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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瓦村 江寻初来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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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浪卡子县,她才知道去推瓦村没有班车。
她在汽车站门口站了半个小时,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没有人说普通话,没有人注意到她。她站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县城里,缺氧让她的大脑变成一团浆糊。
最后是一个拉货的司机带她去的。他用藏语说什么,她听不懂,但她把手机上的“推瓦村”三个字给他看,他点了点头。后座堆满了面粉和清油,她蜷缩在货物之间的缝隙里,车子在土路上颠簸了三个小时。
路的两边是光秃秃的山,山顶上是雪,山脚下是湖。湖水蓝得不真实。天很近,云就在头顶,一朵一朵的,白得刺眼。
她想,这里离天真的很近。
近到她觉得只要喊一声,天上的人就能听见。
她想喊。她想喊妈妈,喊妹妹,喊爸爸。她想问他们为什么把她一个人留在这世上。她想问他们知不知道她有多疼。
但她没有喊。她只是看着窗外,看着那些云,看着那个湖,看着那些山。
司机在村口把她放下来,江寻给了他二百块钱,他接过去之后,笑得很开心,露出一口牙,然后他指了指前面一栋白色的房子,说了一句什么,然后开车走了。
她站在村口,背着那个旧帆布包,提着一个行李箱,站在海拔5070米的地方。
风吹过来,冷得她打了个哆嗦。不是那种冬天穿少了衣服的冷,是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冷。她穿着冲锋衣——来之前买的,里面套了两件毛衣,还是冷。
她的头更疼了。不是螺丝刀在拧了,是有人用锤子在砸。她的手指开始发麻,指甲变成紫色的。她知道这是高原反应,来之前她查过。海拔5070米,氧气含量只有平原的一半。她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几个月没好好吃过饭,体重不到九十斤,跑到这种地方来,和找死没有区别。
也许她就是来找死的。
她在村口站了十分钟,没有看到一个人。村子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不是正常的心跳,是那种很快的、很乱的、像有人在胸腔里打鼓的心跳。
她蹲下来,抱着头,等着那股疼痛过去。
它没有过去。
她不知道自己蹲了多久。可能十分钟,可能半个小时,直到有人拍了拍她的肩膀。
她抬起头,是一个藏族老阿妈。花白的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上,脸上的皱纹像晒干的果皮,眼睛很小,但很亮。她穿着一件很旧的藏袍,围裙上沾着酥油和糌粑的痕迹。
老阿妈说了一句藏语,她听不懂。老阿妈又说了一句,她还是听不懂。老阿妈就不再说了,只是伸出手,掌心朝上。
那是一双很粗糙的手。指甲缝里嵌着泥土,指节粗大,皮肤皲裂。但掌心的纹路很清晰,像一条条流向远方的河。
江寻看着那只手,没有动。
她已经很久没有碰过任何人了。在医院,她每天的生活就是吃药、睡觉、发呆。手机响了她不接,微信消息她也不回。她把自己关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像一只受伤的幼兽,蜷缩在角落里,等着自己慢慢腐烂。
但现在,这只手伸在她面前。
她没有握上去。
老阿妈也不急,就那么伸着手,看着她。眼神很平静,不是怜悯,不是同情,就是很简单的——别蹲在这里,我带你回家。
江寻站起来。
她站起来的时候眼前一黑,差点摔了。老阿妈扶住了她。那双手很有力,不像一个老人该有的力气,但是很温暖。老阿妈牵着她的手,把她往那栋白色的房子那边拉,她踉踉跄跄地跟着走,脑袋里像塞了一团棉花,每一步都踩在云上。
后来她才知道,这个拉她回家的老阿妈就是央金阿妈。那栋白色的房子是央金阿妈的家。
村子里的年轻人不多,来了一个陌生人,大家不过多久就知道了。
央金阿妈把她领进东边那间空房。房间不大,一张藏式床,一个暖炉,一扇窗户。窗户正对着普莫雍错,湖水蓝得发黑,远处的库拉岗日雪山在夕阳下泛着金色的光。
央金阿妈给她倒了一杯酥油茶,又从厨房里端出一碗糌粑糊糊。糌粑糊糊是咸的,里面放了一点奶渣,味道很奇怪。她吃了两口,胃开始翻涌,她捂着嘴跑出去,想找吐的地方,最终支持不住蹲在院子里吐了。
吐出来的全是酥油茶和糌粑糊糊,还有一点黄水。她蹲在院子里,冷风灌进领口,牙齿打着颤。
央金阿妈跟出来,站在她旁边,什么也没说。等她吐完了,阿妈递给她一杯温水,又递给她一条热毛巾。
然后阿妈拉着她回到屋里,把暖炉烧得更旺一些,又从柜子里翻出一床厚厚的羊毛毯子,盖在她身上。
“睡。”阿妈说。这是她第一次说汉语,就一个字。
江寻躺在床上,暖炉里的火噼啪响着,酥油茶的味道在房间里弥漫。
她的头疼得厉害,心慌得厉害。她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抑郁症的躯体化反应。她在来之前把药减了一半——不是医生让减的,是她自己减的。她觉得那些药让她变成一个木头人,不哭不笑不疼不痒。她宁可疼,也不想麻木。
现在她疼了。头疼,心疼,全身都疼。
她的手摸入帆布包,略过乒乓作响的药瓶,摸到一个坚硬材质的东西时,心里积压已久的疲惫才得以释放,那是妈妈最喜欢的胸针。
“爸,妈,早早,我来了。”江寻小声说,“我离你们很近了,你们在这里吗?能看到我吗?”
没有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