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间鹿鸣》十三宇宙

1、离途 我必须走下

　　我把脸贴在冰凉的车窗上，让那点冷意刺进皮肤，好确认自己还活着。铁轨规律的“咔嚓”声像心跳，不，更像倒计时——离北京越远，离周宇越远，离那个愚蠢的自己越远。

　　背包侧袋鼓出一块，是那本棕色皮面相册。我把它抽出来时，手指在颤抖。

　　第一页就是讽刺。图书馆前，周宇搂着我的肩，两个人都穿着白衬衫，笑得像个童话。那天我拿到了伯克利交换生的录取通知，他说的每个字我都还记得：“鹿鹿，我们会有未来的。”

　　我相信了。所以我放弃了。

　　手指翻过一页，停在机场照片上。只有我一个人，举着“一路平安”的牌子，像个蹩脚剧场里的独角演员。我等了六个小时，从日出到日落，直到机场广播停止，才收到他的微信：“临时改签了，已经在飞机上。伦敦见？”

　　伦敦见。

　　多轻巧的三个字。我后来才明白，他说的“伦敦见”和我理解的完全不同。我以为那是承诺，是规划；对他来说，只是句客套，是敷衍时的标点符号。

　　相册里夹着那张被我揉皱又抚平的伯克利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为了周宇那句“异地恋太难了，你能为我留下来吗”，我亲自去国际交流处撤回了申请。王老师推了三次眼镜：“陈鹿，你确定？这是伯克利。”

　　“我确定。”

　　我说了三次。一次比一次声音小，一次比一次心虚。

　　手机震动，妈妈的消息跳出来：“到了吗？山区条件艰苦，不行就回来。”

　　我没回。回哪里去呢？北京每条街都在嘲笑我——咖啡馆靠窗的第二个座位，书店三楼的人文区，甚至地铁十号线金台夕照站的C口，都写满了“陈鹿是个傻子”。

　　我需要一个没有记忆的地方。一片空白到能重新画自己的土地。

　　火车钻进隧道，黑暗吞没一切。在这一分钟的绝对黑暗里，我做了一个决定。

　　小站停靠时，我跟着几个挑着扁担的老乡下车。站台简陋，水泥裂缝里长出野草。垃圾桶锈迹斑斑，站在那儿像个沉默的法官。

　　我最后一次翻开相册。

　　第一张，撕掉。周宇的笑脸从中间裂开。
　　第二张，撕掉。我们的手在画面上紧握，现在成了两半。
　　第三张，第四张……

　　撕到手指发疼，撕到那些笑脸全部变成碎片。风卷起一些纸屑，它们在空中打了个旋，落进垃圾桶深处。

　　最后只剩一张——我自己，站在大学门口，背着双肩包，眼睛里有光。那是大一的陈鹿，还不认识周宇的陈鹿。

　　我把这张照片塞回钱包，转身时，火车鸣笛。

　　重新上车时，背包轻了许多。真的，物理上的轻，和心理上的。

　　窗外的景色开始变化，平原渐渐被丘陵取代。我想起支教申请表上写的那行字：“想去最需要的地方，做点有意义的事。”

　　当时写的时候，半是真心半是逃避。现在看着远处越来越密集的山，忽然觉得，或许逃避也是另一种开始的方式。

　　乘务员推着小车经过：“盒饭，最后一轮了。”

　　我买了一份。塑料盒里的饭菜泛着油光，吃进嘴里只有咸味。但我会吃完的，就像我会走完这段路一样。

　　手机又震，这次是周宇。

　　准确说，是周宇的号码。距离他上次联系我，已经过去三个月——正是他在伦敦安顿下来，忘记告诉我地址的三个月。

　　我没接。铃声固执地响了七声，停止。

　　一分钟后，短信进来：“鹿鹿，听说你去支教了？何必呢。回来吧，我们谈谈。”

　　我看着这行字，忽然笑出声。何必呢。多周宇式的反问。在他世界里，任何不计回报的付出都“何必”，任何偏离轨道的选择都“何必”。

　　我打字，删掉，再打，最后发出去的只有一句：“不必了。”

　　然后拉黑了这个号码。

　　做完这一切，我靠回椅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窗外，山已经近得能看见山腰上的梯田，一层一层，像大地的年轮。

　　广播响起：“前方到站，清水县，请下车的旅客提前准备。”

　　清水县。我的目的地，我为自己选择的流放地。

　　我背起背包，相册的重量消失了，但有什么新的重量正在形成。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只知道我必须走下去，走到山的深处，走到那个没有周宇的世界里去。

　　车门打开时，山风灌进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

　　我深吸一口气，踏上了站台。

　　站台比我想象的更小，更破旧。

　　地面是坑坑洼洼的水泥地，裂缝里长着顽固的野草。一个褪色的站牌在风中轻微摇晃，“清水镇”三个字斑驳得快要认不出。

　　我是这站唯一下车的人。

　　“陈老师吗？”

　　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朝我走来，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衬衫，袖口卷到手肘，笑容里有种质朴的局促。

　　“我是。您是李校长？”

　　“对对，一路辛苦！”他伸手要接我的行李箱，我下意识地握紧了拉杆。

　　“不用，我自己来。”

　　“那哪行！”他已经把箱子提了过去，轻巧得像是拎着一袋棉花，“路不好走，车上再说。”

　　所谓的“车”，是辆三轮摩托，车斗里堆着几袋化肥。李校长不好意思地擦了擦座位：“学校的车坏了，借了王师傅的。委屈陈老师了。”

　　我摇摇头，爬上车斗。车子发动时，黑烟喷了我一脸。

　　山路比我想象的颠簸。三轮车在碎石路上跳舞，我紧紧抓住车斗边缘，指节都白了。李校长坐在前面，不时回头跟我说话，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

　　“……学校六个班，算上你七个老师……孩子们都盼着新老师呢……”

　　风吹乱我的头发，我眯起眼，看着路两旁的风景。山一层叠着一层，绿得深深浅浅。偶尔能看到山坡上零星的土坯房，有些屋顶上晒着金黄的玉米。

　　“那是肖歧家。”李校长忽然指着远处山腰上的一处房子。

　　我顺着望去——那房子低矮得几乎要趴在地上，土墙斑驳，屋顶的瓦片残缺不全。院子是用碎石围起来的，空荡荡的，只晾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

　　“肖歧？”

　　“哦，一个学生。”李校长的声音低了些，“这孩子……不容易。父亲前年矿上出事没了，母亲改嫁去了外省，就剩他和奶奶。经常不来上课，去镇上打工。”

　　我点点头，没说话。来之前我做过心理准备，知道这里的孩子各有各的难处。但亲眼看见那样的房子，心里还是沉了沉。

　　车子拐过一个急弯，学校突然出现在眼前。

　　几排平房围成个院子，旗杆上的国旗有些褪色，在风里飘着。围墙的白色涂料大片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正是放学时间，十几个孩子背着书包从校门出来，看到三轮车，都停下脚步好奇地张望。

　　“到了到了！”李校长跳下车，朝孩子们挥手，“都回家去，明天早点来上课！”

　　孩子们哄笑着跑开了，有几个一边跑一边回头看我。

　　我的宿舍在教师办公室隔壁，是个十平米左右的单间。一张木板床，一张旧书桌，一把椅子。墙上有水渍晕开的痕迹，像抽象画。窗户没有玻璃，钉着塑料布，风吹过来时哗哗作响。

　　“条件艰苦，”李校长搓着手，“镇上过几天赶集，我带你去买点日用品。”

　　“挺好的。”我说的是真心话。这个房间虽然简陋，但干净。墙上贴着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虽然边角卷了起来。书桌上甚至有个旧花瓶，里面插着几枝野花。

　　“那陈老师先休息，晚饭我让张老师给你送过来。明天早上八点，我带你去班里。”

　　门关上了。

　　我放下背包，在床沿坐下。木板硬得硌人，但我太累了，累得连挑剔的力气都没有。

　　窗外传来孩子们追逐打闹的声音，远处有狗叫，有妇人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吆喝声。这些声音陌生又鲜活，和我熟悉的城市噪音完全不同。

　　我从钱包里抽出那张唯一的照片——大一的我，站在大学门口，眼睛里有光。

　　“重新开始吧，”我对自己说，“就从这里开始。”

　　那天晚上，张老师——一个五十多岁的女老师，教数学的——给我端来一碗面条。清汤，几片青菜，一个煎蛋。

　　“山里没什么好东西，陈老师凑合吃。”

　　她坐在我对面，看着我吃，眼神温和得像看自己孩子。

　　“李校长说的那个肖歧，”我问，“他成绩怎么样？”

　　张老师叹了口气：“聪明，要是天天来上课，考县一中没问题。可这孩子……唉，要养家啊。奶奶身体不好，药不能断。镇上修车店、餐馆，他都去打过工。”

　　“学校不能帮帮他吗？”

　　“怎么没帮？学费全免了，午餐补助也给了。可那点钱不够。”张老师压低声音，“这孩子自尊心强，不肯白拿别人的。有次王老师私下给他塞了两百块钱，他追到家里还回去了。”

　　我点点头，面条在嘴里变得索然无味。

　　睡前，我翻开支教日志，在第一页写下日期和一行字：

　　“抵达清水镇。这里的孩子需要老师，而我需要重新学习如何活着。”

　　窗外的山影黑黢黢的，像沉默的巨人。没有路灯，没有霓虹，只有星星，多得吓人，密密麻麻铺满了整个夜空。

　　我躺在那张硬板床上，第一次在没有周宇的城市记忆里入睡。

　　那一晚，我梦见了山，很多很多的山，而我一直在爬山，爬得气喘吁吁，却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爬到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