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无人来 弹尽粮绝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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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来。
这是陆峥珩在阵地上蹲守到第三天时，脑子里只剩下的一句话。
三和穗的高地已经被炮火犁了不知多少遍，土翻了一层又一层，翻出来的不是新土，是旧土混着碎布、断骨和生锈的弹片。太阳升起来了，灰蒙蒙的，像一颗煮过头的蛋黄，吊在天上，有气无力地照着这片什么都没有了的土地。什么都没有了。树没了，房子没了，庄稼没了，连鸟都不从这里飞了。只剩下人，和还没死透的人。
陆峥珩靠在那块被炸掉半截的石头上，石头上有一道焦黑的痕迹，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咬了一口。他的左腿肿得比昨天更厉害了，裤管绷得紧紧的，皮肤底下泛着一种不正常的紫红色，像是熟过了头的李子，碰一下就要烂。他已经站不起来了，不是不想站，是腿不答应。赵副官走后的第二天，他试着站起来过，手撑着石头，咬着牙，一点一点地把身体的重量往那条好腿上挪，刚站直了一半，眼前就黑了，耳朵里嗡嗡地响，整个人像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又坐了回去。从那以后他就没有再试过。不是放弃了，是学会了算账。站起来的力气，够他开三枪。他宁愿把这力气留着，等日本人上来的时候，再开那三枪。
身边的弟兄不多了。他不用数，用眼睛一扫就知道还剩几个。左边五步远的地方趴着二班的刘大柱，河北人，三十一岁，光棍一条，家里没人了，打仗之前唯一的牵挂是他养的那条黄狗，托付给了隔壁村的寡妇，不知道那寡妇还记不记得这件事。右边十步远的地方缩着三班的小山东，大名赵山河，十九岁，脸上的青春痘还没消干净，下巴上冒了一颗又红又肿的大痘，他没事就去抠，抠得血糊糊的，像脸上开了第二个嘴巴。更远一点的地方，还有七八个人，有的靠着战壕壁半躺着，有的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不是死了，是在省力气。活着的人都知道，力气不能随便花了，花一分少一分，少一分就少开一枪，少开一枪就可能少杀一个鬼子，少杀一个鬼子就可能多死一个弟兄。这笔账，每个人都在心里算，算来算去，都算不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答案。
水壶早就空了。昨天下午，刘大柱把自己水壶里最后一口水递过来，陆峥珩没要，刘大柱也没收回去，就那么举着，举了半天，见陆峥珩不接，自己仰头喝了一小口，把剩下的倒在一块破布上，敷在陆峥珩发烫的额头上。那块破布现在是陆峥珩身上最值钱的东西，比枪值钱，比子弹值钱，比怀里那方已经看不出颜色的手帕值钱。没有它，他可能已经烧成傻子了。
粮食也没了。昨天吃的是最后半块饼子，分成九份，每人指甲盖那么大一点，塞进嘴里还没尝出味道就咽下去了。小山东吃完之后舔了舔手指，舔了三遍，把手指上那点盐味都舔干净了，然后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摸，摸出几粒不知道什么时候掉进去的饼渣，小心翼翼地倒进嘴里，闭上眼嚼了很久。嚼完之后他说了一句：“我想吃我妈做的饺子。”没有人接话。不是不想接，是接了之后，每个人都开始想。刘大柱想吃他养的黄狗，当然不是吃狗肉，是想那条狗还在的时候，每次他回家，狗都会摇着尾巴扑上来，把两只前爪搭在他膝盖上，舌头舔他的手。有人想吃家里的热乎饭，有人想吃村口老陈家卖的糖葫芦，有人说他想吃西瓜，凉丝丝甜滋滋的那种，一刀切下去，咔嚓一声，红瓤黑籽。说着说着就没人再说了，因为越说越饿，越饿越想，越想越回不去。
陆峥珩想的是什么呢？他想的是广德楼后巷那棵老槐树底下的风。不是风凉快，是风里有槐花的味道，淡淡的甜，混着胡同里谁家做饭的炊烟。他还想那杯温过的黄酒，沈听澜端起来抿一口，喉结上下动一下，然后放下杯子，拿起眉笔，对着铜镜，不紧不慢地画。那人画画的时候，眉心微微蹙着，像一朵还没开全的花，被人轻轻捏了一下，花瓣皱了一点，但还是好看的，比开了还好看。
他把这些念头压下去，像压一个弹簧，按得越深，弹起来的时候越疼。但现在不是疼的时候，现在是活着的时候，活着不能疼，疼了就分心，分心了就开不了枪，开不了枪就活不下去。
赵副官还没有回来。
这是陆峥珩心里最不敢想的一件事。赵副官走的那天夜里，他跟自己说过，不要等，不要指望，不要把活着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可他还是等了。从天黑等到天亮，从天亮等到天黑，等到太阳又升起来了，等到太阳又落下去了，等到他数不清过了几个天黑天亮，赵副官还是没回来。他把赵副官可能遇到的情况都想了一遍：被日本人抓住了，死在路上了，迷路了，找到友军但友军不肯来，找到友军但友军已经被打散了，找到友军还在路上正往这边赶……每一种可能他都在脑子里过了无数遍，过到最后，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记错了，赵副官到底有没有走，还是他已经死在那个夜里了，这一切都是他烧糊涂了做的一个梦？
他伸手摸了摸身边的地面。赵副官那晚坐过的地方，还有一些干涸的血迹，不是他的，是赵副官的。血迹还在，人不在。所以不是梦。
日头又偏西了。三和穗的阵地被夕阳染成了一种浑浊的橘红色，像一杯兑了太多水的血，稀薄地摊在那里，什么都淹不没，什么都洗不干净。远处的日军阵地安静了一整天，这比炮火连天还让人心慌。陆峥珩知道，他们在等。等他们这边彻底断了粮、断了水、断了最后一颗子弹，然后轻轻松松地走上来，像捡麦穗一样，把还活着的人一个一个地捡走。他不怕被捡走。他怕的是，在被捡走之前，他还没有杀掉足够多的鬼子。这条命，他打算卖得贵一点。一个鬼子不够本，两个鬼子刚刚够，三个鬼子赚一个。他要赚。
北平城像一口被人从上面盖住了锅盖的大锅，锅底的水快要烧干了，锅里的鱼张着嘴，一口一口地喘，却吸不进多少气。
日军封锁的第三天，城里的物价已经翻了三番。昨天还是一块钱一斤的棒子面，今天涨到了三块五，明天不知道要涨到多少。粮店门口排着长队，从天不亮就开始排，排到日头西斜，轮到了，粮店掌柜把门板一上，冲外头喊一声“卖完了”，排了一天队的人站在原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说话，各自拎着空面口袋往回走。走回去的路上，有人蹲在墙角哭了一场，哭完了站起来，抹抹眼泪，去下一家粮店排队。没有人抱怨，抱怨有什么用呢？抱怨不能当饭吃，不能当水喝，不能让日本人撤兵，不能让物价降下来。北平人早就学会了不抱怨，学会了把所有的苦咽进肚子里，咽不下去的就兑着眼泪往下吞，吞完了，该干嘛干嘛。
大栅栏的铺子关了大半。卖布的、卖鞋的、卖茶叶的、卖点心的，能走的都走了，没走的也不敢开门。不是怕日本人，日本人的兵还没进城，但谁都知道，迟早会来。来之前，能跑的都跑了，剩下的要么是跑不动的，要么是不想跑的，要么是像沈听澜这样，跑出去了也不知道去哪里的。他家不在北平，他是在北平唱红的，根扎在这里，拔出来就死了。唱戏的跟别的行当不一样，戏班子可以挪，角儿不能随便挪。角儿离了捧他的观众，就像鱼离了水，不是在别处活不了，是活不好。活得不好，不如不活。
广德楼已经三天没开戏了。
不是不想开，是没人来。头一天还坐了个三成，第二天就剩了一成，到了第三天，连拉胡琴的老魏都请了假，说是家里老娘病了，出不了门。刘叔站在戏园子门口，把那块“今日演出”的水牌子擦了又写，写了又擦，最后干脆不写了，把水牌子翻过去，背面朝外，白花花一片，一个字都没有。那块白牌子挂了三天，像一面投降的旗，又像一块没人认领的白布，在风里晃来晃去，晃得人心烦。
沈听澜每天还是来后台。不来能去哪呢？回租住的房子也是一个人，在那间只有四面墙和一张床的小屋里坐着，比坐在后台还难受。后台至少有铜镜，有眉笔，有胭脂，有那些陪了他好几年的行头，摸着它们，他还能觉得自己是个唱戏的。不摸，他怕自己忘了。
今天他对着铜镜坐了一整天。没有上妆，没有贴片子，没有包头，就那么素着一张脸，坐在镜前，看着镜子里那个眉目清俊却满脸倦意的年轻人。镜台上那两枚耳环还并排躺着，从第5章躺到了第6章，从第6章躺到了第7章，没人动过。他伸手拿起一枚，对着光看了看，翠蓝的点翠在暗淡的光线里发不出什么光泽，像一只收拢了翅膀的蝴蝶，死了，但颜色还在。他把耳环放回去，拿起眉笔，在空气中画了一下，又放下了。没有戏可唱，画眉给谁看呢？
他想到了苏辞月。不知道那个女人现在在做什么，是在长安大戏院的后台坐着，还是在自己的宅子里待着，是不是也像他一样，对着一面镜子，手里捏着一盒快用完的胭脂，打开了，合上，合上了，又打开。
长安大戏院也关门了。比广德楼关得还早一天。苏辞月没有走，她还在北平，住在离戏院不远的一处小宅子里，带着一个老妈子一个琴师一个梳头的师傅，四个人守着一座空荡荡的院子，等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开锣的那一天。昨天有人看见她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素白色的旗袍，头发随便挽着，没有化妆，脸上干干净净的，像一个普通人家的媳妇。她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街上的行人，看见一个老太太拎着半袋棒子面，走几步歇一歇，走几步歇一歇，就转身回了屋，再没出来。不知道是看不下去了，还是想起了什么。
前门外的巷子里，卖烤白薯的老崔头还在出摊。他的摊子小，一辆破推车，一个铁皮桶改的炉子，几块烧红了的炭，上面搁着十几个大大小小的白薯，烤得外皮焦黑，掰开来金黄流蜜，烫得人两只手倒来倒去，一边吹气一边吃。以前他的摊子前总是围满了人，学生、伙计、拉车的、逛大街的，人手一个白薯，边走边吃，吃得满嘴黑。现在他的摊子前冷冷清清的，偶尔过去一两个人，看一眼，问一句“多少钱”，老崔头报了价，那人扭头就走了，连价都不还。不是不想吃，是吃不起。白薯还是那个白薯，价钱已经不是那个价钱了。老崔头也不降价，不是心黑，是他的本钱也涨了，炭涨了，白薯涨了，连拉白薯的驴车都涨了。他不涨价，他就亏本。亏了本，他就活不了。他活不了，谁还在前门外卖烤白薯呢？
老崔头蹲在摊子后面，抽着旱烟，看着街上稀稀拉拉的行人，嘴里嘟囔了一句：“这世道，连白薯都没人吃了。”烟雾从他嘴里吐出来，散在风里，像一声没人听见的叹息。
沈听澜从广德楼出来的时候，天快黑了。他沿着前门大街往南走，走过卖烤白薯的老崔头，老崔头喊了他一声：“沈老板，来一个？不要你钱。”沈听澜摇了摇头，笑了笑，走了。老崔头看着他的背影，叹了口气，把炉子里最后一个白薯夹出来，用草纸包了，放在摊子角上，用一块棉布盖上，等着不知道还会不会来的客人。那个白薯凉了又热，热了又凉，反反复复了好几回，最后被老崔头自己吃了。他蹲在推车后面，掰开那个白薯，咬了一口，嚼了很久，咽下去的时候，眼眶忽然红了。不是白薯不好吃，是这街上太安静了。安静得像一座死城。
沈听澜走到了老槐树下。那棵老槐树还在，树皮还是那么粗糙，叶子还是那么密，风一吹，哗啦哗啦地响，像有人在低声说话。他伸手摸了摸树干，摸到了一根绳子——是他上回挂平安扣的那根。平安扣还在，垂在树枝上，绿莹莹的，在昏暗的光线里发着微弱的、像猫眼睛一样的光。风吹过来，它转了一下，转过去，又转回来，反反复复的，像一个人不知道该往哪边走的犹豫。
他伸手把平安扣取下来，握在手心里。翠玉凉丝丝的，贴着掌心的皮肤，像一小块永远不会化掉的冰。他不知道陆峥珩现在在哪里，是活着还是死了，是受伤了还是好好的，是还守着那个阵地还是已经退下来了。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这枚平安扣，在他手里挂了这么多天，那个人还是没有来取。
他把平安扣重新挂回去，退后两步，抬头看着它。它在风里轻轻地晃着，一下，一下，又一下。像是在说：我还在等。又像是在说：他还在。
他不知道的是，在他抬头看着平安扣的那一刻，卢沟桥那边，陆峥珩也正抬头看着天。天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厚厚的云层，黑压压地压下来，像是要塌了一样。陆峥珩靠着石头，手按在胸口那方手帕上，手帕已经烂得快不行了，边角都碎了，只剩中间那一小块勉强还能看出是白色的。他没有丢，也舍不得丢。这是那个人留给他的唯一一样东西，丢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夜风从东南方向吹过来，带着一股焦糊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不知道是不是幻觉的甜。陆峥珩闭上眼，把那方快烂了的手帕贴在鼻尖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什么味道都没有。
手帕上的梅花香早就被汗水和血水泡没了，被硝烟和尘土盖住了，什么都没剩下。但他还是闻到了。不是用手帕闻到的，是用脑子闻到的，用心闻到的。他还记得那个味道，淡淡的，清清冽冽的，像冬天里第一场雪落在梅花上，雪化了，梅花的香就渗进了雪水里，喝一口，凉丝丝的，从喉咙一直凉到心里。
他把手帕重新叠好，塞回胸口的口袋里，拍了拍，像是跟它说：别怕，还在。
阵地上又安静了下来。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走动，连呻吟声都没有了。不是伤好了，是伤太重了，疼到一定程度，人就不会叫了，只会轻轻地喘气，像风箱漏了风，嘶嘶的，细得像一根头发丝。
远处传来一声猫头鹰的叫声，咕——咕——一声接一声的，像是在叫魂。刘大柱骂了一句：“别叫了，再叫老子把你打下来吃了。”猫头鹰不听他的，继续叫，叫到第三声的时候，远处忽然传来了一声枪响。不是朝猫头鹰开的，是朝别处开的。枪声过后，一切又归于沉寂。
猫头鹰不叫了。
北平城里，老槐树上的平安扣还在转。
三和穗的阵地上，陆峥珩还在等。
没有人来。今天没有，明天呢？后天呢？谁也不知道。
夜，深得没有尽头。
陆峥珩靠着那块被炸掉半截的石头，手按在胸口的口袋上，那方快烂了的手帕隔着军装、隔着绷带、隔着皮肉，贴着他的心跳。他的眼睛闭着，但没有睡着。他在数自己的心跳，一下，两下，三下——每一下都证明他还活着，每一下都离天亮近了一寸。他不知道天亮之后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浅野宗一的炮弹会不会把他连人带石头一起掀上天，不知道赵副官还能不能回来，不知道那枚挂在老槐树上的平安扣还会在风里转多久。他只知道，此刻他还活着，心跳还在，手帕还在，胸口那一点微弱的温热还在。
三和穗的高地上，那截断了半截的刺刀还插在土里。刀身上的光早就灭了，但它没有倒，就那么斜斜地戳着，像一个不肯跪下的残废，用最后一条腿撑着身体，守着这一片被血浇透了的土地。夜风吹过来，刀柄上挂着的什么东西晃了一下——不知是谁系上去的一根红布条，已经被硝烟熏得发黑了，但还剩下一线暗红色，像一条干涸了但还没有断流的血痕。
北平城里，老槐树上的平安扣还在转。风大一点，它就转得快些，风小一点，它就转得慢些，但从来没有停过。像一个不肯死心的人，在原地等着一个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条路的人。沈听澜已经回去了，他的窗户还亮着灯，灯光从窗纸里透出来，昏黄的，小小的，像一颗悬在黑暗中的、随时都会被风吹灭的烛火。他就坐在那盏灯底下，没有睡，手里攥着那张写了又揉、揉了又写的纸条，纸上只有三个字——“陆峥珩”。他不知道这封信要寄到哪里去，不知道收件人还在不在，不知道这乱世里还有没有邮差愿意送这样一封地址不详的信。但他还是在写，写一遍，揉掉，再写一遍。
方敬之的杂货铺已经关了三天门了。门板从里面上了闩，窗户用黑布蒙上了，从外面看，像一间死透了、没人要了的破房子。可屋子里面还有活人。丁豆子坐在门槛上，脚上的伤还没好利索，但他已经把纱布拆了，试着在地上踩了踩，疼得龇了牙，但没叫出声。方敬之在柜台后面坐着，手里还是那本翻旧了的《古文观止》，但一个字都没看进去。他在等。等一个人，等一个消息，等一个不知道还会不会来的命令。发报机还埋在那棵枣树下，他知道不能再挖出来了，但他也清楚，如果延安再来电报，他还是会挖。哪怕知道会被日军的侦测车发现，哪怕知道这间铺子会被烧、这条巷子会被砸、他会被抓走枪毙，他还是会挖。不是不怕，是有比怕更重要的东西。
苏辞月在长安大戏院的后台坐了一整天。她今天没有化妆，没有穿戏服，穿着一件家常的蓝布褂子，头发用一根银簪子别着，坐在那面大镜子前，面前摊着一盒快用完的胭脂。她把盖子打开，合上，打开，合上，反反复复不知道多少回。最后她拿起一根没用过的眉笔，在镜子上写了一行字——“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写完她看了很久，用袖子把那行字擦掉了，但擦得不干净，镜子上还留着一道淡淡的墨痕，像一道没长好的疤。
天快亮了。东边的云层底下透出了一线灰白，不是光，是比黑暗稍微不那么黑一点的颜色。炮声又稀了，稀得像是也在打瞌睡。阵地上的活人们还活着，一个不少——少的那些已经不在了，不在的不算，活着的才算。陆峥珩睁开眼，看见刘大柱趴在地上，手里攥着枪，眼睛瞪着前方，一夜没合眼，眼白上全是血丝。小山东缩在战壕角落里，怀里抱着枪，嘴里含混地说着梦话，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但嘴角是往上弯的，大约是梦见了什么好事。
陆峥珩把手从胸口的口袋上拿开，撑着石头，慢慢地、一点一点地站起来。左腿还是疼，疼得像有人拿刀子在骨头缝里剜，但他站住了。他靠着石头，面朝东方，看着那一片正在慢慢变亮的天。天边的云层很厚，看不出太阳会从哪个方向出来，但他知道，太阳总会出来的。不管人愿不愿意，不管炮火停没停，不管这大地被炸成了什么样子，太阳都会照常升起。这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情的事，也是最仁慈的事。
远处传来了一声鸡叫。不是猫头鹰，是公鸡，不知道是从哪个还没被炸平的村子里传过来的，声音又尖又亮，像一把刀子划破了黎明前最后一层黑布。那声鸡叫之后，阵地上有人动了一下，有人咳嗽了一声，有人慢慢地坐起来，揉着眼睛，像是刚从一场很长的梦里醒来。其实谁都没有睡着，只是闭着眼，假装自己还在梦里，梦里有热乎饭，有干净的水，有没被炸过的房子，有还活着的人。
陆峥珩从怀里摸出那方手帕，展开来，看了一眼。它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边角碎成了絮，中间的梅花只剩下几根模糊的丝线，像一幅被水泡了太久的画，什么都看不清了。但他还是把它举到眼前，对着那一线正在变亮的光，看了很久。然后他慢慢地、小心地，把它叠成了一个很小的方块，塞回了胸口的口袋里。这一次他没有按，只是轻轻拍了拍，像拍一个孩子的头。
东边的云层裂开了一道缝，一线金光从缝隙里挤出来，落在了三和穗的高地上，落在那截断了半截的刺刀上，落在刀柄上那根被熏黑了的红布条上，落在那些倒伏的、再也站不起来的人身上，也落在那些还站着的、还在喘气的、还在等的人脸上。光很弱，很小，像一根快要燃尽的蜡烛，随时都会被风吹灭。但它还在。它就在那里，亮着，没有灭。
北平城里，老槐树上的平安扣忽然不转了。风停了。它静静地垂在那里，绿莹莹的，映着东方第一缕微弱的晨光，像一滴还没有落下来的泪。
沈听澜推开了窗。
方敬之打开了杂货铺的门。
苏辞月站在长安大戏院的台阶上。
丁豆子一瘸一拐地走出了巷子。
没有人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援军会不会来，炮火会不会停，和平会不会回来。但所有人都做了同一件事——他们把脸转向了东方，转向了那一线正在慢慢变亮的、微弱的光。
然后，天，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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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曰：
焦土埋骨三更冷，孤城悬月半空明。
一刃断锋犹立地，万民垂首尚吞声。
戏台烟锁长生殿，槐树风摇未了情。
莫问天明何处是，残星数点亦人行。
作者有话说
第7章 无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