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天煞孤星竟是紫微大帝》山阳真君

4、新家 除夕夜，风

　　除夕夜，风雪呼啸如兽。

　　祖屋那扇厚重的木门在身后“砰”一声闭合，将满屋酒香、笑语，连同那份虚伪的热闹，彻底锁进另一个世界。我们一家人站在漫天的白茫茫里，像几根被命运丢弃的枯枝。

　　我攥着爷爷的衣角，回头望去。祖屋里人影晃动，笑声隐隐。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妈妈把秋生往怀里拢了拢，用棉袄下摆裹住他。冬生哥紧挨着小姨陈瑜，嘴唇冻得发紫，不吭一声。爸爸扛着铺盖卷走在最后面，每一步都踩进雪里，咯吱作响，像踩在骨节上。

　　爷爷忽然停住，仰头望着那扇他修过无数回的木门。雪落在他的眉毛上、胡茬上，他也不擦。煤油灯的光从门缝里漏出来，在他脸上割出一道明一道暗。

　　“走吧。”他开口，“不看了。”

　　就在这时，几盏马灯刺破风雪，从青龙山脚的方向摇曳而来。

　　杨姑爹赶着马车，车上堆着稻草和棉被。身后跟着都二爷、罗姑妈，还有几个我认不全的面孔。马蹄在雪地上踏出深印，马灯的光晕在风雪里忽大忽小，像几颗摇晃的星星。杨姑爹跳下车，二话不说扛起爸爸肩上的包袱。

　　“走！回家！”他的声音像一口钟在风雪里敲响。

　　都二爷把棉被裹在我和冬生哥身上，棉被刚从炕上抱下来，还带着柴火的温度。罗姑妈递过一壶姜汤，烫得她两只手来回倒换。妈妈先给爷爷倒了一盖子，再一口一口喂冬生哥。姜汤辣嗓子，那股热劲儿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

　　“都来了。”爷爷声音发颤。

　　“能不来吗？”杨姑爹甩了甩马鞭，“大年三十把人往外赶，也就你那几个狼崽子干得出来。”

　　爷爷没接话，只是拍了拍杨姑爹的肩膀。那只手枯瘦，拍下去的力道却很轻，像怕拍碎了什么。

　　茅草屋离汽车站不到五十米，远远望去像一只蜷缩在国道边的灰麻雀。但那一夜，这间破屋子被一群人彻夜点亮的灯火照得透亮。杨姑爹爬上屋顶铺新草，都二爷和泥补墙缝，罗姑妈带着妇女刮墙角的霉斑。妈妈蹲在灶前生火，火折子打了好几次都熄了，罗姑妈一把夺过去，三下两下引着了，嘴里嘟囔：“你这丫头，都当妈了还不会生火。”

　　妈妈愣了一下，忽然笑了。那是分家以来她第一次笑。

　　天快亮时，墙不漏风了，屋顶不漏雨了。爸爸站在门口，把一块洗得发白的红布挂在门楣上——那是结婚时妈妈过门盖的红盖头。“大年初一挂红，讨个彩头。”

　　那夜，我们在堂屋里生了一堆火。几块砖头围个圈，松木枝烧得噼啪作响，松香味弥漫了整间屋子。火光照着土墙，照着爷爷沟壑纵横的脸，照着妈妈纳鞋底的手，照着秋生熟睡的脸。

　　冬生哥靠在我肩上，小声问：“二狗，咱们以后就住这儿了？”

　　“嗯。”

　　“也挺好。没人欺负咱们了。”

　　我没回答，只是盯着那团火。

　　这一年，我三岁。

　　那年春天来得特别晚，都过了正月，田埂上还结着冰碴子。妈妈天不亮就起来熬酸梅汤，天亮前把摊板支出去。爸爸农闲时去杨哥工地上干活，农忙时回来锄地，每次回来都把工钱一分不少交到妈妈手里。爷爷睡在堂屋的木板床上，说比祖屋的雕花大床睡得踏实。半夜听得到国道上的车声，一辆一辆，像在给他报平安。

　　一九八一年春寒未尽的一个早晨，一辆自行车停在茅草屋门口。

　　骑车的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军便服，裤脚用夹子夹着，颧骨上有一道旧伤疤。他从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站在门口的爸爸。

　　爸爸拆开，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他把信纸折起来，揣进贴身衣袋。手很稳，但揣好信之后，那只手在衣袋里多停了几秒。

　　“什么时候走？”骑车的人问。

　　“通知上写三天内报到。”

　　“那还有两天。”

　　“嗯。”

　　骑车的人抬起右手，指尖齐眉，标准的军礼。爸爸脚跟一并，回礼。那人重新握住车把，看了爸爸一眼，又看了门口的妈妈一眼，调转车头沿320国道骑远了。晨雾没散尽，自行车链条转动的声音滴答滴答，像钟摆。

　　“谁啊？”妈妈低声问。

　　“卫华。”爸爸说。

　　妈妈点了点头。周卫华是十二姑曹芮的丈夫，也是爸爸在珍宝岛的战友。他三哥周卫国是十一姑曹薇的丈夫，黔中省军区司令部参谋。周家兄弟，一个娶了十一姑，一个娶了十二姑。此刻，周卫华送来归队通知，又把爸爸送去了前线。

　　爸爸把军用挎包从门后取下来，开始往里装东西。换洗衬衣、针线包、一双纳了新底子的解放鞋。每样东西都放在固定的位置。挎包洗得发白，帆布面上隐约看得见红五星的印子。他反复摩挲着挎包带子，像临行前最后一次抚摸亲人的手。

　　那天晚上，我听见他和爷爷在堂屋里说话。

　　门虚掩着，火光从门缝漏出来。我光着脚蹲在门边。

　　“十三，真想好了？”

　　“嗯。”

　　“子弹可不长眼。”

　　“知道。”

　　沉默。柴火噼啪响了一声。然后爸爸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若我回不来，您就当没我这个儿子。只是秋波——务必护住他，别让人真当他是个怪物。”

　　爷爷没有说话。火光照亮了门缝，也照亮了我的赤脚。

　　第二天天没亮，爸爸就起来了。妈妈红着眼眶，抱着秋生站在灶前。冬生哥紧咬嘴唇，小拳头攥得死紧。小姨背过身去，肩膀一抖一抖的。我躲在门板后面，眉心的红痣在晨光里隐隐发烫。

　　爸爸忽然蹲下，粗糙的指腹轻触我的眉心。那只手上有冻疮的疤、锄头的茧、机油浸进指纹的痕迹。

　　“二狗。”

　　我看着他。他眼睛是红的，但没有泪。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弹壳哨子，黄铜磨得锃亮，拴在红绳上，塞进妈妈手里：“他犯病时，吹这个。”

　　妈妈攥紧哨子，指节发白。

　　爷爷从里屋走出来，换上压箱底的旧军装。领口磨得起了毛边，胸前的勋章不止一枚——铜质的、银质的，在晨光中冷冷地闪着光。他站在茅草屋门口，脊梁挺得笔直。

　　父子二人在破屋前无声对望。爷爷缓缓抬起右手，指尖齐眉——不是老人迟缓的抬手，是利落的、标准的军礼。爸爸胸膛一挺，回礼。晨光照在两代人笔挺的脊梁上，影子一样长。

　　爸爸转身，大步踏进晨雾里。

　　我挣脱妈妈的手，光着脚冲出去大喊：“爸爸——”

　　他的脚步顿了一下，肩膀微微颤了颤。但他没有回头。晨雾越来越浓，军绿色的背影终于消失在公路尽头。

　　我跌坐在地上，鼻血滴落泥土，洇开一朵暗红。妈妈跑过来把我抱起，她的眼泪滴在我脸上，滚烫。

　　“没事的。你爸会回来的。”

　　那天晚上，我又发了高烧。小姨压着我的四肢，妈妈吹弹壳哨子。哨声穿过土墙，穿过车站的喧嚣。我在混沌中看见一双眼睛——一个从未见过的人，穿着和爸爸一样的军装，站在密林里回头看我。他眉间也有一点红。

　　我猛然惊醒。月光正照在眉心的红痣上，烫得像烧红的炭。

　　妈妈从灶房冲进来，手里攥着哨子。

　　“妈，爸会回来的。”

　　她把哨子挂在我脖子上。黄铜贴着胸口，凉凉的，渐渐被体温捂暖。

　　那年春天，茅草屋门前的水泥缝里长出了一棵草。不是野草，是爷爷种下的一株指甲花。他说等花开的时候，爸爸就回来了。

　　我每天给它浇水。冬生哥笑我傻，说一棵草能知道什么。

　　但我知道。那天在晨雾里，爸爸的背影消失的那一刻，他的脚步不是离开，是在给这条路打上第一个结。总有一天，他会沿着这个结，一步一步，走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