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号伯劳》糖水与刀

9、第 9 章 进山

　　民国二十七年夏，浙西。

　　火车开到金华就停了。再往前全是山，铁轨像被谁掐断的蛇，硬生生断在那儿。前头是山，后头是山，左边右边都是山，山挤着山，山叠着山，山压着山，压得人喘不过气。

　　站台上乱得很。逃难的人挤成一团，有抱着孩子的，有拎着包袱的，有扶着老人的。哭声骂声喊声混成一锅粥，粥还煮糊了，糊味儿呛人。

　　一个穿灰布短褂的人挤过来，上下打量他一眼，问：“林先生？”

　　林石点点头。

　　那人说：“跟我走。”

　　他跟着那人挤出站台，走进一条小巷。巷子里头更乱，到处是人，到处是摊子，卖什么的都有——烧饼、茶水、草鞋、膏药、烟卷、火柴。有人蹲在地上卖孩子，插根草标，孩子三四岁，瘦得皮包骨头，眼睛睁得大大的，不哭也不闹。

　　林石看了一眼，扭过头去。

　　那人在前头走得快，他跟得紧，脚底下踩着烂泥，吧唧吧唧响。

　　走了半个时辰，出了镇子，进了山。

　　向导停下脚步，回头看他一眼。

　　“林先生，”他说，“后头的路，得靠两条腿了。你行不行？”

　　林石点点头。

　　向导笑了笑，露出两颗豁了的门牙。

　　“那就走。”

　　走了七天七夜。

　　这话说出来轻巧，走起来要命。

　　白天不能走。鬼子的飞机在天上转，嗡嗡嗡的，像一群苍蝇。飞机过去，说不定就有炮弹落下来，落在哪儿算哪儿，落在人身上，人就没了。所以白天只能躲，躲在树林里，躲在草丛里，躲在山洞里。躲着不动，像死人一样，大气不敢出。

　　夜里才能走。

　　走的是山路。那不是路，是羊肠子，曲里拐弯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有时候根本看不见路，只能跟着向导走，他往哪儿走，就往哪儿走。脚底下是石头，是树根，是烂泥，是荆棘。走着走着，脚下打滑，差点摔下山去。向导一把拽住他，拽得他胳膊生疼。

　　“小心。”向导说，声音低得像蚊子，“摔下去就没了。”

　　林石点点头，继续走。

　　脚底磨出泡。

　　泡破了，流脓。脓干了，结痂。痂又磨破，再流脓。走一步，疼一下；走十步，疼十下；走一百步，疼得没感觉了，就知道疼，不知道哪儿疼。

　　鞋子磨破了。

　　用草绳捆着，继续走。

　　衣服刮破了。

　　用树皮扎着，继续走。

　　脸晒得黝黑，脱皮，一层一层脱，脱得像蛇蜕皮。嘴唇干裂，裂开血口子，一舔是咸的。眼睛还亮着，可眼眶凹进去了，凹得像两个洞。

　　第七天傍晚，向导忽然停下脚步，指着前头说：

　　“到了。”

　　林石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什么也看不见。全是山，全是树，全是竹子。竹林密密麻麻，遮天蔽日，风吹过时竹叶哗啦啦响，像海浪拍岸。那声音一阵一阵的，由远及近，由近及远，没完没了。

　　“在哪儿？”他问。

　　向导笑了笑，露出那两颗豁了的门牙。

　　“上头。”

　　林石抬起头。

　　天目山。

　　那座山像一把刀，直直地戳进云里。山腰以上全是雾，白茫茫的，什么也看不见。山腰以下是竹林，密密麻麻的竹林，从山脚一直长到半山腰，长成一片绿色的海。

　　“走吧。”向导说，“还有一段。”

　　进山的路更难走。

　　竹子长得密，密得透不过气来。一根挨一根，一根挤一根，挤得弯了腰，挤得歪了头。人在里头走，像在竹子的肚子里走。看不见天，看不见地，只看见一根根青绿色的杆子，密密麻麻地戳在那儿。

　　风一吹，竹叶哗啦啦响。那响声很大，像海浪拍岸，又像千军万马在奔腾。可仔细听，又觉得那声音很空，很虚，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传到这里，就剩下一片空响。

　　山路陡得厉害。

　　有些地方根本不能叫路，就是一条缝，窄得只能侧着身子过。脚底下是滑溜溜的烂泥，手边是竹子，拽着竹子往上爬，爬一步，滑半步。竹子滑，手也滑，抓不住。抓着抓着，手心磨破了，血糊在竹子上，红一道，黑一道。

　　林石爬着爬着，忽然想起一件事。

　　这些竹子，有灵吗？

　　沈疏夜说过。

　　这世上有妖怪，有精怪，有活了千年的老家伙。竹子成精的事儿，他听说过。有些竹子活久了，能变成人，变成女人，变成书生，变成老头老太太，满世界溜达。

　　这些竹子呢？

　　青绿色的杆子，在风里摇晃的叶子。它们晃得很整齐，一下一下，像在点头，又像在摇头。

　　他忽然打了个寒噤。

　　向导在前头喊：“林先生，跟上！”

　　他回过神，继续爬。

　　爬到半山腰，他忽然停下来。

　　回头看了一眼。

　　来路已经看不见了。全被竹子淹没了，被绿色的海淹没了。他来时的路，他走过的脚印，他爬过的山坡，全没了。只剩下竹子，密密麻麻的竹子，无边无际的竹子，在风里哗啦啦响。

　　他站在那儿，看着那片竹海，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头，继续往上爬。

　　山顶有个村子。

　　二十几户人家，全是土坯房。土坯是黄的，稻草是黄的，屋顶的茅草也是黄的，黄成一片，和山坡上的黄土混在一起，不仔细看根本看不见。那些房子矮矮的，趴在地上，像一群蹲着的老人，缩着脖子晒太阳。

　　村口站着几个人。

　　穿灰布军装，洗得发白，有的打了补丁。打绑腿，绑腿打得紧紧的，从脚踝一直打到膝盖。腰里别着驳壳枪，枪套是牛皮做的，磨得发亮，枪柄露在外头，木头的光滑得能照见人。

　　打头的那个三十来岁，国字脸，浓眉，眉毛像两把刷子，又黑又粗。眼睛不大，可亮，亮得像鹰。嘴角往下耷拉着，看着挺凶，像谁欠他二百大洋没还。

　　他看见林石和向导，大步走过来。

　　走到跟前，他把林石上下打量了一番。从头看到脚，从脚看到头，看了两遍。然后他的嘴角动了动，忽然往上翘起来。

　　笑了。

　　那张凶脸一笑，眼睛眯成两条缝，浓眉也跟着弯了，弯成两道弧线。

　　“新来的文化□□？”他问，声音粗粗的，可听着和气，“欢迎欢迎！”

　　他伸出手，一把抓住林石的手，握得紧紧的。

　　“我是大队长，姓赵，叫我老赵就行。”

　　林石点点头：“赵队长。”

　　老赵摆摆手：“别队长队长的，叫老赵。走，进村！”

　　他拉着林石往里走，走得很快，像后头有鬼追着。

　　进村的路窄，两边是土坯房，墙根下堆着柴火，堆着农具，堆着些破烂。几只鸡在地上啄食，看见人来了，咕咕咕叫着跑开。一条黄狗趴在墙根下晒太阳，眯着眼，看见人也不动，尾巴摇了摇，继续晒。

　　老赵带着林石进了一间土坯房。

　　房里光线暗，窗户小，糊着纸，纸黄了，破了几个洞。阳光从破洞里挤进来，照在地上，照出几道光柱。光柱里有灰尘在飘，飘飘悠悠的，像一群小飞虫。

　　屋里摆着一张桌子，几条板凳。桌子是旧的，漆都磨没了，露出木头的本色，上头坑坑洼洼，刻满了字。林石凑近看了看，有名字，有日期，有歪歪扭扭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墙上挂着一张地图。手绘的，用炭笔画满了圈圈叉叉。有些地方画着箭头，有些地方打着叉，有些地方圈了好几圈，圈得发黑。

　　老赵给他倒了一碗水。

　　碗是粗瓷的，豁了口，碗底有茶垢，黑黑的。水是山泉水，凉丝丝的，喝一口，从嗓子眼一直凉到胃里。

　　老赵看着他喝，等他喝完，才开口：

　　“咱们这儿缺文化人。”

　　他顿了顿，指了指外头。

　　“战士里头识字的没几个。有的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发饷的时候按手印，按得满纸都是红指头。往后就靠你了。”

　　林石捧着碗，问：“教什么？”

　　老赵想了想。

　　“识字，这是头一条。”他伸出食指，“第二条，时事。鬼子打到哪儿了，咱们打到哪儿了，外头发生什么事，得让他们知道。”

　　他伸出中指，又缩回去，换成无名指。

　　“还有一条——”他顿了顿，“为什么而战。”

　　林石看着他。

　　老赵也看着他。

　　两人对视了一会儿，老赵忽然笑了。

　　“你别看我，”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咱们打鬼子，不光是为了活着。为什么？我也说不好。可你得让他们知道，让他们明白。”

　　林石点点头。

　　窗外传来歌声。

　　是有人在唱《大刀进行曲》。唱得荒腔走板，调子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可唱得很响，很用力，像要把肺吼出来。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那歌声从窗外飘进来，飘过桌子，飘过地图，飘过那几道光柱，飘到林石耳朵里。

　　他忽然觉得心里热了一下。

　　第一堂课是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上的。

　　那棵槐树很老，老得树干都空了，空了还能长叶子，还长得茂茂盛盛的。树冠像一把大伞，撑在那儿，遮出一大片阴凉。阴凉下头，十几个人或蹲或坐，有的拿着树枝在地上划拉，有的捧着一本书。

　　书是破破烂烂的识字课本，从鬼子手里缴获的。封面上印着“大日本帝国”的戳子，红红的，圆圆的，像一块淤青。里头的内容也是日本人的，什么“大东亚共荣”“中日亲善”，可字是汉字，能认。

　　学生有十七个人。

　　最大的四十多岁，脸上有道疤，从左眼角一直拉到下巴，看着挺吓人。他蹲在最前头，手里攥着一根树枝，在地上划来划去，也不知道在划什么。

　　最小的才十五，瘦得跟竹竿似的，脸上还带着孩子气。他坐在最后头，眼睛瞪得溜圆，看着林石，像看什么稀罕物件。

　　林石找了块木板，用炭笔在上面写了两个字。

　　中国。

　　他举起木板，让所有人都看见。

　　“认识吗？”他问。

　　十七个人摇头。

　　有的摇得快，有的摇得慢，有的摇头的时候还互相看看，像在确认是不是该摇头。只有一个没摇——那个四十多岁的老兵，他盯着那两个字，眼睛一动不动。

　　林石指着第一个字。

　　“这念‘中’。”他一笔一划地写，“中间的中，中国的中。”

　　他又指着第二个字。

　　“这念‘国’。国家的国，中国的国。”

　　他顿了顿，把木板举得更高些。

　　“连起来，就是咱们的国家。”

　　底下静了一静。

　　然后那个四十多岁的老兵忽然举手。

　　他的手举得高高的，像小学生回答问题。那只手粗糙，全是老茧，指节粗大，上头还有几道疤。

　　“林□□，”他说，“俺认得这两个字。”

　　林石愣了一下。

　　“你认得？”

　　老兵点点头。

　　他的眼眶忽然红了。

　　“俺儿子教过俺。”他说，声音低下去，低得像蚊子，“他……去年让鬼子杀了。”

　　风吹过老槐树，叶子哗啦啦响。

　　远处传来鸟叫，一声接一声，啾啾啾，啾啾啾，叫得很急。

　　林石站在那儿，看着那个老兵。

　　看着他脸上的疤，那疤从眼角一直拉到下巴，肉翻着，长好了，可还是能看出当初伤得多深。看着他眼眶里打转的泪，那泪在眼眶里转啊转，转了好几圈，就是不掉下来。

　　他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想说“节哀”，可那两个字的轻飘飘的，说出来没用。他想说“我懂”，可他真的懂吗？他没死过儿子，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

　　他站了一会儿。

　　然后他说：“那咱们就更得认。”

　　老兵抬起头，看着他。

　　林石指着木板上的两个字，一字一顿地说：

　　“认得了，就知道为什么打仗。认得了，就知道打赢了，咱们的国家还在。”

　　老兵看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

　　然后他点点头。

　　“嗯。”他说。

　　眼眶里那滴泪终于掉下来，掉在地上，洇进土里，不见了。

　　那天晚上，林石在油灯下写了一封信。

　　油灯是土制的，一个小碗，倒点油，搁根灯芯。灯芯烧得滋滋响，火苗一跳一跳的，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

　　他铺开一张纸。

　　纸是草纸，黄黄的，糙糙的，上头的纹路像蜘蛛网。他拿起笔，蘸了蘸墨，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会儿。

　　然后他写道：

　　“今天教了十七个人认‘中国’两个字。”

　　写完了，他又看看，觉得少了点什么。又加了一句：

　　“如果你在，会不会也夸我一句？”

　　他把笔放下，拿起那张纸，看了一遍。

　　又看了一遍。

　　然后他把纸折好，叠得方方正正，打开那个铁盒子。

　　铁盒子是沈疏夜给他的。装烟的盒子，铁的，上头印着“老刀牌”三个字，还有一把刀。他把盒子打开，里头已经有一封信了，是上个月写的。

　　他把新写的信放进去，盖上盖子。

　　铁盒子冰凉的，摸着硌手。

　　他把它放在枕头边上。

　　游击区没有邮路。

　　这些信，一封也寄不出去。

　　可他还是写。

　　写了，就放进盒子里。放进去，就好像那个人能收到似的。

　　他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天。

　　天上有星星，很多很多，密密麻麻，铺满整个天。那些星星一闪一闪的，像无数只眼睛，在看着他。

　　他摸了摸自己的脸。

　　脸晒黑了，糙了，不知道还干不干净。

　　雨夜的教堂，凉凉的嘴唇，带着血的味道，凉的，软的。

　　他闭上眼睛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是稻草的，硌得慌，还有股霉味。

　　可他还是埋着，埋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