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玻璃与尘埃 一个中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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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陆家嘴天桥的玻璃永远擦得太亮。
沈明章站在环形天桥上，低头能看见自己的皮鞋尖。这双菲拉格慕是2019年去米兰出差时买的，机场免税价七千二，他刷得毫不犹豫。现在鞋头有了一道浅痕，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刮的，也许是昨天挤地铁时——他已经很久没有开车了，那辆奥迪A6停在小区地库，九月到现在只动过三次。
天桥的玻璃护栏干净得像不存在。几个穿西装的年轻人匆匆走过，其中一个在讲电话，英文，语速很快，尾音上扬，带着咨询公司特有的那种确信。沈明章侧身让了让，年轻人点头致谢，目光掠过他的脸，没有停留。
他今天不用去任何地方。
这是2021年4月16日，周五。沈明章站在陆家嘴天桥上，已经站了四十分钟。他不想回家，也不想在这个时间出现在家附近的任何地方。三月底被裁，人事谈话十五分钟，赔偿N+1，签完字HR就把门禁卡收走了。他走出大厦，阳光刺眼，想给妻子打个电话，又觉得电话里说不清。拖了两天，拖到周末，拖不过去了。
手机震了一下。他没看。
天桥下面，世纪大道车流如常。疫情第二年，人们已经习惯了戴口罩、扫码、保持距离，习惯了在“常态化防控”这个词里重新学习如何正常生活。外滩的游客比去年夏天多了些，观光巴士重新开动，敞篷二层坐满举手机的人。沈明章想起2008年刚来上海，第一次坐这种巴士，车过延安东路隧道，导游说左边是金茂，右边是环球，前面是正在建的上海中心。那时他二十六岁，月薪六千，觉得这座城市每块玻璃都在发光。
现在他知道玻璃也会割人。
他最终还是低头看了手机。
微信家庭群，岳母发的语音，五十九秒。他没点开，知道无非是菜价、物业、对面楼有人装修。往上翻几屏，妻子李佩如昨晚十一点多发了一条：“投资房贷款这个月又扣了。开发公司那个姓陈的，电话还是打不通。”没人回复。
沈明章把手机揣回兜里。
他想，如果现在有人告诉他，这一切只是个很长的梦，醒来还是2019年冬天，他还在筹备春节去三亚的机票，李佩如说今年带上爸妈一起，让两个孩子请几天假，儿子说高三了请什么假，女儿说哥哥不去的我也不去——他会相信的。
他太想相信了。
二
李佩如下午请了半天假。
国企的好处这时候显出来了：不裁人，但也不怎么发奖金。去年绩效打了C，她没争。部门里人人都在等，等什么不知道，等过了2020，等过了春节，等到现在四月，还在等。
她三点半到家，比平时早两个小时。
客厅里，她爸李国栋在看电视。音量开得很小，央视四套，海峡两岸。茶几上摊着一张老年报，放大镜压在股市行情版上。老爷子退休十五年，炒股二十二年，账户里的钱从六位数炒到五位数，现在说不炒了，但报纸还要订，行情还要看。他的眼睛去年查出来有轻微白内障，医生说不严重，先观察。他嘴上说没事，但看报时眉头越皱越紧，放大镜越举越近。
“妈呢？”李佩如换鞋。
“买菜去了。”李国栋没转头，“你今天下班早。”
“嗯。”
她没解释。她妈陈秀英买菜从来不在下午，都是清早六七点去，说那时候菜新鲜。下午出门通常是去药店——老头子的降压药，孙子孙女的维生素，还有她自己偷偷吃的安眠药。上个月李佩如在她床头柜抽屉里发现那瓶艾司唑仑，已经空了一半。她什么都没说，只是第二天偷偷数了数剩下的药片，记住那个数字。半个月后再看，数字没变。她知道母亲听进去了。
李佩如进了卧室，关上门。
房间朝北，下午没什么阳光。她坐在床沿，从包里翻出那张纸，又看了一遍。银行信贷部寄来的，关于那套投资房。购房合同签了，首付付了，贷款还了十四个月，开发公司爆雷，项目停工，售楼处人去楼空。□□办去了三次，派出所报了案，律师说这种情况只能等，等开发商破产清算，等有没有资方接盘，等三五年，等十年。律师还说，你们不是最惨的，有些业主交了全款，连贷款都没得还，直接打水漂。
纸上的数字她很熟悉。每月还贷一万三千六，还剩二十五年零十个月。
二十五年。她今年四十五，还完七十岁。
她把纸折起来，塞回包最里层，又拿出来，再看一眼。确认那个数字没有变，还是那个数字。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确认，也许只是需要一点确定的、不会变的东西。最近生活里太多东西在变，变到她握不住。
客厅里，海峡两岸的片尾曲响了。
她把纸折好，放回去。
三
沈明章五点半到家。
电梯里他就感觉到了不对劲——楼道的声控灯比平时亮得早。门开了一条缝，岳母陈秀英探出头，压低声音：“你回来了？佩如早回来了，在屋里呢。”
“不舒服？”
“不晓得。”陈秀英接过他手里的公文包——其实已经空了，电脑上周就交还公司，他每天还是带着这个包出门，假装去上班，“她下午回来就进房间了，饭也没吃。”
沈明章站在玄关，闻到一股红烧肉的香味。岳母在做饭，高压锅呲呲冒着气，灶台上摆着切好的茭白、泡发的木耳、剥了一半的毛豆。这个家的一切看起来和往常一样，每个细节都被岳母打理得井井有条——玄关的鞋永远朝向一致，雨伞按长短排列，遥控器放在茶几第二层指定位置，冰箱门上贴着女儿沈朵的物理课表和儿子的高考倒计时。
高考倒计时：还有52天。
红字，加粗，用磁铁固定在冰箱门正中央。每天早晨陈秀英第一件事就是去撕掉旧的那页，换上新的。沈明章有时候想，如果没有这个倒计时，这个家会不会散掉。每天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在那里，所有人都围着它转，就没人有空去想那些更远、更模糊、更不敢想的事。
他穿过客厅，敲了敲卧室门。
“进来。”
李佩如没开灯，窗帘也拉着。她坐在窗边的椅子上，背对门，看外面。四月的天黑得还早，天边剩一点灰蓝，对面楼的窗户一格一格亮起来。这栋楼和他们的小区隔一条马路，楼龄比他们这栋新五年，房价贵两万一平。当初买房时中介带他们看过，李佩如嫌总价太高，没要。现在她经常坐在这里看那栋楼，不知道在想什么。
“今天怎么这么早？”沈明章把包放在脚边。
“想早点回来。”李佩如没回头，“你去哪儿了？”
他顿了一下。
“见个朋友。”
“什么朋友？”
“以前公司的同事，老周。”
“老周不是回合肥了吗？”她的声音很平，没有质问的意思，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沈明章没说话。
沉默持续了很久。窗外最后一格天光暗下去，对面楼的灯光显得更亮了。有一户人家正在吃晚饭，隔着几十米的距离，看得见人影走动、坐下、举筷。像一出默剧。那户人家有个小孩，七八岁的样子，在餐桌边跑了一圈才被大人按回座位上。沈明章看着那个小孩，想起沈砚那么大的时候，也是这样不肯好好吃饭，满屋子跑，他和李佩如追着喂。
“我今天收到银行的信了。”李佩如说。
“我知道。”
“你知道？”
“妈在群里发了，你没回。”
李佩如转过头。窗帘缝隙透进的光打在她半边脸上，看不出表情。但沈明章看见了她的眼睛——比平时红一些，像是揉过。
“所以你这几天天天出去，是在找工作？”
“嗯。”
“找到了吗？”
沈明章没有立刻回答。他想起下午在天桥上，有两个发传单的年轻人塞给他一张广告，写着“美团优选，月入过万不是梦”，他接过来，走出五米扔进了垃圾桶。垃圾桶满了，那张广告压在几个空饮料瓶上面，露出半个“梦”字。又想起上周去的一家初创公司，老板比他小八岁，会议室在共享办公空间的一角，隔音很差，全程能听见隔壁在推销某种区块链项目。面试结束，老板说沈先生我们很欣赏您的履历，但是您的薪资预期可能和我们目前的预算不太匹配，希望以后有机会合作。他站起来，和老板握手，走出那间玻璃隔出来的小会议室，在电梯里碰见三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正在讨论下午茶点什么奶茶。他站在他们中间，觉得自己像一个走错片场的演员。
“在谈。”他说。
李佩如看着他。
结婚十九年，她知道丈夫什么时候在说谎。他从不直视，目光会落在她肩膀或身后的墙上。现在他看着的是床头那盏台灯。那是他们结婚时买的，宜家最便宜的款，白色灯罩，木头底座，用了十九年，灯罩上有一道裂痕，她用透明胶粘住了。
“明章，”她说，“我们可以把车卖了。”
“不用。”
“或者把这套房抵押……”
“还没到那一步。”他打断她，声音大了些。
门外传来陈秀英的声音：“吃饭了！”
沈明章站起身，拉开门。灯光涌进来，他眯了一下眼。饭桌上已经摆好碗筷，红烧肉、茭白炒肉丝、清炒菜心、毛豆炒香干，还有一小碟他爱吃的醉蟹——岳母不知道从哪里买到的，这个季节其实不是吃醉蟹的时候。沈朵从自己房间出来了，坐到老位置，拿起筷子又放下，等外公外婆先动筷。儿子沈砚还没出来，门关着，门缝透出灯。
“砚砚呢？”李佩如问。
“说作业多，晚点吃。”陈秀英把汤端上桌，“高三了嘛，辛苦的。”
沈明章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嚼了很久。
四
晚饭后，沈明章去了阳台。
这是他的习惯。以前是抽烟，去年戒了，还是喜欢来阳台站着。二十一楼，看得见远处高架上的车流，红的尾灯，白的车灯，夜复一夜流淌。楼下是片待开发的空地，荒了三年，据说本来要建商场，后来开发商资金链断了，就一直荒着。春天草长得很高，有人在里面种了菜，用破木板围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畦。下午的时候经常有个老太太在那里忙，佝偻着背，浇水、施肥、收菜。有时候沈明章会站在阳台上看她，一看就是半小时。他不知道她是谁，为什么要在别人的荒地上种菜，她的儿女知不知道她每天下午在这里忙。他从来没下去问过，只是远远地看着。
女儿沈朵也来了阳台。
“爸。”
“嗯。”
“我妈怎么了？”
“没事，工作累。”
沈朵没说话。她今年十五岁，高一，正是最敏感的年纪。她站在父亲旁边，没看车流，看着楼下的菜地。夜色里那片地黑黢黢的，只能隐约看见几块深浅不一的颜色。
“我觉得不是。”她说。
沈明章转头看她。女儿长得像妻子，眉眼清淡，不说话时总像在想心事。她从小就这样，有什么事憋在心里，问也不说。幼儿园老师说她太安静，不像别的小朋友那样抢着说话。小学班主任说她上课从不主动举手，但点到她回答问题都能答对。初中以后她话更少了，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知道在想什么。沈明章有时想和她聊聊，又不知道从何聊起。
“我妈这几个月都不太对，”沈朵说，“以前她再累也会检查我的作业，现在她说你自己看看就行。以前她会问哥哥模考多少分，现在她不问。上周六她在家，坐了一整天，什么都没做。”
沈明章想说什么，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他想说妈妈工作忙，想说大人有大人的事，想说一切都好你不用担心。但他说不出口。女儿十五岁了，她什么都能看出来。
“爸，”沈朵没看他，声音很轻，“我们家是不是没钱了？”
这个问题来得太直接。沈明章发现自己没办法回答“不是”。他张了张口，最后只说了两个字：
“没事。”
沈朵没追问。她站在那里，看着楼下那片荒地被夜一点一点吞没。远处高架上的车流还在流淌，像一条不会干涸的河。过了很久，她轻轻说：
“我上个月看见外公在算账。”
沈明章一怔。
“什么账？”
“不知道。”沈朵说，“他坐在阳台上，拿个小本子，写了很久。我走过去，他就把本子合上了。”
沈明章没有说话。他想起岳父上个月确实问过他一次，现在上海的房租大概多少钱一个月。他随口答了，没多想。现在想起来，岳父问的时候眼睛看着别处，像是随口一问。
“我回去了。”沈朵说，“物理还有两张卷子。”
她转身走进客厅，留下沈明章一个人站在阳台上。
夜风有点凉。他想起很多年前，刚来上海的时候，租在梅陇一间老公房，六楼，没电梯，阳台正对着一所小学。每个工作日早晨七点，广播体操的音乐准时响起。他和李佩如刚结婚，一起站在阳台上刷牙，看小学生做操，看春天梧桐发芽，看秋天落叶满地。那时他觉得这就是上海，这就是他要的都会生活。
现在他站在二十一楼，自己的房子，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五
沈砚的房门到十一点才开。
他出来倒水，看见客厅还亮着一盏落地灯。母亲坐在沙发上，膝上摊着一本书，没在看。那本书他认识，《高考志愿填报指南》，妈妈从去年就开始看，翻来覆去看了无数遍，书页边缘都卷起来了。
“妈，还不睡？”
“等你。”李佩如合上书，“模考成绩出来了？”
“嗯。”
“多少？”
沈砚沉默了几秒。他个子已经比父亲高了，站在玄关和客厅的阴影交界处，半边脸隐在暗里。客厅只开了一盏落地灯，光照不到他站的地方。他喜欢站在暗处，这样别人看不清他的表情。
“五百六。”
“年级排名？”
“一百四十七。”
李佩如没说话。五百六在上海能上什么大学，他们都知道。一本线勉强，211困难，985想都不用想。去年这时候，儿子的目标是复旦。
还有五十天。
她不知道这五十天够不够让一个孩子从一百四十七名冲进前一百。她查过，去年复旦在上海的录取线，对应年级排名大概是前八十。八十到一百四十七，六十七个人的差距。五十天，每天追一个人都不够。
“还有五十天。”她说。
“我知道。”
沈砚端着水杯转身，走了两步，又停住。
“妈，”他没回头，“我爸是不是失业了？”
李佩如的手指在书脊上收紧。
“谁跟你说的？”
“没人说。”沈砚的声音很平，“他自己不知道，他每天假装去上班，但电脑在家，公文包空的。前天我在小区门口看见他，他躲了。”
客厅里安静了很久。钟摆在墙上走，滴答，滴答。那台老钟是李国栋从老家带来的，八十年代买的，走了快四十年。陈秀英说要扔，李国栋不让，说还能走。上个月它停了一次，李国栋自己拆开修了半天，又走起来了。现在它走得比之前慢一点，每天慢三分钟。陈秀英说该拿去修，李国栋说不用，调一下就行。他每天早晨调一次，让它尽量准。
“他跟我说是在找工作。”李佩如说。
“找到了吗？”
“在谈。”
沈砚没再问。他走回房间，门轻轻关上。
李佩如坐在沙发上，书还摊在膝上。她翻到第二十页，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客厅没开大灯，只有落地灯的光晕成一团，照不到远处。她看着那团光，想起很多年前，沈砚刚学会走路，最喜欢追着光跑。她用手电筒在地上照出一个光圈，他就咯咯笑着追，追到了，光又跳到别处。他能追一晚上，不嫌累。
那时他两岁。现在他十九岁，站在暗处问她，我爸是不是失业了。
她没回答。她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想起儿子小学时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叫《我的爸爸》，写沈明章在外企工作，经常出差去国外，每次回来会带各种奇怪的礼物——比利时的巧克力，日本的文具，美国队长的盾牌模型。作文最后一句是：“我的爸爸很忙，但是我知道他爱我。”
那篇作文得了区里二等奖。沈明章把奖状裱起来，挂在书房墙上，到现在还挂着。
李佩如把书合上，放回茶几。起身时膝盖咔嗒响了一声，她按住扶手，站了一会儿，才慢慢走回卧室。
沈明章已经睡了，呼吸平稳，姿势像在蜷着。床头柜上放着他摘下的手表，表盘朝下。他以前从来不这样放手表，总是表面朝上，方便看时间。什么时候开始朝下的，她没注意。
她轻轻躺下，隔着被子，能感觉到他背脊的温度。
窗外的夜很静。远处偶尔传来高架上的车声，像退潮的海浪，一阵，又一阵。
六
周四下午，沈明章去了一家面试。
公司在漕河泾，从家出发地铁十一站。他穿了那套藏青色西装，三年没怎么穿，腰身有点紧。打领带的时候手生疏了，系了三次才系好。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有些陌生，眼神不像以前那么笃定。他想起在外企时，每天早上对着镜子打领带，从来不用看，闭着眼睛都能打好。现在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那个人不是他。
面试官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短发，戴细框眼镜，自我介绍姓周，人力资源总监。她翻了翻沈明章的简历，抬头看了他一眼。
“沈先生之前在艾默生？”
“对，华东区供应链总监。”
“做了八年？”
“七年十个月。”
周总监点点头。她翻到第二页，停了几秒。
“离职原因是？”
沈明章准备好的答案涌到嘴边——组织架构调整，全球业务收缩，中国区裁员15%——但他说出口的是：
“公司不需要我了。”
周总监抬起眼。她的镜片有一点反光，看不清表情。
“沈先生很坦诚。”
他没说话。
“我们这岗位是物流经理，下属三个人，汇报给运营副总。”她合上简历，“薪资预算税后两万五，十三薪。您之前的薪资是多少？”
沈明章没回答。
周总监似乎也不需要他回答。她站起来，从办公桌后绕出来，做了个“请”的手势。
“我们会在一周内通知您面试结果。”
他跟着站起身，意识到面试结束了。从他进门到现在，一共十七分钟。以前他去面试别人，最少也要谈半小时。十七分钟，意味着对方在第一眼就已经做出了决定，后面的时间只是走个形式。
走到电梯口，周总监忽然叫住他。
“沈先生，”她说，“我父亲也是四十七岁那年被裁员的。”
沈明章停下脚步。
“他在国营厂干了二十三年，厂子说关就关了。”她按下电梯钮，“那两年他换了六份工作，最长的一份干了四个月。我那时候读高二，我妈说他是去上班，其实每天带着饭盒出门，在公园坐到天黑。”
电梯门开了，里面没人。
“后来呢？”沈明章问。
“后来他去开出租车了。”周总监笑了笑，“开了十五年，去年刚退休。”
沈明章走进电梯。门快关时，她说：
“他会好的。”
电梯下行。数字一格一格跳：15，14，13……沈明章看着那些数字，想起自己以前从不在意电梯的数字。他只在意时间，会议还有几分钟开始，航班还有多久起飞，项目deadline还剩几天。
现在他有一整个白天可以慢慢等电梯。
1楼到了。
他走出大厦，阳光很烈，刺得他眯起眼睛。漕河泾的园区种了很多香樟，春天新叶正绿，有人坐在树下长椅上吃盒饭。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成群走过，谈论着某个版本迭代、某场发布会、某次融资。他听不太懂他们说的那些词——私域、转化、留存、裂变——像一门新语言。
沈明章解开领带，塞进公文包。
他在那棵香樟树下坐了很久。
七
周末，沈朵发现外公不太对劲。
周六下午，她在家上网课，中途出来倒水，看见外公李国栋站在阳台上，一动不动。不是平时看报或者浇花的那种站，是完全静止，像忘了自己为什么站在那里。
“外公？”
李国栋没应。
她走近些，又叫了一声。老人慢慢转过头，眼神从很远的地方收回来，落在她脸上，像认了一会儿。
“哦，朵朵。”
“您在看什么？”
“没什么。”他转过身，走回客厅，步子比平时慢。
沈朵站在阳台上，顺着外公刚才看的方向望去。楼下那片荒地，有人在收菜，佝偻着背，是那个常来的老太。再远一点，是那条高架，车流不息。再远，是灰蒙蒙的天际线，什么都看不清。
她想起外公去年体检，医生说过脑部有轻微缺血灶，让定期复查。后来疫情，这事就搁下了。她不知道缺血灶是什么，听起来像灶台烧久了留下的黑印。她查过手机，说是脑供血不足，可能会影响记忆和反应。她没敢告诉妈妈。
晚饭时，沈朵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李佩如正在盛汤，动作顿了一下，没说什么。
饭后她给父亲量了血压。高压158，低压96。
“没事，”李国栋说，“这几天睡晚了些。”
“您昨晚几点睡的？”
老人没回答。
陈秀英在旁边收拾碗筷，头也没抬：“天天两三点还不睡，翻来覆去，问他说不困。”
李佩如放下血压计。
“爸，明天我带您去社区医院看看。”
“看什么看，浪费钱。”李国栋站起身，走回自己房间，门没关严。
李佩如跟进去。
父亲坐在床沿，背对着门，肩膀塌着。这间朝南的卧室，曾经是她和沈明章结婚时的婚房，后来有了孩子，换了大房子，把父母接来住。父亲喜欢这间，说阳光好，可以养花。窗台上摆着他养了八年的君子兰，叶子肥厚油亮，每年开一次花。今年还没开，花苞刚刚冒出来。
“爸，”她轻轻带上门，“是不是有什么事？”
李国栋没回头。过了很久，他说：
“佩如，我跟你妈商量了，过完夏天，我们还是回老家去。”
“为什么？”
“这里开销大。”老人顿了顿，“我们两个人退休金加起来七千多，在老家够用了。上海……上海不一样。”
“这不是你们该考虑的事。”李佩如声音有些紧，“钱的事有我和明章。”
“你们还要供两个孩子读书，还有那套房子要还贷。”李国栋终于转过身，看着她，“佩如，爸爸老了，不中用了，但眼睛没瞎。”
李佩如站在门边，光线从窗帘缝隙透进来，落在她脸上。她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什么都没说出来。她想起小时候，家里最困难的那几年，父亲每天骑自行车去上班，来回两小时，风雨无阻。那时她问父亲累不累，父亲说不累。后来她才知道，那几年厂里效益不好，工资经常发不出，父亲去上班是因为不去就连那点工资都没有。
“不是现在，”李国栋说，“过完夏天。等砚砚考完大学。”
那天晚上，李佩如在厨房站了很久。
水槽里还有晚饭没洗的碗。她开着水龙头，水哗哗流，冲掉最后一点洗洁精泡沫。窗外是小区的中庭，有人牵着狗慢慢走过。那只狗她认识，是隔壁楼的一只柯基，腿很短，跑起来屁股一扭一扭。平时沈朵看见它总要逗一会儿，今天她没在。
陈秀英进来拿东西，看见她站着发呆。
“我来洗。”老人接过她手里的碗。
“妈……”
“别说了。”陈秀英把碗放进沥水架，毛巾擦手，动作利落，“你爸那个人，嘴硬一辈子，心里舍不得走。天天看老年报，上海新闻比你还熟，哪里新开了地铁，哪家医院哪个专家好，他比谁都门清。回老家？老家的房子十五年没住人，墙皮都掉渣了。”
李佩如垂下眼睛。
“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陈秀英把毛巾挂好，“一家人就是一家人，有钱没钱都是。你妈七十了，什么日子没过过？□□都过来了，还过不去这个坎？”
她转身，走到厨房门口，又停下。
“还有，你那安眠药，别吃了。我在你床头柜抽屉里看见的。”
李佩如没说话。
“睡不着就起来走走，看看电视，做做家务。”陈秀英没回头，“药吃多了伤脑子。”
厨房只剩下水龙头没拧紧的水滴声。
八
四月最后一个周末，沈明章收到周总监的通知。
“沈先生，很抱歉，我们最后选了另一位候选人。他的薪资要求和岗位匹配度更高……”
他坐在阳台那把旧藤椅上，手机贴在耳边，听着这些预料之中的话。楼下荒地的菜又长高了一截，不知谁种的，绿油油一片。那个老太太今天没来，菜地显得空荡荡的。
“……您的履历非常优秀，我会帮您留意其他机会……”
“谢谢。”他说。
通话结束。他把手机放在膝盖上，看着远处的天。
上海四月的天有种不真实的蓝，像修图软件里最常用的那种滤镜。几缕云，淡得近乎透明。他想，这样的天应该去郊外走走。崇明、松江、或者就去世纪公园，门票十块钱，可以坐一下午。他有多少年没去过世纪公园了？上一次是沈朵五岁，带着风筝，风筝卡在树上，他把女儿架在肩上够，还是够不着。最后是一个好心人拿竹竿帮他们挑下来的。那人说，小姑娘，长大了要孝顺爸爸哦。沈朵点点头，抱着他的脖子不肯撒手。
那时他觉得一辈子都会这样过下去。
手机又响了。他以为是周总监还有什么补充，低头一看，来电显示是一串陌生号码。
“请问是沈明章先生吗？”
“我是。”
“我是XX派出所的民警。关于您报案的XX开发公司涉嫌合同诈骗一案，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
他听着，间或应一声“嗯”“好的”“谢谢”。
挂断后，他把手机放回膝盖。
阳光照在他手背上，青筋比以前明显。他想，这双手曾经签过上千万的采购合同，也曾经给女儿扎过小辫子。现在它们垂在这里，无事可做。
客厅里传来岳母和女儿说话的声音。岳母问晚上想吃什么，女儿说随便。岳母说随便最难做，女儿笑了，笑声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沈朵笑起来像她妈妈，眼睛弯成两道月牙，露出一点小虎牙。小时候她一笑，全家都跟着笑。
他把藤椅往阴影里挪了挪。
九
五月初，小区物业贴出通知：由于部分业主拖欠物业费，电梯维保暂停，公共区域保洁频次调整为每周一次。
沈明章下楼倒垃圾时看见这张通知，贴在单元门边的布告栏里，白纸黑字，盖着红章。旁边还贴着几张别的通知：关于垃圾分类的提醒，关于疫苗接种的登记通知，关于小区业委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它们挤在一起，有些已经卷边泛黄，没人撕。
他扔完垃圾往回走，在电梯口碰见隔壁602的老张。老张退休前是中学语文老师，每天早晚遛狗，见了面总要聊几句。他的柯基叫“来福”，已经养了八年，比很多邻居还熟。
“沈先生，听说你最近没去上班？”
沈明章愣了一下。
“哦，在家办公。”他说。
老张点点头，没再问。他的柯基绕着沈明章的裤脚转了两圈，被主人轻轻扯了一下牵引绳。来福有些不情愿，但还是跟着走了。
电梯来了，两人一狗走进去。
老张按了6楼，沈明章按了21。电梯上行，数字跳动，没人说话。电梯壁是不锈钢的，能照出模糊的人影。沈明章看见自己的影子，领口有些皱，头发比两个月前长了不少，该理了。
到6楼时，老张走出电梯，回头说：
“沈先生，我家老太婆腌了咸菜，回头送一坛给你家尝尝。”
门合上。
沈明章靠着电梯壁，闭上眼睛。
他知道老张什么都能看出来。
那坛咸菜是三天后送来的，用一个旧玻璃罐装着，坛口封着保鲜膜。陈秀英接过来，连声道谢，转身放进冰箱。罐子贴着标签，上面用圆珠笔写着“2021.4”，是腌制的日期。
“邻居人蛮好。”她说。
沈明章在客厅看手机，没抬头。他在刷招聘网站，看了半小时，一个合适的都没有。不是薪资太低，就是要求不符。有家公司招供应链经理，点进去一看，要求“35岁以下，熟悉直播电商行业”。他已经47了，从来没看过直播带货。
晚上，李佩如把那坛咸菜拿出来，夹了一点尝。
“咸了点。”她说，“下粥正好。”
沈明章没尝。
那天深夜，他失眠了。李佩如呼吸均匀，已经睡着了。他轻轻起身，走到阳台。
楼下荒地黑黢黢一片，什么也看不见。远处高架上的车比白天少，隔很久才有一辆驶过，车灯划过黑暗，又消失在黑暗里。
他想起很多年前看过一部电影，讲一个男人失去工作后，每天假装上班，在地铁站坐一整天。当时觉得这情节太夸张，现在才发现，电影拍得太温和了。
地铁站至少还有人来人往。
他站着，不知道过了多久。客厅传来轻微响动，他转头，看见沈朵站在阳台门口。
“爸，你也没睡？”
“睡不着。”他说，“你呢？”
女儿走过来，站在他旁边。十五岁，身高已经到他肩膀了。她穿着睡衣，外面套了件校服外套，头发披着，睡眼惺忪。她没问为什么失眠，也没问那套说辞——在家办公、见朋友、面试机会——她只是站在那里，像他一样看着黑暗。
过了很久，沈朵说：
“爸，我想考音乐学院。”
沈明章转头看她。
“你不是一直想读建筑吗？”
“想了很久，”沈朵说，“不是真的想。”
她没看他，目光落在远处那片看不见的荒地。
“初一的时候音乐老师放《悲惨世界》十周年演唱会，我看了三十二遍。我想学音乐剧，想去百老汇，想在台上唱《I Dreamed a Dream》。”
她顿了顿。
“但是学音乐很贵，出国更贵。我们家……”
“你不用考虑钱。”沈明章说。
“我已经考虑了三年。”沈朵转过头，看着他，“爸，我不是今天才决定的。”
月光下，女儿的眼睛很亮。
沈明章忽然发现，他已经很久没有认真看过女儿的脸。上一次仔细看她，她还在换牙，笑起来缺一颗门牙。现在她的眉眼长开了，已经有了成年人的轮廓。她什么时候学会的识谱？什么时候开始听的音乐剧？什么时候决定要考音乐学院？他都不知道。
他想起她五岁时，他把女儿架在肩上够风筝，够不到。她说爸爸再高一点，他说爸爸不能再高了，她说那我长大长高了自己够。
她现在快够到了。
“你想好了？”他问。
“嗯。”
“那就去考。”
沈朵看着他，没有说话。
他以为她会笑，会说谢谢爸爸。但她没有。她只是那样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说：
“爸，你去睡吧。明天还要……明天是周末。”
她转身走回客厅。
沈明章一个人站在阳台上。
夜风比刚才凉了，他打了个寒噤。他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有过想做的事——想开一家书店，想在丽江开客栈，想写剧本。这些念头都在某个时刻消失了，被更有力的东西取代：房贷、车贷、孩子学费、父母医药费。
他一直以为这些是责任，不是选择。
现在他发现，责任也是一种选择。
十
凌晨三点，他终于回卧室躺下。
李佩如在睡梦中翻了个身，手搭在他胸口。那只手比年轻时粗糙了，无名指的婚戒有一圈淡淡的勒痕。戒指是结婚时买的，白金，很细的一圈，那时候没钱，买不起粗的。后来有钱了，她也没说要换。他说换一个吧，她说不要，这个就很好，戴了这么多年有感情了。
他握住那只手，闭上眼睛。
窗外，这座城市还在沉睡。远处高架偶尔有车驶过，像这座城市平稳的心跳声。他想起刚来上海那年，睡在梅陇那间六楼老公房里，也经常听见这种声音。那时他觉得吵，睡不着。后来习惯了，听不见反而不习惯。
现在他又听见了，听得很清楚。
十一
第二天是周六，沈明章起得比平时晚。
睁开眼已经八点半，阳光从窗帘缝隙透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金线。李佩如已经起了，床的另一边空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他躺在床上，听外面的声音。陈秀英在厨房炒菜，锅铲碰撞的清脆声响。李国栋在客厅看新闻，音量调得很小，只听得见播音员字正腔圆的尾音。沈朵的房间传来钢琴声，断断续续的，在练习某个音阶。沈砚的房间很安静，大概在刷题。
这些声音混在一起，是这个家早晨的固定背景音。以前他从来没注意过。出门太早，回来太晚，这些声音响起时他都不在。现在他躺在那里，听着这些声音，觉得陌生又熟悉。
他起床，洗漱，走出卧室。
陈秀英正在往餐桌上端早饭。豆浆、油条、煎蛋、酱菜，摆了半桌。看见他出来，她说：“醒了？正好，趁热吃。”
他在餐桌边坐下。
李佩如已经吃完了，坐在沙发上看手机。她看见他出来，放下手机走过来，在他对面坐下。
“今天有什么安排？”她问。
他顿了顿。
“下午有个面试。”他说。
这是实话。昨天晚上他确实收到一封邮件，一家做跨境电商的公司约他下周面试。但他没说时间，没说具体哪天。他还没想好要不要去。
李佩如点点头。
“那上午好好休息。”她说。
沈明章低头喝豆浆。
沈朵从房间出来，坐到餐桌边。她拿了一根油条，掰成两段，蘸着豆浆吃。她吃东西很慢，一小口一小口的，像只猫。
“今天练琴？”沈明章问。
“嗯。”沈朵点头，“下午去林老师那里。”
“林老师是谁？”
“钢琴老师。”沈朵看他一眼，“上次说过的。”
沈明章想起来，女儿确实说过。但他忘了。最近很多事情他都记不太清，像隔着一层雾。
“多少钱一节课？”他问。
沈朵顿了一下。
“三百。”
沈明章没说话。
他低头继续喝豆浆。豆浆已经凉了，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膜。
李佩如在对面看着他。
“三百块，我出。”她说。
沈明章抬起头。
“我有办法。”李佩如说。
他没问什么办法。
十二
那天下午，沈明章去了图书馆。
他没告诉任何人。李佩如以为他去面试，沈朵以为他出门办事，岳母以为他去见朋友。他只是不想待在家里。家太小了，二十一楼的三室两厅，突然变得逼仄起来，每一面墙都在问他：你什么时候去上班？
他坐地铁去了浦东图书馆，在二楼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周围都是年轻人，埋头看书、写作业、用电脑。他坐在他们中间，从书架上随便抽了本书，翻开，一页也没看进去。
他看着窗外的天。
图书馆外面是一片绿地，有几个孩子在放风筝。风筝飞得很高，细细的线几乎看不见。他看着那些风筝，想起沈朵小时候也喜欢放风筝。那时候他们住在梅陇，小区旁边有块空地，周末他常带她去放。她跑得很快，风筝总是飞不起来，她就着急，他就教她慢慢跑，等风来。
后来他们搬到现在这个小区，空地没了，风筝也没再放过。
他低头看手里的书。是本小说，讲一个中年男人回老家开书店的故事。他翻了几页，没怎么看进去，又翻回封面。《岛上书店》，作者是个美国人。他看了看出版时间，2015年。
他把书放回去，换了一本。
还是看不进去。
他坐在那里，从下午两点坐到五点。周围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他始终坐在那个位置。窗外的天从亮到暗，绿地里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风筝没了，只剩光秃秃的草坪。
五点半，他起身回家。
地铁上人很多，周末的晚高峰。他被挤在车厢中间，周围都是人，却没有人说话。每个人都在看手机，屏幕的光照在脸上，像一堵透明的墙。
他拿出手机，给李佩如发了一条消息：
“晚饭吃什么？”
过了几分钟，她回复：
“妈做了红烧肉。”
他看着那行字，在拥挤的车厢里站了很久。
十三
到家时，陈秀英正在往餐桌上端菜。
红烧肉、清炒西兰花、番茄蛋汤，还有一碟酱黄瓜。沈朵已经坐在老位置，手里拿着筷子等。沈砚的房门开着，灯亮着，人还没出来。李国栋在看新闻联播，音量比平时大了一些，大概是因为陈秀英在厨房忙，没人让他调小。
“回来了？”陈秀英看见他，“正好，吃饭。”
他换鞋，洗手，在餐桌边坐下。
李佩如从卧室出来，在他旁边坐下。
沈砚也出来了。他瘦了很多，脸上的肉少了，颧骨有些突出。他坐到餐桌边，拿起筷子，低头吃饭，不说话。
“今天模考？”李佩如问。
“嗯。”
“怎么样？”
沈砚顿了顿。
“还行。”
他没说分数，李佩如也没问。
沈明章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肉炖得很烂，入口即化。陈秀英做红烧肉是一绝，先用小火煸出油，再加黄酒、酱油、冰糖，慢炖两小时。以前逢年过节才做，现在隔三差五就做一回，大概是觉得他需要补补。
“好吃吗？”陈秀英问。
“好吃。”他说。
“多吃点。”她给他又夹了一块。
饭后，沈朵去练琴。今天她练的时间比平时长，巴赫初级曲集第三首，一遍又一遍，反复练那几个不顺畅的小节。沈明章坐在客厅，听那断断续续的琴声，不知怎的想起自己的母亲。
母亲也喜欢音乐，但没学过。她那个年代，哪有条件学。她只是爱听，收音机里放什么她都爱听。后来有了电视，她最爱看的是音乐频道，虽然看不懂那些交响乐，就是爱听。他考上大学那年，母亲高兴得不得了，说我们老沈家总算出了个大学生。她没告诉他，为了凑他的学费，她跟人借了钱，打了一年零工才还清。
他不知道母亲有没有过想做的事。她从来没说过。
琴声停了。沈朵从房间出来，走到他旁边。
“爸，”她说，“林老师说，我进步很快。”
沈明章抬起头。
“是吗？”
“嗯。”沈朵在他旁边坐下，“她说再练一年，可以去考级。”
沈明章看着她。
“那你就去考。”
沈朵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说：
“爸，我听说音乐学院有奖学金。”
沈明章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查的。”沈朵说，“如果成绩好，可以申请奖学金，免学费。”
沈明章看着她。
十五岁的女儿坐在他旁边，眼睛亮亮的，像有很多话想说，又像什么都没说。他忽然意识到，她已经开始想这些事了。奖学金，免学费，这些词从一个十五岁孩子嘴里说出来，让他心里一紧。
“你不用想这些。”他说。
“爸，”沈朵说，“我不小了。”
她站起来，走回自己房间。
门关上了。
沈明章坐在沙发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
十四
那天晚上，沈砚的房门到十一点还没关。
沈明章起身上厕所，经过他房间，看见里面还亮着灯。门虚掩着，他轻轻推了推，看见儿子坐在书桌前，对着摊开的卷子发呆。
“还没睡？”他问。
沈砚转过头。
“爸。”他说，“我睡不着。”
沈明章走进去，在他床边坐下。
书桌上堆满了卷子、课本、参考书。墙上贴着那张高考倒计时，红字写着“距离高考还有45天”。台灯的光照在沈砚脸上，把他的黑眼圈照得很明显。
“累吗？”沈明章问。
沈砚顿了顿。
“不累。”他说，“就是有点……”
他没说下去。
沈明章等了一会儿。
“有点什么？”
沈砚低下头。
“有点怕。”他说，“怕考不好，怕让你们失望。”
沈明章没有说话。
他看着儿子的侧脸。十九岁的男孩，坐在堆满卷子的书桌前，说怕让你们失望。他想起自己十九岁时，也怕让父母失望。那年他考上武大，通知书寄到家里那天，父亲高兴得喝多了，拉着他说了一晚上话。说的什么他记不清了，只记得父亲一直笑，皱纹都笑开了。
“砚砚，”他说，“你不用怕。”
沈砚抬起头。
“不管考成什么样，”沈明章说，“都是我的儿子。”
沈砚看着他。
“可是……”
“没有可是。”沈明章站起来，走到他身边，把手放在他肩上，“你考得好，我高兴。考不好，我也高兴。你是我儿子这件事，跟分数没关系。”
沈砚没说话。
但他看见儿子的眼眶红了。
“睡吧。”沈明章说，“明天还要上课。”
他走出房间，轻轻带上门。
站在走廊里，他听见儿子关灯的声音。
十五
五月的第二个周末，陈秀英收到一封信。
信封是淡黄色的，右下角印着菏泽某个乡镇的邮戳。她拿着信在玄关站了很久，没有马上拆。李国栋看了她一眼，什么都没问。
她走进自己房间，关上门。
信是翠英写来的。
字迹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还有涂改的痕迹。翠英只读过三年小学，能写字就不错了。信里说她今年种的山药收成不错，晒了很多干，想寄一些来。说她孙子会走路了，走得还不稳，摔了好几次。说她家那口子走了以后，她一个人住，有时候觉得空，有时候觉得挺好。说她想去上海看看姐姐，不知道姐姐愿不愿意让她去。
陈秀英把信看了三遍。
她把信叠好，放回信封，塞进床头柜最下面那层抽屉里。那层抽屉放着些老东西：年轻时的照片，结婚证，父亲去世时的讣告，还有一些早就不联系的人的来信。
她坐在床沿，看着窗外。
窗外的天很蓝，五月特有的那种蓝，不冷不热，刚刚好。楼下有人在遛狗，有小孩在跑。那些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模模糊糊的。
她想起翠英小时候。那丫头比她小六岁，出生的时候她刚上小学。母亲忙，没空带孩子，她就背着妹妹去上学。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妹妹不哭，就让她在教室后面待着。翠英很乖，从不哭，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听那些她根本听不懂的课。
后来妹妹长大了，嫁人了，她们就分开了。
再后来，父亲病重，那三万块钱的事，她们就没再见过。
陈秀英坐了很久。
晚饭时，她跟李佩如说：
“老家那边，翠英想来看看。”
李佩如愣了一下。
“小姨？”
“嗯。”
陈秀英低头吃饭，没看女儿。
李佩如看着她。
“什么时候？”
“还没定。”陈秀英说，“我说再说。”
李佩如没再问。
但沈明章看见，岳母的手在微微发抖。
十六
五月的第三个周末，沈明章去那家跨境电商公司面试。
公司在虹桥，离家很远，地铁换公交，花了一个半小时。他提前二十分钟到了，在前台等了四十分钟，才有人来带他进去。
面试官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格子衬衫，说话很快。他问了几个问题，沈明章都答了。男人点点头，又问了几个关于跨境电商物流的问题。沈明章如实说不太了解，但愿意学。
男人看了看他的简历。
“沈先生，”他说，“您在外企做了八年，经验很丰富。但是跨境电商这个领域，节奏很快，您可能不太适应。”
沈明章没有说话。
“我们需要的是能熬夜、能加班、能随时响应的人。”男人说，“您这个年纪……”
他没说完。
沈明章知道他要说什么。
“我明白。”他站起来，“谢谢您的时间。”
他走出那间办公室，走过开放办公区，等电梯。旁边有几个年轻人正在讨论双十一的备货方案，语速很快，夹杂着各种他听不懂的术语。他站在他们中间，像一个局外人。
电梯来了。
他走进去，背对所有人。
回程的地铁上，他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隧道壁，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想。
到站时，他掏出手机，看见李佩如发来的消息：
“面试怎么样？”
他打下两个字：“还行。”
发送。
十七
沈砚第二次模考成绩出来那天，家里气压很低。
五百四十二分。比上次又低了十几分。
李佩如看着那个分数，什么都没说。陈秀英把饭菜端上桌，比平时多做了两个菜。沈朵吃完饭就回房间练琴了，巴赫的曲子比平时弹得慢，像怕吵到谁。
沈砚吃完饭，也回了房间，关上门。
沈明章在阳台上站着。
楼下那片荒地里的菜又长高了，绿油油的。那个老太太今天又来了，蹲在地里拔草。她动作很慢，拔一会儿歇一会儿，像一台老旧的机器。
李佩如走到阳台上，站在他旁边。
“明章。”她说。
“嗯。”
“你有没有觉得，”她顿了顿，“我们把这个家撑得太辛苦了？”
沈明章转过头。
“什么意思？”
李佩如没有看他。
“砚砚的压力，朵朵的懂事，爸的身体，妈的操劳……”她说，“都是因为我们撑得太辛苦。”
沈明章没有说话。
“可是，”李佩如说，“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不辛苦。”
她站在那里，看着远处。
沈明章看着她。
结婚十九年，他第一次听她说这样的话。她从来不说累，不说苦，不说撑不住。她只是做，做，做，把一切都扛着。扛到这个年纪，头发白了一半，腰也弯了一点。
他伸出手，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凉凉的，比记忆中粗糙了些。
“我们一起扛。”他说。
李佩如没有说话。
但她的手，轻轻回握了一下。
十八
五月最后一个周末，沈朵去林老师那里上课。
林老师住的那栋老公房，楼道很窄，楼梯很陡。沈朵每次爬楼梯都在想，林老师每天爬六楼，累不累？林老师说习惯了，住久了就不觉得了。
这堂课，林老师没有让她弹练习曲。
“今天听你弹一遍《I Dreamed a Dream》。”她说。
沈朵愣了一下。
“现在？”
“现在。”
沈朵把手放在琴键上。
她弹得很慢。每一个音都认真按下去，让它在空气里停留一会儿，再按下下一个。有些地方弹错了，她没有停下来重来，继续往下弹。
弹完最后一个音，她把手收回来，放在膝上。
林老师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她说：
“你知道这首歌在唱什么吗？”
沈朵想了想。
“唱一个女人的梦碎了。”她说，“但她还在唱。”
林老师看着她。
“那你呢？”她问，“你的梦碎过吗？”
沈朵没有回答。
她想起很多事。想起小时候想学钢琴但家里没条件，想起那架二手卡西欧，想起妈妈说等你考上高中再说。想起高一开学那天，她站在学校门口，想的是三年后要考音乐学院，想的是百老汇、舞台、聚光灯。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
“老师，”她说，“我不知道能不能考上。”
林老师看着她。
“但我还是想考。”沈朵说，“想试试。”
林老师点点头。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沈朵。
“这是我当年考附中的曲目表。”她说，“你可以照着准备。”
沈朵接过来。
纸上写着三首曲子：巴赫《十二平均律》第一首，莫扎特奏鸣曲K545第一乐章，肖邦练习曲Op.10 No.3。
她看着这些陌生的名字，把它们一个一个记在心里。
十九
下课出来，天已经黑了。
沈朵一个人走在汾阳路上。这条路她很熟悉，每次来上课都要走。路两旁是法国梧桐，叶子已经很密了，在路灯下投下斑驳的影子。
她走得很慢。
经过上音门口时，她停下来。
校门关着，里面黑漆漆的，只有门卫室的灯亮着。她站在门口，看着里面那些老建筑，想象有一天自己从里面走出来。
她不知道能不能考上。
但她知道，至少现在，她想试试。
回到家，已经快九点。
陈秀英给她留了饭，放在锅里温着。她一个人坐在餐桌边，慢慢吃着。
沈明章从房间里出来，看见她。
“吃这么晚？”
“嗯。”她低头吃饭，“老师拖堂了。”
沈明章在她对面坐下。
“上课怎么样？”
沈朵顿了顿。
“挺好的。”她说。
沈明章点点头。
过了一会儿，沈朵说：
“爸，老师给了我一张曲目表。”
“什么曲目表？”
“考附中的。”沈朵说，“她说我可以照着准备。”
沈明章看着她。
“你想好了？”
“想好了。”
沈明章没有说话。
他站起来，走到她旁边，把手放在她肩上。
“那就好好准备。”他说。
沈朵抬起头。
“爸，”她说，“我会努力的。”
沈明章点点头。
他转身走回房间。
沈朵继续低头吃饭。
饭有点凉了，但她没有热。
二十
五月的最后一天，李佩如下班回家，发现父亲坐在阳台上发呆。
夕阳照在他身上，把他的白发烧成金色。他坐在那把旧藤椅上，一动不动，像一座雕像。
她走过去。
“爸？”
李国栋慢慢转过头。
“哦，佩如。”他说，“回来了？”
“您在看什么？”
李国栋没有回答。
过了一会儿，他说：
“佩如，我昨天梦见你爷爷了。”
李佩如一怔。
“爷爷？”
“嗯。”李国栋说，“他站在老家门口，冲我招手。我走过去，他就没了。”
李佩如没有说话。
“醒来我想，”李国栋说，“我这辈子，好像也没做什么事。”
李佩如在他旁边蹲下来。
“爸，您做了很多事。”
李国栋摇摇头。
“没做什么。”他说，“年轻时候上班，老了退休，就这么一辈子。”
他看着远处。
“你爷爷比我强，他至少还种了一辈子地。”
李佩如握住他的手。
“爸，”她说，“您养大了我，供我读书，帮我带孩子。这就是很多事。”
李国栋看着她。
“佩如，”他说，“爸没本事，帮不了你们太多。”
李佩如摇头。
“您已经帮了很多了。”
李国栋没有说话。
夕阳慢慢落下去，天边最后一道金线也消失了。
二十一
那天晚上，沈明章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灯火。
他想起很多年前，刚来上海时，住在梅陇那间老公房里。夜里睡不着，就站在阳台上看对面那所小学。那时他想着，等有了钱，一定要买一套朝南的房子，有落地窗，有大阳台，能看见很远的地方。
现在他有了。
但他站在这里，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李佩如走出来，站在他旁边。
“还不睡？”
“睡不着。”他说。
她靠在他肩上。
“明章，”她说，“你说我们这一辈子，过得值吗？”
沈明章没有说话。
他看着远处的灯火，看了很久。
“值。”他说。
李佩如没有说话。
但她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远处的车流还在流淌。红的尾灯，白的车灯，夜复一夜，像一条不会干涸的河。
这座城市睡了，又没睡。
明天太阳还会升起。
他们还会站在这里，或者别的地方，继续看着这条河。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玻璃与尘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