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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药 第一颗药是 ...

  •   第一颗药是在第二天早上吃的。

      林晚棠把半片艾司西酞普兰放在手心里,看了很久。那是一片很小的、白色的药片,大约只有半个指甲盖那么大。这么小的东西,能改变她大脑里那些复杂的化学反应?

      她把它放进嘴里,喝了一口水,吞了下去。

      没有任何感觉。当然没有——药片甚至还没有进入她的血液。

      但那个吞咽的动作本身,有一种仪式性的力量。她在对自己说:我在治疗了。我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

      上午十点左右,副作用开始了。

      首先是恶心。一种从胃部深处涌上来的、缓慢的、持续性的恶心,像是晕车和早孕反应的结合体。她坐在工位上,努力压制着呕吐的冲动,手心全是汗。

      然后是头晕。不是那种天旋地转的眩晕,而是一种更微妙的、持续性的失衡感——像是她的大脑和她的身体之间出现了一个微小的错位,她的眼睛看到的世界和她的内耳感受到的世界不在同一个水平面上。

      她趴在桌子上,假装在休息。周敏路过的时候看了她一眼,问了一句“你还好吗”,她摆了摆手说“没事,有点不舒服”。

      到了下午,副作用加剧了。恶心变成了干呕,她跑到厕所里,趴在马桶边上,但什么都吐不出来——她的胃是空的,她已经超过十二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干呕持续了大约五分钟,直到她的胃部肌肉开始痉挛,眼泪和鼻涕一起流了下来。

      她坐在厕所隔间的马桶盖上,用纸巾擦着脸,深深地呼吸。

      坚持。陈医生说的,副作用会在一到两周内缓解。坚持。

      但更难以忍受的,不是身体的副作用,而是焦虑的加剧。

      陈医生说过,SSRI类药物在刚开始服用的时候,有时会暂时性地加重焦虑。林晚棠在第二天就体验到了这一点。

      那种焦虑不是正常的、有对象的焦虑——不是“我担心某件事会发生”的焦虑。它是一种纯粹的、没有来源的、弥漫性的生理反应。她的心率在没有运动的情况下升到了每分钟一百二十次,她的手掌不停地出汗,她的肌肉一直处于紧绷状态,像是身体在时刻准备应对一场并不存在的危险。

      她的脑子里没有具体的担忧内容——不是“工作怎么办”,不是“沈默会不会离开我”——什么都没有。但她的身体就像一个被触发了警报却找不到火源的消防系统,所有的喷头都在喷水,所有的警铃都在响,但整栋楼里没有一处着火。

      这种感觉比抑郁本身更折磨人。

      抑郁是麻木,是什么都感觉不到。而这种焦虑是过度敏感,是每一根神经末梢都被点燃了。

      第三天,她给陈医生的诊室打了电话。

      “陈医生,我吃了药之后恶心、头晕、焦虑加重,正常吗?”

      电话那头是陈医生助理的声音:“正常的,这些是常见的初期副作用。如果实在无法忍受,可以把药片掰成四分之一片,先吃四分之一片,适应几天再加量。但如果出现皮疹、呼吸困难、或者严重的激越——就是那种坐立不安、无法静止的状态——请立即来急诊。”

      林晚棠把药片掰成了四分之一片。

      四分之一片的时候,副作用减轻了一些,但仍然存在。她的身体在慢慢地、艰难地适应这种陌生的化学物质。

      与此同时,阿普唑仑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每天晚上睡前半小时,她吃下一片阿普唑仑,然后躺在床上。大约二十分钟之后,她会感到一种缓慢的、温暖的松弛感从头顶开始向下蔓延,像有人在她的大脑里缓缓地拉上了一层柔软的窗帘。那些嘈杂的、混乱的、不停运转的念头,一个接一个地安静下来,像是被按下了静音键。

      然后她睡着了。

      不是那种被药物强行放倒的、昏昏沉沉的睡眠,而是一种接近正常的、自然的睡眠。她在晚上十一点左右入睡,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上六点。

      七个小时的连续睡眠。

      当她睁开眼睛,看到窗外已经亮起来的天光时,她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又醒了”的失望,而是一种几乎被遗忘的、朴素的感受:

      我睡了一个好觉。

      这不是快乐。这不是幸福。这只是一个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被满足之后的满足感——就像渴了很久的人终于喝到了一杯水。但它是一个开始。

      两周之后,副作用逐渐消退。

      恶心不再出现了。头晕变成了偶尔的、轻微的不适。焦虑——那种没有来源的、弥漫性的生理性焦虑——也慢慢平息了。她的身体终于和那半片(现在已经加到了一片)艾司西酞普兰达成了某种停战协议。

      但正效果还没有来。

      她仍然失眠——虽然阿普唑仑帮助她入睡,但她知道那只是暂时的解决方案。她仍然没有食欲,体重还在下降。她仍然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工作效率依然低得可怜。她仍然觉得那层玻璃还在——她和世界之间的那层看不见的、隔音的、隔热的玻璃。

      “药没用。”她对沈默说,语气里有一种疲惫的绝望。

      “陈医生说了,要四周才起效。现在才两周。”

      “如果四周之后还是没用呢?”

      “那我们就换药。陈医生也说了,抗抑郁药有很多种,这个不行就换另一个。总有一种适合你的。”

      林晚棠没有说话。她知道沈默说的是对的,但她的大脑——那个已经被抑郁症劫持的大脑——在告诉她另一种声音:

      药不会有用的。你也不会好的。你永远都会是这样的。你永远都感受不到任何东西了。你浪费了沈默的时间,浪费了医生的时间,浪费了所有人的时间。你就是一个无底洞,所有的帮助掉进去都会被吞没,连个回声都没有。

      这些念头不是她“想”出来的——它们是自动出现的,像一台坏掉的收音机自动播放的噪音。她知道这些念头是不合理的,是疾病的一部分,但她没有办法阻止它们。

      在抑郁症的认知三角里,有一个经典的恶性循环:负面的思维导致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情绪导致负面的行为(比如回避、退缩),负面的行为又进一步强化了负面的思维。她被困在这个三角形的中央,所有的出口都被堵死了。

      第三周,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下午,林晚棠一个人在家。沈默去上班了。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电视开着,但没有声音。她盯着电视屏幕上某个购物频道的主持人在热情洋溢地推销一款不粘锅,脑子里一片空白。

      然后,毫无预兆地,她的眼泪开始流。

      不是那种有原因的哭泣——不是因为某件具体的事情伤心,不是因为某句话被触动了。而是像一场突然降临的暴雨,没有云层,没有闪电,只是水从天上来,不停地、不断地、无法控制地流。

      她哭了大约四十分钟。

      在这四十分钟里,她什么都没有想。她的大脑像一台被清空了缓存的电脑,没有任何程序在运行。只有眼泪在流,只有身体在微微颤抖,只有呼吸在断断续续地抽噎。

      然后,同样毫无预兆地,哭泣停止了。

      她坐在沙发上,脸上的泪痕还没干,鼻子里还塞着鼻涕,眼睛红肿着。但她感到了一种奇怪的……不是轻松,而是“清空”。就像一杯太满的水终于被倒掉了一半,杯子里有了空间。

      她拿起手机,给陈医生的诊室发了一条消息:

      “陈医生,我今天哭了很久。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陈医生在晚上回复了:

      “能哭出来是好事。说明你的情绪通路在恢复。抑郁的时候,情绪是被堵住的——哭不出来,笑不出来。现在通路在慢慢打开。继续坚持吃药。”

      能哭出来是好事。

      林晚棠看着这条消息,觉得这句话有一种奇怪的、反直觉的安慰。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追求“不哭”——坚强、乐观、积极向上。而她的医生告诉她,能哭出来是好事。

      也许治疗的过程,不是让她变成一个“永远开心的人”,而是让她重新成为一个“能够感受到一切的人”——包括悲伤、包括眼泪、包括痛苦。

      因为能够感受到痛苦,意味着你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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