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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chapter 13 到底什么是 ...

  •   ch13

      我把那份协议摔在地上,踉跄着后退,说:“你是不是想杀了我,邵声。”
      他出奇地平静,脸上的神色都是那样波澜不惊,如果不是他掐着沙发扶手的指节泛白,用力地近乎颤抖,我会以为眼前的这个男人真的没有心。
      他朝他看不见的虚无伸出手,说:“对不起。我做不到,所以你最好忘了我。”

      我扑上去,有那么一瞬间我真的想打他,咬他,但我什么都没做。愤怒到了一定的极致,其实是表现不出来的,像一只箱子砰地一声盖上了,里面的什么爱恨嗔痴都一股脑地锁进了黑暗里。
      他任由我拽住他的衣领子,甚至还伸出手托住我的后脑勺,让我能更近一些。

      我并没有哭很长时间,眼泪让我的眼眶火辣辣的。他坐在那里很久没动,安抚地拍着我的背。
      不知道过去多久了,他说:“都会好的,熬过去了就好了。”
      我抬头:“那你呢。”
      他说:“我已经足够好了。”

      这句话让我觉得比任何时候都要难过。

      后来的事情,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邵声已经决定的事情,没有别的人和事能让他改变主意,也包括我。
      尽管他在那些日夜里不止一次地告诉我,我拥有他的生命,只要我想,他可以随时双手奉上。

      我躺在他身边,心里却已经开始裂开一个大洞。

      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那份房屋出售协议,以及安乐死协议书,都像是某种预言,冬天到来的时候,事情变得不可控起来,速度很快。
      有一次我回到家,在一片漆黑中碰到了倒在地上的他,和他身下的液体。
      他在走廊上,卫生间离他只有几步之遥。我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装作无事一般低头去拉他起来,说,陪我泡个澡吧。
      他拽住我的手腕,抖得很厉害,我听到他变了调的声音说:“别开灯,走吧。”

      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他失控。

      他不再愿意让我靠近。

      其实他本就有一万种方法可以推开我。他有那么多钱,随便给出一点来都会有人前仆后继地过来服侍他,甚至爱他。我笨手笨脚,说话口无遮拦,平日有全职工作疲于奔命,真正能带给他的安抚少之又少。
      只要他说他不需要我了,或是武装起恶劣的态度对待我,我都可能无法忍受,转身离开,但他没有,他只是安静地在那里,等待我,让我觉得他需要我,来满足我对他的需要。

      “这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抚摸着他的脸,依然那样好看的,让我看了第一眼就再也忘不掉的脸,“我的这一生说起来是从认识你的那一天开始的。”
      如果他仍然是当初那个邵声,那么他会笑笑,了然说,茨维格。

      当然,现在的他没有,他呆呆地坐在那里,没有反应,像一个坏掉的人偶。

      /

      我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说下去。
      也许我应该把时间拨到两年后的暮春,那年我即将踏入30岁。我遇见他的那年,他的年纪。

      /

      下午我去了趟疗养院。
      Anita说邵声的状态还不错,他在识字和发音方面有些进步,下午一个半小时的绘画课上,也没有开小差,完成了入院以来的第一幅完整的作品。
      那是一幅涂鸦,红黑两色的蜡笔画的,我看不出来是什么。

      Anita带我去了他们的会话室,晚餐的时间还没到,现在是自由时间,有几个人在看电视,有的聚在一起说话。

      隔着门窗,我看见邵声在角落坐着,戴着一幅墨镜,手指尖转动着一朵花。
      他的侧脸还是看不出有任何表情,比以前苍白了一些。

      我说:“今天我可以见到他吗?”
      Anita犹豫了一小会儿,让我等一等。
      向院长报备过后,她回来了,说可以,但只能是半个小时。

      他在花圃旁边坐着,身形又瘦了一些。
      看到我,他拧起了眉,不想和我说话。
      我说:“你的花很漂亮,能不能让我看看?”
      他说:“你是谁?”
      我说:“我是嘉怡。”

      他说:“我不认识你。”
      我说:“没关系,我认识你就行了。”
      他不解:“你很奇怪,你是不是很孤单?”
      孤单是他新学的词汇。

      我说:“是啊。”
      他又转过头去,不搭理我了,后来直接走了。

      我远远地看着他,没跟过去。他在树下站了一会儿,有个护士过去扶他,把他慢慢带了回来,他发觉自己又要被带到我这里,突然大发雷霆,推开她,开始往远处走去。

      Anita赶过来的时候拉开我的时候,我一直在说对不起。

      在疗养院门口,Anita说:“给他多一点时间。”
      我说:“今天是我不对,对不起。”
      她叹了口气:“你这样,让我们也着实难受。”

      离开那里后,我在湖边坐了一会儿。那是我每次去都会坐的椅子,从那里望出去,日内瓦湖的风景最好。
      我打了个电话给父亲。

      “爸,你那里现在是几点了?”
      父亲的声音居然仿佛很近。

      “很晚了,我刚躺下准备睡觉,怎么了囡囡?”
      我说:“我快坚持不下去了。”

      他静静地呼吸。
      然后他说:“坚持不下去了就算了吧,没有人会怪你的。”

      我说:“可是我会怪我自己。”
      “我不能没有他。”

      一年前,我也是这么对疗养院的院长说的。
      “我不能没有他。”
      他们把利弊分析地很清楚,这是一笔高昂的费用,而且将持续近数十年,直到他死。他不会对我有任何情绪上的回应,我的情感付出相当于付诸东流。
      我只是一再重复:“我不能没有他。”

      这也是当初我冒那个险做出那件事的时候,心里唯一的念头。
      到如今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胆子。

      挂了电话之后我慢慢开车回了邵声的公寓,Leah留言说她在来的路上。

      晚上我和他们一家人吃饭,Leah带了一锅炖煮好的红酒牛肉,和海鲜烩饭,和烤得香脆的面包,配着芝士和蜜瓜火腿,我们三个大人喝掉了两瓶红酒。
      Leah的一对儿女在客厅搭帐篷,玩游戏。我们聊了一会儿天,Leah的丈夫帮我清洗好碗碟,整理了冰箱,最后我们一起在阳台上浇花。

      Leah问起,我说暂时没有回国的打算。
      她的先生在一家广告公司任职,给我介绍过不少文书翻译的工作,可惜这几年AI兴起,翻译的需求少了。
      Leah说可以让我去教小孩子画画,问我有没有兴趣,我欣然接受。

      我确实很需要钱,我的所有积蓄都拿去支付昂贵的疗养院费用,平时省吃俭用,还是捉襟见肘。
      离开的时候Leah抱抱我,让我记得和她保持联系。我说我会的。

      回到客厅我抽烟,是Leah留下来的烟和火机,她知道我买不起。
      抽着抽着,我又流眼泪了,是烟太熏了。

      在那之后不久,我收到了一家小型设计公司的面试邀约。后来才知道那家公司的老板曾收过我第一家实习公司老板为我写的推荐信。
      我被录用之后,办好签证,开始了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手头也宽裕了一些。

      但我答应了Leah的事没有推脱,确实去了一家非盈利机构陪小孩子画画。
      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叫Daniel的男人,金发棕瞳的英国人。他的女儿有自闭症,是我的学生。

      见过几次面后,他很直接地邀请我去看展览,以约会为目的。我觉得有些意外,拒绝之后,他问我是不是已婚,如果是的话他非常抱歉冒犯,但他从其他老师口中得知我是单身。

      我看了看手上的戒指,说:“我没结婚,但我这辈子也不会谈恋爱了。抱歉。”
      Daniel想问下去的时候,被我制止了。
      我说有些事情三两句说不清楚。
      我不想浪费别人的时间,听我和邵声之间这段故事。

      //

      “所以除了我,没有别的人知道你们之间的事吗?”女人说。
      我们正坐在会展中心的三楼休息室。这里望出去,能看见湛蓝的海,维多利亚港来往的船只,春已经很深了,香港的三月气温直逼30度,日光仿佛要将人的眼睛灼伤。
      她端着一杯香槟,眼神看向别处。我并不确定她是不是真的在听,也许她只是出于礼貌,也许只是在这个忙碌的午后,她逛艺博会逛得无聊,消磨时间。
      我说:“算是吧。”

      她把香槟放下。就当我以为她准备找借口离开的时候,她说,带我回去再看看你的画。
      展位上人不多也不少,画廊主在陪客户,应付他的杀价。今天已经是VIP第二天了,抢手的画,昨天都已经卖掉了,今天还挂在墙上的,也许到最后一天也卖不出去。

      女人站在我的画前,端详良久。她身材娇小,不施粉黛,手臂上有一枚刺青,身上一样珠宝首饰也无,看不出她的年龄,也许二十,也许四十。
      她说:“一般很少有艺术家会主动分享自己作品背后的故事。”
      我说:“故事总要说出来才有意思,要不然我也不会画画。”
      她说:“这幅画你画了多久了?”
      我心里没个谱,时间混在一起一团糟乱,说:“不知道,六七年吧。”
      她似有所思。

      我清清嗓子:“要么送你吧,这幅画,挂在这儿也是挂。”
      她十分诧异:“哪有这道理?你画廊的人可不见得愿意。”
      她说的有道理,运输、展位费、保险、宣传,哪一样不是成本,岂有白送人的道理,我还得倒贴钱给画廊。

      女人收起手里的图录,转过来看向我说:“你觉得你能坚持多久?”
      我装作听不懂她说的话。
      “坚持什么?”
      她说:“那个被你留在疗养院的男人。”

      我说:“直到他死。”
      她不介意我直言,笑了。
      “你不惜冒充他的签名,为的是违背他的意愿,让他一直痛苦地活着,你觉得这样算是爱吗?”

      到底什么是爱呢?

      我眨眨眼,转过头去看向我的那幅画。

      我无所谓地问道:“那换做是你,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爱的人,因为无法忍受这逐渐变得太过痛苦的生活,而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你会怎么做?

      她叹了口气,掏出信用卡。
      “我不知道,所以我买你这幅画,”也许是看我面露欣喜,她不忘提醒,“反正便宜。”
      画廊的人高高兴兴收了钱。
      临走,她给了我她的名片,让我和她保持联系。

      “还有一个原因,我想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她说。

      很遗憾,我想这个结局会让她觉得失望。

      四月初,我在柏林转机,独自一人去了八月大街,在那里晃荡进了一家画廊。
      那是一场群展,有一些摄影作品,放大的静物和人走在街上的形态,被静止在一个画框里。绕过白墙走到楼下,映入眼帘的是一件影像作品,在循环播放。我没仔细看,绕了一圈回来的时候,再次被那件影像作品吸引了注意。
      我一下子僵在那里。

      我看到了我和邵声。

      我们为对方整理袖口,一起用打火机点燃一张电影海报,背对背站着,但掌心相触。
      完全沉默的画面,除了动作发出的细碎声音外,没有任何杂音。我们的表情也是那样平静,平静地好像我们是一对生活在一起很久的伴侣,做什么都很自然。
      那段记录的标题是:一段不被定义的关系。

      整个片段持续了不到十分钟,接续着往下,是另一对拍摄对象,标题是:一对年轻的父母。
      后面还有‘一对兄妹’,‘双胞胎’,诸如此类。
      作品的名字是《命运》。

      我匆匆走了。

      我跑到街上,一直往一个方向不停地走去,不知道该走去哪里,但脚步不能停下,因为一旦停下,我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到某个街口我回头的时候,发现来时的路上空无一人。

      -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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