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其自然》弌归苓

2、第二章

　　我的童年结束在九岁那年的梅雨季。
　　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只记得雨下了整整十七天。老房子的墙壁渗出水渍，母亲坐在窗边抽烟，烟灰缸里堆满烟蒂，像座小小的、灰色的坟。
　　当然，它埋葬了我的童年，也见证了我的童年。
　　父亲是半夜走的。没有争吵，至少那天没有。他们早就吵不动了。
　　我只听见行李箱轮子碾过水泥地的声音，咕噜咕噜，由近及远，最后消失在雨声里。
　　第二天早晨，母亲煎了荷包蛋。她把盘子推到我面前，说。
　　“你爸不会回来了。”
　　平静得像在说“今天下雨了”。
　　我咬了一口蛋，焦苦味在嘴里蔓延。我没哭，也没问为什么。其实我知道为什么。
　　父亲厂里效益不好，半年没发工资了。母亲在商场站柜台，一个月八百块，要付房租，要供我上学，还要应付讨债的人。
　　穷是可以杀人的。它不直接用刀，它用每天少一点的菜钱，用大人总需要维持的面子。它慢慢磨，磨掉尊严，磨掉温情，最后磨掉一个家。
　　父亲走后第三个月，母亲带我搬了家。从城东的厂区宿舍搬到城西的城中村。房间只有原来的一半大，墙壁薄得总能听见隔壁夫妻的争吵。好处是便宜，一个月两百块。
　　新学校很远，要坐七站公交车。母亲给我办了月票，嘱咐我放学直接回家。
　　但我很少按时回去。我通常在图书馆待到闭馆，在街心公园看老头下棋，在肯德基里写作业，不点餐，就坐着。
　　我不想回那个弥漫着霉味和烟味的房间，不想看母亲越来越瘦的脸，不想听见她半夜压抑的哭声。
　　第一次发现母亲的变化，是初一那年冬天。
　　她买了新裙子，红色的，收腰，V领。还化了妆，眉毛描得很细，嘴唇涂得鲜红。那天她难得地做了红烧肉，肉很少，土豆很多，但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是开荤了。
　　吃饭时她说：“妈妈找了个新工作，晚上上班，你自己锁好门。”
　　我问什么工作，她说：“在酒店帮忙。”
　　她身上的香水味很浓，出门前，她站在那面有裂纹的穿衣镜前照了很久，把裙子的领口又往下拉了拉。
　　那晚我失眠了。
　　半夜听见开门声，听见高跟鞋踢掉的声音，听见她在卫生间呕吐。水声哗哗，响了很久。
　　第二天她睡到下午才醒，眼睛浮肿，眼下有深深的黑眼圈。看见我，她愣了一下，然后像往常一样问。
　　“作业写完了吗？”
　　“写完了。”
　　“真乖。”
　　她从钱包里抽出二十块钱：“去买点好吃的。”
　　我接过钱，看见她手腕上有淤青，紫红色的，指痕的形状。
　　我没问。
　　初二那年春天，母亲开始教我一些东西。
　　起初只是简单的：“说话时看着对方眼睛，但不要直勾勾地盯着。”“走路背挺直，肩膀放松。”“手要干净，指甲剪短。”
　　我以为她在教我礼仪，还挺认真学。后来内容慢慢变了。
　　“男人喜欢你乖，但不喜欢你太呆。该笑的时候要笑，眼睛要弯起来。”
　　“他们说话时，你要认真听，适时点头。但别真往心里去。”
　　“手指碰到酒杯时，要这样拿。”她示范，无名指和小指微微翘起，手腕放松，“显得你手指长，好看。”
　　我开始觉得不对劲，但不敢深想。
　　直到那天，她带回来一本旧杂志，翻到一页，上面是个穿西装的男模特。
　　“看他的站姿。”母亲指着图片，“重心放在一条腿上，另一条腿微微曲着，这样显得腿长，也放松。”
　　“妈，”我终于忍不住，“学这些干什么？”
　　她抬头看我。那年她三十四岁，眼睛很亮，藏着一种让我害怕的东西。
　　“江笙，”她说，“你得学。学会了，将来才不吃亏。”
　　“吃什么亏？”
　　她没回答，继续翻杂志。过了一会儿，她轻声说：“这世上，男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样的。女人要活得好，得学会用男人喜欢的方式活着。”
　　“可我是男的。”
　　“都一样。”她笑了，笑得很苦，“男的也一样。”
　　高一开学前那个暑假，母亲辞掉了酒店的工作。
　　她说找到了更好的机会，给一个老板当私人助理。工作时间不固定，但报酬高。
　　她开始给我买新衣服。不是校服，是那种面料很好的衬衫，修身的裤子，还有皮鞋。她说：
　　“你现在长大了，要穿得体面点。”
　　她还买了发胶，教我抓头发。“不能太乱，也不能太死板。要看起来随意，但其实是精心打理过的。”
　　我开始抗拒。我说我不想学这些，我想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
　　她听了，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江笙，你知道大学一年学费多少吗？”
　　我语塞。
　　“你知道现在找工作多难吗？”她继续说，“就算你考上大学，毕业出来，一个月三四千，够干什么？”
　　“我可以努力——”
　　“努力？”她打断我，声音突然尖锐，“你爸不努力吗？我努力了十几年，现在呢？”
　　她站起来，在狭小的房间里来回走。“这世界不公平，江笙。有些人出生就在终点线，我们拼了命跑，也追不上人家一个零头。”
　　“那也不能——”
　　“那要怎么样？”她转身看我，眼睛通红，“等你大学毕业，找个普通工作，娶个普通老婆，背三十年房贷，像你爸一样最后灰溜溜地逃走？”
　　我哑口无言。
　　“妈不逼你。”她走过来，手放在我肩上，声音又软下来，“妈只是教你多一些生存的技能。多一条路，总不是坏事，对不对？”
　　那年我十五岁。十五岁的我，还不知道生存的技能具体指什么。但我隐约感觉到，母亲要带我走的路，不是我想走的。
　　真正摊牌是在高二上学期。
　　期中考试后，母亲说带我去见个人。
　　“陈叔叔，妈妈的老板。他很厉害，你跟他多学学。”
　　我们去了家很贵的餐厅，包厢，水晶吊灯，厚重的窗帘。
　　陈叔叔五十多岁，微胖，戴眼镜，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他夸我长得清秀，夸我懂事，夸母亲教子有方。
　　饭后，他说要送我礼物。从包里拿出个盒子，打开，是块手表，表盘上有小小的钻石。
　　“不、不能收。”我站起来。
　　“收着。”母亲按住我，对陈叔叔笑，“小孩子不懂事，您别介意。”
　　“没事没事。”
　　这位所谓的陈叔叔摆摆手，眼睛一直盯着我，“小笙啊，以后常来玩。叔叔认识很多人，可以帮你。”
　　那天晚上回家后，我把手表扔在床上。“妈，他什么意思？”
　　母亲在卸妆，从镜子里看我。“什么什么意思？”
　　“他为什么要送我这么贵的东西？为什么一直碰我？”
　　卸妆棉停在她脸上。她转身，很认真地看着我：“江笙，你觉得陈叔叔怎么样？”
　　“我不喜欢他。”
　　“我不是问喜不喜欢。”她走过来，“我是问，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想了想：“有钱，装得很有礼貌，但其实……很让人不舒服。”
　　“对。”母亲点头，“但他有钱。你知道他刚才那一顿饭，够我们几个月生活费吗？”
　　我不说话了。又是钱。
　　“妈不指望你巴结他。”她坐到我旁边，“但你要学会分辨，什么样的人有用，什么样的人要远离。陈叔叔这种人，你不能得罪，但也不能走太近。保持距离，偶尔给点甜头，让他觉得有希望，但又吃不到。”
　　“妈，”
　　我看着她的眼睛，“你到底在教我什么？”
　　她避开我的目光，点了根烟。“教你活下去。”
　　烟抽到一半，她突然说：“其实男人和男人，也不是不可以。”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现在社会开放了。”她继续说，语气平静得像在讨论天气，“有些男人就喜欢年轻漂亮的男孩。他们大方，舍得花钱。你情我愿的事，没什么丢人的。”
　　“妈！”我站起来，声音在发抖。
　　“你先听我说完。”她拉我坐下，“妈不是逼你。但你要知道，这是条路。你长得好看，这是你的资本。不用白不用。”
　　我想吐。胃里翻江倒海，喉咙发紧。
　　“你看隔壁小玲姐，长得还没你好看，跟了个老板，现在家里盖了三层楼。还有你李阿姨的女儿，去了深圳，每个月往家寄两万。”
　　“那是她们！我是男的！”
　　“男的怎么了？”母亲提高音量，“男的就不能靠这个吃饭？江笙，你清醒一点！你以为你成绩好就能翻身？我告诉你，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从小请家教，学钢琴学英语，高中就送去国外。你拿什么跟人家比？”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很陌生。这张脸，这个人，好像一夜之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或者，她一直都是这样，只是我现在才看清。
　　那晚我整夜没睡。躺在木板床上，听着隔壁的鼾声，看着天花板上雨水渗出的痕迹。我在想，我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想了很久，得出结论：
　　从父亲离开的那天起，一切就注定了。
　　母亲被生活逼疯了。而我要么跟着疯，要么逃。
　　于是我开始策划逃跑。
　　不是马上，而是有计划地。我更加努力学习，因为我知道，高考是我唯一合法的逃离通道。
　　我申请了住校，以“节省上下学时间”为理由。母亲一开始不同意。
　　我说：“如果我考上重点大学，将来找个好工作，才能更好地孝顺你。”
　　她犹豫了，最后点头。
　　住校后，我很少回家。周末也找各种借口留在学校，补课，自习，参加活动。
　　母亲有时会来学校看我，带点水果，给点钱。每次见她，她都打扮得越来越年轻，香水味越来越浓。
　　我们的话越来越少，常常相对无言。
　　高三上学期，她突然说要去国外。
　　“陈叔叔有门路，可以帮我办签证。”她说，“去那边打工，赚得多。你先专心高考，等妈站稳脚跟，接你过去。”
　　我知道打工是什么意思，我长大了。但这次我没劝。我累了，也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路，哪怕那条路通往深渊。
　　我说：“好，你注意安全。”
　　她看着我，眼睛突然红了。“江笙，你恨妈吗？”
　　我想了想，摇头：“不恨。”
　　是真的不恨。恨需要力气，而我的力气要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考上大学，离开这里，开始新的人生。
　　恨她有用吗，没有用，倒不如感谢她让我这么早就认清现实，所以这一点点时光中挣扎为自己留下后路。哪怕根本就没什么用处。
　　她走了，在冬天最冷的那天。我去机场送她，她穿着崭新的羽绒服，拖着一个大行李箱。过安检前，她抱了抱我，很用力。
　　“照顾好自己。”她说。
　　“你也是。”
　　她转身走了，没回头。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突然想起九岁那年，父亲离开的那个雨夜。
　　告别都是一样的。没有泪流满面，没有长篇大论的嘱咐。就是转身，离开，从此天各一方。
　　母亲出国后，我彻底自由了。也彻底孤独了。
　　她每个月会打钱过来，数额不小。我靠着这些钱，加上奖学金，顺利度过了高三。
　　高考那天，我异常平静。做题，交卷，离开考场。没有如释重负，因为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我和生活的战斗。
　　成绩出来，我上了一本线，但不够重点。报了现在我所在城市的一所普通大学，专业是国际贸易。
　　听起来好听，其实什么都学，什么都不精。
　　无所谓，我只是需要一个离开这里的借口。
　　大学开学前，我回了一趟城中村那个出租屋。东西不多，几件衣服，几本书，一些零碎物品。收拾到衣柜底层时，翻出一个铁盒子。
　　打开，里面是些旧东西：我小学的三好学生奖状，一张全家福，母亲年轻时的照片，还有那块陈叔叔送的手表。
　　我拿起全家福。照片上的父亲还很年轻，头发茂密，笑得露出一口白牙。母亲靠在他肩上，没看镜头，眼睛看着某个远方。我站在中间，比着剪刀手。
　　那是九岁生日拍的。拍照的第二天，父亲就下岗了。一个月后，他开始酗酒。三个月后，他们第一次大打出手。一年后，他在雨夜里离开。
　　也算是见证了一个转折点了。
　　我把照片放回盒子，盖上盖子。想了想，没扔，放进了行李箱最底层。
　　该带走的要带走，哪怕只是提醒自己，曾经也有过正常的日子。
　　离开出租屋那天，房东阿姨来检查。她一直都很好，凶是凶了点，但待我不错。
　　她看了看空荡荡的房间，叹了口气：“你妈也不容易。”
　　“嗯。”
　　“你以后好好的。”
　　“好。”
　　我拖着行李箱下楼。走到二楼时，听见房东阿姨在背后说：“小笙，你比你妈心硬。”
　　我停住脚步，没回头。
　　“心硬好。”她继续说，“心硬的人，活得久。”
　　我仍然没说话，继续下楼。
　　走出楼道，阳光刺眼。我眯起眼睛，看了看这个我住了七年的地方。还是那斑驳的墙壁，晾满衣服的阳台，角落里还是堆着垃圾，空气中飘着油烟和骚味。
　　再见了。
　　我不会再回来了。
　　大学四年，我过得像台机器。上课，打工，自习，睡觉。不参加社团，不交朋友，不谈恋爱。我需要钱，所以打三份工。家教，便利店夜班，周末发传单。
　　母亲偶尔会打电话来，声音总是很疲惫。她说她在中餐馆打工，很累，但赚钱。她说她交了新男朋友，也是华人，对她不错。她说等我毕业，可以申请过去。
　　我说好，但心里知道，我不会去。
　　大四那年，她突然失联了。电话打不通，汇款也停了。我托人打听，说是跟男朋友去了其他州，具体不清楚。
　　我没再找。找到了也不能怎样。
　　我们已经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路，硬要重逢，只会彼此难堪。
　　毕业前最后一个月，我拿到了那家外贸公司的offer。面试时，赵老板看着我，眼神让我很不舒服。但工资给得高，我需要钱。
　　于是有了暮色那晚，有了江旻，有了后来的一切。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母亲知道我现在的生活，会说什么。大概会笑吧，笑我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走上了她当年想让我走的路。
　　但她不懂，这不一样。
　　她教我的是取悦，是依附，是把自己当成商品待价而沽。
　　而我是交易，是清醒的自我物化。我不取悦谁，我只是用自己拥有的，换取自己需要的。我不动感情，不抱幻想，不期待救赎。
　　这是我选择的生存方式。和她的，不一样。
　　夜深人静时，我偶尔会想起那个铁盒子。就像过去，它从未真正离开。它只是躲在暗处，等我脆弱时，跳出来提醒我：
　　江笙，你从哪里来。
　　你终究要回到哪里去。
　　但我不信。
　　我用了十几年，从那个漏雨的出租屋走到今天。我还会继续走，走到更远的地方，远到过去再也追不上我。
　　哪怕要用一些不光彩的手段。
　　哪怕要成为自己曾经厌恶的人。
　　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这是母亲教我的，唯一有用的一课。

作者有话说

　　很沉重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