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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达科他州
我是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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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小李子举起酒杯的那一瞬间穿越的。
手机屏幕里，那个男人穿着白色西装，背对镜头，转身，微笑——那个让全世界女人尖叫的微笑。我正想着“这张脸我还能再看一百年”，眼前一黑。
再睁开眼，我听见有人在哭。
不是手机里的声音，是真实的、刺耳的婴儿啼哭。我低头一看——两只小手，皱巴巴的，是我的。
我花了三天时间接受现实：胎穿。1890年。北达科他州。一个破农场。
行吧，穿越小说没白看。既来之则安之。
但问题是——我穿到哪儿了？
答案是：不知道。
我只知道美国有纽约和华盛顿。
北达科他州？实在是没印象啊！
……
1890年代的北达科他，是美国最年轻也最荒凉的州之一。
这里没有东部城市的石板路和煤气灯，只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永远刮个不停的风。夏天是能把人晒脱皮的烈日，冬天是能把人冻成冰棍的暴风雪。农场与农场之间隔着好几英里，最近的邻居也要走上二十分钟。
我家是个典型的homesteader家庭（定居垦荒农户）——父亲是个从伊利诺伊跑来圈地的农民，母亲是那种能把任何破布头缝成衣服的女人。
我们住在一栋用草皮垒成的房子里。
对，草皮。就是地上长草的那层土，切成一块一块的，垒起来当墙。你可能会想：草皮？那能住人吗？
答案是：能，但体验极差。
下雨的时候屋里到处漏水，我们得把所有的锅碗瓢盆都拿出来接。叮叮咚咚的，像在开音乐会。雨停了，屋顶上会长出野花，黄的白的，一大片。邻居路过的时候会说：“哟，布朗家又开花了。”
我心想：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
墙上的报纸是我唯一的读物。那是母亲用面粉糊糊一张张贴上去的，用来挡风。我躺在草皮屋里，看着墙上那张1897年的《纽约论坛报》，上面有一则广告画着一个穿蕾丝裙的女人。
穿越者的第一课：认清现实，规划未来。
我花了几年时间观察这个时代，观察这个地区，观察我能接触到的一切。然后我得出了几个结论：
第一，北达科他这破地方，短期内是别想离开了。我没钱，没资源，没社会关系，一个女孩子单独出门等于送死。
第二，农业是靠天吃饭，风险太大。我们家年年都在温饱线上挣扎，一场干旱就能让我们全家饿肚子。
第三，这个时代正在发生巨变。铁路在延伸，城市在扩张，工业在兴起。机会是有的，但不在农场里。
第四，也是最关键的——我得先活下来，活到能抓住机会的那一天。
所以，从我能干活的那天起，我就开始给自己攒“资本”。
首先是身体资本。
我从不偷懒。不是因为我热爱劳动，是因为在这个年代，身体就是第一生产力。一个病秧子是活不久的，更别提出人头地了。
我每天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别人吃一顿我吃两顿——能多吃就多吃，能存点脂肪就存点。冬天冷的时候，这点脂肪能救命。
然后是知识资本。
墙上那些报纸，我一张一张看完了。不仅看，还记。哪年发生了什么事，哪个地方有什么机会，哪个行业在招人——我都记在脑子里。
母亲以为我在发呆，其实我在学习。
后来我发现教堂有个小小的图书角，是牧师从东部带来的几本书。《圣经》是肯定的，还有几本小说，一本农业手册，一本《富兰克林自传》。
我把那本《富兰克林自传》翻来覆去看了五遍。
富兰克林说：早起、勤奋、节俭、诚信。我心想：大佬，你说得对，但在北达科他，光有这些还不够，还得有命。
然后是技能资本。
我五岁学会补衣服，七岁学会做饭，九岁学会记账——父亲卖粮食的时候，我偷偷在旁边看，学会了怎么算账、怎么讨价还价。
十岁那年，我干了一件大事。
那天父亲去镇上卖粮，带了五袋玉米。粮商开价一袋三毛五。父亲正要答应，我突然开口了：“叔叔，我听说今年明尼苏达那边遭了灾，粮食涨价了。您这个价，是不是有点低了？”
粮商愣了一下，看着我。
父亲也愣住了。
粮商想了想，说：“那你说多少？”
我说：“四毛。”
粮商笑了：“小丫头，你懂什么？”
我说：“我懂您要是不要，我们拉去下一家。听说霍金斯先生也收粮，他开价三毛八。”
粮商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三毛八，成交。”
父亲后来问我：“你怎么知道明尼苏达遭灾？”
我说：“听说的。”
其实是报纸上看的。三个月前的旧报纸，角落里一小段。但我记住了。
从那以后，父亲卖粮都带着我。
最后是人脉资本。
这玩意儿最难攒。我一个十来岁的小丫头，能有什么人脉？
但我发现了一个规律：镇上的人，尤其是女人，特别喜欢聊天。聊天的内容无所不包——谁家生了孩子，谁家死了牛，谁家要卖地，谁家来了亲戚。
我没事就坐在母亲旁边，听她们聊天。不插嘴，只是听。
听多了，就知道谁家有困难，谁家有资源，谁家靠得住，谁家靠不住。
后来我开始帮人跑腿。这家缺盐，那家缺药，我腿快，跑一趟赚一两个鸡蛋。鸡蛋攒起来，可以换别的东西。
几年下来，镇上的人都知道：布朗家那丫头，嘴严，腿勤，靠谱。
这些，就是我在这个时代攒下的第一桶金。
……
盖兹家也在这一带。但他们住在镇子东边，靠近那条干涸的河沟，我家在镇子西边，靠近大路。两家隔着一英里多的土路，算不上邻居，只能说是一个地方的人。
小时候，我只是隐约知道有这么一家人。听说过老盖兹是个闷葫芦，盖兹太太是个命苦的女人，前几个孩子都没活下来，只剩下一个儿子，叫詹姆斯。
但我从没见过他。
这很正常。一英里的土路，对大人来说不算什么，对小孩子来说却是遥远的距离。我每天要帮家里干活，哪有工夫跑到镇子东边去认识什么人。
所以，整整十年，我只知道有这么个人存在，却从未把他和“盖茨比”联系在一起。
直到那一年。
……
1901年，我十一岁。
那年的夏天格外热。
六月份开始就没下过雨。玉米地里的叶子全都卷了起来，蔫头耷脑的，像一群垂死的人。父亲整天愁眉苦脸地看天，嘴里念叨着“完了，完了，今年要绝收了”。母亲把家里的破衣服翻出来又缝了一遍，嘴里念叨着“主啊，赐点雨吧”。
我没念叨。我知道念叨没用。我只是每天去河边挑水，一桶一桶地浇那几棵最要紧的菜。
七月的某一天，母亲说：“明天教堂办野餐会，咱们去。”
我愣了一下：“干活还干不完呢，去什么野餐会？”
母亲瞪我一眼：“你这孩子，就不能有点孩子样？去，都去。你爸也得去，让他散散心，不然要憋出病来。”
我没再说话。
第二天一早，母亲把家里最好的衣服翻出来——其实就是洗得最干净、补丁最少的那几件。她给我穿上那件原本是蓝色、现在已经洗得发白的裙子，把头发重新编了一遍，用一块干净的手帕扎起来。
“别老是那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她说，“笑一笑。”
我笑了笑，敷衍的。
教堂后面的空地上，铺了几块旧毯子。
各家带来的食物摆在上面：玉米面包、腌豆子、几块硬邦邦的燕麦饼干、一罐蜂蜜、一小盆煮鸡蛋。最好的东西是一块火腿，是镇上的屠户家带来的，切成薄薄一片一片，摆在盘子里，油汪汪的，看着就馋人。
女人们围在一起聊天，声音尖细，像一群麻雀。男人们蹲在树荫下抽烟斗，偶尔说几句话，然后沉默很久。孩子们在空地边缘追着一只脏兮兮的皮球，喊叫声此起彼伏。
我端着一杯柠檬水——其实是凉水加一点点柠檬汁，甜味都没有——坐在树荫底下，百无聊赖地看着这群人。
太无聊了。我想。这就是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农村。没有手机，没有网，连个像样的帅哥都没有——
我的目光扫过那群追逐皮球的男孩。
然后停住了。
有一个男孩，跑在最前面。
他刚把球抢到手，正往另一个方向跑。阳光从他背后照过来，他跑得太快，金色的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有几缕贴在额头上。
他转过脸来，笑着喊他的同伴。
我手里的柠檬水差点洒了。
那张脸。
阳光打在他脸上。十岁的少年，开始抽条了，脸上的婴儿肥正在褪去，下颌线开始有了隐约的轮廓。鼻梁挺直，嘴唇微微翘起，那双眼睛——
那双眼睛蓝得透亮，在阳光下像两块被洗过的蓝宝石，像我从没在这片灰扑扑的土地上见过的颜色。
这张脸……
有点像。
只是有点像，但已经足够让我心跳漏了一拍。
我盯着他看了三秒。五秒。十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