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绿眼睛》乌鸦和亮晶晶们

52、等待 200

　　2003年11月24日，早上6点42分。

　　慕尼黑的上空浮着微弱的白，太阳尚未升起，将明未明。慕尼黑的人们拉开窗帘，借着这微弱的晨光活动，整座城市逐渐苏醒。

　　多贝的房间里黑漆漆一片，遮光帘仍然自在地垂在窗前动也不动，把这些许光线挡在外面。

　　在失明的最初，她还保持着以前的习惯来麻痹自己一切正常。至于现在，反正她看不见，对她来说有什么区别？

　　总之，灯和窗帘已经成为过去式。

　　多贝站在昏暗的卫生间里慢吞吞顺着她鸟窝一样炸开的头发。她的卧室是四个人里最小的一间，对她来说刚刚好，不用花心思去记房间的动线。更何况它还带一个小卫生间，不需要再跑去外面的主卫，简直再合适不过。

　　昨天晚上她们闹得有些晚，直到最后她也没问出来几个人究竟在浴室里干了什么。她在里面摸了半天，只在墙上摸到几颗钉子。

　　“能钉钉子吗？会罚款吧？”多贝摸着钉子，有些担心。他们租的是经典Altbau，老砖石结构，年龄比他们四个加起来还大，一些老建筑就是文保局的命根子。

　　“放心，咱们这栋不在《文物保护名录》上。”马克斯卡住她的胳肢窝把她拖出浴室，“我和房东报备过了，而且我用的冲击钻，伤不了墙体。”

　　多贝摸出牙刷，挤上牙膏。最开始她还不太熟练，要么位置不对挤到手上，要么量不对，或多或少。现在她已经做得很好，动作流畅，一气呵成。

　　今天早上手机报时提醒了她，一个月后就是莉娜的生日。给莉娜送礼是个难题，她的生日和平安夜是同一天，每年都要准备两份礼物，圣诞和生日礼物各一份。

　　她还没想好要送什么，等晚上回来和马克斯他们讨论一下。

　　多贝吐掉泡沫，咕噜咕噜地漱口，呸呸两声。

　　说到生日……

　　多贝停下动作，她竟然是最后一个知道菲利普的生日的人。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啊？”多贝抱着抱枕，震惊地瞪大眼睛。

　　“聊天啊，我问出来的。”马克斯用手机轻磕多贝的额头。

　　“维基百科，我查了。”莉娜把键盘敲得噼啪响。

　　“《图片报》的体育版块有球员名录，我翻到的。”托马斯慢条斯理地翻过一页书。

　　“啊？”多贝目瞪口呆。

　　真是抱歉，菲利普…她这个朋友当得实在是太不合格了。

　　这么想着，多贝愧疚地多吃了两个餐包。

　　“拜拜～”“晚上见。”四个人在车站互相道别，奔向各自的方向，然后被人群吞没。

　　多贝站在Scheidplatz站内，她在校准最后一段路线。在志愿者最新的反馈报告里，离线地图和站内实际路线竟然出现了偏差。他们必须在提交前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的数据依然不理想——地图定位的偏差竟然高达2米。多贝已经站在站台边缘，但手环的震动仍然提示她继续向前。

　　这太糟了，从未出现过的问题。多贝拽住一缕头发，眉头紧锁。

　　“是不是地图太老了？”卢卡斯把钉在原地陷入沉思的多贝拽回来，提出自己的想法。

　　“不是。”多贝摇摇头，语气笃定，“我们最开始就按照实测绘制的地图，研发组也是按照这个导入的。”

　　“环境干扰？毕竟是地铁站，干扰源太多了。”卢卡斯继续猜，掰着指头数，“金属结构、无线电、各种信号…”

　　“是一个可能性，朱利安他们在排查最新出现的可能干扰源。”多贝仍然皱着眉，头发在指间绕了一圈又一圈。

　　手机响了。

　　多贝打了个手势，卢卡斯会意，牵着她到长椅上坐下，然后退远了一些，给她留出空间。她摸索着按下接听键，把手机贴到耳边。

　　“您好，魏丝女士。”

　　一个陌生的女声。

　　“我们刚刚为您匹配到了一个合适的角膜供体。”

　　盲杖还握在手里，杖尖点在地面。平板搁在膝盖上，光标还在输入框的末尾闪烁。

　　“供体材料已经通过眼库的质量检测，符合移植标准。”

　　“请您在今天下午四点前，告知我们您是否接受这次移植。”

　　站台的广播在播报下一班U3的到站时间。有人拖着行李箱从她身边匆匆走过，轮子碾过地面，发出细碎的震动。

　　“如果您接受，我们需要您在明天上午八点之前抵达慕尼黑大学眼科医院，办理入院手续并完成术前检查。手术预计安排在明天，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

　　十一月二十五日。多贝跟着那道声音默念，咬到了自己的舌头。

　　“请您带上：eGK医保卡、身份证件、转诊单、既往病历以及您目前正在使用的所有眼药水。从今晚开始，请不要……”

　　后面的内容，多贝听见了，也没有听见。

　　那些单词——术前检查、手术安排、禁食禁水——像一串串肥皂泡，从听筒里飘出来，在她面前浮着，好像一触即破。

　　“……是的。”

　　多贝听见一个声音从她的喉咙里挤出来，干涩得像陌生人在用她的身体回答。

　　“…谢谢您。我接受移植。”

　　电话挂断，她僵硬地握着手机一动不动。

　　“多贝？怎么了？谁的电话？”

　　卢卡斯声音从远处传来，模模糊糊听不真切，耳机里有人在说话，乱七八糟地和电流声缠成一团。

　　她张了张嘴。

　　“医院说……”她的声音很轻，轻到几乎被站台的嘈杂淹没，“匹配到合适的眼角膜了。”

　　“我可以接受移植手术了。”

　　世界好像被切割成碎片。

　　有人在欢呼，有人拍她的肩膀，有人跑去给格吕恩教授打电话。朱利安的声音在她耳边大声喊着，这真是太好了，多贝，这是好消息呀！

　　她应该高兴。

　　她确实是高兴的。

　　只是这份高兴太大了，大到她不知道该怎么拿住它。

　　她只能点头再点头。

　　卢卡斯陪她到自由广场站，然后告别。

　　“不用我送你到家吗？”

　　多贝摇摇头：“我想自己走。”

　　她独自走过那条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从小到大走了二十三年的路，开门，换鞋，把盲杖靠放在玄关，把背包放在旁边固定的位置。

　　她已经养成了无数这样的小习惯，每一个都是为了在混沌的世界里活得流畅一点。

　　客厅很安静。多贝坐在沙发上，没有开灯——开不开对她来说没有区别。
　　第一个电话打给妈妈。

　　林漱石接起来的时候声音是哑的，背景音里有翻倒椅子的动静，有急促的脚步声，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被捂住话筒的哽咽。

　　“妈妈马上订机票。”林漱石的声音在发抖，“妈妈马上就回来。”

　　第二个电话打给菲利克斯。他接得很快，周围很安静，应该是在画廊办公室。

　　“多贝？”

　　她复述了一遍。

　　电话那头传来什么东西被碰倒的声音——也许是笔筒，也许是咖啡杯。然后她听见菲利克斯的哭声和吸鼻子的抽气声。

　　“宝贝，你在哪？需要我做什么？我现在就去接你——”

　　“爸爸，我在家呢。”她打断他，“你不要急，慢慢来。”

　　“……好。”菲利克斯哽咽着，“好。”

　　她挂断电话。

　　窗外的光线从她仅有光感的视野里渗进来，像一片温吞的、没有形状的雾。

　　她给莉娜、马克斯、托马斯发了消息，还没有回复，大概都在上课。

　　她安静地坐着，倚在沙发靠背上。

　　2002年12月27日到2003年十一月25日。

　　啊，原来已经过去十一个月了。

　　十一个月前，她在舅舅的工作室里，看他把一枚锈蚀的齿轮放进清洗液。她听见妈妈和舅舅的声音从平和转向尖锐。

　　她走过去，然后意外发生了。

　　现在她坐在施瓦宾格的家里，等待一场手术。

　　这十一个月好像很短。短到她还能清晰地记得铬酸洗液溅入眼睛时那一瞬间的冰凉和剧痛，记得爸爸从德国赶来、在医院走廊里抱着她哭得像个孩子，记得她第一次拿起盲杖时手指的僵硬和羞耻。

　　这十一个月又好像很长。长到她认识了格吕恩教授，从“暂时失明的建筑系学生”变成了“翻译官”；长到她习惯了盲文键盘的触感和旁白的语速，习惯了用听觉和触觉认识世界；长到她有了新的朋友——托马斯，还有……菲利普。

　　她想起奥林匹克公园那个傍晚。

　　她缩在长椅上，把脸埋进莫提玛的绒毛里，哭得乱七八糟。然后有人递过来一张纸巾，问她“你为什么哭”。

　　她说了很多很多。讲意外，讲家人，讲新的研究方向。以及在最后没藏住的那句“我确实会怨恨”。

　　然后那个人说：“这很正常。有时候，人们得允许自己当一会儿混蛋。”

　　多贝坐在沙发上，对着空无一人的客厅，突然笑了一下。

　　她摸出手机，在旁白的辅助下，她找到那个熟悉的对话框。

　　她按住语音键，语气里有一点刻意的轻松——像在分享一个普通的、值得庆祝的好消息：

　　“我排到眼角膜了，很快我就复明啦！”

　　停顿。

　　“也许我可以去现场看你的比赛了。嘿！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好位置？”

　　发送。

　　她把手机扔在沙发上，仰起头，眼睛对着天花板的方向。

　　她还记得客厅的顶灯是爸爸跑了好多家厂商定制的鹿角吊灯，他亲自设计的。每次家里来客人，他都要得意洋洋地介绍这盏灯的设计理念，多贝已经听到耳朵起茧。

　　上次看见它是什么时候？

　　她努力回想，但想不起来了。

　　反正是失明前的某一天，某个普通的傍晚，某个毫不起眼的、以为明天也会一样的瞬间。

　　窗外的光线正在变淡，十一月慕尼黑的白天很短。

　　她坐在渐渐沉入黑暗的客厅里。

　　等着家人和朋友的消息，等着明天，等着那个她几乎已经不再刻意等待、却终于到来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