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晨听昏》风若有夏

3、番外|陈屿视角 陈

　　陈屿·番外：灰烬与晴
　　1

　　我知道家里要出事，比电话来的要早。

　　父亲的声音在电话里很疲惫。他跟我说没事，订单只是推迟，资金还能周转。可我听见他咳嗽，听见妈妈在电话那头的叹息，听见……很远之外的要债声。

　　凌晨三点，我站在阳台。

　　香港睡了，货柜码头的灯亮着，灭了，又亮。

　　我算了算时间，父亲说那些话的时候，我刚拿到数学竞赛的奖杯。铜的，很重，我把它放进书架最下面，和用不上的旧书放在一起。

　　有些东西不能一起存在。奖杯和病危通知，十七岁和破产。你得选一个。

　　我选了病床那边。

　　2

　　第一次看见林枫，是在图书馆外面。雨下得很大。

　　他抱着书包站着，帆布鞋边湿了一圈。他不看表，也不张望，只是看雨，看得很认真。那是一种特别的安静，和周围躲雨的人不一样。

　　我有伞。我说一起走，顺路。

　　我也不知道哪门子的顺路，想顺就顺了。

　　他点头，走进伞下。我们的胳膊挨在一起，随着走路的姿势来回摩擦。

　　路上他没说话，我也没。

　　到美孚邨楼下，雨小了。我把伞给他。不等他回答，我转身跑进雨里，白衬衫湿了，贴在背上，很凉。

　　跑过一个街口，我停下回头看。他还站在楼门口，握着那把黑伞。

　　为什么要把伞留给他呢？

　　分明雨还在下着，到家的是他，不是我。

　　在那一刻，我想把伞留给他，我想和他产生交集。

　　哪怕只是次日归还伞时，他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我说“谢谢”的交集。

　　我也愿意。

　　那晚我梦见雨。梦里只有我一个人撑伞，风很大。然后有人握住伞柄——是他，他没说话，只是那样握着。雨就停了。

　　我醒来，凌晨三点四十一分。手机亮着，母亲发了短信：“已转普通病房。勿忧。”

　　我盯着“勿忧”两个字，直到屏幕暗下去。

　　3

　　我开始看他。

　　他坐第五排中间，我坐第三排靠窗。他听课很认真，笔记写得整齐，字很清秀。

　　数学课讲一道几何题。我早就解完了，转着笔等下课。余光里，他在草稿纸角画了什么。我仔细看，是一种很少见的辅助线画法。

　　下课铃响，我走过他座位：“这方法哪里看的？”

　　他抬头，眼睛里有茫然，耳朵慢慢红了：“乱想的。”

　　“想得对。”我说，“理论上可以。”

　　他看着我，像在确认我不是开玩笑。然后嘴角动了一下，很小，很快就没了。

　　但我看见了。

　　4

　　我约他看《阿飞正传》。说录像带店老板推荐的，其实那张碟我早就看过三遍，台词能背下来。

　　他来我家，背着一个洗得发白帆布包。坐下后双手放在膝盖上，很规矩。我按下播放键，片头音乐响起时，我忽然紧张。怕他觉得闷，怕他看出什么，怕他知道我只是想有个人一起待着。

　　电影看到一半，我睡着了。连日的失眠像潮水般涌上来，我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不要靠到他肩上。

　　醒来时，果不其然，我的头靠在他肩上。他的体温透过校服传过来，是温的。当然也不能是凉的。

　　我一动不动，假装还在睡。他的呼吸很轻，很匀。洗发水的薄荷味，和他身上干净的味道混在一起。

　　电视里，张国荣在说：“一九六零年四月十六号下午三点之前的一分钟你和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住这一分钟。”

　　我在心里说：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二日下午四点二十分，我和你在这个房间。这一分钟我会记住。

　　但记忆会骗人。也许不是四点二十分，也许根本没有一分钟。可我记得他校服上阳光晒过的味道，记得他肩膀的弧度，记得我睁眼时，看见他停在半空的手，正要落下，又收回去。

　　那时我知道了，有些事控制不住了。

　　5

　　我开始制造“顺路”。

　　放学等他，说我也往美孚方向。其实荔枝角在另一边，我要多走二十五分钟。经过报刊亭，我买《电影双周刊》，指着王祖贤问他：“这片子不错，看了吗？”

　　他说没。

　　我说改天一起看。他说好。

　　那个“好”字很轻，我回去的一路都在想。

　　经过便利店，我买了一支和他用的一模一样的笔，淡蓝色，笔杆上笔杆有细小的磨痕。我用它写数学题，写出来的字都变温柔了。

　　体育课他跑三千米，我在终点等。他冲过来时脸很红，喘得厉害。我递水过去，他接过，手指碰到我的。很烫。

　　“谢谢。”他仰头喝水，喉结滚动，汗水顺着脖颈流进衣领。

　　我说不用谢。

　　转头去小卖部买了两支可乐，插上吸管给他一支。我们坐在操场边的长椅上，看夕阳沉下去。他没说话，我也没。

　　那种沉默是满的，像一杯水，晃一下就会溢出来。

　　6

　　生日前一周，妈打电话来，声音是压不住的疲惫：“阿屿，下个月……你得回来。”

　　我说我知道。

　　“厂里的事，还有医院……妈一个人实在……”

　　“我知道。”我说，“学期结束就回。”

　　挂了电话，我在阳台站了很久。仙人掌又长高了，刺很硬。我伸手碰了碰，指尖传来微弱的疼痛感。

　　生日那天，林枫来了。他带来的礼物是枪花的《Use Your Illusion I》。我拆开时手都是抖的，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我喜欢这个，我从来没说过，只是有一天下午，哼过一句《November Rain》。

　　“猜的。”他说着眼睛看别处。

　　蛋糕是我自己做的，奶油裱花歪歪扭扭。他吃了一整块，说好吃。我知道这是谎话，但那谎话很甜，甜得我不想拆穿。

　　电影看到一半，外面下雨了。雨点砸在玻璃上，像某种倒计时。

　　我知道时间到了，该说了。关于离开，关于深圳，关于ICU一天八千的费用和再也发不出工资的工厂。

　　还有关于我，关于他，关于那些没说出口的、可能永远也没机会说的话。

　　“林枫。”我叫他名字。

　　他转过头，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很亮。我在那里面看见自己的倒影，很小，很模糊。

　　我说我下个月要走了。把一切都告诉他，像在宣读一份判决书。

　　每说一句，他眼里的光就暗一分。到最后，那里面只剩下一种近乎残忍的清醒。他在计算，计算这场灾难的重量，计算自己能承担多少。

　　而我在这时才突然意识到，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把我的火场指给他看，然后问他要不要进来。

　　他怎么可能进来？他是对的。他应该跑，应该离我越远越好。

　　可当他真的说“别说”，真的站起来，真的拉开门冲进雨里时——

　　我觉得那把火，终于烧到了我自己身上。

　　7

　　十点的火车，我八点就到了。站在月台上，看人来人往。每有一个人从入口进来，我的心就跳快一拍。然后不是他，心跳落回去，像石头沉进井底。

　　九点半，我给他家打电话。响了三声，挂了。我不知道要说什么。说“你来吗”？还是说“别来了”？

　　九点五十，广播开始催促。我盯着入口，眼睛发酸。我想象他跑过来的样子，书包在背后颠簸，头发被风吹乱。他会喘着气说“对不起我来晚了”，或者什么也不说，只是看着我。

　　但入口始终空着。

　　最后一遍广播响起，我转身走向车厢。找到座位，靠窗坐下。火车开动，香港在窗外后退，变成模糊的色块。

　　我掏出那支淡蓝色的笔，在车票背面写：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午十点零三分，火车开了。你没来。

　　把车票折成很小的方块，放进钱包夹层。

　　它会一直在那里，和那些过期的电影票根一样，成为我身体里另一块不会愈合的伤口。

　　8

　　到深圳是下午。妈在医院门口等我，她瘦了很多，鬓角多了很多白发。她看见我，想笑，嘴角却往下垮。

　　“回来就好。”她说。

　　我跟着她上楼，穿过消毒水气味的走廊，推开病房门。爸躺在那里，身上插满各种管子。他睁开眼，看见我，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我在床边坐下，握住他的手。爸的很凉，皮肤松弛。这个曾经能扛起整个家的男人，现在轻得像一张纸。

　　“爸。”我说，“我回来了。”

　　他眨眨眼，一滴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渗进枕头里。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过夜。窗外是深圳的夜景，霓虹灯牌林立，工地塔吊上的灯像红色的眼睛。这个城市在疯狂生长，而我的家正在枯萎。

　　我拿出林枫送的那张打口碟，没有机器，我只是看着封面。枪花乐队的logo张牙舞爪，像某种愤怒的宣言。我把碟片贴在胸口，塑料盒的棱角硌着肋骨。

　　后来我睡着了，梦见香港的雨。雨很大，我和林枫挤在同一把伞下。他说：“伞给你，深圳也会下雨。”

　　然后他松开手，跑进楼道里。

　　那是第二次，我想把伞给他，想用这样一个好笑的举动来换一个次日的短暂交流，哪怕只是一个眼神。

　　可他拒绝了。

　　他拒绝了。

　　凌晨三点，我从梦中惊醒，浑身冷汗。我走到窗边，看自己的倒影。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要开始学习如何与火共存。

　　9

　　时间被切成碎片，在医院、工厂、学校之间来回。

　　父亲三个月后出院，日子再也回不到从前。厂子没保住，机器当废铁卖了，还了一部分债。剩下的，母亲用老家的房子抵了。

　　我在深圳中学读高三。同学说带口音的普通话，聊我不懂的明星。我坐教室最后一排，靠窗，看外面灰沉的天。这里的天和香港不一样，更低，更沉。

　　我开始懂一些事。

　　懂林枫为什么不要我说。

　　那时我把我的火场给他看，用十七岁能想到的最直接的方式——把我的灾难摊开，把我的无力摊开，问他：这样的我，你还要不要？

　　他怎么能要？

　　十七岁的爱情该是什么样？是放学一起喝汽水，是周末一起看电影，是为一道数学题争，是在日记本上写名字。

　　不该是ICU一天八千，不该是银行催债，不该是一句“我得回去灭火”。

　　我要给他的，是一个还没开始就要被压垮的未来。他不要，是对的。

　　他比我更早看清这件事。

　　10

　　第一张明信片是我到深圳两个月后寄的。

　　我一个人去世界之窗，站在小的埃菲尔铁塔下，看周围拍照笑着的人。太阳很大，晒得人晕。我买了一张明信片，在背面写：这里下雨了。

　　其实没下雨。但我觉得该下雨。

　　寄的时候想，如果他回，哪怕回一个字，我就……

　　就怎样？

　　我不知道。我能怎样？父亲要定期检查，母亲一天打三份工，债还有大半没还。我的未来钉在这里，钉在病床边，钉在账本上，钉在这个我又熟又生的城市。

　　他没回。

　　第二张是锦绣中华。我坐在假的苏州园林里，看假山流水。有个女孩让我帮她拍照，镜头里她笑得很甜，拍完后她跟我说谢谢。

　　我把明信片放膝盖上，写：一切安好，勿念。

　　这次加了“勿念”。像说给他听，也说给我自己。

　　不要念。念了没用。

　　他还是没回。

　　第三张是深大。我去参加招生咨询，走在学校里，看抱书经过的年轻人。他们说考研、社团、恋爱，那些正常十八岁该说的事。

　　我坐在草地上，写：要考试了，加油。

　　这次是真话。加油。我们都得加油，在各自的人生里。

　　11

　　新年那晚，我拨了那个背了很多遍的号码。

　　电话通了，我听见他的声音：“喂？”

　　我说：“林枫。”

　　他说：“新年快乐。”

　　我说：“新年快乐。”

　　很平常的话，像两个普通同学。我问香港有烟花吗，他说有，他没去看。我问为什么，他说人多。

　　然后我说：“我……”

　　他说：“我要去洗澡了。我妈在催。”

　　电话挂了。

　　我拿着听筒，听着嘟嘟声，很久才放下。窗外有人放鞭炮，噼里啪啦，很热闹。母亲在厨房煮饺子，叫我吃饭。

　　我走过去，坐下。饺子很烫，我咬了一口，汁水流出来，烫到舌头。

　　母亲问：“和谁打电话？”

　　我说：“同学。问作业。”

　　她说：“多吃点，你瘦了。”

　　我说好，低头吃饺子。一个接一个，往嘴里塞。吃到第十个，眼泪掉进碗里。

　　我懂了第二件事。

　　懂他为什么不来送我。

　　他不是不想来。是不敢来。

　　火车站是什么地方？是分开，是眼泪，是抱，是“我会等你”，是“到了写信”，是“放假就回来”。

　　可我们之间，没有“我会等你”的资格，没有“到了写信”的空，没有“放假就回来”的可能。

　　我来深圳，不是读书，是来填坑的。这坑多深，要填多久，我不知道。也许一年，也许三年，也许一辈子。

　　他如果来了，我们能说什么？说“保重”？说“常联系”？然后看着我上火车，消失在人群里，回到这个泥坑？

　　那不如不来。

　　不如让一切停在那场雨里。停在我没说完的话，停在图书馆外面初遇的那把伞。

　　至少那样，记忆还是干净的。

　　12

　　父亲的身体慢慢好，债一点一点还。我考上深大，选了国际贸易——最实在的选择。下课去批发市场帮忙，学怎么看货，怎么谈价，怎么分真假汇票。

　　大二那年，家里还完了最后一笔债。母亲抱着我哭，说阿屿，苦了你了。

　　我说不苦。真的，不觉得苦。当你每天为活着而挣扎，是没空觉得苦的。苦是奢侈品，要心有力气去感觉。

　　我没有那个力气。

　　我开始收女生的信，同班的，隔壁系的。有个女孩很坚持，每天在图书馆帮我占座，给我带早餐。她眼睛大，笑起来有酒窝。她说：“陈屿，你总是一个人，不孤单吗？”

　　我说不孤单。

　　她说：“你骗人。你眼睛里都是孤单。”

　　我没说话。低头看书，书上的字在晃。

　　后来我答应试试。我们像所有学校的情侣一样，一起上课，一起吃饭，周末一起看电影。她喜欢看爱情片，看到催泪情节就靠在我肩上哭。她会问我，看到电影里的主人公因为各种因素而不得不分开，你没有什么感觉吗？

　　我说没有。我不知道该有什么感觉。

　　难道像她们一样，被剧情感动的流几滴眼泪才算正常的反应吗？

　　可我没有泪。

　　大三那年，她提了分开。

　　她说：“陈屿，你人好，对我也好。可我觉得，你心里有个地方，我永远进不去。”

　　我说，对不起。

　　“不用对不起。”她摇了摇头，“你能告诉我吗，那个地方……有谁？”

　　我看窗外，梧桐叶子正一片片往下掉：“一个……借过我伞的人。”

　　她愣了，然后笑了。笑意从嘴角漾开，在眼底碎成一片晶莹的水光。“原来是这样。那……祝你们好。”

　　我说，谢谢。

　　她走了。我坐着，喝完那杯早已冷透的咖啡。起身时，玻璃窗上映出我的影子。二十岁，脸庞的线条不知何时已硬得硌手，眼神静得像深夜熄了灯的湖。

　　那个借过我伞的人，现在在哪？在做什么？会不会，也在哪个寻常的下午，被一杯咖啡勾出往事，忽然想起我？

　　我不知道。也不该知道。

　　13

　　大学毕业后，我开了自己的贸易公司。从华强北两个不到三平米的柜台开始，像蜗牛驮着重壳，一点一点挪。挪到有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有了五个愿意跟我熬夜的伙计。我每天做十四小时，接单，跑工厂，见客户。累了就在办公室那张起球的旧沙发上蜷着睡，醒了用凉水抹把脸，继续。

　　钱一点一点赚，生活一点一点好。买了房，买了车，母亲不用打三份工，父亲能安心养病。所有人说，陈屿，你熬出来了。

　　只有我自己知道，没有。

　　我心里那个地方，还空着。那个地方不大，刚能放下一个人。那个人站在雨里，握着我的伞，说谢谢。那个人坐我旁边，肩膀挨着肩膀，一起看片。那个人在电话里说，我要去洗澡了，然后挂了电话。

　　七年了，两千五百多个日夜。那个地方一直空着。

　　有时深夜加班，我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看深圳的夜。灯火浩瀚如星海，楼宇生长得疯狂，这座城市比我初来时庞大了何止数倍。

　　我常会想，香港现在是什么模样？弥敦道的人潮还那样摩肩接踵吗？那家冰室还在吗？图书馆外那条长长的廊檐，落下的雨，是否还和记忆里一样，织成一张喧哗又寂静的网？

　　想完，自己便觉可笑。七年了，沧海都能换了桑田，何况一座城。

　　可为什么，每次想起他，心口那块早已结痂的旧伤，还是会泛起一丝细密而真切的疼？

　　14

　　1999年底，我来香港看电子展。展期三天，我看两天。第三天下午，我打发助理先回深圳，说自己还有事要办。

　　其实没事。我只是想在这座城市里多待一会儿。

　　傍晚，我走到半岛酒店。开了房，站在窗前看维港。夕阳正沉沉下坠，把天空和海面烧成一片金红。灯火次第亮起，像谁打翻了一匣宝石。游船划过水面，拖出长长的、碎金般的涟漪。

　　我拿出手机，翻到那个号码。七年了，我换过三次手机，这个号一直存着。没打过，只是存着。

　　现在，我想拨出去。

　　手指放在拨号键上，久到窗外的灯都亮透了，才按下去。

　　嘟——嘟——嘟——

　　“喂？”是他的声音。

　　“林枫。”我说。

　　“陈屿？”

　　“是我。”我说，“我在香港。”

　　我能听见他那里隐约的背景音，和他放轻了的、有些急促的呼吸。

　　“能见一面吗？”我问，“我在尖沙咀，半岛酒店。”

　　他说好，现在过来。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望着窗外。天全黑了，维港的灯光秀开始了，楼宇的外墙次第亮起绚烂的图案：1999，2000，新年快乐。

　　新年，真的会快乐吗？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七年前卡在喉咙里、最终滚落回心底的那句话，今夜必须有一个落处。

　　无论那落处是深渊，还是土壤。

　　15

　　我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走出酒店，冷风劈头盖脸袭来，我才惊觉背上的衬衫已被冷汗浸透，冰凉地贴在皮肤上。沿着弥敦道漫无目的地走，灯火璀璨，人声熙攘，一切都与我无关。路过那家冰室，早已打烊，锈迹斑斑的卷闸门上贴满了招租的告示。

　　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们并排坐在里面狭窄的卡座。他点红豆冰，我点冻柠茶。玻璃窗上蒙着冰雾，他用指尖在上面画一个笑脸，我也画一个。两个简单的笑脸挨在一起。

　　走到尖沙咀码头，我停下。带着咸腥味的海风扑面而来，吹得人透心凉。维港的灯火倒映在漆黑的水面，被波浪揉碎成流动跳跃的金箔。远处，不知是谁在庆祝，烟花一朵朵升空，炸开，绚烂夺目，宣告着新一年的来临。

　　新的世纪就要来了。

　　可我的时间，仿佛被永远困在了七年前图书馆外的那场大雨里。他抱着书包，缩在檐下，鞋尖已湿了一片。我说：“一起走吧。” 他点点头，默默走入我的伞下。

　　如果那时没有递出那把伞，如果没有约那场电影，如果生日那晚没有说那些蠢话……

　　现在的我们，会不会都能过得轻松一些？

　　不知道。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冷硬的结果。

　　16

　　擦干身体，穿上睡袍，倒在床上。关灯，闭眼，睡意却毫无踪影。脑海里全是他的模样。他说“不知道”时微微躲闪的眼神，他咬住下唇时泛白的齿痕，他眼中那些挣扎的、痛苦的光芒。

　　我想，这辈子，大概是忘不掉了。

　　枕头边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拿起来，是一个陌生的香港本地号码。这么晚了，会是谁？

　　接起：“喂？”

　　“是我。”

　　是他的声音。在颤，带着未散的湿意，像是哭过，又像是被夜风吹透了。

　　“我想好了。” 他说，“如果你再问一次……我的答案是，好。”

　　我愣住了。耳边嗡嗡作响，脑中一片空白。

　　“七年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 他继续说着，语速快了起来，像决堤的水，“陈屿，我喜欢你。从你借我伞那天开始，一直，一直喜欢你。”

　　握着手机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喉咙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眼眶发热，视线迅速模糊。七年，两千多个日夜的等待与煎熬，在我已经放弃，在我已经决定将一切封存于昨日的时候，这句话，却隔着电波，穿过了七年时光，重重砸进我心里。

　　“你在哪？” 我问。

　　“尖沙咀，码头。”

　　“等我。” 我说，“别挂电话，等我。”

　　掀开被子，抓起外套就向门外冲。拖鞋没换，睡袍的带子松垮地拖着，头发还在滴水。冲进电梯，疯狂按着一楼的按钮。镜面墙壁映出我此刻的狼狈，我却忽然扯动嘴角，笑了起来。

　　像个疯子。

　　可那又怎样？我等了七年，想了七年，几乎疯魔了七年，不差这最后一刻的疯狂。

　　冲出酒店，拦下一辆的士。司机看着我的装束，欲言又止。我说：“尖沙咀码头，快！” 车子发动，窗外的夜景飞速倒退，而我的心跳，擂鼓般撞击着胸腔，又快，又重，又疼。

　　到了码头，扔下钞票，推门下车。冷风灌进睡袍，激起一阵战栗。然后，我看见了——他站在那个红色的老旧电话亭里，手里握着话筒，脸贴着冰凉的玻璃，正望着我。

　　隔着一条清冷的街，隔着七年漫长的光阴，我们就这样对望着。

　　“我到了。” 我说，声音哽在喉头。

　　“我看见了。” 他说，隔着听筒，我仿佛能看见他呼出的白气。

　　“你再说一次。”

　　“陈屿，我喜欢你。”

　　我笑了，眼泪奔涌而出，滚烫地淌过脸颊。七年，两千多个日夜，终于等到了。不是“对不起”，不是“不知道”，而是“我喜欢你”。

　　如此简单，如此艰难。

　　挂了电话，我跑过去，推开电话亭那扇窄小的门。里面空间局促，两个人站进去，几乎呼吸相闻。他脸上泪痕未干，眼睛和鼻尖都红红的。

　　“七年。” 我开口，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手指颤抖着，极轻地碰了碰他冰凉的脸颊，像触碰一个易碎的梦，“我等了七年。”

　　“对不起……” 他哽咽着，新的泪水又涌出来。

　　“不用说对不起。” 我一把将他拉进怀里，手臂紧紧环住，用力到能感受到他胸膛下那同样剧烈、慌乱的心跳，和我的共振着。“这次，不准再逃了。”

　　“不逃了。” 他把脸深深埋进我的肩窝，声音闷闷的，带着湿意，“再也不逃了。”

　　我捧起他的脸，吻了上去。这个吻带着泪水咸涩的味道，和积压了七年、未曾说出口的爱意。他闭上眼睛，生涩而颤抖地回应。

　　电话亭外，维港两岸的灯火，正一盏一盏，有序地熄灭。而天际线处，已隐隐透出一线薄薄的、属于新世纪的微光。

　　新的一天来了。

　　新的世纪，也来了。

　　我想，这次，我们终于握紧了彼此的手。

　　再也不会错过了。