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夫俗子》夏止山

12、chapter 12 一个手握着

　　ch12

　　旅程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住到大阪，第二天从关西机场飞。
　　大阪是纯粹的都市，不像京都活色生香，邵声要去见一个人，怕我待得无聊，遣司机供我差使。
　　我在心斋桥逛了一天，买了些东西，坐在咖啡店里发呆，隔着橱窗看来往的行人，猜测他们的身份和国籍。
　　猜着猜着天就黑了。

　　吃晚饭的地方离酒店不算很近，我在离目的地还有一个街口的地方下了车，自己慢慢走过去。
　　我看到邵声的时候，他并没有看到我，而是看着墙壁上的一幅巨大海报。他穿着一件款式简单的羽绒服，手插兜，长身玉立地站在那。
　　那片街区比较旧了，头顶电线杆交纵，红色的自动贩卖机散发淡淡的光。
　　感知到我走近，他伸出手来让我握住。
　　“等很久了？”我说。

　　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发现那幅海报上有一个手握着橘子汽水大笑的女孩子，她背后是一片碧蓝的天，氛围晶莹又剔透。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想起来这个广告里的模特是我自己。
　　“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个，”他往前一步躬身，伸出手蹭了一下海报上面我的脸。
　　其实那纸张已经有些褪色了，日晒雨淋的，一个角卷了边，一个角缺了。
　　我感觉脸颊微微发烫，试图以玩笑掩盖我的不自在：“黑历史，见笑了。”

　　包厢里面有人候着，递上热毛巾后，给我们倒了茶，然后后退着出去了。
　　他看我兴致缺缺的样子，问：“今天逛得不开心吗。”
　　我枕上他的肩说：“一般般吧。”
　　“没买到喜欢的东西？”

　　他的耳垂形状很漂亮，圆润，光泽近乎透明，一个男人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耳垂？我忍不住想含在嘴里，我对着那耳垂悄声说，“买了一条裙子，黑色的，这里分开，下面那里也分开，丝绸很滑。”
　　他的耳朵一瞬间就红了。
　　桌子下面，他换了一条腿，上身仍然坐地很端正。我一直在笑，笑得止不住。

　　侍者说着日语进来。我坐远了一些，看见邵声抬头，才顺着他的视线也看过去。有个男人跟着侍者进来了，在门口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走到邵声身边，低声说了一句什么。
　　我没听到他说的话，但觉得那人有点眼熟，不晓得在哪里见过。
　　邵声点点头，让他出去。从他的脸上我没有读出情绪的变化，隔着衣服的布料，只是觉得他的体温有些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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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打算把烟戒了。”
　　邵声背对着我，手里拿着的我那条烂掉的裙子滑进垃圾桶里。闻言他转过身来：“戒吧，对身体不好。”
　　我翻了个身。
　　他路过床去浴室，顺手拉起一张薄毯盖住我。
　　我把头埋进被子里说：“晚上来找你的那个人是不是邵勤的司机。”

　　他没说是或不是，只是走过来关掉台灯。
　　“睡一会儿吧，没多久就要起床去机场了，”他拨开我的头发，在我的肩膀上亲了一下，“我待会儿叫你。”
　　我看了看床头的闹钟，已经快天亮了。
　　我说了句：“早知道不买了。”
　　他身子压得更低，笑得胸腔震颤，贴着我的手臂圈紧了一些，在我耳边说了一句：“不是因为这个。”

　　我说：“那是因为什么。”
　　他明晃晃的笑意不掩饰，我回想起来自己刚才稀里糊涂地喊了他一句别的，两个字。
　　他贴贴我的额头：“下次别叫了。”
　　我点点头，说好吧，答应你。

　　我答应他的事不止这件，后来食言的也不止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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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初，我和母亲见了一面。
　　这次见面是邵声安排的，但他没有出现。那天我有一个客户会议，穿着很不舒服的高跟鞋，走得很慢，但脚跟还是磨出了血。到了约定的餐厅，我发现母亲是和她的新丈夫一起来的。他们并排坐在一起，喝着咖啡，说说笑笑。
　　看见我，母亲出乎意料地露出亲昵的动作，走过来抱住我，搓着我的手问我冷不冷，怎么这么瘦，好像我们并不是一年没见。

　　那个陌生男人很紧张地靠近，伸出手，抱歉地笑道：“真是不好意思，我的手都是汗。”
　　我握握他的手，笑说，没事。
　　他们定居在温哥华，那个男人的妻子病逝了，有一对双胞胎，年龄与我相仿，一个在美国工作，另一个在魁北克省做老师，他热情地给我看了照片。

　　来之前邵声告诉过我，如果场面尴尬，让我觉得不舒服，可以打给司机让他来接我走。我动了两次这个念头，期间去了一次卫生间，捧了把冷水洗脸。
　　出来之后我坐下，决定再试试。话题聊到他们相识的机缘，母亲艰难地学英语的过程，他们甚至邀请我过去小住片刻，和我的“男朋友”一起。
　　说起“男朋友”这个词的时候母亲毫无异样。

　　我喝了口茶，看着母亲手机里滑动的照片，边解释：“现在我们的房子有两层，但是上层从来都没人住，就算有朋友来，他们也都住在附近，哪里有人会住下来。地下那层摆了两盆大桔子树，还有一缸鱼。”
　　她说：“终于可以养热带鱼了，温哥华买热带鱼不容易，那里的人不养这玩意。”
　　母亲以前总想养鱼，但父亲不愿意。
　　是这样吗？还是我记错了？

　　那男人去结账的时候，母亲握住我的手说：“你和小正的事没受影响吧？”
　　我抽开手，问：“受什么影响？”
　　母亲显然很意外。

　　“你不知道吗？邵勤死了。”
　　我的表情想必很精彩。
　　她往后靠了一下，将椅子拉近了一些，凑到我耳边，十分神秘地说：“死在了女人的床上，说是心脏病犯了，没不知道为什么偏偏那晚没带药。”
　　“那女人跑了。”
　　“尸体隔了好几天才发现。”

　　我低头点着烟，踩着高跟鞋走在路上，被风一吹，差点站不稳。
　　我想起母亲最后说的话：
　　“你别怪我，也别觉得你爸可怜。”
　　“在一场感情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无辜的。”

　　趁着烟还没熄灭，我打了个很久没拨出去过的电话。
　　接起来的是一把柔软的嗓音，好像在哪里听过：
　　“正容在游泳呢，你是他朋友吗？晚点回电话给你？”

　　我说：“没事，不要紧，打扰你了。”
　　要挂的时候，那边叫住我：“谢嘉怡？是你吗？”

　　我知道她是谁了，她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邵正容时，和他在路边说话的那个女演员。
　　我想不起她的名字。
　　她说：“你的备注是一个符号，所以我没有猜到是你，有点意外。”

　　我安静了片刻，她先打破僵局，说：“你别误会，我没有吃醋的意思。对了，我叫莺莺，我知道你不记得。”
　　因着夜色和烟，我有点耐心，半真半假地问起了他的近况。
　　插一句，后来我从报纸上也看到了没捂住的新闻，邵勤是他们家的一把手，他死后邵家祸不单行，许多产业被做空，变卖抵债。

　　莺莺说邵正容开春就去危地马拉了。
　　别的她不知道，也许是过得好的，他父亲的死对他的影响不大，他们本来就不怎么亲。
　　挂断前我问了一句：“他们家的房子空不空？”

　　莺莺说：“很大啊，那么多房间，怎么可能不空呢。连菲佣都被撵走了，说是摔碎东西，他生了好大的气。”

　　我说知道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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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约半年，邵声没有出现异常。夏天的时候他又有发作的迹象，这次有些严重。
　　很稀松平常的一天，我们出门散步，从夜晚的海滩回到家中，他打开灯以后又关上，又打开。我扶着他的手臂问：“怎么了？”
　　他静了静，说：“好像灯坏了，是不是。”

　　我盯着他空洞的眼，瞳仁很黑，眼白又很白，睫毛鸦羽似的垂下一片阴影。
　　他从我的沉默里得知了一个坏消息。

　　8月，他便不怎么爱出门了。
　　除了他必须要见的人，朋友，医生，其余的时间他只找我，只要我陪着。他的脾气没有像许多病人那样变得古怪，起码暴躁易怒是没有的，只是变得寡言。

　　因为他对光的敏感度大幅降低，屋子里的百叶帘常常都是开着的，日光从四面八方的窗户里倾泻而入，将我们的家变成一只耀眼夺目的水晶盒子。
　　我也去订了一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水晶球，巴掌大小，放在厨房的架子上。

　　他不喜欢我搀扶他，但我也不怎么担心，毕竟他牵着Giggle，她是一只聪明又懂事的狗，会带路。我会独自一人往前跑几步，回过头来看他，他会叮嘱我小心脚下的碎石。
　　到了傍晚，我们坐在海边的长椅上，听着驶出港口的大游轮发出悠长的汽笛声。
　　花农帮我们栽了一丛又一丛的绣球，花也开了一轮又一轮。

　　这样的日子让我妄想，妄想天荒地老。

　　坦白说我不是一个爱做白日梦的人，幻想一些虚幻的东西，不如去把握现实中的所在来得实际。
　　但和邵声在一起的那几年时间里，我只能寄托希望在虚无，现实反而变得遥不可及。

　　他的视力受影响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前后大概有半年左右了，因此他也有心理准备，没有花太长时间去适应。
　　他不愿意用任何辅助工具，我就让人把家具都移开，所有的动线清晰规整出来，他摸索着家具就能知道大概的方向，行动没什么困难，只是慢一些。
　　不能看书之后，我给他下载了一些有声书，偶尔也读给他听。

　　在床上，他会捉着我的手把自己的眼睛捂起来，湿润的呼吸从我的眼睛往下到鼻尖，嘴唇，锁骨，手掌心的薄茧摩挲过我的皮肤。我几乎不怎么敢发出声音，因为我只要发出一点，或者叫他的名字，他的反应会很激烈。那是他唯一变的有些不同的地方，因为看不见，所以别的感官变得愈发锐利。
　　本质上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这样的人，要被一层一层剥夺掉对世界的体悟感知，是一个多么痛苦的过程，我不敢设想。

　　他抓住我的手的时候，让我错觉他是在一片海里捉住一支浮木。
　　只可惜他最终还是被我拖了下水。

　　他生日那天，我陪他回了日内瓦，将他原本的公寓腾空，准备第二年初交由中介转卖。
　　我当时没有多想，没有问他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他放了很旧的摇滚乐，我开了一罐啤酒，边喝边帮他整理旧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我在他的睡房里找到了一只木箱子，里面放着我寄给他的所有东西。
　　我开玩笑地说：“果然还是不想看到，所以让它们这么暗无天日地躺着”
　　他说：“不是不想，是不敢。”

　　我没说话，走过去抱住他。

　　那些物品里，也有记录他成长轨迹的东西，相簿，奖杯，零星信笺。其中有一张小小的合照，是年纪很轻的他和一个明眸善睐的女人。
　　他说那是他曾经的未婚妻，婚前她去远足，死于一场意外。

　　他说了很多其他的，包括她，也包括他的童年，读书年代，一个人在外近乎流浪的点滴。
　　我站起来，捏扁那只啤酒罐子，说：“等你老了，再慢慢和我说，现在我们去吃饭吧。”
　　邵声没有动，他将我拉过去，我顺势坐在他的膝上，他从抽屉里递给我一份文件。

　　我草草看过上面的内容，觉得自己几乎要当场死在那里。
　　那是一份安乐死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