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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雨天 每个人都在 ...
沈砚的模考成绩第二次跌出年级前一百五十名那天,上海入梅了。
气象台说今年的梅雨带比往年偏南,降水集中期长达三十二天,是2012年以来最长的一次。沈明章站在阳台上看雨,楼下的荒地已经积了水,那片菜地被淹了一半,几棵鸡毛菜歪倒在浑浊的水洼里。那个常来种菜的老太太今天没来,只剩几块破木板围成的菜畦在雨中沉默着。
他想起1998年长江大水,他还在武汉读大学,宿舍楼前的积水没过小腿,同学们光着脚趟水去食堂。那时他二十二岁,觉得天大的事也只是水,退了就退了。
手机在客厅响了三声,他听出是李佩如的专属铃声。
“今天早点回来。”她的声音像隔着一层厚布,闷闷的。
“怎么了?”
“砚砚的成绩出来了。”顿了顿,“五百四十二。”
窗外雨势突然变大,豆大的雨点砸在阳台栏杆上,溅起细密的水花。沈明章握着手机,听见自己说:
“我这就回。”
他没有说自己在哪儿。事实上他就在家,在阳台。从三月底到现在,他“出门”的时间越来越短,活动半径从陆家嘴缩小到家附近的图书馆,再缩小到这二十一楼的一角。李佩如没有拆穿他,只是每天出门前会问一句“今天去哪儿”,他随便答一个地名,她点点头,好像真的相信。
他换了鞋,在玄关站了一会儿,又换回拖鞋。
雨声灌满整个客厅。
二
李佩如下午四点十分到家的。
她请了假,说是家里有事。主管没多问,签了字。国企的好处这时候变成了另一种:没有人会追问你太多。大家心照不宣地保持着体面,就像不知道彼此抽屉里都锁着同样的一沓催款单、诊断书、或者别的什么。
家里只有老爷子在。
李国栋坐在沙发老位置,没开电视,手里拿着放大镜,报纸摊在膝上。但李佩如走近才发现,报纸是倒着的。她最近越来越频繁地发现父亲这样——拿着报纸,很久不翻一页,或者翻来覆去地看同一版。她不敢问,只是假装没看见。
“爸。”
老人抬起头,眼神散了一瞬,慢慢聚到她脸上。
“哦,佩如。今天下班早。”
“嗯。”她在父亲旁边坐下,“妈呢?”
“买菜去了。”李国栋把报纸叠好,放回茶几下层,“她说晚上炖排骨。”
窗外的雨更大了些。客厅的光线暗得像黄昏。
“爸,”李佩如说,“砚砚这次模考……”
“我知道。”李国栋打断她。
他沉默了一会儿,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年轻时在纺织厂修了三十年机器,指节粗大变形,退休后渐渐养细了些,但几道旧疤痕还在。退休那年厂里给他开了个欢送会,送了他一套茶具,他一次都没用过,说太金贵,怕打碎。
“佩如,”他说,“我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
“我想把老家房子卖了。”
李佩如怔了一下。
“那房子十几年没人住了,卖也卖不了几个钱。”她说,“您别操这个心。”
“几个钱也是钱。”李国栋没看她,“我打听过了,县城那个地段,四十五平,能卖十七八万。”
“爸……”
“不是给你的。”老人终于抬起眼睛,“是借给你们的。等以后宽裕了再还。”
窗外又一道闪电,没有雷声。雨从窗缝渗进来,沿着玻璃滑下一道细长的水痕。
李佩如没有回答。
她想起很多年前,1995年,她第一次带沈明章回老家见父母。那时他们刚确定关系,沈明章还在读研,每个月生活费两百,来回路费攒了两个月。父亲把家里唯一一只老母鸡杀了炖汤,饭桌上没说什么,饭后单独叫沈明章进里屋,谈了很久。
后来她问谈了什么,沈明章不肯说。
再后来结婚时她才知道,父亲把自己的定期存折提前取出来,三万块,是给他俩付上海买房首付的。那笔钱他存了八年,本来是要给自己换心脏支架的。
“爸,”李佩如说,声音有些紧,“支架那事后来怎么解决的?”
老人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她会问这个。
“后来没装。”他说,“医生说我这个年纪,装了也意义不大。吃药控制就行。”
“什么时候查的?”
“去年。”李国栋顿了顿,“年底。”
李佩如没再问。
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小了,变成那种绵密无声的细雨,像无数细针扎进泥土里。客厅里只剩下钟摆的滴答声。那台老钟又慢了,李国栋昨天刚调过,今天又慢了。陈秀英说要拿去修,李国栋说不用,调调就行。他不知道,有些东西调不好了。
陈秀英推门进来时,浑身湿了大半。她没带伞,排骨用塑料袋包了三层,紧紧抱在怀里。
“这雨说下就下,”她边换鞋边嘟囔,“菜场门口排长队,等扫码等了二十分钟……”
李佩如起身去接,接过那包还带着体温的排骨。
她忽然发现,母亲的白发比春节时多了很多。以前只是在两鬓,现在从头顶漫开,像冬天的第一场雪。她想起母亲年轻时有一头乌黑的长发,编成两根粗辫子,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那是她记忆中母亲最美的样子。
三
沈砚晚饭没有出来吃。
陈秀英把饭菜热了两次,第三次去敲门时,里面传来闷闷的声音:“不饿。”
李佩如拦住母亲:“让他自己待一会儿。”
饭桌上的气氛比平时更安静。沈朵埋头扒饭,偶尔抬头看一眼对面的空椅子。沈明章夹了一块排骨放进李佩如碗里,她没动,他也没再夹。窗外的雨声盖住了咀嚼声,只剩碗筷碰撞的轻响。
饭后沈朵主动收了碗筷,第一次不需要人叫。她把碗放进洗碗机,倒洗洁精,按启动键,整套动作有些生涩但认真。陈秀英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没进去插手,转身去阳台收衣服了。衣服晾了两天,潮乎乎的,摸着像没干透。
李佩如站在儿子房门外。
门缝透出光,隐约听见笔尖在纸上划动的沙沙声。她抬起手,手指悬在门把上方几厘米,停了很久,最终没有落下去。
她转身走开。
回到自己房间,她坐在床沿,看着窗外发呆。雨打在玻璃上,汇成一道道细流,模糊了对面楼的灯光。她想起沈砚小时候,下雨天最爱趴在窗台上看雨,一看就是半天。她问他看什么,他说看雨怎么从天上掉下来。那时他四岁,对一切都充满好奇。
现在他十九岁,关在房间里,不让人进去。
她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了解儿子的。
四
十点半,沈砚的房门开了。
他出来倒水,发现母亲坐在客厅。落地灯开着,膝上还是那本《高考志愿填报指南》,页码从二十页翻到九十八页。书页边角卷起来了,有些页面还用荧光笔做了记号。她已经把这本书翻烂了。
“妈。”他停下脚步。
“嗯。”
“还没睡?”
“睡不着。”
沈砚端着水杯站了一会儿。客厅只有落地灯这一圈光,母亲坐在光里,他站在暗里。五十天前他还觉得这灯太暗,看书累眼睛,现在习惯了,反而觉得太亮。光会把影子拉得很长,把他心底那些不敢想的事都照出来。
“我这次没考好。”他说。
“嗯。”
“物理最后一道大题没做出来,二十五分。”
李佩如合上书。
“是知识点没掌握,还是时间不够?”
“都会做。”沈砚的声音很平,“写到一半想不起来公式,想了两分钟,想起来,来不及了。”
他顿了顿。
“以前不会这样。”
李佩如没有说话。她知道儿子说的“以前”是什么时候。那时候他每晚刷题到十二点,模拟卷永远提前十五分钟做完,考完出来能逐题复盘。那时候他的目标是复旦经管,墙上贴着自己打印的历年录取分数线,用荧光笔标出一条平直的红线。
那条红线是635。
这次模考542。
“你压力太大了。”李佩如说。
沈砚没否认。
他站在原地,水杯的热气袅袅升起,在他脸前形成一小团白雾。十九岁的男孩已经比母亲高出一个头,此刻垂着眼睛,像小时候做错事等着挨训的样子。他记得小时候犯错,母亲从来不骂他,只是让他站着,自己想清楚错在哪里。他讨厌那种站着的感觉,宁可被骂一顿。
现在他明白了,站着比被骂难受多了。
“妈,”他说,“要是考不上好大学怎么办?”
李佩如放下书,站起身。她走近儿子,伸出手,想摸一下他的头发——她已经很久没有做这个动作了,久到自己都不记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沈砚没躲,但身体僵硬了一瞬。他已经不习惯被这样触碰了。
她的手落在半空,又收回来。
“考不上再说。”她说,“先考。”
沈砚点点头。
他转身回房,走到门口,忽然说:
“妈,外公今天下午来找我聊天了。”
李佩如一怔。
“聊什么?”
“聊他年轻时候的事。”沈砚背对着她,“他说他二十三岁进的纺织厂,以为能干一辈子,四十七岁厂子没了。他说那时候觉得天塌了,后来也没塌。”
他顿了顿。
“他说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就是有些坎过得慢一点。”
门轻轻关上。
李佩如站在原地,很久没动。
客厅的落地灯投出一圈昏黄的光,把她孤零零的影子拉得很长。
五
沈明章周四接到了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猎头,姓顾,说有一家外资物流企业正在寻找华东区负责人,问他是否方便聊一聊。他站在阳台上,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稳从容,像过去二十年接过的无数个猎头电话一样。
“方便,您说。”
对方介绍完公司和职位,话锋一转:“沈先生,冒昧问一下,您从上一家公司离职的原因是?”
沈明章准备好的答案涌到嘴边:组织架构调整,全球业务收缩,中国区裁员15%——
“公司不需要我了。”他说。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
“我明白了。”顾先生说,“我会向客户提交您的资料,有进一步消息及时跟您联系。”
挂断后,沈明章发现手心全是汗。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么说。那不是一个好的面试回答,甚至不是一个聪明的回答。但他已经厌倦了用那些漂亮的套话来包装被裁员的现实。被裁员就是被裁员,不需要十五年司龄、八个项目成就、三场跨国并购经验来修饰。结果都一样:你不再被需要。
他低下头,看着楼下那片被雨淹过的菜地。积水退了些,露出几棵倒伏的菜苗。那个老太太又来了,蹲在地边,正小心翼翼地把歪倒的苗扶正,培上土。雨还在下,她没有穿雨衣,整个人淋得湿透。
她种的是青菜。
他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拼命。
也许那些菜对她来说,就像工作对他一样——不只是菜,是活下去的念想。
六
李佩如那天早下班,没直接回家,坐了两站地铁,去了那套投资房所在的售楼处。
售楼处已经人去楼空。大门上贴着封条,白色的,盖着红色公章,边缘翘起一角,被雨淋湿后发皱。玻璃门内侧还挂着沙盘模型的宣传海报,“都会生活,由此开启”八个字被雨水洇花,“开启”已经看不清了。海报上那个微笑的售楼小姐,不知道现在在哪里。
她站在门廊下躲雨,听见身后有动静。
一个中年男人蹲在角落里抽烟,脚边放着一把破伞。他看见李佩如,愣了一下,把烟掐灭。
“来看房的?”
“嗯。”
“别看了。”他指了指封条,“跑路了。”
李佩如没说话。
男人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蹲麻的腿。他穿着深蓝色工装,裤脚沾满泥点,像是附近工地的工人。脸上皱纹很深,眼睛里有那种长期熬夜的人特有的红血丝。
“你也是交了首付的?”他问。
“是。”
“多少?”
“八十三万。”
男人吹了声口哨。他重新点了一根烟,深吸一口,烟雾在雨中散开。他抽烟的动作很用力,像是要把烟里的每一丝尼古丁都榨干。
“我比你少,五十八万。”他说,“我跟我老婆攒了十二年。本来是想给儿子结婚用的。”
雨声很大,他的声音被吞掉一半。
“我儿子今年二十九了,女朋友谈三年,因为没房一直没结婚。”他弹了弹烟灰,“上个月分了。”
李佩如不知道该说什么。
“开发商姓陈,”男人说,“潮汕人,三年前来上海,包工头出身,摇身一变成了地产老板。售楼小姐跟我说他是李嘉诚同乡,我他妈还真信了。”
他把烟蒂扔进雨水里,呲的一声,火灭了。
“听说抓进去了?”李佩如问。
“抓了,钱追不回来。”男人苦笑,“这楼烂在这里,银行不管、政府不管,就我们这些冤大头每个月还贷款。”
他弯腰捡起那把破伞,撑开,伞骨断了两根,耷拉下来。
“我跟我老婆说,就当五十八万买了个教训。”他走进雨中,“只是这教训忒他妈贵了。”
他走远了,背影很快被雨幕吞没。
李佩如还站在门廊下。
她看着那张洇花的宣传海报。一年前,她和沈明章坐在这里听售楼小姐讲解沙盘,说这个楼盘是“大虹桥板块最后的价值洼地”,说周边要建商场、学校、地铁站,说投资回报率五年翻一番。她记得沈明章当时问了好几个问题,容积率、得房率、车位配比,售楼小姐对答如流。最后签合同时,她还有点犹豫,沈明章说,没事,机会难得。
那是2019年12月。
三个月后,疫情来了。
又一年后,公司跑路了。
雨停了。
李佩如走出门廊,站在烂尾楼前的空地上。这里曾经规划成商业街,效果图上有喷泉、咖啡馆、花店,现在只是一片泥泞的荒地,杂草丛生,积着深浅不一的水洼。几根钢筋从混凝土里戳出来,锈迹斑斑。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鞋。那是一双穿了四年的平底皮鞋,鞋底已经磨偏,今天出门没注意,踩进泥水里,鞋帮上沾了一小块黑泥。
她没有擦。
回程地铁上,她刷到一条朋友圈。前同事发的新房装修完工照,九宫格,配文是“终于有自己的小家了”。照片里阳光满屋,崭新的原木色家具,绿萝垂在书架顶上,猫趴在飘窗垫上打盹。
她点了个赞,退出。
窗外隧道壁飞速后退,灯光一格一格掠过她的脸。
手机在包里又震了一下。她以为是公司群消息,没看。过了一会儿,又震。
她掏出来。
是沈明章发的微信,只有一行字:
“刚才有猎头找我。”
她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地铁报站声响起:“前方到站,江苏路——”
她把手机贴在心口,闭上眼睛。
七
沈明章等了四十分钟,没有等到李佩如的回复。
他想再发一条,又觉得太刻意。把手机放在茶几上,拿起一本书,翻了五页,不知道看进去什么。又拿起手机,屏幕黑着。
他起身去阳台。
雨后的黄昏有一种被洗过的清澈,云层裂开一道缝,夕阳从缝隙斜射下来,把对面楼的玻璃幕墙染成金橙色。他站在那里,看着那道金光一寸一寸往上移,消失在天际线尽头。那道金光每天都会出现,每次只有十几分钟,像这座匆忙的城市里唯一可以停下来看的东西。
手机响了。
他快步走回客厅。
“喂?”
“是我。”李佩如的声音从那头传来,有点喘,像是在走路,“刚才在地铁上,没信号。”
“嗯。”
她顿了顿。
“猎头怎么说?”
沈明章把电话内容复述了一遍。他的声音控制得很平稳,像在汇报工作,只是语速比平时慢了些。他刻意隐去了自己那句“公司不需要我了”,只说对方对他的履历感兴趣。
“……对方说下周给回复。”他结束道。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明章。”李佩如忽然叫他的名字。
“嗯?”
“你今天晚饭想吃什么?”
他怔了一下。
“妈说炖了排骨。”他说。
“那我买条鱼回去。”她说,“清蒸。”
“好。”
挂断电话,沈明章站在客厅中央。夕阳的最后一丝余光从阳台门漫进来,落在他脚边。
他忽然意识到,李佩如没有问猎头公司的名字、岗位、薪资,什么都没有问。她只问了晚饭吃什么。
他站在那里,手里还握着手机。
很久以后他想起这个傍晚,才明白那通电话意味着什么——不是信任,不是期待,甚至不是安慰。只是一个人愿意陪另一个人,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消息。
那比任何话都重。
八
沈朵发现父亲最近在看书。
不是财经杂志,不是行业报告,是一本很旧的《世界电影史》。封面磨损,书脊贴过胶带,不知道是从哪个旧书摊淘来的。他坐在阳台上看,一看看很久。
“爸,你看这个干嘛?”她问。
沈明章抬头,想了想。
“年轻时候想过写剧本。”他说,“后来忘了。”
沈朵在他旁边蹲下来。书翻到某一页,配图是《四百击》的剧照,男孩安托万站在海边,回头望着镜头。那张照片她见过,电影赏析课上老师放过。老师说这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结尾之一,定格在男孩脸上,不知道他接下来要去哪里。
“这是特吕弗。”她说。
“你认识?”
“电影赏析课学过。”她指着那张剧照,“老师说这个镜头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结尾之一,定格在男孩脸上,不知道他接下来要去哪里。”
沈明章看着那张图。
“后来呢?”他问。
“什么后来?”
“这个男孩。”
“拍了续集。”沈朵说,“特吕弗用二十年拍了五部,安托万长大了,结婚,离婚,上班,老了。跟所有人一样。”
沈明章没说话。
他想起自己二十岁时在武大樱园老电影资料室,冬天没有暖气,他把军大衣裹紧,看完了整个法国新浪潮。那时他觉得自己未来有无数可能,可以成为导演、编剧、影评人,或者只是某个午后在咖啡馆写剧本的人。
后来他成了外企供应链总监。
那也很好,他想。那也很好。
只是偶尔会想起那个裹着军大衣看《四百击》的冬天。
沈朵站起来。
“爸,下周学校开放日,我想去上音附中看看。”
“好。”
“如果考上了,要面试,还要加试乐器。”
“嗯。”
“我现在的钢琴水平不够。”她说,“需要找老师。”
沈明章抬起头。
“多少钱一节课?”
沈朵报了一个数字。她报得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沈明章沉默了几秒。
“好。”他说,“我来安排。”
沈朵看着他。父亲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青灰色,头发比春节时又白了一些,鬓角那一片已经遮不住了。她以前从没注意过父亲有白头发。也许以前就有,只是她没仔细看。
“爸,”她说,“我其实……”
“不用说了。”沈明章合上书,“你去做你想做的事。”
他顿了顿。
“钱的事,爸爸有办法。”
他说这话时没有看她,目光落在阳台外的天际线上。那里已经暗下去了,只剩一道极细的橙红色光带,像要断不断的一根丝线。
沈朵没有再问。
她转身走回客厅,走了两步又停下。
“爸。”
“嗯。”
“那部续集,”她说,“安托万最后还是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但他没有不快乐。”
沈明章转过头。
女儿已经走进客厅了。
九
陈秀英这周第三次去药店。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
降压药、维生素、降脂片,都是老几样。她熟练地报出药名,药师从柜台里拿出相应的盒子,扫码,结账。医保卡刷过读卡器,发出嘀的一声。
“阿姨,您这安眠药上个月才配过,还没到复诊时间。”药师看了看电脑屏幕。
“不用了。”陈秀英把卡收回包里,“最近睡得着了。”
她说的是实话。自从女儿那天发现她吃安眠药,她就再没动过那个抽屉。不是怕被发现,是那天女儿说“药吃多了伤脑子”,她记在心里了。她七十岁了,不想让女儿觉得自己老到需要被照顾。
回程路上,她在小区门口碰见隔壁的老张。
老张牵着他的柯基,看见她,远远就打招呼:“陈阿姨,买菜啊?”
“嗯。”她扬了扬手里的塑料袋,“买点药。”
老张点点头。柯基凑过来闻她的裤脚,尾巴摇得很欢。来福认识她,每次见面都要蹭一蹭。
“沈先生最近还好吧?”老张问。
陈秀英一愣。
“哦,还好。”她说,“在家办公。”
老张没再多问。他扯了扯狗绳,寒暄几句就走了。
陈秀英站在原地,看着老张的背影消失在梧桐树荫里。
她忽然意识到,邻居们什么都知道。他们知道沈明章每天穿着西装出门又在饭点前回来,知道小区门口那辆奥迪已经两个月没动过,知道他们家阳台晾晒的衣服比从前少了。他们只是不问。
这才是体面。
她拎着药袋慢慢走回家。
梧桐叶已经很密了,把初夏的阳光筛成一地碎金。她踩着那些光斑走,走得很慢。她想起很多年前,刚搬来这个小区时,梧桐树还没这么高,她抱着沈朵在树下乘凉。沈朵那时候才一岁多,刚会走路,摇摇晃晃地追着光斑跑。
现在沈朵十五岁了,在学钢琴,想去什么音乐学院。
她不知道音乐学院是什么样的。但她知道,不管孙女想去哪里,她都支持。
十
沈砚开始失眠了。
不是那种偶尔睡不着,是躺下后意识清醒,思维停不下来。他会反复回想白天做过的题,想起某一步写错了,某一个公式用得不恰当。那些错误像针一样扎在他脑子里,越不想想,越想得清楚。
凌晨两点,他干脆不睡了,起来刷题。
客厅没开灯,只有玄关那盏小夜灯亮着,昏黄的一小团。他经过母亲房门时放轻了脚步,怕吵醒她。
门却开了。
李佩如站在门内,穿着睡衣,头发有些乱。
“睡不着?”她低声问。
“嗯。”
她没说什么,去厨房给他倒了杯热牛奶,放在书桌上。
“做完这题就睡。”她说。
沈砚点点头。
她转身要走,忽然停住。
“砚砚,”她没回头,“你不用考复旦。”
沈砚握笔的手顿了一下。
“考你能考上的大学就好。”她说,“哪里都行。”
房间里很静。台灯的光照在摊开的模拟卷上,那道没解出来的立体几何题还空着,辅助线画了一半。他看着那道题,想起白天考试时,他明明会做,却怎么也想不起那个公式。那种感觉像溺水——你知道岸在哪里,但就是游不过去。
“那要是我考不上本科呢?”
李佩如转过头。
她看着儿子。十九岁的男孩坐在书桌前,背挺得很直,眼睛却垂着,不敢看她。她想起他小时候,每次考试考砸了都是这副表情,坐在那里等着挨训。她从来不训他,只是让他自己想。现在她有点后悔——也许该让他知道,不管他考成什么样,她都不会失望。
“考不上就复读。”她说,“复读一年不够就两年。”
“那要是我复读了还是考不上呢?”
她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
“那就找工作。”她说,“你外公初中毕业,外婆文盲,他们在上海活了一辈子。你比他们有文化。”
沈砚抬起头。
他看见母亲的眼睛里有一点水光,但没落下来。
“妈。”
“嗯。”
“我不想让你失望。”
李佩如伸出手。这一次,她的手落在了儿子的头发上。
“你没有让我失望。”她说,“你从来没有。”
沈砚没有说话。
他把脸埋进母亲肩头,像小时候那样。
窗外的天快亮了。
十一
周日早上,沈明章出门了。
他穿了那套藏青色西装,打了领带,皮鞋擦得很亮——那块浅痕还在,他用了半管鞋油也没能完全遮住。他在镜子前站了很久,确认每一个细节都没有问题。
李佩如在门口送他。
“去哪儿?”
“见猎头。”他说。
她点点头。
“晚上回来吃饭?”
“回。”
她看着他的背影走进电梯。门合上的一刹那,他回过头,隔着那道越来越窄的缝隙,对她笑了一下。
她已经很久没见过他笑了。
电梯下行。
沈明章站在轿厢中央,对着镜面不锈钢里的自己调整领带。昨天顾先生来电话,说客户对他很感兴趣,约今天上午九点半面谈。他前一晚准备到深夜,把过去八年的项目经历捋了一遍,做了三页中英文对照的业绩清单,打印出来,装进公文包。
他告诉自己这是新的开始。
地铁上人不多。他坐了两站,对面上来一对母子,小男孩五六岁,手里攥着一个奥特曼玩具。他忽然想起沈砚这么大的时候,每次出门都要带着一个变形金刚,睡觉也要放在枕头边。那孩子现在比他高了。他想起沈砚小时候最喜欢擎天柱,说长大了也要变成那样的大英雄。他不知道儿子现在还记不记得那个梦。
他到陆家嘴站下车。
走出地铁口时,阳光刺得他眯起眼。环形天桥就在前方,玻璃护栏擦得很亮,和两个月前一模一样。只是他不再站在天桥上看车流了。他快步走过天桥,走进环球金融中心的旋转门。
面试地点在29楼。
他签到,领访客卡,乘电梯。电梯里的镜子照出他的脸,他下意识把背挺直了一些。旁边站着两个年轻人,正在讨论某个项目方案,语速很快,夹杂着英文术语。他侧耳听了听,发现自己都听得懂——不是内容,是那种说话的节奏和语气,是他用了二十年的职业语言。
前台把他引进一间小型会议室,倒了水,说面试官稍后就到。
他坐在那里,透过落地窗能看见金茂大厦的尖顶。云层很低,把塔尖削去一截。他数了数,今天是四月以来他第七次面试。
第七次。
门开了。
走进来的不是猎头口中的“外资物流企业中国区总经理”,而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女人,穿着职业套裙,短发,妆容精致。她自我介绍姓吴,人力资源经理。
沈明章心里沉了一下。
他没有表现出来。他和吴经理握手,交换名片,在她对面坐下。
吴经理翻着他的简历,问了一些常规问题。他一一作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从容不迫。
“……您之前在艾默生主要负责供应链哪个板块?”
“华东区全链条。”他说,“从供应商管理到仓储配送。”
“团队规模?”
“直接汇报七人,虚线管理三十一人。”
吴经理点点头。她合上简历,沉吟了一下。
“沈先生,”她说,“我开诚布公地说,我们这个岗位的薪资预算,可能和您的预期有差距。”
沈明章没有说话。
“我们理解您过往的薪酬水平,但目前公司的预算……”她顿了顿,“税后两万三,十四薪。您考虑吗?”
窗外那朵云飘走了。金茂大厦的尖顶完整地显露出来,在阳光下闪着金属的光。
“我考虑。”他说。
吴经理似乎有些意外。她看了他一眼,很快恢复职业微笑。
“好的,我会把您的意向反馈给用人部门。后续有进展一周内通知您。”
面试结束。
他走出会议室,穿过开放办公区,等电梯。旁边两个年轻人正在讨论某个数据模型,语速很快,夹杂着英文术语。他侧身让了让,年轻人点头致谢,目光掠过他的脸,没有停留。
和两个月前天桥上的场景一模一样。
只是这一次他没有站在那里看车流。
电梯门开了。他走进去,背对所有人,面对镜面不锈钢里自己模糊的脸。
他想,原来七次面试之后,还是会被同样的场景击中。
十二
那天晚上,他没有告诉李佩如薪资的事。
饭桌上他照常吃饭,照常陪岳父看新闻联播,照常去阳台站一会儿。李佩如在厨房洗碗,水流声哗哗的,隔着一道门,听不清。陈秀英在阳台收衣服,叠好,分类放进衣柜。一切和往常一样。
沈朵从房间出来,走到阳台。
“爸。”
“嗯。”
“我找到钢琴老师了。”她说,“上音的研究生,一节课三百。”
沈明章转过头。
“什么时候上课?”
“下周六。”
他点点头。
“钱……”
“我来付。”他说。
沈朵看着他。
“爸,”她说,“你是不是找到工作了?”
他顿了一下。
“在谈。”
她没再问。
夜风从阳台门灌进来,带着梅雨季特有的潮气。天边有几颗很淡的星,在城市的灯光里若隐若现。沈朵顺着父亲的视线看过去,看见楼下那片荒地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
“爸,我给你弹首曲子吧。”沈朵说。
她走回客厅,掀开那架积灰很久的电子琴。这是她小学六年级时买的二手卡西欧,琴键已经泛黄,高音区有两个键不响了。她一直说想换一架电钢琴,说了三年,没换。现在她不说了,她知道家里要花钱的地方太多。
她在琴凳上坐下,按下第一个音。
是《I Dreamed a Dream》。
沈明章站在阳台门口,看着女儿的侧脸。她弹得很慢,有些地方磕绊,但旋律完整。琴声在安静的客厅里流淌,陈秀英停下手中的毛线活,李国栋摘下老花镜,连李佩如都从厨房走出来,倚在门边。
没有人说话。
最后一个音落下时,客厅又安静下来。
沈朵把手从琴键上收回,放在膝上。
“还没练熟。”她说。
“很好听。”李佩如说。
这是她今天说的第一句话。
十三
那天夜里,沈明章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自己还在那家外企上班,出差去德国总部开会。会议间隙他站在法兰克福机场的落地窗前,看着停机坪上的飞机起起落落。同事问他,沈,你在中国最想念欧洲的什么?他说,啤酒。大家都笑了。
然后画面一转,他站在那片烂尾楼前,周围全是人,都是和他一样交了首付的业主。有人哭,有人骂,有人蹲在地上抱着头。他想找那个穿蓝工装的男人,但怎么也找不到。
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回头,是李佩如。
“该回家了。”她说。
他醒了。
窗外天已经大亮,梅雨季难得放晴。阳光从窗帘缝隙透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笔直的金线。
李佩如还在睡,呼吸均匀,头发散在枕上。
他轻轻起身,没有吵醒她。
站在阳台上,他看见楼下那片菜地又恢复了绿意。那几棵倒伏的菜苗被扶正后活过来了,新叶舒展,在晨光里泛着水珠。那个老太太今天也在,蹲在地里浇水。她的动作很慢,但很认真。
他忽然想起1999年冬天第一次来上海面试。
那时他坐绿皮火车,二十三个小时硬座,下车时腿都肿了。出了火车站,他站在天目西路,看着这座城市的第一眼——高架桥在头顶交错,车流像金属的河,人们走得很快。他拎着那只人造革行李箱,问一个路人:请问外滩怎么走?路人说:你刚来上海吧?
他说:是,刚来。
路人指了方向,他道了谢,拖着箱子走了四十分钟,在黄浦江边站了很久。
那时他想,这就是上海。
现在他依然站在这里,站了二十二年。
身后传来轻轻的脚步声。李佩如不知什么时候醒了,披着外套走到他旁边。
“今天周末。”她说,“不多睡会儿?”
“睡不着。”他说。
他们并肩站着,看着楼下的菜地,远处的高架,更远处那片灰蓝色的天际线。
“明章。”李佩如说。
“嗯。”
“昨天面试,谈得怎么样?”
他沉默了一会儿。
“薪资只有以前一半。”他说,“我答应了。”
她没有问是哪家公司,做什么岗位。她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够还房贷吗?”
“够。”
“那就好。”
晨光逐渐铺满整个阳台。
他们就这样站着,像很多年前刚结婚时,站在梅陇那间老公房的阳台上,看着对面的小学。那时他们一无所有,又好像拥有整个世界。
现在他们拥有的少了,却还拥有这个早晨。
“李佩如。”沈明章忽然叫她的全名。
“嗯。”
“你有没有后悔过?”
“后悔什么?”
“嫁给我。”
她转过头看着他。
结婚十九年,他第一次问这个问题。
她看了他很久,久到他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然后她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
那只手比他记忆中粗糙了一些,无名指的婚戒有一圈淡淡的勒痕。
“早饭吃什么?”她问。
他没回答。
他只是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楼下,那片菜地里的青菜,正在初夏的阳光下安静地生长。
十四
六月第一个周末,沈朵去林老师那里上第一节课。
林老师住在一栋老公房的六楼,没有电梯。沈朵爬上楼时有点喘,站在门口缓了缓才敲门。门开了,一个年轻女人站在门内,戴着黑框眼镜,扎着简单的马尾。
“沈朵?”
“林老师好。”
林老师侧身让她进门。
房间很小,一室户,客厅兼作琴房。一架立式钢琴靠墙放着,琴键有些泛黄,音也有些跑。窗台上摆着几盆绿萝,长得很好,垂下来的藤蔓几乎拖到地面。
“坐。”林老师指了指琴凳。
沈朵坐下。
林老师在她旁边站着,没有马上开始上课。
“你为什么想学音乐?”她问。
沈朵想了想。
“因为喜欢。”她说。
“喜欢什么?”
“喜欢……声音。”沈朵说,“声音从琴键里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什么都不用想了。”
林老师看着她。
“弹一首你会的。”
沈朵把手放在琴键上。
她弹的是《I Dreamed a Dream》。这首她练了很久,每一处强弱、每一个呼吸都反复琢磨过。她弹得很投入,忘记了林老师在旁边,忘记了这是第一节课,忘记了自己在别人的琴房里。
最后一个音落下时,她睁开眼睛。
林老师沉默了很久。
“你学过几年?”
“小学学过三年。”沈朵说,“后来课业重,停了。”
林老师点点头。她没评价弹得好坏,只是翻开乐谱,翻到第一页。
“我们从哈农开始。”她说,“基本功要重新练。”
沈朵说好。
她把乐谱架好,把手放在琴键上。
窗外的阳光照进这间逼仄的老公房,照在黑白分明的琴键上,照在她年轻的手指上。那些手指还很生涩,按下去的每一个音都犹豫,像第一次学步的孩子。
林老师看着她,没有催促。
一节课六十分钟,她弹了五十分钟的音阶。下课时间到了,林老师合上乐谱。
“你很有天赋。”她说。
沈朵抬起头。
“但我不能骗你,”林老师顿了顿,“现在开始学,太晚了。”
沈朵没有说话。
“你想考上音附中,需要每天练至少四小时,坚持三年,才有可能。”林老师看着她,“你今年高一,功课很重。你家里……”
她没有说完。
沈朵知道她要说什么。
“我知道。”沈朵站起来,“老师,下周还这个时间?”
林老师看着她。
“你决定了?”
“决定了。”
林老师没有再劝。
她把乐谱放进琴凳下的抽屉,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旧书,递给沈朵。
“这是我十年前的拜厄,”她说,“上面有笔记。送给你。”
沈朵接过来。书页已经泛黄,边角卷起,扉页用蓝色圆珠笔写着“林晓薇”三个字,字迹稚拙。
“谢谢老师。”
她走出那间老公房,走下六层没有电梯的楼梯。阳光从楼道窗户斜射进来,一格一格照在她身上。她抱着那本旧乐谱,走得比来时慢。
到一楼时她停下脚步。
楼道口坐着个老太太,正在择菜。她抬头看了一眼沈朵,没说话,又低下头去。
沈朵站在那扇半开的铁门前,阳光正好落在门槛上,划出一道明暗分界线。她低头看着那条线,看了很久。
然后她抬起脚,跨了过去。
十五
沈明章入职新公司的第一周,学会了在茶水间用最快的速度接完水。
不是人多要排队。恰恰相反,这层楼的三百多平开放办公区,茶水间永远只有他一个人。他只是不想在那里停留超过三十秒——因为一旦停下,就会听见隔壁会议室传来的英文会议声。
那些发音标准的美式英语,那些自信笃定的语气,那些关于“global strategy”“market penetration”“synergy”的讨论,像一把细密的针,从门缝里渗出来,扎在他后颈上。
他把水杯接满,转身,走回工位。
工位在西北角,靠窗。说是窗,其实是整面玻璃幕墙的一小块分割区域,正对着隔壁写字楼的消防楼梯。每天下午三点以后,阳光会被那栋楼切掉,他所在的角落准时陷入阴影。
他带来的那个菲拉格慕公文包放在脚边,没地方搁。公司配的工位只有一米二,抽屉塞不下,放在桌上又占地方。他就让它靠着椅子腿,像一只不肯走的旧狗。
新公司叫“迅捷物流”,做国内公路运输,老板是浙江人,靠给义乌小商品市场送货起家。公司两百来号人,一半是司机和仓管,另一半是销售和客服。沈明章的岗位叫“运营优化经理”,手下管两个人——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一个还有两年退休的老调度。
入职第一天,老板找他谈话。
“沈总,”老板姓陈,五十出头,说话带着浓重的台州口音,“你在外企做过八年,我这个小庙,委屈你了。”
沈明章说不委屈。
“我们没什么高大上的流程,”陈老板给他递烟,他摆手说不抽,老板自己点上,“就是跑货、送货、收钱。你能帮我把成本降下来,把效率提上去,工资不是问题。”
沈明章说好。
老板又说了几句,大意是公司明年想融资,需要规范管理,正是用人的时候。沈明章听着,间或点头,目光落在老板身后那张中国地图上。地图用图钉钉着,密密麻麻插了许多红色大头针,那是他们的运输网点。
他想起艾默生总部那面数字墙。十二块高清屏幕实时更新全球供应链数据,任何一艘货轮的位置偏差超过两海里,系统会自动报警。
这里没有数字墙,只有一幅纸地图。
他低下头,把目光收回来。
第一周的主要任务是熟悉业务。
老调度姓周,明年六月退休,工龄三十七年,其中二十九年在这家公司。他话不多,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是泡茶,第二件事是翻出当天的运单,一张一张捋。
“沈经理,”老周叫他,不叫沈总,“你看这张,从义乌到乌鲁木齐,十三吨百货,正常运费三万八,客户只肯出三万五。”
沈明章凑过去看。
“为什么不接?”
“不划算。”老周把运单放回左手边那摞,“这个季节乌鲁木齐车少,空车回来划不来。”
“那如果能配到回程货呢?”
老周转过头,看了他一眼。
“你有门路?”
沈明章顿了顿。
“没有。”他说,“我问问。”
他回到工位,打开电脑,登入自己多年没用过的私人邮箱。他在艾默生时和全国十几个仓储园区有过合作,其中乌鲁木齐那家,他记得业务经理姓陈,开会时加过微信。
他在好友列表里翻了三遍,没找到。
也许是离职时删了。也许是对方删了他。他想。
窗外的阴影又深了一层。
十六
六月中旬,陈秀英收到了翠英寄来的包裹。
包裹不大,用旧纸箱裹了三层胶带。拆开一看,里面是一袋晒干的山药片,一包花生,还有一封信。信纸是那种老式的格子纸,边角有些皱,大概是在厨房桌上写的。
翠英的字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还有涂改的痕迹。信里说她今年种的山药收成不错,晒了很多干,想寄一些来。说她孙子会走路了,走得还不稳,摔了好几次。说她家那口子走了以后,她一个人住,有时候觉得空,有时候觉得挺好。说她想去上海看看姐姐,不知道姐姐愿不愿意让她去。
陈秀英把信看了三遍。
她把信叠好,放回信封,塞进床头柜最下面那层抽屉里。那层抽屉放着些老东西:年轻时的照片,结婚证,父亲去世时的讣告,还有一些早就不联系的人的来信。
她坐在床沿,看着窗外。
窗外的天很蓝,六月特有的那种蓝,不冷不热,刚刚好。楼下有人在遛狗,有小孩在跑。那些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模模糊糊的。
她想起翠英小时候。那丫头比她小六岁,出生的时候她刚上小学。母亲忙,没空带孩子,她就背着妹妹去上学。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妹妹不哭,就让她在教室后面待着。翠英很乖,从不哭,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听那些她根本听不懂的课。
后来妹妹长大了,嫁人了,她们就分开了。
再后来,父亲病重,那三万块钱的事,她们就没再见过。
陈秀英坐了很久。
晚饭时,她跟李佩如说:
“老家那边,翠英想来看看。”
李佩如愣了一下。
“小姨?”
“嗯。”
陈秀英低头吃饭,没看女儿。
李佩如看着她。
“什么时候?”
“还没定。”陈秀英说,“我说再说。”
李佩如没再问。
但沈明章看见,岳母的手在微微发抖。
十七
六月底,沈砚高考那三天,上海下了入夏以来最大的一场雨。
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说这轮降水是2013年以来同期最强,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陈秀英提前两天就开始准备——买了三把新伞,把儿子的准考证复印了三份,分藏在不同的包里,每天睡前检查一遍,第二天早上再检查一遍。
“妈,你别忙了。”李佩如说。
陈秀英不听。
6月7日清晨,雨势比预报的更大。沈明章六点就起了,站在阳台上看了很久的天。云层压得很低,对面楼的楼顶隐在雨雾里,只剩一个模糊的轮廓。
他想起自己1993年高考。那年七月,武汉热得像蒸笼,考场的电扇坏了,监考老师拿蒲扇给考生扇风。他考完最后一科走出校门,父亲站在烈日下等他,手里攥着一根绿豆冰棍,已经化了一半。
他没有吃。递给父亲,父亲也没有吃。
冰棍化成了水,顺着棍子淌下来,滴在父亲脚边。
“爸。”沈砚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沈明章转过身。儿子穿着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蓝白条纹T恤,头发刚梳过,还带着水汽。他站在那里,背挺得很直,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该走了。”沈砚说。
“嗯。”
沈明章拿起伞。
走到门口时,李佩如叫住儿子。
“砚砚。”
沈砚停下脚步,没回头。
李佩如站在玄关,手里攥着那把新买的黑伞,攥得很紧。她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
“准考证带了没?”
“带了。”
“文具呢?”
“带了。”
“水……”
“妈。”沈砚打断她,“我都带了。”
李佩如没再说话。
沈明章打开门。雨声轰然灌进来,楼道里都是潮湿的水汽。他撑开伞,站在电梯口等儿子。
沈砚跨出门槛。
走到电梯口,他忽然停下,回头看了一眼。
母亲还站在门口,没有跟出来。她的手扶着门框,指节微微泛白。
他想起很多年前,小学一年级第一天上学,母亲也是这样站在门口送他。那时他背着新书包,蹦蹦跳跳跑进电梯,连再见都忘了说。母亲没有叫住他,只是在门后站了很久。
他收回目光。
电梯门合上了。
十八
考点在离家五公里的市重点中学。沈明章叫了网约车,司机是本地人,一路抱怨雨天路堵,说今天送考的车太多,高架下闸道排了两公里。
沈砚坐在后座,没说话。他看着窗外被雨冲刷的城市,行道树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积水从窨井盖咕嘟咕嘟往外冒。有个穿雨衣的骑车人从旁边经过,溅起的水花扑在车窗上,模糊了他的视线。
他想起模考成绩出来那天晚上,他站在阳台上对父亲说不想考大学了。父亲说你不是我们的负担,你从来都不是。
他想起外公对他说的话。外公说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就是有些坎过得慢一点。
他想起母亲把热牛奶放在他书桌上,什么也没说,转身出去了。
窗外的雨还在下。
车停在考点门口。沈明章下车,撑开伞,绕到另一边拉开车门。雨水顺着伞檐往下淌,滴在他肩上,西装洇湿了一小块。
“爸,”沈砚下车,“你回去吧。”
沈明章没有动。
“我在这里等你。”他说。
沈砚看着他。父亲的白发比去年夏天多了很多,鬓角那一大片已经遮不住了。雨水打湿了他的裤脚,皮鞋上全是泥点。
“要考一上午。”沈砚说。
“我知道。”
沈砚没有再劝。
他转身走向校门。考生很多,撑着五颜六色的伞,汇成一条缓慢流动的河。他走进去,没有回头。
沈明章站在原地,看着儿子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
他收起伞,在校门对面的屋檐下找了个位置。那里已经站了几十个家长,有的交头接耳,有的低头看手机,有的只是沉默地望着校门。雨从屋檐的缺口漏下来,在他脚边汇成一道细流。
他站在那里,从七点站到十一点半。
十九
三天高考,下了三天的雨。
最后一场考完时,沈砚走出校门,发现父亲还在那个屋檐下等他。雨已经停了,天边挂着一道很淡的彩虹,不仔细看几乎看不见。
“爸,”他走过去,“你一直在这儿?”
沈明章没有回答。他把伞收起来,甩了甩水。
“回家吧。”他说。
他们并肩走在积水的马路上。沈砚比父亲高了快半个头,走路的步子也比父亲大。他刻意放慢了些,让父亲能跟上。
“爸,”他说,“我想报武汉的大学。”
沈明章转头看他。
“为什么是武汉?”
沈砚顿了顿。
“那是你的母校。”他说,“我想去看看。”
沈明章没有说话。
他们走过一棵被雨打落的梧桐树,满地都是湿漉漉的叶子。沈明章低头避开一洼积水,皮鞋还是踩进了水里。
“好。”他说。
二十
高考结束后第三天,沈砚开始投简历。
他瞒着所有人,在招聘网站注册了账号,海投了二十几家公司。岗位五花八门:服务员、理货员、快递分拣、电话客服。他只在意两件事:离家的距离,以及月薪。
第一周,没有回复。
第二周,接到三个面试通知。
他去面了一家连锁餐厅的服务员,店长看他戴着眼镜斯斯文文,问他是不是在校大学生。他说刚高考完,等成绩。店长点点头,说等录取通知书到了再来吧,这份工不适合你。
他去面了一家便利店的夜班收银,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福建人,问了他两句话就拍板了:今晚能来吗?他说能。
第一天上班是六月二十八号,晚上十点到早上七点。他骑车二十分钟到店,老板给他发了工服——一件橙色的围裙,胸前印着便利店的名字。他穿上,站在收银台后面,把商品一件一件扫码、装袋、找零。
凌晨两点,店里没什么人。他站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空荡荡的马路。对面是个公交站台,末班车十一点半就没了,只剩电子屏还亮着,循环播放公益广告。
他想起以前刷题到凌晨两点,母亲总会敲门进来,放一杯热牛奶在桌边,不说话,又轻轻出去。他有时喝,有时忘了喝,第二天早上牛奶凉了,母亲把它倒掉,杯子洗干净放回橱柜。
他从来没问过母亲每晚几点睡。
手机震了一下。
他低头看,是母亲发来的微信。
“还在刷题?”
他没有回复。
窗外有辆出租车驶过,尾灯拖出两道红痕,在积水的路面上映成破碎的光。他看着那道光,看着它渐渐远去,消失在下个路口。
二十一
六月最后一天,沈砚查到了高考成绩。
他是在便利店夜班时查的。凌晨两点,店里没有客人,他站在收银台后面,打开手机,输入考号、身份证号、验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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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分。
比模考高了29分。
他看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
手机屏幕暗下去。他又点亮,再看了几秒。
他没有哭。没有笑。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
他把手机揣回兜里,继续整理货架。过期的三明治要下架,缺货的矿泉水要补单,冰柜的温度要控制在零下十八度。这些是店长教他的,他学得很快。
凌晨五点,老同事来接班。她进门看见他,愣了一下。
“今天脸色不对,”她说,“出什么事了?”
“没有。”他把围裙叠好,放进储物柜,“阿姨,我下周不来了。”
“找到别的工作了?”
“要上学了。”他说。
阿姨看着他。
“考上了?”
“嗯。”
“哪个大学?”
他顿了顿。
“武汉大学。”
阿姨笑了。她笑起来满脸皱纹挤在一起,眼睛眯成一条缝。
“好大学,”她说,“我侄子也在武汉上学,说是樱花很漂亮。”
她把那袋包子塞进他手里。
“这是最后一次了。”她说,“以后别来这种地方打工了。”
沈砚接过包子。
“谢谢阿姨。”
他推开门,走进七月的晨光里。
天边已经大亮了。早班的公交车一辆接一辆从身边驶过,车里挤满了赶着上班的人。他骑着那辆旧自行车,混在车流里,沿着熟悉的路线往家走。
到家门口,他掏出钥匙。
门从里面打开了。
母亲站在门口,穿着睡衣,头发有些乱。她看着儿子,眼眶红了。
“你爸都告诉我了。”她说。
沈砚愣了一下。
“他昨晚去便利店门口等你下班,”李佩如说,“看见你在收银。”
沈砚没有说话。
“你站了一整夜?”
“嗯。”
李佩如伸出手。
她把儿子拉进门,拉到客厅沙发上坐下。她去厨房热了一杯牛奶,放在他手里。
沈砚捧着那杯牛奶,低头喝了一口。
“妈,”他说,“571分。”
李佩如看着他。
“可以报武大了。”他说。
李佩如没有说话。
她伸出手,把儿子揽进怀里。
沈砚僵了一下,然后慢慢放松下来。他把头靠在母亲肩上,像小时候那样。他很久没有这样靠过了,久到不记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窗外七月的阳光正烈,蝉鸣声像一锅煮沸的水。
他没有哭。
母亲也没有哭。
二十二
那天晚上,沈明章下班回来,看见儿子坐在客厅。
他站在玄关,换鞋,把公文包放在脚边。
“查分了?”他问。
“571。”沈砚说。
沈明章点点头。
“够武大吗?”
“去年录取线是566。”
沈明章没有再问。
他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杯水。陈秀英在准备晚饭,李国栋还在老位置看报。一切和往常一样,一切又都不一样了。
他端着水杯走到客厅。
沈砚抬起头,看着他。
“爸,”他说,“谢谢你。”
沈明章握着水杯,站在茶几边上。
“谢什么。”
沈砚没有回答。
他低下头,继续喝那杯已经凉了的牛奶。
陈秀英从厨房探出头来。
“吃饭了!”
饭桌上,陈秀英做了满满一桌子菜。红烧肉、清蒸鲈鱼、油焖笋、蒜蓉生菜、番茄炒蛋、紫菜虾皮汤。沈砚看着满桌的菜,半天没动筷子。
“吃啊。”陈秀英给他夹了一块红烧肉。
他低头吃。
沈朵坐在他对面,看着他。
“哥,”她说,“武大真的有樱花吗?”
沈砚想了想。
“有。”他说,“我查过了,三月开。”
“那到时候我也要去。”
“好。”他说,“我带你去。”
李国栋给自己倒了杯黄酒,慢慢喝着。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偶尔抬眼看看孙子。
李佩如坐在沈明章旁边,低头吃饭。
沈明章夹了一块鱼,放进她碗里。
她没抬头,吃了。
窗外天黑得很早,七点刚过,已经全黑了。客厅亮着暖黄的灯,把一桌子菜照得油汪汪的。
沈砚吃完了那碗饭,又添了半碗。
陈秀英看着他,眼睛弯起来。
“学校的饭不好吃吧?”她说。
沈砚没有否认。
他低头喝着鸡汤,热气蒙了他的眼镜。他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重新戴上。
“外婆,”他说,“我走之前,想吃你包的粽子。”
陈秀英愣了一下。
“行。”她说,“我给你包。”
窗外,七月的夜风吹进来,带着雨后泥土的气息。
这个漫长的雨季,终于过去了。
梅雨季节,沈砚模考失利,李佩如被调岗,沈明章接受薪资腰斩的新工作。沈朵开始上第一节钢琴课,陈秀英与失联十八年的妹妹翠英通上电话。每个人都在雨中摸索前行,不知道天什么时候会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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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告
2021年上海,我在陆家嘴天桥上看见一个拎着空公文包的中年男人。那个背影让我写下这一家人。 他们住在二十一楼,阳台正对高架,车流像一条不会干涸的河。那一年,他们失去工作、金钱、旧日体面,却也找回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这不是一个逆袭的故事。房贷还要还二十五年,生活没有奇迹。但当“梦都会”的外壳剥落,露出来的东西是家。 梦都会碎,人还在。人还在,家就在。 感谢你读这个故事。
……(全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