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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10节:婚礼上的王琼与被封印的带子 肖遥啊肖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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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遥啊肖遥,你丫就是个天生的悲剧命。这是胖子在九四年秋天对我说的原话。那时候,胖子正紧锣密鼓地筹备他的婚礼。作为他在这世界上唯一的“战友”,我除了要在婚礼上帮他挡酒、挡烟、挡那些伴娘的刁难,还得负责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他在那儿感慨“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胖子的媳妇儿叫任娟,是个教音乐的,长得珠圆玉润,一看就是那种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主儿。婚礼办得极尽铺张,在滨江市当时最好的一家饭店里,几十桌宾客闹腾得能把房顶给掀了。就在那天,我认识了王琼。
王琼是任娟的同事,生得开朗大方,眼神里透着一股子北方姑娘少见的灵动。她不像温静那种闷葫芦,她是那种一开口就能把气氛炒热的热心肠。因为胖子的关系,我们很快就熟络了起来。
那段日子,王琼成了我生活里唯一的彩色。她好吃,每天下班就缠着我,让我买一堆奇形怪状的小食品,拎到我那个冷冷清清的小屋里,一边咯吱咯吱地嚼着,一边逼着我看那些租来的影碟。她甚至还会拿一些那种充满了洋味的CD,非要跟我探讨什么格莱美。我看着她在那儿蹦蹦跳跳,心里偶尔也会恍惚,觉得这种日子虽然谈不上什么“荡气回肠”,但好歹能让我暂时忘了那双干燥冰冷的手。
直到那天下午,这种平衡被彻底打破了。
我买了一袋子话梅和薯片,刚上楼还没推门,就听见屋里传来了刘铮那沙哑得跟砂纸磨铁似的吼声:
“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那感觉就像是自己最隐秘的一块伤疤,被人突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撕开了。我冲进屋,看见王琼正蹲在我的音响前,一脸兴奋地鼓捣着那盘被我藏在柜子最深处的磁带。
“你干什么!”我发疯似的喊了一句,声音大得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
王琼被我吓得手一抖,那带盒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我冲过去,猛地按下了停止键,苍凉的歌声嘎然而止。屋子里陷入了一种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王琼急促的呼吸声。我低头把那盘磁带取出来,小心翼翼地塞进盒里,那一瞬间,我的手在发抖。
“以后别乱翻我东西。”我把磁带重新锁进柜子里,语气冷得像是在宣读一份起诉书。
“怎么了呀?”王琼终于回过神来,噘着嘴,眼里满是委屈,“不就是盘破磁带嘛,谁稀罕听,那嗓子跟破风箱似的,难听死了。”
我平静了下来,点燃了一根烟,无力地靠在沙发上。看着王琼在那儿委屈地含着话梅,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索然无味。我想告诉她,那不是破磁带,那是我的命,那是我十八岁那天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所有交代。但我没说。我知道,跟王琼解释刘铮,就像跟一个素食主义者解释杀猪菜的魅力一样,纯属徒劳。
年末的时候,我终于拿到了法职,成了正式的助理检察员。穿上制服的那一刻,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张脸已经比大学时圆润了点,眼神也变得更深了。我不再是那个在火车站扔砖头的混蛋,我是滨江市司法战线上的一颗螺丝钉。可每当夜深人静,王琼不在的时候,我还是会盯着那个柜子发呆。
胖子说温静生了个男孩,阳阳。听着这名字,我想起温静当年在夕阳下的侧影,心里又是一阵钝痛。我喝多了,吐得一塌糊涂,王琼拍着我的背,问我会不会娶她。
我闭着眼,嘴里吐着酸水,冷冷地说了一句:“不会。”
王琼笑了,那笑声里带着一种让我心惊的看透。她说她不逼我。可我知道,这滨江市的雪还没落下来呢,我们之间的这点儿暖气,怕是也快要烧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