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港归安》黎从玺

1、初次見面

　　二零一五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十八周年。
　　那天李俞安在通菜街口的报摊上看见那则广告时，手里的塑料袋正滴着水。他刚在街市买了一条鲫鱼，档主老太太用发黄的《明报》包了，说是“可以煲汤喝”。他把报纸翻过来，副版右下角有一小块豆腐干大小的位置，写着：旺角唐楼分租，五百呎，两房一厅，月租六千八，免中介。
　　他用圆珠笔抄下电话号码，字迹洇在湿漉漉的新闻纸上。那新闻纸上印着特首举杯庆贺回归的照片，旁边是楼市再创新高的消息。他把报纸叠好，连同那条鱼一起提在手里，站在街边看了一会儿人来人往的西洋菜南街。
　　七月的光很烈，晒得人睁不开眼。
　　他眯着眼睛，看着那些匆忙的脚步，那些五颜六色的招牌，那些汗湿的后背，忽然觉得自己像一条被冲上岸的鱼。
　　他来香港三个月了。
　　他在太子道西一间板间房里住着，五平米，月租两千八，转身会撞到墙角，深夜能听见隔壁阿婆的咳嗽声和楼上租户的脚步声。
　　那间房只有一个巴掌大的窗户，推开看见的是对面楼的墙壁，灰扑扑的，长着青苔。他每天从那里醒来，在那张一米宽的单人床上躺一会儿，听着外面的声音，想着今天要去琴行教几个学生，想着晚饭吃什么，想着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可以放得下CD机的地方。
　　那台CD机是来香港前买的，国产牌子，不贵，但他挑了最久。琴行里有一台更好的，老板让他随便用，但他还是买了自己的。深夜回到住处，戴上耳机，听邓丽君，从《月亮代表我的心》到《但愿人长久》再到《我只在乎你》，一遍一遍，像某种仪式。
　　在那间五平米的房间里，在那个只能转身的空间里，那是他唯一能拥有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
　　他想换个地方。起码，能放得下那台CD机。
　　电话接通时，对方是个年轻的声音，懒洋洋的，带着刚睡醒的沙哑。那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模糊又遥远。
　　“看房？现在？行，你过来吧。”
　　他按照地址找过去，从西洋菜南街拐进一条横街，再拐进另一条。两边是五金店、杂货铺、药材行，门口堆着纸皮箱，屋檐下挂着褪色的招牌。空气里混着药材味、咸鱼味和汽车尾气，头顶是天桥和招牌切割出的狭长天空，灰蒙蒙的，像一条褪色的布带。
　　他找到那栋楼时，天已经黑透了。
　　楼龄起码四十年，外墙的米黄色马赛克剥落了大半，露出灰黑的水泥。入口狭窄，两边贴着“私家重地”和“提防小偷”的告示，还有几张已经过期的收楼通知，被雨水泡得发白。铁闸虚掩着，门铃坏了，按钮歪在一边，露出里面的电线。
　　他站在楼下，抬头数到七楼——那是广告上说的楼层。窗户黑着，只有一间亮着昏黄的灯，人影晃了一下，像一个模糊的影子。
　　楼梯逼仄，每一级都比他想象的高。扶手是铁的，生了锈，摸上去一手红褐色的粉末。墙上的油漆剥落成地图状，露出底下更旧的颜色。每层有两户，门口堆着杂物：纸皮箱、旧报纸、晾衣架、一盆快枯死的绿萝。那盆绿萝的叶子黄了大半，只有最顶端还留着一点绿意，像一个垂死的人最后的呼吸。
　　声控灯时亮时暗。
　　他走到四楼时，灯灭了。
　　黑暗来得很快，一瞬间，什么都看不见了。
　　他站在黑暗里，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很重，很响。楼梯间里有一股潮湿的霉味，混着不知哪家飘出来的葱花味。他攥紧手里的塑料袋，塑料袋勒得手指发白——塑料袋里是一袋书，从上海带来的，关于音乐理论的，他舍不得扔。
　　然后他听见楼上有人开门的声音，脚步声，一声口哨。
　　“喂，是不是看房的？”
　　声音从上面传下来，带着点戏谑的意味，在空旷的楼梯间里回荡。
　　他应了一声，声控灯亮了，他又能看见了。他继续往上走，塑料袋里的书很重，勒得手指发白。那条鱼在袋子里动了一下，尾巴拍在报纸上，发出闷响。
　　七楼，左边那扇门开着。
　　门里站着一个人。
　　狭窄的楼道，昏黄的灯光，空气里弥漫着隔壁飘来的葱花味，而那个人站在门框里，光着上身，牛仔裤的纽扣松着，汗珠从锁骨往下滑，经过腹肌，消失在裤腰里。
　　他十九岁。刚考完DSE，等香港大学开学，一个人住在这间分租出来的屋子里。皮肤是健康的麦色，眉眼还没长开，带着少年人的锋利和懒散。
　　他倚着门框，歪着头打量李俞安，目光从对方汗湿的额头落到手里的塑料袋，再落到那双因为提重物而发白的手指上。
　　他的眼神很直接，像在看什么有趣的玩意儿。
　　“这么晚搬家，很吵的。”他说。语气里没有抱歉的意思，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李俞安站在门口，楼道里的声控灯又灭了，只剩屋里的光打在他身上，在地上拖出长长的影子。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比刚才更响。
　　他想起邓丽君那首歌里的一句词：“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他不知道。
　　那一刻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这个站在门框里的人，这个光着上身的少年，会变成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但他不知道。
　　他怎么可能知道。
　　“我……”他开口，才发现嗓子发干，“我来看房。”
　　周炎修挑了挑眉，侧身让开。
　　“进来吧。”
　　屋子比想象中大。五百呎，在香港算得上奢侈。客厅连着开放式厨房，地砖是老式的花阶砖，图案已经磨损，但擦得很干净。家具很少——一张沙发，一台电视，一个放着几本书和游戏机的矮柜。阳台的门开着，外面晾着衣服，夜风吹进来，带着城市的气味。
　　李俞安站在客厅中央，看着这个陌生人的家。沙发上有条薄毯，皱巴巴的，像是刚有人躺过。电视柜上放着几本杂志，封面是游戏和篮球。矮柜上有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张女人的照片，年轻的时候，穿着旗袍，站在舞台上。他没敢仔细看。
　　“两间房，那间我住，”周炎修指了指其中一扇门，“那间租给你，两千九，水电另算。”
　　李俞安推开那扇门。
　　房间不大，但干净，有窗户，窗外是密密麻麻的招牌和对面楼的窗户。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够了。比他现住的那间板间房宽敞一倍。
　　他站在窗边，往外看了一眼。那些招牌有的亮着，有的暗了，红的绿的黄的，挤挤挨挨的，像这座城市永远不睡的眼睛。
　　“为什么这么便宜？”他问。
　　周炎修靠在门框上，抱着手臂看他。那目光里有一点玩味，一点好奇，一点他说不清的东西。
　　“你是来看房的还是来问问题的？”
　　李俞安转过头，对上那双眼睛。
　　年轻，但不友善，带着点审视的意味，像在研究什么。屋里的灯光打在他身上，把那些汗珠照得发亮，肩胛骨的弧度流畅得不像话。
　　李俞安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看过一个人了。在上海的时候没有，来香港之后更没有。他每天从那间板间房到琴行，从琴行回板间房，像个影子一样活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人看他，他也不看别人。
　　但现在他在看这个人。
　　“我租。”他说。
　　周炎修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弯，和刚才那副懒洋洋的样子很不一样，像冰化了一点，像有什么东西松动了。
　　“不还价？不问风水？不怕我是坏人？”
　　李俞安没说话。
　　他把手里的塑料袋放在书桌上，鱼在里面动了一下，尾巴拍在报纸上，发出闷响。
　　他怕。
　　他当然怕。
　　他来香港三个月，一个人，不认识什么人，不知道这座城市的水有多深。
　　但他更怕回到那间五平米的板间房，怕深夜听见隔壁阿婆的咳嗽声，怕周末一个人在茶餐厅吃饭时，对座的陌生人问他“年轻人，一个人吃饭啊？”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是，一个人。
　　来香港三个月，认识的只有琴行的同事和几个学生，收工后回到那间鸽子笼，CD机里放着邓丽君，声音调到最低，怕吵到隔壁。
　　《我只在乎你》。
　　他听了无数遍。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他不知道。
　　“喂，”周炎修走过来，在他身后站定。很近，近到李俞安可以闻到对方身上的汗味，混着一点洗衣粉的香气，干净的，年轻的，像夏天傍晚的风，“你叫什么名字？”
　　李俞安转过身。距离太近，他几乎能数清对方的睫毛。十九岁的睫毛，又长又密，像两把小扇子。
　　“李俞安。”
　　“周炎修。”对方伸出手，手心有薄薄的汗，但很热，“欢迎做我室友。”
　　李俞安握住那只手。
　　那只手很大，很热，握得很用力，好像他不是在握手，而是在确认什么。
　　他想，他的手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