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猫猫胖胖

2、书页间的密语

　　四月头一个礼拜天，青石镇下了场不大不小的雨。

　　雨水顺着梧桐叶的脉络汇聚成珠，从叶尖坠下，在石板路上砸出一个个深色的圆点。王芬起了个大早——其实是半宿没睡踏实，天蒙蒙亮就睁了眼。她轻手轻脚爬下床铺，同屋的李秀英翻了个身，含糊地问：“才几点啊……”

　　“六点半。”王芬压低声音，“你再睡会儿。”

　　宿舍是八人间，四张上下铺靠墙放着。窗台上的搪瓷缸排成一排，缸身上的红字“劳动光荣”在晨光里泛着温润的光。王芬端着脸盆去水房洗漱，水泥池子冰凉，自来水也还带着冬末的刺骨。她把脸浸进冷水里，几秒后抬起头，镜子里的人眼眶下有淡淡的青。

　　失眠是因为那本诗集。

　　确切地说，是因为那本消失的诗集。已经三天了，她去图书馆看了三次，那个位置始终空着。刘姨说借书的是个铁路局的小伙子——那不就是那天爬树的人吗？他借诗集做什么？一个修铁路的，也会读茨维塔耶娃？

　　这些问题像毛线团，在她脑子里缠了一夜。

　　洗漱完回到宿舍，姑娘们陆续醒了。礼拜天不用上工，可以睡懒觉，但大家都习惯早起——去食堂打热水，洗攒了一礼拜的衣服，或者结伴去镇供销社转转。王芬坐在床边，慢慢梳着头发。乌黑的发丝从木梳齿间滑过，她盯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忽然想起那双眉毛上有疤的眼睛。

　　那个人的眼神……该怎么形容呢？不像厂里那些年轻男工，看她时要么躲闪要么直勾勾。他的眼神很专注，像在观察什么精密仪器，要看清每个零件每个接口。可递纱巾的时候，那眼神又软了一下，像坚冰裂开一道缝，漏出点里头的温度。

　　“芬儿，”对床的周晓梅趴在被窝里，笑嘻嘻地问，“想啥呢？脸都红了。”

　　王芬手一抖，梳子差点掉地上：“没……水太热，熏的。”

　　“得了吧，”周晓梅翻身坐起来，“我瞧见啦，前天那个爬树帮你摘纱巾的同志。铁路局的吧？长得挺精神。”

　　宿舍里顿时热闹起来。几个姑娘都醒了，七嘴八舌地问细节。王芬被问得招架不住，索性拿起脸盆：“我去打水洗衣服！”

　　逃也似的出了门。

　　雨是上午十点开始下的。

　　起初只是零星几点，敲在玻璃窗上发出轻微的“嗒嗒”声。等到王芬把洗好的衣服晾在走廊铁丝上时，雨已经密起来了，斜斜地织成一张灰蒙蒙的网。

　　她站在走廊口，看着雨中的梧桐树。新叶被洗得发亮，那根最高的枝桠在风里摇着，空荡荡的。忽然就想，那个人现在在哪儿呢？柳庄站离这儿三十里路，也在下雨吗？

　　“王芬！”楼下有人喊。

　　是传达室的老杨头，披着件破雨衣，手里举着个牛皮纸信封：“你的信！”

　　信？王芬一愣。母亲上月刚来过信，说家里一切都好。除了母亲，还有谁会给她写信？她快步下楼，雨点打在身上，激起一层细密的凉。

　　信封很厚，摸起来硬硬的。没有贴邮票，也没有寄信人地址，只有一行用蓝色钢笔写的字：“纺织厂检验车间王芬同志收”。字迹……她心跳漏了一拍。这字迹，和她三天前在图书馆借阅卡上看到的、借走诗集的那个登记笔迹，一模一样。

　　她回到宿舍时，手有点抖。姑娘们都去食堂了，屋里空荡荡的。她在床边坐下，小心地撕开信封口——不是用撕的，是用小刀沿着边缘仔细划开，怕弄坏了里面。

　　最先滑出来的是一本书。《外国抒情诗选》，蓝色封面，边角磨损的地方用透明胶带仔细贴过。书里夹着张对折的信纸，普通的横格纸，折痕压得很深。

　　王芬先翻开诗集。第47页，那片干枯的梧桐叶还在。但旁边多了一行字——用铅笔写的，很轻，需要凑近了才能看清：

　　“此页有叶，勿翻急。赵。”

　　就七个字。一个“赵”字，一个句号。她盯着那行小字看了很久。铅笔印子很淡，像是写字的人犹豫再三才落笔，力道收着，怕留下太深的痕迹。可就是这种克制，反而让这行字有了重量。

　　她用手指轻轻抚过那个“赵”字。铅笔石墨的颗粒感传到指尖，带着奇异的温度。

　　然后，她才打开那封信。

　　信纸上的字是用蓝色钢笔写的，和信封上的笔迹一样。但这次不再是简单的几个字，而是整整一页：

　　王芬同志：

　　你好。

　　冒昧写信，请见谅。我是铁路局的赵柱，就是前天在梧桐树下帮你取纱巾的那个人。首先，纱巾后来没再丢吧？

　　借走这本诗集，是因为那天下午在厂里听见你读诗。声音很好听，诗也很好。我在柳庄站值班，晚上没什么事，就借来看看。书保存得很好，你一定是爱书的人。

　　在第89页，我用铅笔做了个记号。那首诗让我想起我师傅——老周，也是铁路上的，干了三十多年。去年退休时，他说：“小赵啊，咱们这行，天天跟铁轨打交道，硬碰硬。但人心里得存点软和的东西，不然就锈住了。”我不太懂诗，但觉得诗可能就是那种“软和的东西”。

　　书先还你。如果你还想借，我再去图书馆登记。

　　另外，信封里还有一样东西，是我从柳庄供销社买的。听说纺织厂女工经常接触棉纱，手容易干。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别嫌弃。

　　祝工作顺利。

　　赵柱
　　1975年4月6日

　　信到此为止。没有“盼回信”，没有“想交个朋友”，甚至没有留下回信的地址。就好像他只是单纯地还书，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借书。

　　王芬放下信纸，从信封里倒出一个小铁盒。上海产的“百雀羚”润肤脂，圆形的铁皮盒子，上面印着只彩色的小鸟。盒子崭新，但边角有点磕碰——可能是揣在口袋里走了远路。

　　她打开盖子，一股淡淡的香气飘出来。不是花香，是种很朴素的、带着油脂气的香。她用指尖蘸了一点，涂在手背上。膏体细腻，慢慢晕开，干燥的皮肤瞬间得到滋润。

　　窗外的雨声忽然变得清晰起来。

　　她重新拿起信，又读了一遍。这次读得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到“心里得存点软和的东西”时，她嘴角不自觉地弯了弯。这个赵柱……说话的口吻和他本人一样，看着硬邦邦的，里头却藏着细密的心思。

　　还有那句“纱巾后来没再丢吧”，后面还特意注明是“开玩笑”。她几乎能想象他写这句话时的样子——皱着眉，盯着纸，写完又觉得太轻浮，赶紧补上三个字解释。

　　真有意思。

　　赵柱是在柳庄站值班室的煤油灯下写那封信的。

　　柳庄站是个四等小站，一天只有两趟慢车停靠。站房是三间平房，值班室在最东头，墙上贴着斑驳的列车时刻表，窗台上摆着个掉漆的铁皮水壶。夜里九点，最后一趟货车轰隆隆驶过之后，世界就静得只剩风声。

　　他本来没打算写信。

　　诗集借来三天，他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那些诗他大多看不懂——什么“紫色的悲伤”“银色的叹息”，太玄乎。但他看得懂那片夹在第47页的梧桐叶。干枯的，叶脉清晰，被保存得很小心。他也看得懂书页边缘那些极淡的铅笔标记，在某些句子下面画了浅浅的线。

　　其中一句是：“我要在你爱我的时候死去，当你还认为我美丽。”

　　这句下面画了线。很轻，但确实有。

　　赵柱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煤油灯的火焰跳动，在纸页上投下晃动的影子。他忽然觉得，借走这本书，像擅自闯进了别人的秘密花园。虽然花园的主人可能并不知道。

　　应该还回去。可是怎么还？直接放回图书馆？那下次她再借，会不会发现书被人动过？会不会猜到他借了又还，却连个招呼都不打？

　　他扯了张信纸。钢笔吸满了墨水，笔尖悬在纸上，半天落不下去。写什么？说“书我看完了，还你”？太生硬。说“你的声音很好听”？太轻浮。说“那片梧桐叶让我想起你站在树下的样子”……这都什么跟什么。

　　最后他决定实话实说。从纱巾的玩笑，到师傅的话，到润肤脂——这倒是真心的。他见过铁路工务段那些女工，冬天手都裂口子。纺织厂虽然室内作业，但棉纱吸油，手肯定也干。

　　写完信，他仔细折好，连书一起装进信封。封口时犹豫了一下，又拆开，把那个“百雀羚”铁盒放进去。太小了，会不会显得寒酸？可大的他买不起——这个月工资寄了一半给家里，剩下的要撑到月底。

　　第二天一早，他托站里跑通勤的司机老刘把信捎到纺织厂。老刘接过信封，掂了掂：“给姑娘的？”

　　赵柱没吭声。

　　老刘咧嘴笑：“懂了。放心，保证送到。”

　　信送走后，赵柱一整天都心神不宁。检修信号灯时，扳手拿错了尺寸；午饭打的白菜炖豆腐，吃了一半才发现忘了拿筷子。下午有趟货车临时停靠加水，他本该去记录车号，却站在月台上望着铁轨尽头出神。

　　“小赵，”站长拍拍他肩膀，“想啥呢？魂儿都飞了。”

　　“没，”赵柱回过神，“想技术参数。”

　　站长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没拆穿。

　　傍晚时分，雨停了。西边的云层裂开一道缝，漏出橘红色的光，斜斜地照在湿漉漉的铁轨上，反射出细碎的金色。赵柱沿着站台慢慢走，皮鞋踩在碎石路基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他会收到回信吗？也许不会。也许那封信太唐突，吓着她了。也许她根本不在意一个只见过一面的陌生人。也许……那个“百雀羚”铁盒，她会不会觉得他在暗示什么？

　　想到这儿，他心头一紧。坏了，送润肤脂是不是不合适？男女同志之间送这种私人用品，会不会被误会成……

　　“赵柱！”值班室有人在喊，“电话！局里来的！”

　　他快步跑回去，抓起听筒。是队长老周的声音，说下一段线路的检修任务提前了，让他明天一早赶到清水河站。挂掉电话，赵柱看了眼墙上的日历——4月8日。这一去，又得四五天。

　　也好。离开这儿，就不会老想着那封信了。

　　王芬是在4月8日傍晚决定回信的。

　　那本诗集她已经翻了好几遍。第89页果然有铅笔做的记号——在罗伯特·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那首诗旁边，画了个小小的箭头，指向最后两句：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诗旁边，还有一行更小的铅笔字：

　　“老周说，铁路也是‘人迹更少的路’。常年在外，顾不上家。但他不后悔。”

　　王芬用手指轻轻抚过那些字。她能想象那个画面：一个老铁路工人，在退休时对徒弟说这番话。也能想象赵柱在煤油灯下，一边读诗一边想起师傅的样子。

　　这个发现让她心里某个地方软了一下。

　　她铺开信纸——用的是厂里发的笔记本纸，横格，纸质粗糙，钢笔写上去会洇。她试了几次，开头都不满意：

　　“赵柱同志：你好。”太正式。

　　“赵柱：信收到了。”太生硬。

　　最后她写道：

　　赵柱同志：

　　书和信都收到了。谢谢你把书保管得这么好，还贴了胶带。那片梧桐叶是我去年秋天夹的，居然还在。

　　润肤脂也用上了。车间里棉絮多，手确实容易干。你有心了。

　　你师傅的话很有意思。我父亲也是这么说的——他是小学语文老师，常说：“日子是硬的，但心要软。诗读多了，看世界的眼光会不一样。”虽然我现在每天跟布料打交道，但读诗的时候，会觉得世界不只眼前这么大。

　　你在柳庄站的工作忙吗？我们厂最近在赶一批出口任务，每天加班两小时。虽然累，但听说能为国家挣外汇，大家干劲都很足。

　　另外，纱巾没再丢。

　　王芬
　　1975年4月8日

　　写到这里，她停了笔。要不要问问他还借不借书？要不要说说那首《未选择的路》？或者……问问他眉尾的疤是怎么来的？

　　笔尖悬在纸上，墨水滴下来，晕开一个小圆点。她赶紧用纸吸掉，但已经留下了一个淡淡的印子。算了，就这样吧。她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想了想，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玻璃瓶——里面装着她收集的梧桐树新叶，用盐水泡过，压平了，保持着嫩绿的色泽。她挑了一片最完整的，夹在信纸里。

　　没有写寄信地址。因为不知道他还在不在柳庄站。她决定明天上班时，把信交给传达室的老杨头——既然赵柱能托人把信送来，她也能托人把信捎回去。

　　睡前，她把那盒“百雀羚”放在枕头边。铁盒冰凉，但她握在手里，慢慢就焐热了。同屋的姑娘们都睡了，月光从窗户溜进来，在地上铺出一块亮白。她睁着眼睛，听着窗外的风声，第一次觉得，这个春天好像和往年不太一样。

　　赵柱在清水河站的第三天，收到了那封信。

　　信是跟着补给车来的。司机是个年轻小伙，把信递给他时挤眉弄眼：“赵哥，纺织厂来的！是不是那个……”后面的话被赵柱一眼瞪了回去。

　　清水河站比柳庄站更偏僻，四周是连绵的丘陵，站台后面就是一片松树林。赵柱拿着信，没急着拆，先去了站房后面的小山坡。那里有块大青石，平时他喜欢坐在上面看火车。

　　下午四点半，阳光斜照，松树的影子拉得很长。他小心地撕开信封——这次是用手撕的，因为没带小刀。信纸滑出来，同时滑出的还有一片压平的梧桐叶。

　　嫩绿色的，叶脉像细密的网。

　　赵柱先把叶子小心地放在石头上，然后才展开信纸。字迹清秀，笔画却有力，和借阅卡上的一样。他一字一句地读，读到“纱巾没再丢”时，嘴角不自觉地上扬。读到“心要软”时，他停了停，抬头看向远处的铁轨。

　　铁轨在阳光下闪着冷硬的光，笔直地延伸向远方。这是他熟悉的世界——坚固的枕木，沉重的道钉，呼啸而过的钢铁巨兽。一切都有标准，有规程，有明确的对错。可手里这封信，这片叶子，还有信里提到的“诗”和“软”，属于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他不太懂，却莫名地想靠近。

　　信很短，他很快就读完了。然后又读了一遍。这次他注意到一些细节：信纸上有处墨点，像是写字时犹豫留下的；字间距很均匀，说明写信的人很认真；没有问他在哪里，也没有留回信地址——她是不是以为他还在柳庄站？

　　他该回信。可是回什么？说清水河站的松树很香？说今天检修时发现一个隐患，排除了，很有成就感？这些和“诗”比起来，好像太粗粝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牛皮纸笔记本，翻到空白页。钢笔吸满了墨水，却迟迟落不下笔。最后，他只写了一行字：

　　“叶收到，很绿。我在清水河站，五天后回柳庄。赵。”

　　太短了。他又加了一句：

　　“你们厂的出口任务，是什么布料？”

　　还是短。他看着那两行字，忽然觉得很无力。好像有千言万语堵在胸口，倒出来却只剩几个干巴巴的句子。也许他天生就不是会说话的人。也许他该就此打住，不再回信。

　　但就在这时，山下传来火车的汽笛声。一列绿皮客车缓缓进站，停靠两分钟。赵柱看见车窗里有人影晃动，有孩子把脸贴在玻璃上，有妇女在整理行李。那些陌生的面孔一闪而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地，自己的故事。

　　他忽然想，如果王芬坐在那趟车上，他会一眼认出她吗？应该会。哪怕只是惊鸿一瞥。

　　这个念头让他心头一热。他撕下那页纸，折好，决定明天托补给车司机捎回去。虽然只有两句话，但至少……至少让她知道，信他收到了，叶子也收到了。

　　下山时，夕阳正沉到松林后面。天空从橘红渐变成深紫，几颗早亮的星子已经挂在天边。赵柱把那片梧桐叶举起来，对着光看。透明的叶肉里，细细的脉络像地图上的河流。

　　他忽然想起信里的话：“看世界的眼光会不一样。”

　　也许，从这片叶子开始，他会试着用不一样的眼光，去看铁轨，看火车，看这个他以为早已熟悉的世界。

　　而在三十里外的青石镇，王芬加完班走出车间时，天已经全黑了。

　　她抬头看了眼天空——没有月亮，只有稀疏的星。梧桐路的路灯刚亮，昏黄的光晕里，飞蛾在扑腾。她摸了摸口袋，那里装着明天要托老杨头捎走的信。信很轻，但装着那片叶子，装着那句玩笑，装着她二十四年来第一次、对一个陌生人敞开的那一点点内心。

　　风吹过来，带着夜露的凉意。她加快脚步，心里却在想：信这会儿到哪儿了？他看到了吗？会回信吗？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就像春天里梧桐树会发新芽，但每片叶子长成什么样，谁也无法预料。

　　她只知道，这个春天，因为一封信，一片叶子，和一个只见过一面的人，变得有些不同了。

　　而此刻，清水河站的值班室里，赵柱把那片梧桐叶夹进了自己的笔记本。就在那些电路图和数字中间，一点嫩绿静静地躺着，像某个秘密的坐标，指向一个他刚刚开始探寻的方向。

　　夜班火车经过时，整个站台都在震动。但他坐在灯下，看着那片叶子，第一次觉得，铁轨的轰鸣声里，好像混进了一点别的声音——很轻，很软，像春天破土时，那一声细微的脆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