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天恨海小夫妻》洪峰

1、私订终身

　　1954年，我爸从部队转业到山西省太原市，被安排在市政府工作。1955年，奶奶，妈妈，哥哥和我，作为家属，从湖南湘潭县随迁到太原，那时我3岁。我们住在新建路市委宿舍,这是一大片平房，分成一排一排的。我家五口人住一间半房加一小间厨房，总面积不到30平方米。爸妈住半间，奶奶、哥和我住一间。厕所是公用的，每排十户公用一男一女两个厕所；十户共用一个自来水管。妈妈读过师范学校，被安排到太原市的一所小学教书。哥哥7岁了，爸送他到新建路小学读书，我则被送到市委机关幼儿园。我7岁时，也上了新建路小学。

　　我家隔壁的张叔叔是市委机关开小车的。他家也是五口人，除了他，还有他老婆，一个小子两个闺女，住的房子跟我家一模一样。他老婆是从农村来的，没工作。他大闺女叫张燕妮，也在新建路小学读书，还跟我是同班同学。小子是他家第二个孩子,叫张蒙山。小女还在学走路，我不知道她的学名是什么，因为全院子的人都叫她妞妞，我也叫她妞妞。

　　那时小学生下午放学回家，或星期天休息在家，是没有电视看的，全部的娱乐活动就是各家的娃娃们聚在院子里或小巷里，玩各种游戏：拿着假枪玩打仗，跳橡皮筋，跳格格，踢毽子，放鸽子，捉迷藏，春天里放风筝，等等。我哥喜欢养鸽子，蒙山跟他是一伴。可能因为是同班同学又是紧邻，平时见面多，我跟燕妮是一伴。即使没有其他玩伴，我俩在一起也玩得很好。偶然小朋友之间发生争吵时，不是她帮衬我就是我帮衬她，为这事儿其他邻居还取笑，说我俩是一家子。有时我俩把小桌子小板凳搬到屋前院子里一起做作业，有商有量的，家里大人们看着挺高兴。我奶奶六十大寿那天，爸给她买了一盒高级蜜饯，她取出一些给我和哥。我那份只吃了一点点，留下的后来和燕妮一块儿分享了。她说：“这是什么呀？真甜，真好吃，我从来没吃过这种东西。”她说这话我信，因为她家是从农村来的，而且她家只有她爸一人挣钱，养活五口人，生活比我家困难，她妈肯定舍不得买这么贵的东西。

　　我到现在都弄不明白，我和燕妮那时还那么小，都不省事，关系就能那么亲密，亲密程度几近现在所谓的“情人”。我坦白，我和她有过几次“小小的接触”。这种“小小的接触”是这么回事儿：在一排宿舍的尽头，公厕旁边，有一旮旯，很背，我俩假装上厕所，在那里“私会”。我双手捧住她的脸蛋儿，吻她的小嘴，而她有时会左手拉住我的袖子，右手摸我的下巴，或者捏我的鼻子。我俩谁也不吱声，惟恐被人听见；几分钟完事儿，然后赶紧离开，惟恐被人撞见。现在回想起这事儿，真够大胆、够出格的了，那时我们才7、8岁呀！万一被人发现，传开去，我不被我爸打死才怪！那时人们的思想不像现在开放，行为没有现在浪漫，太原的女性，不管是大姑娘还是小丫头片子，穿裙都怕露出小腿肚！

　　长大一点后，我们不再偷偷摸摸地做这种事儿了。我们在家门口，在学校照面儿时，会大大方方地打招呼，交谈。我们有时用眼睛交谈，心领神会彼此的意思。

　　我十一岁的时候，我爸调离了太原市政府机关，到河西重机厂工作。关于我爸，我觉得有必要在此多说几句。我爸原是武汉大学学生，学电气工程的，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不久，我爸作为在校生应征入伍。可他没有被派往朝鲜战场，而是留在北京，做后勤工作。1953年战争结束，1954年他和其他很多人一起被调到太原市工作，据说是为了支援地方。这次从市政府调到工厂，是他自己努力争取的。他说：“坐机关这么些年，把在大学学的专业知识都荒废了，不如下去做点儿技术工作。”我妈对我说：“你爸爸到了工厂，就是工程师，能分到大点儿的房子。”

　　刚得知父亲调动的消息时，我着实愁了几天。我以为我们会搬家，一旦搬家，就会跟燕妮分手。幸好不久听到父亲说，家不搬了，因为厂方暂时没有合适的房分给我们，而这边也不催我们交房。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也是这一年，燕妮的爸爸从市委机关调到十三冶（第十三冶金建筑工程公司），当了汽车队长。我听说后赶紧向燕妮打听，他家会不会搬走。燕妮喜滋滋地告诉我，他们不搬家，原因跟我们一样。

　　这两波之后，我变得心事重重。我深怕有那么一天，我家或者燕妮家会搬出去。如果新单位给了房子，家里大人们说声搬，我们小孩子又有什么办法阻止呢？

　　1964年，我12岁半，升了初中，到12中读书。12中跟市委宿舍是紧挨着的，我上学去走十分钟的路就到，从来没有迟到过。燕妮也在12中读一年级，但是我们不再同班了。不同班有不同班的好处，那就是不再被班里同学取笑，在小学5、6年级的时候，我们就被同学配了对儿的。在学校里，我们像是疏远了，可是一回到家里，见面就有许多话说。有一次，我还背着家人请她看了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选择地点不是附近的新建路礼堂，而是很远的五一路电影院。

　　有一天她在院子里晾晒衣服，我看见她那红红的脸庞，大而亮的眼睛，突然觉得她长得很像《冰山上的来客》里的真古兰丹姆；真古兰丹姆从来不笑，而她笑起来能让人甜到心里。我认识她几年了，从来还没有这么仔细的观察和欣赏她。后来我像着了魔似的，上课、做作业常常走神。学习成绩下降了。有一次数学小测验，我居然只得了20分！

　　我爸对我和我哥的学习从来都盯得很紧的，可能是从我同学那里获悉我考20分的消息，回来不仅把我臭骂了一顿，还差点儿动手打了我。我看见他骂我时，手都在抖。我妈为此找到12中了解情况，回来问我：“上星期五上数学课你干什么了？怎么老师讲的几个数学公式你一个也没记住？”我说：“我打瞌睡了。”妈说：“奇怪了，每天也没让你少睡觉啊。以后每天提前半小时上床，晚上睡觉别胡思乱想的！”我答应：“嗯。”

　　这次数学小测验对我来说是个很深刻的教训。我从小到大，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一直都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这次的20分，被我视为奇耻大辱，耿耿于怀一辈子！

　　1965年夏天，苦难降临到我家。运动开始后不久，学校里成立了□□组织。我被划分为“黑五类”，不准参加□□，还被人辱骂为“资产阶级的狗崽子”，这是因为我爷爷是资本家。我申辩说我爷爷只是个小资，而且早在1951年就去世了，可是根本没人理睬我。我说我爸参过军 ，可他们说，抗美援朝时什么人都可以参军。有个姓高的头头一点儿也不念及同学之情，勒令我和其他“狗崽子”排成队唱语录歌，还让我们互相检举揭发。我的自尊心受到沉重打击，人面前抬不起头。让我更为心酸的是，燕妮也不理我了。我明白，她现在是“红五类”、□□，是婆罗门，而我是首陀罗或者贱民，我和她之间出现了一条深不见底的沟。回家见到母亲我就想哭，但我总是低着头走过去，不让她看见我的泪眼。我爸在他那个厂里被打成“反动权威”，天天挨整，不准回家。我奶奶六十多岁了，成天在家不敢出门，一听见外面高音喇叭响就坐立不安，深怕街道□□来揪斗她。我妈每天从学校回来，不停地做家务，有时去河西看我爸。

　　过了不久，情况有了变化，那个姓高的失势了，没人骂我们“狗崽子”了。又过了不久，我爸可以回家了，停发的工资也恢复发放了，我奶奶也敢到院子里走动走动了。我妈脸上有了笑容。

　　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走着走着，忽然听见身后急促的脚步声，我回头一看，是燕妮。她喊我的名字：“刘文强，你等等。”然后她问我：“你想不想参加‘红旗’？”我当然知道“红旗”是干什么的，它是12中的学生造反派组织，对内掌着12中的权，对外则联合其他单位的造反派，跟社会上保守派对抗，表现很强悍。我哥就是“红旗的”，经常不回家。我问：“你现在是‘红旗’的什么官？”她说：“我啥官都不是，我是兵，但是如果你愿意参加，我可以去说一声，准成。”我没应她，低头继续走我的路。她跟我成一排一直走到各自的家。

　　我不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在我“落难”的时候她曾经“抛弃”过我而跟她治气，而是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大忙人，成天在家“干私活”，没功夫跟着学校那帮楞小子胡闹，但一时又没想出个好借口回绝她。我所谓“干私活”是指：在我爸妈的辅导下自学初三和高一的数、理化和英语课程，兼学小提琴。我爸说过：“现在的学校都停课了，孩子们不读书，长期窝在家里，怎么得了！好在我们家有个当老师的，让你妈辅导你自学吧。我还可以教你拉小提琴，艺术能够陶冶人的情操。”我那时算是个听话的孩子，叫我自学我就自学，而且一头扎进去后，扎得很深。

　　第二天下午，奶奶出去跟人聊天了，我一个人在家拉提琴，燕妮突然推开门闯进来，问：“奶奶在家吗？”我说：“不在家。”燕妮笑着对我说：“我舅舅从乡下来，捎来些枣，我妈让我送些过来。”她把一小包枣放在桌上，在桌边椅子上坐下了。我放下提琴，问：“喝水不？”她连声说：“不用倒了，不用倒了。”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都很尴尬。还是她打破沉默，问：“你刚才拉的是什么曲子呀？挺好听的。”我说：“是《梁祝》。”她要我继续拉，我说“我才学了几句，还拉得像鸡叫”，死活不肯拉。她看着我的眼睛说“明天上午八点，汾河边干渠小桥，我等你”，说完站起来就走。

　　我惊愕地目送她出了门，呆了一会儿，转过身来解开那小包，看那枣。好大一颗一颗的红枣！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红枣！我掰开一颗尝了尝：真甜！我从来没吃过这么甜的枣！我没心思拉提琴了，坐下来琢磨她出门时撂下的那句话。她说的“汾河边干渠小桥”我当然知道在什么地方，出了宿舍院沿桃园一巷往西走，一会儿就到了，小时候我们院的娃娃们常常到那里去玩，只不过这两年大人们都不许自己家的娃娃们去了，因为社会上很乱，怕出事。我想：“她约我出去有什么事儿呢？想劝我参加‘红旗’？不可能为这事儿，这事儿站在家门口就能说的。她有什么事儿了，需要我帮忙？究竟是什么事儿呢？我能帮上什么呢？”我又想：“她家生活困难了？想向我们家借点儿钱？大人们不好意思开口，让她先……哎呀，我都朝哪儿想啊！自从她爹当上了十三冶造反派的头儿，她一家子日子过得风风光光的……”想到她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我留意到她的胸脯隆起来好高……我感到一阵耳热。奶奶回来时，我还坐在那儿发楞。

　　第二天早上，等爸妈上班走后，我急急忙忙换了双鞋，准备出门。奶奶大声喊：“你要干什么去？你爸爸交代过，让你一整天在家学习，先把昨天没做完的数学题做了，再……”我插嘴说：“今天学校开会。”奶奶不吭声了。

　　我赶到干渠小桥时，燕妮早在那儿等着了。她对我说：“你迟到了！”我说：“我得等我爸妈上班走了才能出门。”她说：“不说这个了。我问你，你为啥那么长时间都不理我？”我理直气壮地说：“你倒打一耙！是你先不理我的！想当初你胳膊上套红袖章时，有多神气，望都不朝我望一眼！”她笑着说：“你傻呀？那时候的形势，我能跟你说话吗？我得假装跟你划清界限呀！不说这个了！我问你，以后你还跟我好不？”我说：“只要你跟我好，我就……”她说：“不说这个了。咱们到那边林子里去，站在这儿太打眼。”

　　太原的五月，气候已经变暖，柳树长出了新叶，林子呈现淡淡的一片绿色；微风吹在脸上，让人感到十分舒适。我们钻进林子。燕妮蹲下说：“看这儿，青草都长这么长了！”我弯下腰看了，说:“这就是春天！”她说：“酸！要作诗了！”我笑着说：“我没那才。”我们站起来继续往前走。燕妮问:“你每天在家拉《梁祝》，是不是专门拉给我听的？”天哪！她竟这样理解我！那是我爸教我拉的！她见我不吱声，以为我默认了，又问：“你看咱俩像梁山伯与祝英台吗？”我脸上有点发烧，说：“咱俩是同班同学，交情也不错，但最好不要跟他们比。那结局多惨！”她哼了一声，说：“结局还不是人随意编的，他也可以编一个好结局。”已经走进林子很深了，小径上的枯枝败叶被我们踩得“噼啪”作响；有一两只小鸟在树上地上飞来飞去，“啾啾”地叫。她停住脚步，问我：“你还记得小时候咱俩在厕所旁边旮旯里的事吗？”我说：“死也忘不了！”她拉拉我的衣袖，我站住了。她突然张开双臂，搂住我的脖子，看着我的眼睛。从她的眼睛里我读懂了她的意思，抱住她，狂吻她的嘴，亲她的脸！她凸起的胸脯紧压在我的胸脯上，我感觉到了从她身体里透出来的暖气！……正缠绵不休时，我依稀听到人声。我警惕地环顾四周，发现有人赶着一群羊，从远处经过。我紧张地说：“有人来了！”燕妮朝那人看了一眼，说：“他不会管我们的事。我们往深处走，他不会跟过来。”果然不出燕妮所料，那人没有跟过来！

　　在回家的路上，我叮咛她：“如果我家有人问起，就说今天学校开会，因为我出门时对我奶奶就是这么说的。”她笑着说：“人看着老实，其实是个撒谎大王！”她见我一脸窘相，赶紧安慰我：“别放心上，我也撒过谎。”

　　一天中午，燕妮端着一碗莜面栲栳进了我家，问我和奶奶吃不吃。我奶奶笑眯眯地说：“好闺女，谢谢你，可我有胃病，掐不得。”而我却毫不客气接过碗来就吃。我家从来不做这种面食，所以我极少吃，只是在街边馆子里尝过，那味道别具一格。我说：“你还会做栲栳呀！栲栳是怎么做出来的？”她笑得很开心：“正做着呢，你过来，我教你。”我巴不得有这个机会跟她凑在一起，就立刻过去了。她家厨房跟我家的一样，很狭窄，灶台，案板，水缸就占了大半面积，剩下的地面只站得下两个人。我俩一边做栲栳一边嬉笑打闹，全忘了注意“影响”。

　　一天上午，燕妮趁着天气好，洗了不少被套、床单、衣服，她把我喊去帮忙，把这些东西搭在院子里绳子上晾晒。我俩又嬉笑打闹了半天，旁若无人。

　　可能就是这些事儿，被院子里邻居大娘大婶们看在眼里，于是就有了一些传言。我妈终于听到了一些风声。一天，妈把奶奶支使出去了，在家跟我严肃地谈了一次话。妈小声问我：“你算过没有，你今年十几岁了？”我答：“快十六了。”妈又问：“你知不知道隔壁张燕妮十几了？”我答：“她跟我是同学，也十六岁了。”妈说：“你还不知道呢，她十八了，比你大两岁。”我惊奇地说：“这怎么可能呢？”妈说：“你不信可以问问四狗她妈，她最清楚张家的事儿。”我不作声了。妈说：“你俩是咋回事儿，是不是在谈恋爱了？”我急切地说：“妈您说哪儿去了，怎么会呢？我从小就跟她好，您又不是不知道！”妈说：“现在人长大了，和以前小时候不一样了。你们成天在人面前一起打打闹闹的，没考虑到影响？”我不作声。妈说：“你这年纪，还没到谈恋爱的时候。再说，你还没有参加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凭什么结婚生孩子？”我说：“妈您又来了，我不是告诉您了吗，我们之间没事儿。”妈说:“我没肯定有事儿，可有些话儿必须对你说在前头。你年纪小，没经验，不知道有些事儿一不小心做出来，就毁了人一辈子，后悔莫及。好了，说点儿别的吧。以后多在家看书学习，少出门跟人家大姑娘混在一起！小心你爸知道了！”

　　后来我把我妈找我谈话的事儿告诉了燕妮。燕妮小声问我：“你妈反对我跟你的事儿啊？”我说：“反对什么呀，咱俩又没什么事儿！都是院儿里那些婆伊们坏事儿！也不知她们对我妈说了些什么！”她眼睛里露出了一点儿恨意。我说：“也没必要跟她们斗气，不理会她们就行了。”停了一会儿，我问：“有人说你比我大两岁，是真的吗？”她说：“你在意吗？”我说：“我才不管呢，就是大一百岁，我也要跟你好！”她笑起来了：“一百岁！成老奶奶了！”见她笑了，我也笑了。

　　大约有十来天，我俩见面都不说话，但有时悄悄做个手势或者挤挤眼。十来天后，我们又说上话了。

　　她乡下的姥爷去世了，她全家都去了乡下。二十多天没见到她，我书都看不进去了，大多数时间用来拉梁祝。

　　她从乡下回来那天，我见着她了。她看着我时，脸上有一种特殊的表情。当时我没能猜透她的心思，后来我反思：一定是她在乡下的那段时间听说或见到什么严重的事儿了，促使她作出一个重大决定。

　　1967年6月1日，这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她把我约出去，又把我领到迎泽公园南湖的假山下，找了块干净地方坐下来。她四下里一看，见没人，就对我说：“你说实话吧，你是不是真心喜欢我？”我说：“老天在上，我发誓，我真的喜欢你！”“你能喜欢我多长时间？”“一万年！”“你别油腔滑调了，我是认真的！”“我也是认真的！”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说：“那好，咱俩结婚吧？”我大吃一惊，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她死死地盯住我的脸，用这种方式逼迫我回答。我感到自己的心在“砰砰”地跳，口里嗫嚅：“……领不到结婚证的……”她说：“咱不要结婚证，结婚证在咱俩的心里！”我说：“两家的大人都通不过的……”她说：“咱俩秘密结婚！”我问：“我们私奔吗？”她说：“不，完了咱俩各回各家。但是你要牢牢记住，从今以后我就是你老婆，你就是我老公！”我终于弄懂了她的意思，全身放松了。我想：这不就是小孩儿们玩的“过家家”吗？我说：“是这样啊，没问题，行！”燕妮拉着我，说要找个地方拜天地，然而终于因为找不到一个隐蔽、安全的地方“行大礼”而作罢。最后她提出要照一张合影，我觉得这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只要回家后把照片藏好就行了，就爽快地答应了她。我掏出身上仅有的两元钱，她说：“收起吧，我有。”她又笑嘻嘻地叮嘱我，到了照相馆，只说我们是姐弟俩。我说：“你等着看我的表演吧。”我们到了并州路一家照相馆，她对开票的说：“给我们俩照一张三吋的合影。”我大声地说：“姐，妈说照二吋的。”她也大声地说：“爸说照三吋的！”照完相我们俩从照相馆出来时，为刚才的演出成功开怀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