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伊普诺斯》乔纳

2、疯狂的年代

　　我出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那正是法国疯狂的年代。街上到处可以看见剪着波波头，穿着直筒裙的女孩们。爵士乐从美国人开的俱乐部里传出来，到处都是汽车喇叭声。电影院越开越多，海报上的人嘴唇涂得鲜红。我第一次去看电影时七岁，银幕上的火车朝我开来，全场都在惊叫。这也太神奇了，我心想，所以我一回家就跟叔父说我要去演电影，把他气得直跳脚，并骂那些演员都是拿脸皮换饭吃的人，他宁愿我去索邦大学的文学院——尽管一开始他希望我能去医学院。
　　后来，我瞒着他在《薄暮孤儿》里演了一个可怜的法国男孩，我叔父知道后差点要揍我，但因为我赚了点钱，并且还给他展示了索邦大学文学院的录取书，他才就此作罢，任由我折腾去了。
　　但没想到我居然凭那一部电影出名了。当我走在索邦的石廊里，总会被路过的学生叫住要签名。刚开始时我很紧张，因为拦住我的很多都是漂亮的姑娘。我在签名时，她们总好奇地盯着我脸看，经常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所以我通常飞快地签完，防止她们笑话我发红的耳根。
　　最窘迫的一次发生在哲学课的阶梯教室外。我和路易并排走出教室，还在试图厘清现象世界与自在之物的边界，一群姑娘突然围了过来，眼睛亮晶晶的。
　　我被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后退半步，背抵住冰冷的石墙。路易停下脚步，懒洋洋地扫过眼前美丽的脸庞，又落回我的脸上——我猜当时我的表情一定很蠢。他嘴角扯出一个细微的弧度。然后，就在一个卷发姑娘正要开口的刹那，路易的手臂忽然重重地揽过我的肩膀，把我往他身边一带。我闻到他身上那股熟悉的、烟草和旧书混杂的气味。
　　“对不起了，姑娘们，”他提高声音，语调拖得长长的，带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惋惜，却又不容置疑，“讨论时间到。我得借走你们这位惹人怜爱的大明星了。当然，”他朝姑娘们眨眨眼，既是在开玩笑，又是在真诚的邀请，“如果你们对我们这两个书呆子探讨的‘不可知论’感兴趣的话，欢迎随时加入哦。”
　　他话音落下，没给任何反应时间，便揽着我，从那一小圈惊讶和失望的目光中穿行而过。我的侧脸擦过某个姑娘柔软的卷发，耳畔还能听见她们压低的的笑声和议论。
　　“老天，你真讨女孩们的喜欢。”他松开我，酸溜溜地说。
　　我耸了耸肩，整理了一下被他弄皱的衣领，也试图整理一下还有些混乱的心绪。午后的阳光从高窗斜射进来，在我们脚前的地面上投下长长的、交错的窗格影子。
　　“你有很多女朋友，路易。”我抬起头，看向他。光线落在他轮廓分明的侧脸上，那上面有种我永远学不会的、漫不经心的笃定。“但我没有。她们靠近我，也许只是出于好奇。而你......她们靠近你，大概是因为你本身就有一种独特的气质......你就是个难解的谜。”
　　“谜？”他嗤笑一声，“我只是个知道自己要什么的穷学生。而你呢，阿兰？你是真的想明白那堵‘物自体’的高墙，还是只想找个足够体面的借口，好让自己站在墙这边？”
　　我没有回答。

　　阳光透过高大的铅框玻璃窗，暖烘烘地洒在摊开的书页上。路易已经沉浸在他那本边角卷起的《纯粹理性批判》德文原版里——他坚持读德文，说很多人翻译国外的哲学作品总是狗屁不通。
　　我漫不经心地翻了几页笔记，又合上。
　　“你刚才说，”我终于开口，“知道自己要什么。你要什么？”
　　路易从书页上抬起眼。“我要弄明白，”他慢条斯理地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书页边缘，“为什么有些人天生拥有选择权，而另一些人连试图理解这个世界都得靠施舍。”他顿了顿，嘴角又浮起那种熟悉的、带刺的笑，“比如，为什么你能轻松地说‘演电影玩玩’，同时又把索邦的学业当作体面的退路？而我，我得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攥紧这份奖学金，因为这根稻草要是断了，我掉下去的，可不是什么‘体验生活’的浅水滩，而是得滚回蒙马特，给我父亲递一辈子剃刀，闻一辈子肥皂沫和头发焦糊的味道。”
　　他的话里没有自怜，只有一种冷硬的、剖析事实般的锋利。我忽然想起自己从未为下一学期的注册费皱过一下眉头。
　　“那不是我的错。”我听见自己说，声音有些干涩。
　　“当然不是你的错。”路易几乎立刻接上，速度快得像在等待这个回答，“但这是你的‘现象’——康德意义上的。你呼吸的空气，你看待这些藏书、这些回廊、这些所谓‘智性生活’的视角，是被那个从不匮乏的世界所塑造的。”
　　他顿了一下，“而我的‘现象’是：这一切对我而言，从来不是天然的文化背景，我必须用全部努力开凿，才有可能获取一点生存资本和尊严的地方。我坐在这里，不仅需要理解康德，我还得盘算下个月如何才能凑足买参考书的钱。我完成学业，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看待这个世界——首先，是为了能继续‘看待’这个世界，是为了活下去，并且是体面地活下去。”
　　他身体微微前倾：“而你，我的朋友，你出生在塞纳河左岸的公寓里，餐桌上永远有白面包和热汤。你从不需要担心明天走进这图书馆的大门，是否需要一张你支付不起的证件；你从不需要在读懂一段黑格尔和吃饱一顿晚饭之间，做任何痛苦的权衡。你的难题是选择‘成为什么’，我的难题是‘如何成为’。这就是我们之间，那堵真实的、并非康德臆想的墙。”
　　我捏紧了钢笔。
　　“那你为什么，”我问，“还要坐在这里？和我讨论这些？”
　　“因为，”他看了我一眼，“你身上那种......游离，那种对一切确凿事物的轻微怀疑，很有意思。它让你在解读一段文本时，不会立刻跪下亲吻权威。”他笑了笑，“再说，有个能请得起两杯浓缩咖啡的讨论伙伴，总不是坏事。”
　　我们都笑了，紧张的气氛稍稍缓和下来。窗外传来隐约的钟声，是圣热内维耶芙教堂的晚祷。
　　“所以，我们继续？关于那堵墙？”
　　“当然。”路易已经重新埋首书页，手指在某个艰涩的段落下划过，“从我们停下的地方开始——如果‘物自体’不可知，那么我们此刻争论它时，究竟在争论什么？是幽灵的形状，还是我们自己思维的牢笼？”
　　我望向窗外，索邦的屋脊在暮色中轮廓渐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