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里的食用指南》桃井酒

2、墙上的菜单 敲开整面墙

　　我是在凌晨四点十七分醒来的。
　　没有噩梦，没有声音，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
　　就是突然醒了，像有人在我脑子里拧了一下开关，从黑暗到光亮之间没有任何过渡。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了大概三分钟，天花板上有道细长的裂缝，从灯座的位置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道被时间凝固的闪电。
　　这道裂缝我看了十年，从来没有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但此刻在凌晨的黑暗里，它看起来像某种符号，像一个箭头，在指引我看什么东西。
　　我偏过头，看向那面被旧床单遮住的墙。床单是浅蓝色的，小碎花图案，在黑暗中只剩下一团模糊的深色轮廓。风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床单的下摆微微晃动，像是什么东西在呼吸。
　　我坐起来，没有开灯。
　　光脚踩在地板上的时候，脚底板触到木纹的纹理，有一小块翘起来的木刺扎了我一下，我下意识地把脚缩回来，然后又把脚放回去，让那根木刺继续扎着。
　　这个动作很奇怪，我后来想了很久为什么当时要这样做，大概是因为那点微小的刺痛感让我确认自己还醒着，这不是梦。
　　我走到墙边，把床单揭下来。
　　钉子在墙上留下了几个小洞，床单滑落的时候带下来一些墙灰，细碎的粉末飘在手机屏幕的光线里，像微型的雪。
　　墙里面的那个洞还在，那根股骨还在，肋骨还在，椎体还在。
　　手电筒的光照进去的时候，那些骨头在光影里产生了奇怪的错位感——它们看起来比昨天更近了，像是朝我的方向移动了几毫米。
　　我知道这是光线角度造成的视觉误差，但我的手还是抖了一下。
　　我需要把这面墙全部打开。
　　这不是一个理性的决定。
　　理性的做法是报警，让专业人士来处理现场，提取指纹、DNA、纤维痕迹，把骨架送去法医学实验室做身份鉴定，把那几页纸交给刑侦部门做笔迹鉴定和年代分析。这是教科书上写的标准程序，是每一个犯罪心理学研究者都会告诉你的正确做法。但我没有做任何一件正确的事。
　　我在做一件非常不正确的事。我把手伸进那个洞里，抓住那根股骨，用力往外拉了一下。
　　骨头没有动。
　　它被水泥固定在墙体的夹层里，像一颗嵌在牙床里的牙，除非你把周围的牙槽骨一起撬开，否则它不会出来。我把手抽回来，手指上沾了一层灰白色的粉末，那是骨粉和水泥灰的混合物，我本能地想把手指在裤子上擦干净，但忍住了。
　　我去了趟厨房，找到了一把锤子和一把凿子。这两样东西是我搬家时带来的，大概是某个前任房客留下的，放在厨房的抽屉里十年没用过。锤子的木柄有些松动，凿子的刃口有些钝，但应该够用了。
　　我又找了一副橡胶手套——洗碗用的那种，黄色的，手腕处有螺纹——和一只口罩。戴上之后，我对着厨房的不锈钢水槽看了一眼自己的倒影，看起来像是一个准备做手术的外科医生，只不过手术台上躺着的是一面墙。
　　回到卧室的时候，我把手机立在床头柜上，打开手电筒功能，让光线对准那面墙。
　　然后我深吸了一口气，举起锤子，对准那个洞的边缘，敲了下去。
　　第一锤下去的时候，墙体发出了很大的声响，不是我想象中的闷响，而是一种清脆的、带着回音的碎裂声，像是敲开了一个空心的陶罐。
　　墙皮成片地剥落下来，露出里面的红砖和水泥砂浆。
　　我继续敲，沿着那个洞的边缘向外扩展，每一锤都让裂缝像蛛网一样蔓延开去，每一锤都让更多的墙体碎片掉在地上。
　　灰尘很大。即使戴着口罩，我还是能闻到那股气味——不是泥土味，不是石灰味，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更原始的气味。
　　我在考古学课本上读到过这种气味的描述，那是“时间的气味”，是有机物在漫长岁月中缓慢分解时释放出来的气息。但课本上没有告诉你的是，当这种气味从你自己的卧室墙壁里涌出来的时候，它闻起来像什么。
　　它闻起来像沉默。
　　不是那种安静的沉默，而是一种被迫的、被压制了很久之后终于找到出口的沉默。那些砖块和砂浆压制了它十年、二十年、也许更久，现在它们碎了，那个沉默终于可以说话了。它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那股气味，从墙缝里钻出来，钻进我的鼻腔，钻进我的肺里，让我咳了好几声。
　　我继续敲。
　　锤子和凿子交替使用，凿子对准砖缝，锤子敲在凿子的尾部，每一击都让一块砖松动。砖块掉在地上的声音很沉，砸在木地板上发出闷响，有些砖块碎成了两半，露出里面的灰色内芯。
　　我大概敲了四十分钟，中间停下来喝了两次水，每次喝水的时候都会看一眼墙上的洞——它在变大，从原来盘子大小变成了脸盆大小，从脸盆大小变成了洗衣盆大小。
　　当我终于把整面墙的中间部分全部敲开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一个夹层，而是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的尺寸大概是一米二宽、两米高、二十公分深，像一个被砌进墙里的壁龛，或者说像一个竖着的棺材。里面的东西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除了那具骨架之外，还有几样东西。在骨架的脚边，放着一个铁皮盒子，盒子上锈迹斑斑，但还能看出原来的颜色是军绿色，像是某种旧式的饼干盒。
　　在骨架的头顶上方，墙上钉着一枚铁钉，钉子上挂着一串钥匙，三把，一大两小，用一根铁丝串在一起。在骨架的右侧，也就是靠近林颂禾家那一边的墙面上，刻着一些字。
　　那些字不是用笔写的，是用尖锐的东西刻上去的，刻痕很深，像是有人用了很大的力气，一横一竖地刻进砖缝之间的水泥层里。字迹有些潦草，但还能辨认。我凑近了看，手电筒的光打在刻痕上，阴影和光线交替，让那些字看起来像是活的一样，在墙上扭动。
　　刻的是：
　　“第一道：清炖。肉质鲜嫩，无需过多调料，盐少许，姜三片，小火慢炖四小时。骨汤可留作底汤。”
　　“第二道：红烧。糖色要炒到焦红，酱油用老抽，八角两颗，桂皮一小块。收汁时注意火候，不可过干。”
　　“第三道：煎烤。切片后腌制两小时，黄油起锅，中火煎至两面金黄。撒迷迭香，配红酒。”
　　“第四道：……”
　　我没有继续往下看。
　　我不是害怕，是因为我的大脑在那一瞬间拒绝处理这些信息。这是一种很奇妙的心理机制——你的眼睛看到了文字，文字组成了句子，句子的含义是明确的、清晰的、毫无歧义的，但你的大脑说“不，这不是真的”，然后把所有的信息都挡在了意识的大门之外。
　　就像你看到一个数学题，1+1=3，你明明知道这是错的，但你的大脑会花零点几秒的时间去确认“等一下，这不对”，那零点几秒就是你的意识在处理“不可能”这个事实。
　　我站在那里，手里还握着锤子，锤头上沾着墙灰和碎砖的粉末，呼吸声在口罩里变得又重又闷。我的视线从那些刻字上移开，落在那个军绿色的铁皮盒子上。
　　盒子的盖子半开着，能看到里面有一叠纸，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光线太暗看不太清楚。
　　我把锤子放下，蹲下来，伸手去拿那个盒子。盒子的铁皮很薄，拿起来的时候发出轻微的嘎吱声，底部有一层锈迹，蹭在我的橡胶手套上留下褐色的痕迹。我把盒子放在地板上，坐在地上，打开盖子。
　　里面的东西比我预想的要多。最上面是一叠纸，纸张的大小和质地跟之前那七页一样，都是那种老式的横格纸，边缘泛黄，有些脆。
　　我把它们拿出来，一共有二十几页，叠在一起有将近一厘米厚。最上面一页的顶部写着“姜枍酒食用指南·第二卷”，下面的内容我没有细看，先放在一边。
　　纸的下面是一个笔记本，黑色硬壳封面，尺寸比手掌大一些，封面上什么也没写。我翻开第一页，看到的是手写的日期——十四年前的日期，三月十七日。
　　笔迹跟“食用指南”上的笔迹不同，这个笔记本上的字迹更小、更密、更潦草，像是在匆忙中写下的。我快速翻了几页，看到了一些关键词——“第一天”“观察”“她不知道”“计划推迟”。
　　笔记本下面是一个信封，米白色的，已经发黄了，没有封口。
　　我把信封打开，里面是一张照片。
　　照片是那种老式的冲印照片，表面有反光，边缘有些磨损。照片上是一个女人，大概三十岁出头，短发，圆脸，穿着一条碎花连衣裙，站在一栋楼前面。
　　她的表情看起来很正常，甚至可以说是在笑，但那个笑容没有到达眼睛——这是一个很老套的说法，但你看到这样的照片的时候，你会立刻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她的眼睛是空的，像两颗玻璃珠，反射着照相机的闪光灯，但没有光从里面透出来。
　　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字：“第一个。已完成。用时十四个月。”
　　我把照片翻过来又看了一遍那个女人的脸。她的脸很普通，普通到你在街上走过的时候不会多看一眼的那种。
　　但此刻，在凌晨的卧室里，在手电筒的光线下，那张脸看起来像一面镜子——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是真的看到了，而是一种感觉，一种“如果我继续住在这里，我也会变成这样”的感觉。
　　我把照片放回信封里，继续翻盒子。盒子底部还有一些零碎的东西——一枚纽扣，白色的，四孔的，像是衬衫上的那种；一小段绳子，大概二十公分长，一端打了个结；一张收据，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得看不清了，只能看出是某个超市的名字；还有一个药瓶，棕色的玻璃瓶，没有标签，拧开盖子闻了一下，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股残留的药味。
　　我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地放在地板上，像是在做法医课上学习如何分类证物。每放一件，我的大脑就会自动给它贴一个标签：纽扣——可能是受害者衣物上的；绳子——可能是束缚工具；收据——可能是时间线索；药瓶——可能是药物控制的证据。这是训练的结果，也是诅咒。我没办法只是“看”到这些东西，我必须在看到的同时分析它们，把它们放进某个框架里，给它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把盒子翻过来看了看底部，上面印着一个商标，是一个已经停产的饼干品牌，我在网上见过这个牌子的老广告，大概是二十年前的东西。这说明这个盒子至少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也许更久。
　　我把所有的东西重新放回盒子里，然后拿起那叠“第二卷”，开始读。
　　---
　　这一卷的内容比第一卷更详细，也更让人不适。
　　不是因为它写了什么血腥的东西——事实上，它的措辞非常克制，几乎可以用“冷静”来形容——而是因为它把一件完全不正常的事情写得像一份正常的计划书，像你在公司里会看到的那种项目执行方案，有目标、有步骤、有时间节点、有风险评估、有应急预案。
　　“目标信息”部分比第一卷更详细。第一页上写着：
　　“姜枍酒，女，十八岁（目标年龄以入住日期为准，计划执行时间为十年后，届时目标二十八岁）。身高一六七，体重约五十二公斤。血型O型。左撇子。对花生轻微过敏。睡眠深度中等，入睡时间约二十分钟，熟睡后约四十分钟进入深度睡眠阶段，此阶段为最佳介入时机。”
　　“日常活动轨迹：周一至周五，七点十五分出门，步行至地铁站，乘坐三号线至大学站，八点二十分到校。课表如下……周六及周日，出门时间不固定，但通常在十点之后。每周三晚会有外卖送达，通常在七点半左右。每月最后一周的周五会去超市采购，采购清单包括……”
　　这个“日常活动轨迹”的详细程度让我感到一阵寒意。
　　他不是在观察我，他是在跟踪我。
　　他知道我几点出门，几点回家，几点上课，几点吃饭，甚至知道我每个月最后一周的周五去超市买的都是什么东西。这些信息不是靠偶尔在楼道里碰到就能收集到的，这是长期的、系统的、有目的的跟踪和记录。
　　我继续往下读：
　　“建立关系方案：第一阶段（第一年至第三年），建立基本的邻里关系。目标为新入住租客，对周围环境不熟悉，社会支持系统薄弱（外地来本市上大学，无亲友在本市），此阶段为建立信任的最佳窗口期。执行方式：日常问候、公共区域偶遇、提供小帮助（如代收快递、指路等）。注意事项：避免过度接触，以免引起警惕。”
　　“第二阶段（第四年至第六年），深化关系。通过定期的小礼物（食物、日用品等）建立正向反馈机制。食物是最佳媒介，因其具有天然的‘善意’属性，且能建立某种程度的依赖关系。执行方式：每周三赠送自制饼干或其他点心，选择目标无明显忌口的种类（避免花生）。此阶段的目标是使目标形成‘周三=安全感’的条件反射。”
　　“第三阶段（第七年至第九年），巩固关系。在信任基础上逐步增加接触频率和深度。可适度透露个人生活信息，以建立‘对等’的错觉。目标作为犯罪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对人际关系有较高的警惕性，需特别注意‘信息对等’原则——即我透露的信息数量应与目标透露的信息数量保持大致平衡，否则目标可能产生怀疑。”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停下来，把手里的纸放在膝盖上，闭上眼睛，深呼吸了三次。
　　这段话里有一个细节让我特别在意——“目标作为犯罪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对人际关系有较高的警惕性”。
　　他知道我是学犯罪心理学的。
　　他知道我受过什么样的训练，知道我会注意什么样的细节，知道我可能会对什么样的事情产生怀疑。他甚至针对这一点设计了应对方案——“信息对等原则”。
　　这意味着他不是一个普通的、靠本能作案的杀手。他是一个有策略、有预谋、有反侦察意识的杀手。
　　他知道怎么对付一个犯罪心理学研究者，就像他知道怎么对付一只猎物——不是靠蛮力，而是靠对猎物习性的了解。
　　我继续往下读。
　　“执行方案：第十年。此阶段分为三个子阶段。”
　　“子阶段一（第十年第一至六月）：巩固信任关系，同时开始进行‘收网’前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确认目标的生活习惯是否有变化、检查作案工具的完好性、确认作案时间窗口的可行性。此阶段需特别注意不要让目标察觉到任何异常，所有日常互动维持原状。”
　　“子阶段二（第十年第七至九月）：实施前的最后准备。此阶段需完成以下事项：确认作案地点（目标住所或本人住所，视具体情况而定）、准备必要的工具和材料、制定详细的行动时间表。注意事项：作案地点的选择需以‘不引起目标怀疑’为原则，建议选择目标住所，因其对自身环境有较高的安全感，警惕性较低。”
　　“子阶段三（第十年第十至十二月）：执行。具体执行方案详见附件一至附件五。”
　　我翻到后面，找到了“附件一至附件五”。
　　附件一的标题是“进入目标住所的方案”，内容详细记录了我的门锁型号、备用钥匙的位置（他居然知道我把备用钥匙放在门口地毯下面，这件事我连自己都快忘了）、以及如何在不惊动我的情况下进入房间。
　　附件二的标题是“目标的睡眠模式分析”，内容是根据他对我睡眠习惯的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包括我通常几点上床、几点入睡、几点进入深度睡眠、几点会翻身等等。
　　附件三的标题是“作案工具清单”，列了十几样东西，从绳索到刀具到化学药品，每一样都标注了型号、数量、存放位置。
　　附件四的标题是“善后处理方案”，内容是如何处理“残余”，包括分解、包装、运输、丢弃的详细步骤。附件五的标题是“应急预案”，内容是如果计划被打断（比如我突然醒来、有访客到来、或者发生其他意外情况）应该怎么做。
　　我没有细读附件四和附件五的内容。
　　虽然我确实害怕——但我觉得这些东西不应该被读到。
　　不是不应该被我读到，而是不应该被任何人读到。这些文字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就像那个墙里的骨架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一样。
　　但它们存在了，写在纸上，嵌在墙里，塞在饼干盒里，跟一枚纽扣、一小段绳子、一个空药瓶放在一起。
　　我把所有的纸张整理好，放回盒子里，盖上盖子。然后我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另一面完好的墙，看着面前这面被我砸开的墙。
　　手电筒的光已经有些暗了，手机的电量从满格掉到了百分之三十七。窗外的天色开始变亮，不是那种明亮的亮，而是那种灰蒙蒙的、介于夜晚和黎明之间的亮。
　　我看了看时间，六点十二分。我已经敲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墙。
　　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林颂禾有没有听到我敲墙的声音？昨天晚上他发消息问我“是不是在装修”，我说“在装书架”。如果他在凌晨四点听到锤子和凿子的声音，他会怎么想？他会觉得我只是在继续装书架吗？还是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一点窗帘，往林颂禾家的方向看了一眼。他的窗户是暗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什么都看不到。
　　但我知道他在里面。我能感觉到他在里面，就像你能感觉到黑暗的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即使你看不到也听不到。
　　我回到墙边，把那些砖块和墙皮碎片收拾了一下，堆在一个角落里。
　　然后用旧床单重新把墙遮住，这次我用胶带把床单的四周都贴在了墙上，这样从外面看起来更像是一块普通的装饰布。做完这些，我去浴室洗了个澡，换了身干净的衣服，然后坐在厨房里，给自己煮了一杯咖啡。
　　咖啡很苦，我没有加糖，也没有加奶。我端着杯子坐在厨房的餐桌前，看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色。
　　小区里的路灯灭了，那个遛狗的老人又出现了，还是昨天那条狗，一只棕色的柯基，屁股扭得很欢。那个年轻妈妈也推着婴儿车走过，婴儿车里的小孩在哭，声音隔着玻璃传进来，变得很微弱，像收音机里的杂音。
　　一切都很正常。
　　我喝了三口咖啡，然后把杯子放下，拿出手机，给那个在房产中介工作的朋友发了一条消息：“查到了吗？”
　　他回了一条：“查到了。这栋楼过去十五年的租客记录，我整理了一个表格，发你邮箱了。你欠我一顿饭。”
　　我打开邮箱，下载了那个表格。表格里列出了这栋楼每一户的租客信息——姓名、入住时间、退租时间、联系方式（有些有，有些没有）。我找到自己这一户，上面写着“姜枍酒，2016年9月入住，至今”。然后我找到林颂禾那一户，上面写着“林颂禾，2014年3月入住，至今”。
　　2014年。他比我早两年搬进来。
　　我再往前翻，看看我之前住在这间公寓里的人是谁。表格上显示，这间公寓在我之前的租客是一个叫“陈若云”的女人，入住时间是2010年8月，退租时间是2016年7月。也就是说，她在我搬进来之前的两个月搬走了。
　　我又查了林颂禾那一户在他之前的租客。表格上显示，他那一户在他之前的租客是一个叫“赵明远”的男人，入住时间是2009年1月，退租时间是2014年2月。也就是说，赵明远搬走之后的一个月，林颂禾搬了进来。
　　我再查陈若云和赵明远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没有。他们是两户不同的租客，住在不同的房间，搬进搬出的时间也没有重叠。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陈若云的退租时间是2016年7月，林颂禾的入住时间是2014年3月。也就是说，在林颂禾搬进来两年之后，陈若云才搬走。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林颂禾和陈若云是邻居。
　　就像现在我和林颂禾是邻居一样。
　　我放下手机，把咖啡杯里的最后一口喝掉。咖啡已经凉了，苦味更重了，像是在嘴里化开了一片药。
　　我想到了那个笔记本里写的话——“第一个。已完成。用时十四个月。”
　　十四个月。不是两年，不是三年，是十四个月。从开始到完成，他只用了十四个月。而对我，他计划了十年。
　　为什么？为什么对我需要十年，而对“第一个”只需要十四个月？是因为我比“第一个”更难对付？还是因为他在“第一个”身上犯了一些错误，需要在“第二个”身上避免？还是因为……“第一个”不是陈若云，“第一个”是另一个人？
　　我重新打开那个表格，继续往下翻。这栋楼一共有六层，每层两户，总共十二户。
　　我把所有租客的名字都看了一遍，看看有没有人在搬走之后“消失”了——没有社交媒体，没有联系方式，没有任何痕迹。但这很难判断，因为很多人搬走之后本来就不会留下什么痕迹。
　　我换了一个思路。
　　我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了“陈若云”加上这栋楼的地址。没有结果。我又输入了“赵明远”加上地址，也没有结果。
　　我输入了这栋楼的地址加上“失踪”“案件”“警方调查”等关键词，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
　　是一条微信消息，来自林颂禾：“姜小姐，早。今天天气也不错，要不要一起去楼下吃早餐？新开了一家包子铺，听说还不错。”
　　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大概三十秒。
　　他的语气跟往常一模一样——温和、礼貌、带着一点恰到好处的热情，像一个好邻居会有的那种热情。他不会在消息里写任何不正常的东西，不会露出任何破绽。他是那种你永远抓不到把柄的人，因为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都是经过计算的。
　　我回了一条：“谢谢，今天不太方便，下次吧。”
　　他秒回：“好的，那下次。对了，你昨天说在装书架，装好了吗？需要帮忙搬东西吗？”
　　我犹豫了一下，打了一行字：“差不多了，就是墙有点硬，钻头都打坏了一个。”
　　发完之后我立刻后悔了。我不应该提到墙。不应该给他任何关于墙的信息。但话已经发出去了，撤回来会更奇怪。
　　他回了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然后说：“这栋楼的墙是挺硬的，我之前想挂一幅画，也打坏了好几个钻头。需要我借你一个好一点的钻头吗？”
　　“不用了，已经弄好了。谢谢。”
　　“不客气。那先不打扰你了，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我把手机放在桌子上，屏幕朝下。然后我趴在桌子上，把脸埋在手臂里。
　　我在想一件事。
　　他说“我之前想挂一幅画，也打坏了好几个钻头”。他在哪面墙上挂画？是他卧室的墙吗？是跟我一墙之隔的那面墙吗？他有没有在挂画的时候发现墙里的东西？还是说——那些东西就是他自己放进去的？
　　这个问题其实不需要想。
　　答案很明显。那份“食用指南”上的笔迹是他的，那个笔记本上的笔迹也是他的，那串钥匙、那个药瓶、那张照片——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这面墙里的所有东西都是他放进去的。这面墙就是他的储藏室，他的档案馆，他的纪念品陈列柜。
　　而我，就在这个陈列柜的另一边，住了十年。
　　我抬起头，看着厨房的窗户。窗外的阳光已经完全亮了，照在对面的楼墙上，反射出刺眼的白光。
　　那个遛狗的老人已经回家了，那个年轻妈妈也不见了，小区里安静下来，只有几只麻雀在窗台上跳来跳去，叽叽喳喳的。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打开窗户。
　　早晨的空气涌进来，带着一点泥土的味道和青草的味道，还有远处马路上汽车的声音。我深吸了一口气，试图用这种正常的、日常的、属于活人的气味来冲淡肺里那股从墙里带出来的味道。
　　但那股味道还在。不是真的在鼻腔里，而是在记忆里。
　　那种干燥的、陈旧的、像时间本身的味道，已经粘在了我的嗅觉记忆里，像一块嚼过的口香糖粘在鞋底上，怎么踩都踩不掉。
　　我关上窗户，回到卧室，站在那面被床单遮住的墙前面。我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可以报警。
　　这是最直接、最合理的做法。把这些东西交给警方，让他们去调查，去鉴定，去抓人。林颂禾会被逮捕，会被审判，会被关进监狱。我会成为证人，会在法庭上作证，会说“是的，我在墙里发现了这些东西”。然后这个案子就结束了，我会搬走，去另一个地方，继续我的生活。
　　但我不打算这样做。
　　不是因为我不相信警方，也不是因为我想自己当英雄。而是因为我有一些问题需要答案，而这些答案可能只有在我不报警的情况下才能得到。
　　第一个问题：那具骨架是谁？是陈若云吗？还是赵明远？还是别的什么人？如果是陈若云，那她的退租记录是假的吗？还是说她在退租之后才被杀？如果是赵明远，那他是怎么从隔壁的房间跑到这面墙里来的？
　　第二个问题：林颂禾为什么要写这份“食用指南”？是为了记录？是为了满足某种心理需求？还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一个杀手写下自己的计划，放在尸体旁边，这种行为本身就很不寻常。大多数杀手会销毁证据，而不是保存证据。他把这些东西留下来，说明他有某种保存的需求，也许是为了以后重温，也许是为了给自己看。
　　第三个问题：那份“食用指南”上写着“第三十页：未完待续”。我手里只有七页（第一卷）和二十三页（第二卷），加起来正好三十页。但“未完待续”是什么意思？是还有第三卷？还是说这个“未完待续”不是在说指南本身，而是在说别的什么？
　　第四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他为什么选择了我？真的是随机的吗？还是说，我是被选中的？如果是被选中的，为什么是我？
　　这些问题，警察不会帮我回答。
　　警察的职责是破案，是抓人，是结案。他们不会在乎一个犯罪心理学博士对一个连环杀手的心理机制有多好奇，不会在乎我想知道“为什么”。他们只在乎“是谁”和“怎么做”。
　　所以我决定不报警。至少现在不报警。
　　我要继续住在这里，继续跟林颂禾保持“正常”的邻里关系，继续收他的饼干，继续在楼道里跟他打招呼。
　　但同时，我要开始做另一件事——我要开始研究他，就像他研究我一样。我要了解他的生活习惯、他的心理模式、他的弱点。我要找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找出他的“食用指南”里写了什么，找出那具骨架的身份。
　　我要变成他的猎人。
　　这个想法让我感到一阵奇怪的热流从脊椎底部升起来，沿着脊柱一路向上，爬到后脑勺的位置。不是恐惧，也不是兴奋，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你在黑暗的房间里站了很久，眼睛终于适应了黑暗，开始能看到一些轮廓和形状。你知道那些东西一直都在那里，只是你之前看不到。现在你看到了，你不确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但你已经没办法假装看不到了。
　　我拿起那个军绿色的铁皮盒子，把它放在衣柜的最上层，用几件不常穿的衣服盖住。然后我把那些碎砖和墙皮装进一个垃圾袋里，扎紧袋口，放在阳台上，等晚上再扔到楼下的垃圾桶里。
　　做完这些，我站在卧室中间，环顾了一下四周。房间看起来跟昨天没什么区别——床、书桌、衣柜、窗帘，一切都还在原来的位置上。
　　但整个房间的气场变了，像是一个人得了某种隐疾，外表看起来好好的，但内里已经开始溃烂。那面被床单遮住的墙就像一个被包扎起来的伤口，你看着那块床单，你知道下面有什么，但你还是会假装它只是一块普通的装饰布。
　　我走到书桌前，坐下来，打开笔记本，在昨天写的那段话下面继续写：“第二天。已打开整面墙体，发现更多物品：一个铁皮盒子，内含‘食用指南’第二卷（共二十三页）、一个笔记本、一张照片、一枚纽扣、一段绳子、一张收据、一个空药瓶。墙体内部刻有文字，内容为疑似烹饪方法的描述。骨架仍嵌在墙内，尚未取出。”
　　“初步判断：墙内所有物品均与邻居林颂禾有关，笔迹鉴定（非专业）确认‘食用指南’及笔记本均为其手写。骨架身份待确认，疑似前任租客陈若云或其他失踪人员。”
　　“下一步计划：1.确认骨架身份。2.继续观察林颂禾的日常行为，寻找更多线索。3.寻找‘食用指南’中提到的‘附件’（如有）。4.查找与林颂禾相关的更多背景信息。”
　　写完这些，我把笔记本合上，放进抽屉里。然后我躺到床上，闭上眼睛。
　　我大概睡了三个小时。没有做梦，或者说做了但我没有记住。
　　醒来的时候是中午十一点，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条金色的光带。光带正好穿过那面被床单遮住的墙，在床单上投下一片暖色的光斑。
　　那块小碎花床单在阳光下看起来几乎有些温馨，像某个田园风格的卧室装饰图。
　　我盯着那片光斑看了很久，然后听到隔壁传来一个声音——林颂禾在打电话。他的声音隔着墙传过来，有些模糊，但能听出大概的内容。他在说：“……对，就是那个案子，我看新闻了……嗯，挺吓人的……你说现在的社会怎么了……是啊，出门都得小心……”
　　他在跟别人聊一个新闻里的案子。
　　他的语气很正常，像一个普通人在谈论社会新闻时会有的那种语气——带着一点关切，一点惊讶，一点“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的困惑。如果我不知道墙里的那些东西，我也会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有同情心的、对社会治安有点担忧的普通中年人。
　　但现在我知道。
　　我知道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也许他是在模仿正常人的反应，就像他在模仿一个好邻居的角色一样。
　　也许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假的，但假到一定程度之后，连他自己都分不清真假了。也许他在谈论的那个新闻里的案子里，有他想要学习的新技巧。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他在墙里刻的那些字——“清炖”“红烧”“煎烤”——这些不是“食用指南”的一部分吗？为什么要把这些刻在墙上，而不是写在纸上？也许是因为这些内容对他来说有某种特殊的意义，需要以一种更永久的方式保存下来。也许这面墙本身就是他的“厨房”，那些刻字就是他的“菜谱”。
　　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那份“食用指南”的第一卷里写着“注：本指南为第二版。第一版已应用于前一个目标，效果良好，但存在若干可优化之处，详见修订记录。”这个“前一个目标”是谁？是墙里的这具骨架吗？还是说墙里的骨架是更早的“第零版”？
　　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像一群找不到出口的飞蛾，在灯泡周围绕圈。我知道我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回答这些问题，而信息不会自己送上门来——我需要去找。
　　我起床，洗了把脸，换了身衣服，出门。
　　楼道里的灯又亮了，惨白的日光灯管照在灰白色的墙壁上，让整个楼道看起来像一个医院的走廊。我经过林颂禾的门前时，放慢了脚步。
　　他的门关着，里面传来电视的声音，是一个午间新闻节目，主持人正在用标准的播音腔念着什么。我站在他的门前大概停了五秒钟，然后继续往前走，下楼。
　　出了小区大门，我往左拐，走了大概两百米，到了一家咖啡馆。
　　这是我平时写论文的地方，店里的咖啡一般，但胜在人少，安静，而且有一个靠窗的座位能看到街上的行人。我点了一杯美式咖啡，坐在靠窗的位置，打开笔记本电脑。
　　我需要做三件事。第一，确认那具骨架的身份。第二，找到更多关于林颂禾的信息。第三，搞清楚那份“食用指南”到底写了什么。
　　第一件事比较难，因为我没有办法把骨架送去鉴定——至少现在不行。但我可以做一些初步的推断。从骨骼的形态来看，骨架的主人大概率是女性，因为骨盆的宽度和角度——我在法医学课上学过，女性的骨盆比男性的更宽、更浅，耻骨角更大。但这只是目测，不能百分百确定。如果她是女性，那她可能是谁？陈若云？还是照片上的那个女人？
　　我打开邮箱，重新看了一遍那个租客记录表格。陈若云，女，入住时间2010年8月，退租时间2016年7月。如果她是墙里的那具骨架，那她应该在2016年7月之前就已经死了，因为她的退租记录可能是伪造的——也许是林颂禾伪造的，用来掩盖她的失踪。
　　但2016年7月是我搬进来的前两个月，也就是说，如果陈若云是在那之前死的，那她的尸体在墙里已经躺了将近十年。
　　我又看了看照片上的那个女人。照片上没有日期，但从照片的材质和风格来看，大概是十几年前的老照片。如果她是“第一个”，那她的死亡时间可能更早。
　　我需要找到更多的信息。我打开了几个本地的失踪人口数据库，搜索了这栋楼所在区域的失踪人员记录。结果很多——一个大城市里，每年都有几百人失踪，有些被找到了，有些没有。
　　我花了大概一个小时，筛掉了那些已经找到的、年龄不符的、性别不符的，最后剩下三个可能的候选人。
　　第一个：李芳，女，三十二岁，失踪于2012年3月。最后一次被看到是在她居住的小区附近，距离我这栋楼大概三公里。第二个：王雪梅，女，二十九岁，失踪于2013年11月。她的住址离我这栋楼更近，大概一公里。第三个：周晓雨，女，三十五岁，失踪于2015年7月。她的住址就在这栋楼对面的小区。
　　这三个人的年龄、性别、失踪时间都跟墙里的骨架有可能的关联。但我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进一步缩小范围。比如，她们的DNA样本、牙齿记录、或者其他可以用来比对的生物信息。这些信息我没有，也不可能有——除非我去找警方。
　　我暂时把这件事放在一边，开始做第二件事：搜索林颂禾的背景信息。
　　我在几个社交媒体平台上搜索了“林颂禾”这个名字，结果很多，但大部分都不是他。
　　他不是一个在社交媒体上活跃的人——这一点我已经知道了，因为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任何社交账号，我也从来没有搜到过他的。
　　我换了一个思路，搜索他的职业信息。他说他是某出版社的编辑，我找到了那家出版社的官网，在员工列表里没有找到他的名字。但这不代表他在说谎，因为很多出版社的员工列表不会更新得很及时，而且有些编辑是 freelance 的，不算正式员工。
　　我又搜索了出版行业的数据库，查找“林颂禾”这个名字是否出现在任何出版物的版权页上。
　　结果找到了一本书——一本关于犯罪心理学的书，出版于八年前，版权页上的策划编辑写着“林颂禾”。这本书我居然有印象，是我本科时期读过的一本教材的中文译本。我当时觉得翻译得很好，还特意看了一下译者的名字，但没注意策划编辑是谁。
　　一个策划编辑犯罪心理学书籍的人，住在一个犯罪心理学博士的隔壁，写了一本关于如何食用她的指南。这不是巧合。这不可能是巧合。
　　我继续搜索，找到了更多关于这本书的信息。
　　这本书的翻译者是一个大学老师，我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一个电子邮箱地址。
　　我犹豫了一下，给他发了一封邮件，说我是犯罪心理学的研究者，想了解一下这本书的策划编辑林颂禾先生的一些情况。我没有说太多，只是说我在做一个相关的课题。
　　发完邮件之后，我开始做第三件事：重新阅读那份“食用指南”。
　　我把铁皮盒子从衣柜里拿出来，坐在床边，把那些纸张一张一张地摊在床上。这一次我读得更仔细，每一个字都没有放过，而且我开始做笔记——在笔记本上记录每一个重要的信息点，包括时间、地点、行为模式、心理特征等等。
　　第二卷的内容比第一卷更丰富，也更能看出林颂禾的心理特征。
　　他是一个极度有条理的人——这一点从他写指南的方式就能看出来。
　　他把整个计划分成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又有子阶段，每个子阶段又有具体的执行方案和时间节点。他甚至在指南里写了“复盘”的部分——在计划执行完之后，他会回顾整个过程，分析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需要改进。这种复盘的习惯通常出现在高绩效人群身上——运动员、企业家、军事指挥官。
　　但用在杀人这件事上，就显得格外病态。
　　我注意到指南里有一句话反复出现：“保持耐心。好菜需要时间。”这句话在好几个地方都出现了，有时候是在一段文字的开头，有时候是在结尾，有时候是在页边的小字里。这句话像是他的座右铭，或者某种咒语，用来提醒自己不要急躁，要按照计划一步一步来。
　　十年的计划。
　　他是真的有耐心。
　　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段分析：
　　“林颂禾，男，年龄不详（目测四十五至五十岁）。
　　“职业：出版社编辑（可能与犯罪心理学相关）。性格特征：有条理、有耐心、善于伪装、高智商。作案模式：有组织型，计划性强，有记录和复盘的习惯。心理需求：似乎不仅仅是杀人，而是有某种仪式化的需求——写下详细的指南、保存纪念品、在墙上刻字。这些行为表明他有强烈的‘保存’和‘记录’的冲动，可能与他对自己‘作品’的某种扭曲的自豪感有关。”
　　“风险评估：目前对我构成直接威胁。他的计划已经执行了十年，可能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虽然他在表面上维持着‘好邻居’的形象，但随时可能采取行动。需要提高警惕，同时继续收集信息。”写完这些，我把纸张重新收好，放回盒子里，把盒子放回衣柜。
　　然后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
　　天又黑了。
　　这一天过得很快，快得像被人按了快进键。我好像什么都没做，又好像做了很多。
　　我敲了一面墙，读了一份杀人计划，搜索了一些失踪人口的信息，发了一封邮件，写了一篇心理分析。这些事情在正常情况下可能需要一个星期才能完成，但我用了一天。也许这就是肾上腺素的作用——当你处于危险之中的时候，你的效率会变得极高，因为你没有时间去犹豫、去拖延、去纠结。
　　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林颂禾的计划已经执行了十年，那他为什么还没有动手？他的计划里写的是“第十年第十至十二月”执行。现在是几月？十一月。也就是说，按照他的计划，他应该在这两个月之内动手。
　　这两个月之内。
　　我的手指在膝盖上敲了几下，节奏不稳，像是在弹一首不熟悉的曲子。
　　我需要在这两个月之内搞清楚所有的事情，然后做出决定。我可以选择报警，让他被抓。我也可以选择不报警，继续观察。
　　我也可以选择……
　　我没有继续想下去。
　　窗外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洒在小区的小路上，照出几个行人的影子。一个男人牵着一只狗走过，狗在小区的花坛旁边停下来闻了闻，然后抬起腿撒了尿。男人站在旁边等，手里拿着手机在看什么，脸上被屏幕的光照得发白。
　　那个男人看起来很正常。
　　那条狗看起来也很正常。这个小区看起来一切都正常。
　　但我现在知道，正常只是表面。表面下面是什么，只有当你敲开那面墙的时候才能看到。
　　我站起来，走到那面被床单遮住的墙前面，把手放在床单上。床单是棉布的，摸起来很柔软，小碎花的图案在我的手掌下面微微凸起。我的手掌能感觉到床单下面的墙壁——冰冷的、粗糙的、里面藏着骨头的墙壁。
　　我在想，那具骨架的主人，在被塞进墙里之前，最后看到的是什么？是林颂禾的脸吗？是这面墙吗？还是别的什么？她有没有挣扎过？有没有喊过？有没有想过会有人来救她？
　　我把手从床单上拿开，转身走到窗边，把窗帘拉上。
　　今晚的月亮很圆，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条银白色的线。
　　那条线正好穿过房间的中间，把床和书桌分开，像一条边界线。
　　我在想，这条线是什么的边界？是现实和疯狂的边界？是正常和异常的边界？还是猎人和猎物的边界？
　　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
　　隔壁传来林颂禾的脚步声。他在走路，从客厅走到卧室，然后又走回客厅。他的脚步声很规律，像节拍器一样，每一步之间的间隔都差不多。然后我听到他打开电视的声音，还是那个新闻频道，主持人还在用同样的语调念着同样的新闻。
　　我听着那些声音，慢慢地睡着了。
　　这一次我做了梦。
　　梦里我在一面很大的墙前面，墙上全是字，密密麻麻的，像蚂蚁爬满了墙面。
　　我凑近了看，想看清那些字写的是什么，但每次我快要看清的时候，那些字就会移动，重新排列，变成另一句话。我在梦里追着那些字跑，跑了好久好久，直到我发现自己站在一具骨架面前，骨架的胸腔里放着一面镜子，镜子里照出来的不是我的脸，是林颂禾的脸。
　　我惊醒的时候是凌晨三点，浑身是汗，睡衣贴在背上，黏糊糊的。我坐起来，大口喘气，心脏跳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房间很黑，什么都看不见，我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心跳声。
　　然后我听到了另一个声音，是从隔壁传来的。林颂禾在唱歌。就是那首他经常哼的歌，旋律很慢，像是某种古老的摇篮曲。他的声音很低，几乎是耳语，但在凌晨三点的寂静里，每一个音符都清晰得像刻在玻璃上。
　　我躺在床上，听着他的歌声，一动不动。
　　他的歌声持续了大概十分钟，然后停了。之后是沉默，很长的沉默。我以为他睡着了，正准备翻个身，突然听到了另一个声音——他的脚步声。他在走路，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走到门口。
　　我听到他的门开了。
　　然后我听到楼道里的灯亮了，声控灯的那种“咔嗒”声，在寂静中格外响亮。
　　他的脚步声在楼道里移动，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最后停在了我的门口。
　　我屏住了呼吸。
　　他没有敲门，没有按门铃，也没有说话。
　　他只是站在我的门口，站在楼道里，站在那盏惨白的日光灯下面。我能感觉到他的存在——不是通过声音，也不是通过视觉，而是通过某种更原始的感知方式，一种在黑暗中才能被激活的、动物性的直觉。我知道他在那里。我能感觉到他的重量压在地板上，压在这栋楼的楼板上，压在我和他之间的那面墙上。
　　他站了大概五分钟。
　　然后他转身，走回自己的房间，关上门。
　　楼道里的灯灭了。
　　一切又安静下来。
　　我躺在黑暗中，心脏还在跳，但节奏变了——从恐惧的急促变成了一种更冷静的、更克制的律动。我在想，他为什么要在凌晨三点站在我的门口？是想确认什么？是在犹豫什么？还是在执行他的计划——那个“子阶段三”的某个步骤？
　　我不知道。但我现在知道了一件事——他没有耐心了。十年的耐心，在第十一年的凌晨三点，终于开始松动。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的位置，闭上眼睛。
　　我在想，明天早上在楼道里碰到他的时候，我应该说什么。“早啊，林先生，今天天气不错”？还是“昨晚是不是有人站在我门口，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还是什么都不说，只是笑一下，然后走开？
　　我选了第三个。
　　因为我需要继续扮演“正常的邻居”，就像他需要继续扮演“正常的人”一样。我们都是演员，在这栋楼的舞台上，演一出谁也不知道结局的戏。
　　区别在于，他知道自己演的是什么角色。
　　而我，刚刚拿到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