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衿上有风》柠檬2004

49、第 49 章 两年前

　　两年前的那个电话，是从很远的地方打来的。

　　林青正在开会。年级组的会议，会议室里坐满了人，空气闷闷的，投影仪的风扇嗡嗡地转。她在笔记本上记着下学期的工作安排，手机忽然震了，屏幕上跳出一个陌生的号码，归属地显示一个她从没去过的地方。她盯着那串数字看了两秒，手指悬在接听键上方，犹豫了。不是因为她不认识那个号码——恰恰相反，她认出了区号，那是陈野支教的地方。他们很久没联系了，久到她以为他已经从她的生活里彻底消失了。

　　她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震动停了。会议继续，年级组长在讲公开课的事，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字迹潦草得自己都认不出来。手机又震了，同一个号码，这次她没有拿起来看，只是把手压在手机背面，掌心贴着冰凉的金属外壳，一下一下地震动，像心跳。

　　会议结束后，她没有跟同事一起下楼。她说不舒服，想坐一会儿。等走廊里的脚步声都散尽了，她拿起手机，盯着那两条未接来电，拇指在屏幕上停了很久。她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不知道自己想不想听。但她还是站了起来，拿起包，走出了教学楼。

　　她去了学校附近的那个公园。

　　公园不大，有一个小小的山坡，坡上种着些叫不出名字的树，半山腰有个亭子，红漆柱子，灰瓦顶，有些年头了，柱子上刻着乱七八糟的字。她来过这里很多次，午休的时候一个人散步，心情不好的时候上来坐坐。今天她几乎是本能地走到了这里，好像这个地方比她的办公室更适合接这个电话。

　　她爬上缓坡，走进亭子，在石凳上坐下来。初秋的风从山坡上吹过来，带着草木干枯的气息。她把腿蜷起来，把包抱在怀里，深吸了一口气，按下了回拨。

　　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那头很安静，然后她听到了陈野的声音。

　　“林青。”

　　就这两个字，她的眼眶就红了。不是因为他叫了她的名字，而是因为他叫出这两个字的方式——像是憋了很久，像是这两个字在舌尖上滚了很多遍才终于说出口，又像是他其实不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只是想听一听她的声音。

　　“嗯。”她应了一声，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

　　沉默了几秒。电话那头传来一阵风声，很大的风声，呼呼地灌进话筒，像有人在旷野里站着。然后陈野开口了，说得很慢，像是每一个字都要用力气才能从喉咙里挤出来。

　　他说他在这里待了快一年了。他说这里很苦，比想象中苦得多。不是吃的苦，不是住的苦，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让人透不过气的苦。他说这里海拔高，空气稀薄，他刚来的时候整整一个月睡不着觉，心脏突突地跳，觉得随时会从胸腔里蹦出来。他说冬天零下二十几度，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糊了一层塑料布，被风吹得啪啪响，孩子们的手冻得像紫芽姜，缩在袖子里不肯伸出来。他说他教六个年级，有时候上完一整天的课，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回到宿舍对着四面空墙，觉得整个人被掏空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是平的，没有抱怨，没有诉苦，就是在陈述一些事实。但林青听出了那种平底下藏着的东西——那是一种巨大的、无处安放的孤独。

　　她想起陈野以前的样子。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意气风发地说要去最需要他的地方。她那时候觉得他太理想主义了，不切实际，甚至有点幼稚。她跟他吵过，说你不能为了理想什么都不管了，那我要怎么办。他没有跟她吵，他只是说，你得让我试试。后来她走了，他真的去了。她不知道他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偶尔从共同的朋友那里听到一些消息，说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但都是三言两语，轻描淡写。没有人告诉她，他过得很苦。

　　“你身体怎么样？”林青问。

　　陈野在电话那头笑了一下。那个笑声让林青心里一紧，因为她听出来了，那不是高兴的笑，是那种不知道怎么回答、但又不想让她担心的笑。

　　“还行吧，”他说，“就是最近头疼得厉害，有时候眼前发黑，以为是高原反应，去检查了一下，医生说是脑部的问题。”

　　林青的心猛地沉了一下。

　　“什么问题？”

　　“说是不太好啊。”陈野的语气还是那样，平平的，像是在说别人的事。“不可逆的损伤，将来可能会慢慢出现认知功能下降，通俗点说就是会变傻，可能会痴呆。”

　　他说完又笑了一下，这次的笑比刚才更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还没来得及荡开就沉下去了。

　　林青握着手机的手开始发抖。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一个字都发不出来。风从山坡上吹过来，吹得亭子周围的树沙沙地响，有几片枯叶落在她的膝盖上，她也没有去拂。

　　“你哭了吗？”陈野忽然问。

　　“没有。”林青说。但她骗不了他，也骗不了自己。眼泪早就掉下来了，一颗一颗地砸在手机屏幕上，模糊了那串陌生的号码。她拼命忍着，不让自己发出声音，但呼吸还是乱了，鼻音还是重了，陈野不可能听不出来。

　　“你别哭。”陈野说，声音忽然软了下来，像是终于卸下了那层平直的伪装。“我告诉你这些，不是想让你哭。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我在这里没有人可以说这些。我跟谁说呢？跟孩子们说？跟他们说陈老师的脑子会坏掉？跟同事们说？大家都很苦，谁不比谁好到哪里去。”

　　他停了一下，像是喘了口气，又像是在犹豫。

　　“我就想到了你。”

　　这句话像一根针，又细又准地扎进了林青心里最软的地方。她哭得更厉害了，整个人蜷在石凳上，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地抖。她想起十九年前站在他公寓楼下的那个下午，想起那辆从她面前骑过去的自行车，想起他文章里写的那句话——“我知道你来过，只是我错过了。”那时候他错过的是她，而现在，她觉得自己也错过了什么，一种她说不上来的、比爱情更重的东西。

　　“陈野。”她终于叫出了他的名字。

　　“嗯。”

　　“你去看医生了吗？好好看，不要拖着。”

　　“看了，看了也没用。医生说这个就是不可逆的，只能延缓，不能治愈。”

　　“那就延缓。”林青说，声音沙哑，但语气忽然变得很坚定，“你多活一天就多赚一天，你知不知道。”

　　电话那头沉默了。过了几秒，陈野说：“好。”

　　风又吹过来了，很大，很冷，吹得亭子旁边的树枝弯了腰。林青把手机换到另一只手上，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泪。她抬起头，透过亭子的檐角，看到远处的天空灰蒙蒙的，有几只鸟从树梢上飞起来，很快就不见了。公园里很安静，没有人上来，只有风声和树叶声，还有电话那头陈野浅浅的呼吸。

　　“林青。”他又叫了她一声。

　　“嗯。”

　　“谢谢你接这个电话。”

　　林青的眼泪又涌上来了。她想说，你不用谢我，我想说，你为什么不早点打给我，我想说，你一个人在那里，谁在照顾你，谁在你头疼的时候给你倒杯水，谁在你害怕的时候跟你说没关系。她想问的事情太多了，多到她的嘴巴跟不上脑子，最后她只说了一句：“你好好吃药，好好吃饭，听到没有。”

　　“听到了。”

　　挂了电话之后，林青在亭子里坐了很久。石凳很凉，凉意透过裤子渗进皮肤，她也没有起来。她把手机攥在手心里，看着远处的天色一点一点暗下去。亭子柱子上的刻字被晚霞映得发红，有人刻了“到此一游”，有人刻了两个人的名字，中间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心。那些字大概刻了很久了，边缘都磨圆了，像是被人摸过很多遍。

　　她想，十九年前她在他的楼下等了一个等不到的人。十九年后，她在半山腰的亭子里接了一个她差点没接的电话。人生好像就是这样，该错过的还是会错过，该接的还是会接。只是她不知道，这个电话之后，他们会变成什么样。

　　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把枯叶从膝盖上拂掉。山坡下的路灯已经亮了，橘黄色的光沿着小路一直延伸到公园门口。她慢慢走下缓坡，脚步声在空荡荡的公园里显得很响。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那个亭子，红漆柱子灰瓦顶，隐没在暮色里，像一个小小的、沉默的句号。

　　她上了车，发动引擎，把车开出停车场。电台里在放一首老歌，她没有关，也没有跟着哼。车窗外的街景一帧一帧地往后退，路灯的光一格一格地打在脸上。她在下一个红灯前停下来，把手放在方向盘上，看着红灯的倒计时一秒一秒地跳。

　　六十秒。五十九秒。五十八秒。

　　她忽然想起陈野文章里的最后一句话。她只读过一次，但每一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像是刻在了骨头里——“我知道你不会回来了。但我还是每天在那个路口多一会儿。”

　　灯绿了。后面的车按了喇叭。林青踩下油门，车子驶入了暮色沉沉的街道。她没有再哭，但眼睛一直是红的，红了一整晚，红到回家的时候沈砚问她是不是感冒了。她说是的，可能开会的时候空调太冷了。沈砚没多问，去厨房给她煮了一碗姜汤，端到床头，看着她喝完才关灯。

　　黑暗中，林青睁着眼睛，听着沈砚均匀的呼吸声，把那个电话号码从通话记录里删掉了。

　　但她知道，她不会忘记。
　　十九年前分开的时候，林青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告别。

　　那时候他们都还在念大学，大四下学期，毕业论文交了，答辩过了，离拿毕业证还有十几天。校园里的梧桐树正是最绿的时候，太阳透过叶子洒下来的光斑在地上晃来晃去，像碎了一地的金子。毕业季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情绪，有人哭，有人笑，有人喝酒喝到凌晨三点在操场上唱跑调的歌。她和陈野坐在图书馆后面的台阶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看着前面的草坪上有人拍毕业照，喊“一二三茄子”，笑声飘过来又散掉了。

　　是林青先开的口。她说，我要回去工作了。陈野说，我知道。她说，你真的不跟我走？陈野没有立刻回答，低着头看自己的鞋，那是一双很旧的白色运动鞋，鞋带换了两次，鞋底磨得快要平了。过了很久，他说，我已经签了那个学校。

　　又过了很久，林青说，那我们就到这里吧。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不小，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比如今天食堂的红烧肉太咸了，比如图书馆四楼靠窗的座位永远被人占着。陈野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激烈的反应，他甚至没有转过头来看她一眼。他只是盯着那双旧运动鞋，喉咙动了一下，说了一个字。好。

　　就这样，他们像两个在站台上等车的陌生人，车来了，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各自拎着行李上了不同的车厢。连挥手告别这个环节都省了，因为谁都没有回头。

　　林青后来很多次回忆起那个下午，试图从记忆里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证明当时的她并不是真的想放手。她想不起来。她只记得那天的阳光很好，好到不像是应该用来分手的天气。她记得陈野穿了一件白色的T恤，领口有点松了，露出锁骨下面一小块晒黑的皮肤。她记得他的手指很长，骨节分明，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像一只安静的蝴蝶。她记得自己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软，走了几步才想起来应该回头看一眼，但她没有。她告诉自己，不能回头，一回头就输了。

　　输给谁呢？她后来想。输给那个倔强的自己吧。

　　那时候她真的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分开。就像很多大学情侣一样，毕业了，各奔东西，刚开始还会打电话发信息，慢慢地联系越来越少，直到某一天翻开通讯录看到那个名字，心里已经没有任何波澜。她觉得他们也会是这样。她有这个信心，或者说，她有这个傲慢。

　　最初的日子确实如她所料。她回到省城，进了一所学校当老师，每天备课上课改作业，日子过得充实而琐碎。她在新的城市里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圈，认识新的同事，学会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去看电影。她偶尔会想起陈野，但那种想念是淡淡的，像隔夜的茶水，还有一点温度，但已经不值得再喝了。

　　可是有些东西是会发酵的。不是那种剧烈的、一下子爆发的化学反应，而是像老面馒头，一点一点地发，从内部开始，等你发现的时候，整个心都已经蓬松了，空洞了，一按就是一个窟窿。

　　她开始在意一些小事。路过一家书店，会想起他最喜欢看什么类型的书。听到一首老歌，会想起他曾经在电话里给她唱过，跑调跑得很厉害，但唱得很认真。吃到一个好吃的橙子，会想起他剥橙子的样子，从中间开始剥，把皮剥成一长条，像一条橙色的蛇。

　　她把这些念头压下去，告诉自己这只是一时的情绪，过去了就好了。可它们像野草一样，压下去又长出来，压下去又长出来，越长越密，越长越疯。

　　她终于意识到，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分开。

　　她开始失眠。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把过去四年的每一个细节都翻出来重新放映。她想他说话时微微歪头的习惯，想他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的样子，想他冬天的时候总是手脚冰凉，她把他的脚夹在自己小腿之间帮他取暖，他疼得龇牙咧嘴但从来不躲。她想起他们在一起做的那些傻事——半夜翻墙出去吃烧烤，被巡逻的保安追了三条街；冬天在操场上堆雪人，堆了一个很丑的雪人，他非说像她，她追着他打了一整个操场；期末考试前在图书馆抢座位，她占了座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在座位上睡着了，口水流了一桌。

　　她想，如果那个时候她知道后来会变成这样，她会不会选择留下来？

　　她不知道。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她的生活表面上没有任何变化。上班，下班，偶尔跟同事吃饭，周末回家看父母。她甚至在一次相亲中认识了一个还不错的男人，对方是个公务员，斯文有礼，条件也不错。她试着跟对方交往了一个月，吃饭，看电影，逛街，做一切正常情侣会做的事。但她心里清楚，她只是在执行一套程序，像一台机器，按下了按钮就会运转，但不会因为运转而感到快乐。那个男人也感觉到了，礼貌地退出了。她松了一口气，同时又觉得自己很可悲。

　　她去了陈野的城市。那是分开后的第三个月，她坐了很长时间的公交车，去看他。她找到了他住的那栋老公寓，在楼下站了很久，看到了那只花猫，看到了那个倒垃圾的老大爷，看到了楼道里昏暗的灯光。她没有上去。她在心里跟自己做了一个约定——如果他刚好从那条路上走过来，如果他在看到她的时候露出惊喜的表情，她就什么都不要了，她就留下来。

　　他没有来。

　　她在那条路上站了很久，久到风把她的嘴唇吹裂了，久到她的手指冻得发红发紫。她等到的只有一辆公交车，一个倒垃圾的老大爷，一只睡不醒的花猫。她转身走了，走的时候没有回头，但她的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不是一下子碎的，是慢慢碎的，像冰面上裂开的第一道缝，细而深，看不见，但水已经开始渗进去了。

　　回到省城之后，她做了一件很彻底的事情——她换掉了手机号码。不是因为恨他，是因为她怕自己忍不住打电话给他。她太了解自己了，她知道自己喝醉了酒会做什么事，知道自己脆弱的时候会做什么事，知道自己在某个失眠的深夜会按下那个熟悉的号码。她不想让自己有这个机会。

　　她开始认真地和沈砚接触。沈砚是她同事的朋友，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他跟陈野完全不一样。陈野是热烈的，像一团火，靠近了会觉得温暖，但稍不注意就会被灼伤。沈砚是温的，像一杯刚好可以入口的白开水，不烫嘴，不寡淡，喝下去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不喝会觉得渴。她跟沈砚在一起的时候，心里很平静，没有那些翻江倒海的波澜，没有那些让人喘不过气的患得患失。她以为自己需要的正是这种平静。

　　后来她才知道，平静也是一种奢侈。只是那时候的她，还没有能力分辨什么是真正的平静，什么是心死之后的寂静。

　　结婚那天，她穿着白色的婚纱站在酒店的宴会厅里，面前是鲜花，是香槟，是两百多位宾客的掌声和祝福。沈砚站在她对面，穿着黑色西装，打着领结，脸上带着那种他一贯的、不太擅长表达但很真诚的笑容。她看着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陈野说过的一句话——“你穿白裙子最好看。”那是大一的时候，她穿了一条白色的碎花裙，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像两颗星星。她站在婚礼的舞台上，心里想的却是那个已经很久没有联系的人。她觉得自己很混蛋，但她控制不住。

　　那天晚上，宾客散尽，沈砚在浴室里洗澡，她一个人坐在床边，打开了一个很久没有登录过的邮箱。收件箱里有几百封未读邮件，大部分是广告和垃圾信息。她翻了很多页，翻到了陈野发来的最后一封邮件。那是一封很短的邮件，只有一句话：“你换了号码？我找不到你了。”

　　发送时间是三年前。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眼泪无声地流了满脸。她没有回复，点了退出，清空了收件箱，然后关掉了邮箱。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登录过。

　　她以为，把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切断了，把所有的回忆都埋进了一个看不到的角落，她就可以彻底翻篇了。她以为，婚姻会像一道厚厚的门，把过去关在外面，把安稳留在里面。她以为她做到了。

　　她确实做到了。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她当了母亲，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她的生活被孩子的哭声笑声、学校的教案会议、家庭的柴米油盐填得满满当当，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哪还有时间去想一个早就从她生命里消失的人？她真的很少想起陈野了。一年也许一两次，在某个特定的日子，或者某个突然的瞬间，那个名字会毫无征兆地从记忆深处浮上来，像水面下的鱼，冒个泡又沉下去了。她不会刻意去追，也不会刻意去躲，就是让它自然而然地来，自然而然地走。她觉得这样很好，像一个痊愈的伤口，不疼了，只剩一道淡淡的疤，不影响任何功能。

　　直到那个电话打来。

　　两年前的那个下午，她从会议室出来，一个人走到公园的半山腰，在亭子里坐着，回拨了那个从远方打来的号码。电话那头，陈野说他脑子里的损伤是不可逆的，说将来可能会痴呆。她哭了。她哭得很厉害，整个人蜷在石凳上，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一耸一Q耸地抖。她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哭过了，上一次哭得这么厉害，还是十七年前她站在那栋老公寓楼下、转身离开的时候。她总以为他会勇敢一点主动一点，但分手是林青提的，分手的锅永远是林青的了。

　　那个电话像一根针，戳破了她用十几年时间吹起来的气球。气球破了，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层薄薄的橡胶皮，瘪瘪地躺在地上，提醒她，那些她以为已经消失的东西，其实一直都在。

　　后来他们重新加上了微信。说是加微信，其实更像是陈野在单方面地、小心翼翼地靠近。他从来不问敏感的问题，不说越界的话，甚至不怎么主动找她。偶尔发一条消息，也是那种客客气气的、不带任何情感色彩的问候——“最近怎么样”“天冷了多穿点”“你手术恢复得还好吗”。每一句话都像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她能看到他，他也能看到她，但谁都没有力气把那层玻璃打碎。也许是因为不敢，也许是因为不知道碎了之后，那边是路还是悬崖。

　　不止一次。每一次都是在某个深夜，她翻看了他们的聊天记录，看到了他说自己会变傻、会痴呆的那段话，看到了他说“你就当可怜一个将来会变成傻子的人”那个笑脸表情，然后她的手指就不受控制地点进了删除菜单。确认，删除，清空，一气呵成。做完之后她会有短暂的解脱，像戒掉了一种瘾，觉得自己终于做对了。但过不了多久，那股瘾又会回来，不是因为她离不开陈野，而是因为她离不开那种感觉——那种被人放在心上的感觉。这种感觉让她恶心，因为她知道自己在沈砚那里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爱，她不应该再从另一个人那里偷偷索取。但她就是控制不住，就像明知道糖吃多了会蛀牙，还是忍不住一颗接一颗地往嘴里塞。

　　她想起陈野分享过的那篇文章。不是他后来写的那篇《禾心》，而是更早的一篇，写在他刚去支教的时候。她记得里面有一段话，写的是他一个人在山里的夜晚——“这里的夜很黑，黑到什么也看不见。但我还是会关掉灯，在黑暗里坐一会儿。不是因为喜欢黑暗，是因为在黑暗里，我才能感觉到自己还在。”

　　她当时看完这段话，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闷了很久。她想回他一句什么，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反反复复好几次，最后什么都没发。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说“你要照顾好自己”？太轻了。说“我心疼你”？太重了。说“我一直记得你”？太假了，因为她确实没有一直记得他，她只是在某些瞬间记得他，在那些她以为自己已经痊愈、其实从未愈合的瞬间。

　　十九年了。从他们分开的那个阳光很好的下午，到现在。十九年，足够一个婴儿长大成人，足够一棵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足够一栋老房子从新变旧、从旧变危房、从危房变成一堆瓦砾。十九年，她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做了两次手术，从年轻教师变成了骨干教师，从少女变成了母亲。十九年，陈野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大学毕业生，变成了一个脑子不可逆损伤、将来可能会痴呆的人。

　　她想，如果他们当初没有分开，一切会不会不一样？她不知道。也许不会。也许他们会吵架，会冷战，会在某个同样阳光很好的下午再次分开。也许她会跟着他去支教，然后在高原反应和艰苦条件中后悔自己的选择，然后在某个同样失眠的夜晚想起沈砚那盒薄荷糖的味道。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而结果就是——她在这里，他在那里，中间隔着十九年的时光和一千多公里的距离，还有一道她删了又加、加了又删的蓝色对话框。

　　她现在终于明白，十九年前分开的时候，她以为那是一次简单的告别，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以为她会在新的生活里忘记旧的伤口。但她不知道的是，有些伤口是不会愈合的，它们只是被新的生活盖住了，像用一块漂亮的桌布盖住一张破旧的桌子，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但桌腿上的裂缝一直都在。她更不知道的是，有些人不会因为你不联系了就消失，他们会住在你心里的某个角落，平时不说话不出声，像个安静的房客，你以为他已经搬走了，直到某一天，他敲了敲你的心门，说，我还在呢。

　　她最后一次删掉陈野的QQ，是在手术后的那第二个月。那天她坐在床边，手指按着那个蓝色的图标，看着屏幕上弹出来的确认框——“删除好友后将删除该好友的聊天记录，并从好友列表中删除对方？”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久。她想起了很多事情，想起了那个阳光很好的下午，想起了Q那栋老公寓楼下的花猫，想起了半山腰亭子里的那通电话，想起了他说“我就想到了你”时她的眼泪，想起了他文章里的最后一句话。她想起了所有。

　　然后她按下了确定。

　　这一次，她没有再后悔。不是因为不在乎了，恰恰相反，是因为太在乎了。在乎到她知道，如果再留着这条线，她永远都无法真正回到自己的生活。在乎到她知道，每一次陈野发来消息，她心里那些被压了十九年的东西就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淹没她好不容易建起来的堤坝。她需要那堵堤坝。不是为了挡住陈野，是为了挡住那个在老公寓楼下站了一个小时、却始终没有勇气走进去的、十九年前的自己。

　　手机桌面上的QQ还在那个角落里，灰色的图标，像一扇关上了的门。她知道门后面没有人了，没有消息，没有那个蓝色头像，没有那句“你就当可怜一个将来会变成傻子的人”。一切都干净了。她握着手机，感觉掌心传来的温度，想起沈砚在医院里对她说的那句“我在外面等你”。

　　她忽然觉得，也许这就是答案。十九年前她在等一个不会来的人，十九年后她在等一个永远会在外面等她的人。不是所有的等待都会有结果，但有些等待，从一开始就不需要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