下了脚步，靠着一双双柔弱却坚韧的手，合力搭起了一间茅草棚，没有求助家人，没有借助工具，仅凭山里女人的力气，在这绝境山顶，搭建起了属于她们的避难所。
　　搭建茅草棚的过程，充满了艰辛与不易，没有任何工具，没有像样的材料，一切都只能靠双手，靠山里现有的东西。她们从山上砍来粗细不均、长短不一的杉木，这些杉木都是生长在石缝里的，树干纤细，质地脆弱，却成了搭建棚子的唯一材料。她们凭着山里女人特有的力气，把杉木柱子歪歪斜斜地扎进山顶的石缝里，一点点固定住，再搭上几根稍粗的横梁，简单固定后，屋顶厚厚铺上一层晒干的茅草，这些茅草都是从山坡上割来、提前晒干的，是唯一能遮雨的材料；四周围上竹篾片和厚厚的茅草，用来挡风，整个棚子，连一块正经的木板都找不到，没有钉子，没有绳索，全靠穿插、捆绑固定。
　　就是这样一间简陋到极致、风一吹就摇晃、雨一淋就漏风的茅草棚，成了弄恨队超生妇女们共同的“躲生屋”，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与严苛的计生政策双重压迫下，她们唯一能藏身、唯一能保命的地方，是这片大山里，最卑微、最心酸的避风港。
　　这座茅草棚的简陋程度，远超常人的想象，也完完全全贴合了弄恨队物资极度匮乏、生存条件极差的环境。棚子的地面，就是山顶原生的泥土与碎石，凹凸不平，没有平整的地面，到处都是凸起的石头和凹陷的泥坑，雨天里，山顶的积水渗不下去，全部积在棚内，满地都是泥泞，无处下脚，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棚子的面积小得可怜，不过两三个平方，挤下两三个孕妇，连转身都难，人多的时候，只能紧紧挨着，动弹不得。地上铺着各自从家里带来的破旧稻草、旧麻袋、烂棉被，就算是床铺，这些都是家里仅有的能御寒、能隔潮的东西，再也找不出多余的物件。没有正式的门，只有一块破旧的布帘，挂在棚口，用来挡住呼啸的山风，挡不住寒气，也挡不住风雨；没有窗户，只有茅草与茅草之间的缝隙，漏进一点微弱的天光，白天的时候，棚里都昏暗不堪，看不清东西，如同黑夜一般。
　　没有灶台，没有厨具，只能在棚外挖一个小小的土坑，用三块石头支起一口从家里带来的破锅，锅身布满裂痕，锅底满是污垢，捡些山上的干柴生火，煮点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粥，这就是她们一天的全部口粮，没有菜，没有盐，只有淡淡的玉米味，勉强填饱肚子，维持基本的生存。
　　山顶的环境，远比山下的村寨更加恶劣，更加难熬，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都要承受大自然最直接的侵袭。一到夜里，山风呼啸着穿过树林，刮得屋顶的茅草哗哗作响，整间棚子都跟着摇晃，仿佛随时会被山风掀翻，散架倒塌；山里的湿气、寒气顺着茅草的缝隙往里钻，裹着人浑身发冷，即便裹着破旧的被子，也觉得寒气刺骨，整夜都睡不踏实。
　　雨天更是难熬，屋顶的茅草铺得不够严实，缝隙众多，雨水顺着缝隙往下滴，棚里到处漏雨，没有一处干爽的地方，只能蜷缩在稍微不漏雨的角落，浑身被雨水打湿，连铺在地上的被褥都是潮乎乎的，贴在身上，又冷又黏，难受至极。夏天的时候，山顶蚊虫肆虐，蚊子、飞蛾密密麻麻，围着人叮咬，还有蜈蚣、蚂蚁、山蚂蟥，顺着石缝、茅草爬进棚里，咬人、吸血，被咬得浑身是包、又痒又痛是常事，山里没有药膏，没有药品，只能忍着，任由伤口红肿、发炎，熬到自然痊愈。
　　冬天的时候，山顶的气温比山下低好几度，寒风刺骨，呵气成霜，冷得人浑身发抖。没有厚被子，没有取暖的东西，只能几个人挤在一起，相互取暖，靠着彼此的体温抵御严寒。可就是这样一个四面透风、摇摇欲坠、充满危险与不适的茅草棚，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却是这些超生母亲和未出世的孩子，唯一能避开排查、保全性命的地方，是这片贫瘠大山里，最无奈、最心酸的避风港，是绝境之中，唯一的希望。
　　母亲怀着我，在这样恶劣、艰苦、担惊受怕的环境里，一躲就是大半年，从初夏一直躲到深冬，熬过了雨季，熬过了酷暑，又迎来了寒冬。这大半年里，她每天都提心吊胆，神经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松懈。一听到山下有动静、有狗叫、有人声，就吓得浑身发抖，脸色发白，赶紧捂住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连呼吸都放得极轻，生怕被山下的计生队发现，一旦被发现，不仅她自身难保，肚子里的我也会保不住，这个家就彻底毁了。
　　长期居无定所、风餐露宿、担惊受怕，再加上弄恨队本就粮食短缺、物资匮乏，孕妇本就需要充足的营养来孕育胎儿，可母亲在山顶的茅草棚里，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更别说补充营养。家里的玉米、红薯本就不够全家六口人吃，父亲送来的口粮，都是家里省了又省、挤了又挤的，常常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粥、干硬得难以下咽的红薯干，这就是她一天的食物；渴了就喝山顶的山泉水，冰冷刺骨，没有热水，没有热茶。
　　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整日恐惧焦虑，母亲的身体迅速垮掉，原本就瘦小的身子，变得愈发孱弱。她面色蜡黄，没有一丝血色，嘴唇干裂发白，手脚浮肿得厉害，连鞋子都穿不上，只能光着脚，或是穿着破旧的草鞋；身形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原本就单薄的身子，被大肚子坠得直不起腰，走路摇摇晃晃，稍走快一点就气喘吁吁、头晕眼花，连站着都费劲，每挪动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力气。
　　父亲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分身乏术，也被这大山的环境、生活的重担牢牢困住，无能为力。家里有三个年幼的儿子要吃饭、要照看，大哥、二哥、三哥都还小，最小的三哥也才几岁，离不开人照顾；家里几亩石缝里的薄地不能荒，一旦荒了，来年就没有粮食收成，全家就会断粮，只能挨饿；还要时刻提防计生队上门排查，一旦被发现，全家都要遭殃。
　　他只能趁着天没亮、夜色还没褪去，或是深夜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避开山路隘口的蹲守人员，偷偷摸上山，给母亲送口粮。从村里到山顶的路，比平时的山路更陡、更险，荆棘丛生，碎石遍地，夜里漆黑一片，没有路灯，没有手电筒，只能摸着山壁、抓着杂草慢慢走，好几次都因为脚下打滑，差点失足摔下山崖，每一次上山，都是在与危险博弈。
　　他不敢在山上多停留，放下带来的口粮，匆匆看母亲几眼，叮嘱几句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的话，就不得不匆匆下山，生怕被人看见，连累全家，引来无妄之灾。这个沉默寡言、不善言辞的山里汉子，被大山的贫瘠、生活的重担、计生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脊梁渐渐被压弯，心里满是苦楚与无奈，却连一句诉苦的话都没法说，只能把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艰难，都默默咽进肚子里，独自承受。
　　山顶的茅草棚里，不止母亲一个人，还有另外两三个同村的超生孕妇，她们都是一样的处境，一样的无奈，同病相怜，在这恶劣的山顶环境里，相互照应、相互壮胆，抱团取暖，熬过这段艰难的岁月。谁家里送来一点吃的，就会分一口给其他人，有难同当，有食同分；谁身体不舒服、头晕乏力、孕吐难受，其他人就会帮忙照看、搭把手，递水、扶人，无微不至；听到山下有动静，有计生队的声音，大家就一起屏息凝神，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一点声音，静静等待危险过去。
　　她们都是困在这大山里的苦命女人，没读过书，没见过世面，胆子小，性格懦弱，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没有与政策对抗的资本，她们没有别的奢求，只想要把肚子里的孩子平安生下来，只想给孩子一条活路，只想保全自己的孩子，却要在这荒无人烟、环境恶劣的山顶，像逃难一样苟且藏身，颠沛流离。这是时代的无奈，是大山的悲歌，也是山里女人无法挣脱的宿命。
　　临近生产那几天，母亲的身体已经撑到了极限，再也扛不住了。腹痛一阵紧过一阵，像是有刀子在肚子里搅动，浑身冷汗直流，把身上的旧衣服全部浸透，头发黏在脸上、脖子上，难受至极；嘴唇被死死咬得发白，甚至咬出了血印，连呻吟都不敢大声，怕引来山下的人，只能死死抓着棚子的杉木柱子，忍着撕心裂肺的剧痛，在阴冷潮湿的棚里蜷缩着，浑身发抖。
　　父亲不敢声张，不敢大张旗鼓地找人，只能悄悄去找弄恨队里经验最足、年纪最大的接生婆韦阿婆。韦阿婆已经六十多岁，一辈子在山里接生，经手的孩子不计其数，见过太多山里女人生产的苦难，更懂这片大山里的生存不易，懂山里人的心酸与无奈。她心肠软，善良淳朴，得知母亲的情况后，不顾被牵连追责的风险，没有丝毫犹豫，一口答应下来，愿意上山为母亲接生。
　　那天凌晨，天还没亮，四周一片漆黑，只有零星的天光，细雨蒙蒙，山路又湿又滑，每走一步都充满危险。韦阿婆挎着一个用了几十年的旧竹篮，篮子里装着她家里仅有的、用来接生的东西：一把锈迹斑斑的剪刀，几块洗得发白的干净旧布，一个破旧的热水壶，还有一点点舍不得吃的红糖，这些都是山里接生最简陋、最基础的装备，也是韦阿婆能拿出来的全部家当。
　　她跟着父亲，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顶爬，山路陡峭，荆棘丛生，雨水打湿了路面，泥浆裹着碎石，滑得要命。年迈的韦阿婆喘着粗气，扶着路边的树干、杂草，一步步艰难地往上挪，荆棘划破了她的裤脚，划伤了她的腿脚，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衣服，浑身冰冷，她也顾不上这些，嘴里不停念叨着：“慢点，别出声，别惊着孕妇，山里女人生产，本就难，可不能再出意外，一定要母子平安。”她心里满是焦急，只想着快点赶到山顶，帮母亲顺利生下孩子。
　　等钻进那间四面漏风、阴冷潮湿的茅草棚，眼前的景象，让一辈子在山里接生、见惯了苦难的韦阿婆都红了眼眶，心里满是心疼与酸楚。母亲躺在稻草铺成的地铺上，浑身被汗水和雨水湿透，头发凌乱地黏在脸上，脸色苍白如纸，已经疼得近乎虚脱，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只有微弱的呼吸，证明她还在苦苦支撑；棚子里又阴又冷，昏暗无光，只有茅草缝透进一点点微弱的天光，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湿气、寒气，还有淡淡的血腥味，刺鼻又压抑；除了一床打满补丁、潮乎乎的旧被子，棚里再也没有别的东西，没有产床，没有消毒水，没有营养品，甚至连一碗热糖水都拿不出来。
　　这是韦阿婆接生以来，见过最简陋、最恶劣、最心酸的生产环境，比村里最穷、最困难的人家还要不堪，她活了大半辈子，从没见过有人在这样的地方生孩子，心里满是心疼，忍不住抹了抹眼角的泪水。
　　韦阿婆赶紧把棚口的破布帘拉紧，挡住呼啸的山风，不让寒气再灌进棚里；把带来的干净旧布铺在潮湿的稻草上，简单整理出产床；将那把锈迹斑斑的剪刀，放在火上简单烧了烧，勉强消毒，这是山里接生唯一的消毒方式；又把仅有的温水倒在破碗里，端到母亲身边。她握着母亲冰凉、浮肿、满是裂口的手，轻声安慰道：“别怕，咱山里人命硬，扛得住，你慢慢用力，孩子会平平安安的，阿婆在呢，一定保你们母子平安。”她的声音温和而坚定，给了绝望中的母亲一丝力量。
　　母亲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在风雨欲来的山顶茅草棚里，在瑟瑟山风、阴冷湿气的重重包裹下，生下了我。
　　一声微弱却清亮的啼哭，冲破了茅草棚的压抑与寂静，飘向连绵的群山之间，在这片贫瘠、荒凉的大山里，响起了新生命的声音。这声啼哭，是母亲十月怀胎、受尽苦难的结果，是一个小生命降临世间的宣告，也是这片大山里，又一个顽强生命的开始。
　　我出生时又瘦又小，只有四五斤重，像一只刚出生的小猫，身子孱弱，哭声细弱，先天不足，完全是母亲在恶劣环境里、长期营养不良的情况下，艰难孕育的生命。韦阿婆赶紧用干净的旧布把我裹紧，小心翼翼地擦干净我身上的血迹，对着耗尽气力的母亲，声音带着欣慰与喜悦：“是个男娃，平安，总算平安了，母子都好，放心吧。”
　　母亲听完这句话，紧绷了大半年的神经终于彻底放松下来，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整个人一松，当场晕了过去。长时间的剧烈疼痛、整日的恐惧焦虑、长期的饥饿营养不良、生产时的大量失血，加上山顶恶劣环境的折磨，早已把她瘦弱的身体彻底掏空，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再也支撑不住。
　　韦阿婆守在茅草棚里，寸步不离，细心照顾了母亲和我一整天。她把仅有的一点红糖冲成温热的糖水，一点点喂给昏迷后醒来的母亲，帮她补一点力气；把棚子角落的碎石清理干净，铺上干燥的稻草，让母亲能躺得舒服一点，不再被碎石硌着；用石头压住棚顶松动的茅草，防止被山风掀开，漏进更多风雨；又一遍遍叮嘱父亲，夜里一定要多上来看看，山顶风大、夜寒、湿气重，产妇和刚出生的孩子，身体虚弱，经不起一点风寒，在这没有医疗条件、没有药品的大山里，一点风寒，一点小感冒，都可能要了母子的命，千万不能大意。
　　父亲抱着襁褓中瘦小、孱弱的我，望着山顶终年不散的云雾，看着眼前连绵浩荡、横亘千里的青灰色群山，这个一辈子与石头打交道、不善言辞、从不轻易流露情绪的山里汉子，心里翻涌着无尽的酸楚与心疼，也藏着最质朴、最真切的期盼。
　　他给三个哥哥取名，都带一个“云”字，是想让孩子们像山间的云雀，能挣脱大山的束缚，多几分自由，不用像他一样，一辈子困在山里，与石头为伴，与贫瘠抗争；而我生于云雾缭绕的山顶，长在这苍茫壮阔的群山间，他便顺着家族的字辈，给我取名“云浩”。云，是山顶的云雾，是萦绕半生的乡愁，是刻在骨子里的大山印记，也是希望我能像山间流云，无拘无束，终有一日能飞出这闭塞的石峰，走出大山；浩，是浩荡的群山，是辽阔的天地，更是盼我一生心胸浩荡，有对抗苦难、直面生活的勇气，将来能走出这绝境大山，拥有比这片石漠土地更宽广的人生，不用再像父辈一样，一辈子被困在石头山里，与贫瘠苦苦缠斗，一辈子熬着苦日子。
　　那间山顶的茅草棚，没有新生儿降生该有的喜庆，没有温暖的炉火，没有精心的呵护，没有家人的围坐，只有风雨、恐惧、潮湿与简陋，却成了我来到世间的第一个“家”，是我生命的起点。我的第一声啼哭，没有落在烟火缭绕、安稳温暖的土坯房，而是落在了山顶的茅草间，和着山风、雨声、母亲的喘息，还有这片大山的贫瘠与苦难，一起刻进了弄恨队的骨子里，也刻下了大山环境与时代背景交织的、永不磨灭的生命印记。
　　为了彻底避开计生队的排查，确保我和母亲的安全，母亲在山顶的茅草棚里坐了小半个月子，没有下山，没有敢暴露行踪。白天，她躲在棚里，不敢下山，连棚门都不敢出，不敢掀开布帘，生怕被山下路过的人发现，只能在昏暗、潮湿的棚里躺着，静静休养；夜里，父亲摸黑上山，送点吃的，依旧是稀玉米粥、红薯汤，没有鸡汤，没有鸡蛋，没有任何产后滋补的食物，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弄恨队，连大米都是逢年过节才能吃上的奢侈品，更别说用来产后滋补的营养品。
　　母亲靠着这一点点微薄的流食，一点点恢复力气，还要把仅有的稠粥，省下来喂给我，自己喝稀汤，舍不得吃一口干的。我先天不足、体弱多病，在这潮湿寒冷、蚊虫肆虐的山顶，动不动就发烧、哭闹，夜里睡不安稳，整日啼哭不止。山里没有诊所，没有医生，没有药品，生病只能硬扛，母亲只能抱着我，在棚里轻轻摇晃，整夜不睡，守着我，用自己的身体给我挡风取暖，用自己的体温驱散我身上的寒气，一点点呵护着我。我能在这样恶劣、危险的环境里活下来，全靠母亲拼尽全力的守护，全靠她用自己的性命，护着我这个弱小的生命。
　　直到计生队检查的风头稍缓，排查的力度渐渐减小，父亲才趁着一个深夜，夜色浓重，四下无人，用一件破旧的外套裹住瘦小的我，扶着虚弱到极点、连走路都费劲的母亲，悄悄摸下山，回到村里那间同样破旧、却比山顶茅草棚安稳百倍的土坯房。
　　那段在山顶茅草棚躲避计划生育、艰难生产、苦熬月子的日子，成了母亲一生不愿多提的伤痛，每次提起，她都满眼含泪，沉默不语，那是她一辈子的苦难，是刻在心底的伤疤。而这段岁月，也成了我生命最初，最深刻、最沉重的记忆——那是大山的贫瘠、环境的恶劣、时代的压力，共同压在一个山里女人身上的苦难，也是我生命底色里，最沉重、最无法抹去的一笔。
　　那时候的弄恨队，被石漠化的环境牢牢裹挟，全村的房子，清一色都是土坯房，没有一栋砖瓦房，没有一栋像样的房屋。山里没有砖，没有瓦，没有足够的建材，只能用山里仅有的泥土，混合着晒干的稻草，拓成土砖，放在太阳下晒干之后，一块一块垒起来做墙体。这样的土坯墙，单薄又脆弱，既不挡风，也不避雨，常年被山里的湿气侵蚀，墙皮脱落，墙体开裂，风一吹就摇晃，雨一淋就渗水。
　　屋顶盖着青灰色的瓦片，大多是祖辈传下来的，年头久了，经过风吹日晒、雨水冲刷，早已风化碎裂、不断滑落，下雨的时候，屋里到处漏雨，没有一处干爽的地方。主人家只能找来塑料布、木板、旧铁皮，简单遮挡在漏雨的地方，屋里摆着几个破盆、几个旧桶，接从屋顶滴下来的雨水，滴答，滴答，一整夜不停，像是敲在人心上的鼓点，也敲着山里人永无止境的苦，敲着这片大山里，熬不完的艰难岁月。
　　我家的房子，在村里不算最差，也绝对算不上好，只是一间普普通通、勉强遮风挡雨的土坯房。一间主屋，用土坯简单隔成两半，一半算做主卧，是父母和我们兄弟四人睡觉的地方，挤得满满当当；一半做杂物间，堆放着家里的粮食、农具、柴火，乱七八糟，没有多余的空间。屋外三块大石头垒起来，搭个简易的茅草棚，就算是灶房，连堵完整的墙都没有，四面透风，下雨的时候，雨水直接灌进灶房，连火都生不起来。
　　墙壁被常年的烟火熏得发黑发亮，靠近灶台的那一面，摸上去一手黑灰，擦都擦不掉，满是岁月的痕迹；屋里没有像样的家具，没有柜子，没有桌椅，一张破旧的木板床，是家里唯一的床，四个兄弟和父母挤在一起睡；一张缺了腿、用石头垫着的木桌，几条长短不一、摇摇晃晃的长凳，几个装衣服的破旧木箱，箱子里的衣服打满补丁，这就是家里的全部家当，全部值钱的东西。
　　地面是夯实的泥土，踩久了变得光滑坚硬，墙角常年被山里的湿气浸润，泛着浓重的潮气，生出薄薄的青苔，雨天里更是湿冷难耐，寒气逼人。这就是弄恨人世代居住的环境，简陋、潮湿、贫瘠、破败，却也是他们唯一的安身之所，是这片大山里，唯一能给他们归属感的家。
　　父亲韦吉观，是个地地道道的山里汉子，话少人实，性格憨厚，沉默寡言，一辈子只知道埋头干活，撑起这个家。他的皮肤被山里的烈日晒得黝黑发亮，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皱纹，手掌粗糙，布满了厚厚的老茧，指关节粗大变形，这都是常年在石缝地里劳作、与恶劣自然环境苦苦抗争留下的印记。
　　他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没读过书，不懂大道理，只知道拼命干活，养活家人，把四个孩子养大成人，在这片“九分石头一分土”的大山里，干活，就是生存的唯一出路，就是养家糊口的唯一方式。每天天不亮，他就扛着锄头下地，天黑透了才回家，一年四季，风雨无阻，从未停歇，用自己的双手，在石头缝里刨食，养活一家六口。
　　母亲蒙爱平，经历了山顶茅草棚的劫难后，身体愈发虚弱，落下了终身的病根，每到阴雨天，就浑身酸痛，关节疼得下不了床，却依旧有着山里女人特有的坚韧、勤劳与善良。她一人拉扯四个儿子，洗衣做饭、喂猪养鸡、缝补浆洗、种地除草，里里外外一把抓，再苦再累，都咬牙坚持，在恶劣的生活环境里，用自己柔弱的肩膀，咬牙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守护着四个孩子，守护着这个贫寒的家。
　　在弄恨队，三个哥哥再加超生的我，四个儿子，在别人眼里，不是福气，而是压得人直不起腰的重担。吃穿、住行、读书、生病，每一样都需要花钱，每一样都离不开口粮，可在这片贫瘠的大山里，挣钱比登天还难，每一分钱、每一口粮，都要靠父母一双手，在恶劣的环境里，一点点挣、一点点抠、一点点省，日子过得举步维艰，捉襟见肘。
　　山里连吃水都异常艰难，是一件极费力气的事。
　　那时的弄恨队，还没有通自来水管，没有干净便捷的饮用水，只是在半山腰引出一处山泉水，靠着天然的泉眼，流出一点点清水，这就是全村唯一的水源，是全村人的活命水。家家户户吃水，都要爬一段陡峭的山坡，到半山腰去挑，没有轻便的塑料桶，没有好用的挑水工具，常用的只有两种：一种是老式的木桶，沉且笨重，装满水后，拎起来十分费力；另一种是当地人装玉米酒用的大塑料壶，方方正正、提手宽大，外形极像公文包，久而久之，村里人都顺口叫它“公文包”。
　　每次挑水，都是一项繁重的体力活，要么是父亲，要么是母亲，一手拎着木桶，一手提着“公文包”壶，踩着陡峭、湿滑的碎石坡，一步步往上爬。山路又陡又滑，挑着满满的水，一来一回要半个多时辰，每次装满两桶水回到家，都累得气喘吁吁，一身大汗，浑身发软，半天缓不过劲来。冬天的时候，泉水冰得刺骨，提壶、拎桶的手，一会儿就冻得通红发麻，失去知觉，可再难，水也得挑，一家人洗衣做饭、喂猪喂鸡、日常饮用，全靠这半山腰一担担挑回来的泉水，没有水，就活不下去。
　　山里唯一的出路就是种地，唯一的生计就是守着那几亩薄田，可弄恨队的地，全是挂在山坡上的望天地，土薄石多，水源奇缺，完全靠天吃饭，没有半点保障。风调雨顺的年份，尚能收一点玉米、红薯、黄豆，勉强够一家人糊口，勉强不挨饿；一旦遇上干旱、洪涝、虫害，一年的辛苦就全部白费，颗粒无收，连口粮都保不住，只能靠挖野菜、啃树皮度日，熬过艰难的岁月。
　　石漠化的土地，种庄稼难如登天，每一步都充满艰辛。翻地要先搬开地里的碎石，把一块块石头挪走，才能翻出一点点薄土；播种要小心翼翼，把种子填进狭窄的土缝里，生怕埋不进土里，发不了芽；施肥只能用农家肥，肥力小，还养不住，一场雨就被冲没了。父亲天不亮就下地，除草翻地、播种收割、施肥浇水，一年四季，无休无止，烈日晒脱了他的皮肤，汗水浸透了他的衣服，重担压弯了他的脊背，可他从没有说过一句苦，从没有喊过一句累，他知道，只要地不荒，家人就有饭吃，孩子就不会挨饿，这是他与恶劣自然环境对抗的唯一方式，是他作为父亲、作为丈夫，扛起家的唯一方式。
　　农闲的时候，他也闲不下来，便进山砍柴、砍竹、找草药，补贴家用，挣点零钱。弄恨队的后山，林深草密，荆棘丛生，山路崎岖，暗藏危险，毒蛇、野兽时常出没，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毒蛇咬伤，或是遇到野兽，可父亲别无选择，为了养家糊口，为了挣点买盐、买火柴的零钱，他只能硬着头皮进山。
　　他背着竹篓，拿着柴刀，一进就是一整天，饿了啃几口随身携带的红薯干，渴了喝几口山涧的泉水，累了靠在大树下歇一会儿，接着再干，从不偷懒。砍好的柴，捆成整整齐齐的柴捆，要徒步走二十多里崎岖的山路，背到乡里的集市去卖，一捆柴，只能换几毛、一块钱，这点钱少得可怜，却够买一包盐、一盒火柴，够家里用好几天；砍回来的竹子，父亲心灵手巧，会编竹篮、竹筐、竹席，或是家里自用，省去买农具的钱，或是赶集的时候，拿到乡里换零钱，补贴家用，贴补这个贫寒的家。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坐在院子里编竹器的身影，是最安稳、最温暖的画面，他低着头，手指灵活地穿梭在竹条之间，编出一个个实用的竹器，阳光洒在他黝黑的脸上，那是这个家，在恶劣环境里，唯一的希望，是我们兄弟四人心里，最坚实的依靠。
　　母亲的日子，比父亲更苦、更累、更难熬。挑水本就是重体力活，她身子虚弱，落下了病根，提着“公文包”壶和木桶，在陡坡上爬上爬下，常常累得腿软，气喘吁吁，却从不敢停下；山里没有洗衣机，没有自来水，衣服全靠手洗，冰冷刺骨的山泉水，让她手上的裂口愈发严重，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口子，沾了水就钻心地疼，可她依旧要搓洗一家人的脏衣服，从不抱怨；夜里，昏暗的煤油灯下，她缝补我们轮着穿的旧衣，一件衣服，大哥穿小了给二哥，二哥穿小了给三哥，三哥穿小了再传给我，从新穿到旧，从旧穿到破，破到不能再补，就剪成布条，纳鞋底、捆东西、扎柴捆，一点都不浪费，物尽其用。
　　新衣服，对我们兄弟四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只有过年的时候，父母才会咬牙攒钱，给我们买一件粗布衫，那一件简单的粗布衫，在我们眼里，就是天底下最珍贵、最好看的东西，会小心翼翼地穿，舍不得弄脏、弄破。
　　吃的，更是简单到极致，完全贴合山里匮乏的物产环境，没有半点奢求。主食永远是玉米粥、红薯、南瓜，这些都是耐贫瘠、能在石缝地里生长的作物，不用精心打理，就能有一点收成；大米，是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口的奢侈品，平日里，连见都见不到；肉，几个月都难得吃上一次，只有过年、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母亲才会忍痛用攒了很久的零钱，买一点点肉，给我们解解馋，那一点点肉香，能让我们开心很久，记一整年。
　　我从小体弱，先天不足，长期营养不良，常常生病，发烧、咳嗽是常事。山里没有诊所，没有医生，没有药品，看病要翻山越岭走大半天山路，去乡卫生院，不仅要花很多钱，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家里根本承担不起，也没有时间。每次我生病，母亲只能用土办法，给我敷冷毛巾、喂热水，整夜抱着我，轻轻摇晃，哄我入睡，在没有任何医疗条件的大山里，用最朴素、最纯粹的母爱，守护我的生命，我能健健康康地活下来，全靠父母拼尽全力、耗尽心血的呵护。
　　我刚满一岁的时候，家里的日子，实在难以为继，到了撑不下去的地步。四个儿子张口要吃，要穿，要养活，母亲身体虚弱，干不了重活，还要养病；石缝地里的收成微薄，根本养不活这么多人，口粮极度紧张，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再加上之前超生的罚款，让这个本就贫寒的家雪上加霜，负债累累，再也无力承担。
　　万般无奈之下，父母做出了最艰难、最心痛的决定：把我送到东庙乡三力村弄石队的外婆家寄养。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也是最无奈、最心酸的选择，在这片贫瘠的大山里，他们连养活四个孩子的能力都没有，只能把我送走，只为了让我能活下去，能有一口饭吃，不用跟着家里挨饿受苦。
　　外婆韦秀珍，1942年出生，是土生土长的瑶族老人，一辈子没读过书，裹过小脚，双脚被裹得严重变形，走路一瘸一拐，每走一步都疼痛难忍，却勤快善良、心软能吃苦，一辈子都在与大山抗争，与苦难周旋。弄石队的环境，和弄恨队一样恶劣，同样是大石山区，同样是石漠化严重的贫瘠土地，同样是土少石多、闭塞落后。
　　外婆早年丧夫，一个人独自拉扯儿女长大，在这大山里，受尽了生存的辛酸，吃尽了苦头，尝遍了苦难。听说要接我过去寄养，她没有半分犹豫，没有丝毫嫌弃，一口应下，她知道女儿的苦，知道女婿的难，更懂这片大山里的生存不易，能帮女儿一把，能帮外孙一条活路，她心甘情愿，哪怕自己的日子会更苦，也毫无怨言。
　　送我去外婆家那天，依旧是阴雨绵绵，山路湿滑，和我出生那天的天气一样，满是压抑与心酸。母亲抱着我，眼里满是不舍与泪水，一步三回头，父亲背着简单的包裹，里面是我仅有的几件旧衣服，翻过大山，走了大半天的崎岖山路，才到外婆家。
　　外婆家的房子，比我家更简陋，土坯房更小、更暗，墙体更单薄，却被外婆收拾得干净整齐，一尘不染。梁上挂着晒干的玉米、辣椒，屋里飘着柴火与米汤的暖香，在这恶劣、贫寒的生存环境里，这份干净与温暖，显得格外珍贵，格外暖心，成了我童年里，最温暖的港湾。
　　外婆迈着变形的小脚，一瘸一拐地迎上来，粗糙布满老茧、布满裂口的手，小心翼翼地接过我，她的手，是常年在山里劳作、与恶劣环境对抗留下的痕迹，粗糙、坚硬，可她的怀抱，却无比温暖、无比安稳，让我瞬间有了安全感。她用脸轻轻贴了贴我的额头，说着温柔的瑶话，满眼都是疼爱与怜惜，没有半分嫌弃。
　　父母千叮万嘱，叮嘱外婆好好照顾我，也叮嘱我要听外婆的话，临别时，母亲泪流不止，泣不成声，舍不得我，却又无可奈何；父亲蹲在门口，默默抽着旱烟，满脸都是愧疚与无奈，恨自己没本事，连孩子都养不起。他们转身走进茫茫大山，背影渐渐消失在山路的尽头，我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哇地一声哭了出来，那哭声里，是懵懂的离别，是对父母的不舍，也是对这片大山苦难的本能感知。
　　从此，外婆家便是我的家，外婆的怀抱便是我的港湾，是我童年里，唯一的温暖与依靠。外婆自己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最好的、最珍贵的，全都留给我，在物资匮乏、环境恶劣的弄石队，拼尽全力给我温暖，给我疼爱，弥补我缺失的父母之爱。
　　她天不亮就起床，熬一锅玉米粥，把最稠、最香、最有营养的粥皮喂给我，自己只喝稀得见底的汤；我衣服破了，她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眯着眼睛，一针一线地缝补，针脚歪歪扭扭，却格外结实，耐穿；夏夜，山里蚊子多，蚊虫肆虐，她坐在床边，拿着蒲扇，为我摇扇驱蚊，一直坐到深夜，自己满头大汗，也从不歇息；冬日，山里寒气重，冷得刺骨，她把家里仅有的厚被子、厚衣服，全都给我盖上、穿上，自己冻得手脚冰凉，浑身发抖，也不说冷，从不抱怨。
　　我是她甩不掉的小尾巴，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她种菜，我就拿着小铲子，在旁边挖土，帮她打下手；她洗衣，我就坐在河边，扔石子玩耍，陪着她；她砍柴，我就捡小树枝，跟在她身后。弄石队的田埂、水井、菜园、小山，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我们祖孙俩的身影，留下了我童年里，最温暖、最快乐的时光。
　　外婆不识字，一辈子没读过书，却最看重读书，最明白读书的重要性。她常对我说：“浩儿，我们山里人苦，困在这石头山里，一辈子只能卖力气，受穷受苦，只有好好读书，才能走出大山，不用再受这份苦，才能过上好日子。”她的眼神里，满是期盼与希望，她知道，只有读书，才能摆脱这片大山的贫瘠与闭塞，摆脱恶劣环境的束缚，改变自己的命运，不用再像父辈、祖辈一样，一辈子困在山里，与石头为伴，与苦难缠斗。
　　四五岁的时候，村里办起了简易教学点，说是教学点，不过是一间闲置的、破旧的土坯房，一块破旧的木板当黑板，几张摇摇晃晃、缺腿少脚的桌椅，一位年轻的支教女老师。山里条件太差，留不住人，在我上到一年级的时候，这位老师就被调走了，可即便如此，这也是弄石队的孩子们唯一能读书的地方，是摆脱大山困境、改变命运的唯一希望。
　　外婆欣喜万分，觉得我终于有了出头之日，用家里最好的一块布，熬夜给我缝了一个崭新的书包，拿出攒了很久、舍不得花的零钱，买了铅笔、本子、橡皮，牵着我的小手，小心翼翼地送我进教室，一遍遍叮嘱我，要好好读书，听老师的话，认真学习，不要贪玩。我听话懂事，知道外婆的苦心，也知道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学习格外刻苦，成绩一直很好，常常被老师表扬，是班里的好学生。
　　每次外婆来接我放学，听到老师的表扬，看到我拿回来的满分试卷，都笑得格外开心，满脸都是皱纹，那是苦难日子里，最难得、最纯粹的欢喜，是她心里最大的慰藉。
　　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安稳、平淡地过下去，能一直在外婆身边读书，能靠着自己的努力，好好读书，走出大山，将来好好孝敬外婆，可命运的转折，还是被大山的环境困住，终究没能如愿。
　　我读完一年级那年，唯一的支教老师被调走了，山里条件太差，环境太恶劣，交通闭塞，薪资微薄，再也没有人愿意来这交通闭塞、环境恶劣、条件极差的大山深处教书，村里的教学点因无师授课，被迫撤销，彻底关停，我再也没有读书的地方。
　　父母不愿我一辈子不识字，一辈子困在这石头山里，重复他们的苦难，重走祖辈的老路，决定把我接回弄恨队，另寻上学。
　　离别那天终究到来。外婆早早为我熬了粥，收拾了衣物，装满了红薯干，默默流泪，她舍不得我，却也知道，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我抱着她的腿，哭得撕心裂肺：“外婆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外婆抱紧我，声音颤抖：“浩儿乖，回去好好读书，有出息了，再来看外婆，外婆等你。”
　　我被父母牵着手，一步三回头离开弄石队，外婆站在村口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大山的雾气里，那一幕，刻进我的骨血，一生难忘。
　　从山顶茅草棚的艰难降生，到弄石队外婆怀里的温暖童年，再回到弄恨队面对真实的苦难烟火，我的人生，从一开始就被这片大山的环境深深烙印。那大山的底色里，有石漠化土地的贫瘠，有交通闭塞的无奈，有物资匮乏的艰辛，有严苛计生政策的重压，更有母亲在绝境里的坚韧，外婆倾尽所有的慈爱，还有山里人在恶劣环境里，不低头、不放弃的一口气。
　　这片大山的环境，曾困住了一代又一代弄恨人，曾给了我最苦难的开篇，却也铸就了我刻在骨血里的坚韧。这大山的底色，是贫穷，是苦难，更是生命的顽强，是我走再远，都不会忘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